第2章 荣氏简史：纺织与制粉企业发展史
荣家经营纺织和制粉企业六十年
李国伟
一
我开始参加荣家在汉口所办的福新企业组织，是在1918年。我原在唐山工学院学土木工程，毕业后，到陇海铁路任徐州分段的副工程师，后调陇海总工程局设计工程司。那时第一次欧战告终，英美帝国主义国家暂时放松了远东市场，还没有卷土重来。日帝乘战事机会，蓄意攫取东方霸权，而限于国力和机器设备的生产赶不上它国内的需求，一时还不能高速拓展。这样，就为中国民族工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我国国内很多纺织和制粉工厂都是在这个时期创立的。无锡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和无锡从事纺织和制粉事业，到那时已有将近20年的历史，且正在逐步向高峰发展：纺织工业方面，上海有申新一厂和二厂，还有第三厂设在无锡；制粉工业方面，上海已有福新一厂至四厂；此外，茂新还有三个厂，分设在无锡。荣家企业的轮廓，已大体形成，基础亦渐趋稳固。
汉口为长江中游汉水、湘江流域和豫省漯河以南等地区粮食的集中地，每年约有三四百万担的小麦在那里集中。那时荣家的事业还没有推广到汉口，当地有金龙、和丰、裕隆三家面粉厂，每日生产能力为12000包（每包49磅）；每年尚有200余万担的小麦运往长江下游，供应芜湖、南京、镇江、无锡、上海等地的面粉厂。因此，在汉口设厂不愁原料缺乏，福新五厂就是以这个有利条件为基础而从事计划设立的。这厂自1918年秋天开始筹备，到1919年10月全部完成，开工出粉，每日产量为6000包，此后逐渐加增为1.2万包。汉口申新四厂是1921年4月开始筹备的，其创设动机，原是为了供应福新粉厂袋布需要，求取自给自足。1922年2月开工，最初装置纱锭1.47万余枚，其后陆续增添设备，到抗战前夕，共有纱锭5万枚、布机1000台和日产2000匹的漂染整理机器全套。
在旧时代从事企业的人，对于用人方面，总是尽量采取保守态度，不是素所深知的人，不肯轻于托付重任，因此往往容易形成非亲即友的局面，从而也难于吸取社会上一般的人才；荣家资本集团自然也不能例外。荣德生在他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里面，似乎以“昔年老友，都为经理”而感到自豪，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荣家企业里面的上层组织，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面的。我是德生的长婿，所以在他和宗敬的敦劝和支持下，我放弃了我铁路工程师的地位，改行来办理工厂。我开始参加荣家的企业，是做汉口福新第五面粉公司的协理兼总工程师，后来申新四厂开办，我兼管两厂。那时任两厂经理的荣月泉，是宗敬、德生的族兄，其后他年老退休，我继任两厂的经理。
我是学土木工程的，对于纺织和制粉工业原是外行，而我从开始参加企业，所接受的任务，便是负责全部工程和装机计划；两厂开工之后，工务推进，也由我负领导的责任。我只好摸索前进，虽然后来得到一些知识和经验，但是走的弯路也很多。有些同事批评我，说是“拆拆装装，枉费许多人力物力”，我是应该竭诚接受的。工厂创办初期，还是沿袭着工头和粉师的陈旧制度，机器运转和工人进退由其把持，工人群众受着双重的剥削，封建把头的声势和气焰，更是日甚一日。厂方主持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既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来彻底铲除这个根深蒂固的封建把头恶势力，有时还利用这种恶势力，与它勾结着，来加强对于职工群众的剥削。其后由于产量日落，无法与外界竞争，而从剥削方面来讲，工头和资本主之间，也根本存在着利害的冲突。以此，我们逐渐使用专科毕业生来管理车间，革除了工头制度，提高了生产，机器保全也获得了相当的保障。
我们汉口的申新四厂、福新五厂自抗战内迁，申新扩建为汉口、宝鸡、重庆、成都各厂，共四个厂，附有宝鸡的一个铁工厂；福新扩展为汉口、宝鸡、重庆、天水、广州各厂，共五个厂；又从而推广附属企业，在成都、上海办了两个建成面粉厂，在宝鸡、上海办了两个宏文造纸厂，在重庆标买了国民党政府的军纺厂（原是汉口日商泰安纺织厂的机器），改名为渝新纺织厂。
关于茂、福、申新各厂的发展过程，主管机关已在汇编历史资料，说明社会经济的演变过程，我今不再作冗长的叙述。
二
为了利害的正面冲突，由于生存竞争的关系，民族资产阶级自始以来，对于封建势力、外国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随时随地作着不断的斗争，而由于妥协性和自私自利的企图在支配着，又随时随地和这三种势力敷衍拉拢，发生不即不离的关系。我从事企业40年，其中在1949年前的30年，就是在这个环境中挣扎着度过来的。而追溯以前荣宗敬、荣德生先生开始创业，以迄荣家资本集团的形成，其间盛衰变化虽年有不同，而一息脱离不了这三大敌人的魔影跟踪。我今概括地叙述茂、福、申新企业在1949年前50年来悠长过程中一些突出的事例。
宗敬、德生从事于制粉事业，远在1900年。他们兄弟原来经营钱庄，获有盈余，因见办厂利厚，集资3.9万两，在无锡创设保兴面粉厂，荣氏兄弟各入股3000两，至1902年开工出粉。从那时开始，就受到地方封建势力的阻挠和摧残。保兴兴建厂房时，所谓地方绅士以破坏风水为理由，提出诉讼，几经奔走疏通，方得平息。外国厂家和买办阶级在机器供给和技术方面，又多方留难，百般要挟。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的磨难，在荣家企业方始萌芽的时代，就已经形影不离，跟踪而来了。其后保兴于1903年拆股，成立茂新。到1905年又集资30万元，创办振新纱厂，荣氏兄弟各入股3万元，这是他们从事纺织工业的开端。振新建厂之初，也曾受到无锡当地封建势力的阻挠，借故兴讼，旋经和解了案。1906年，各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将货物运来中国倾销，统计全年全国进口棉布值银1.15亿多两，为过去未有的高额。此后一年，全年洋粉进口增至450万担，值银1400万两。自从鸦片战争以来，清朝政权昏庸无能，已为帝国主义国家所看透。经过甲午中日之战和辛丑辱国条约的订立，中国藩篱尽撤，由他们为所欲为。再加上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订立，准许外人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工艺制造”以后，英商老公茂、怡和、美商鸿源、德商瑞记各纺织厂先后在上海设立。1902年，日商在沪收买泰兴纱厂，改名上海纺织第一厂。外国纺织资本大量侵入中国，喧宾夺主，中国商人没有任何后盾，反处处居于挨打的地位，遭其宰割，而无可奈何。荣氏企业的诞生，正赶上这个不幸的时代。
其后清朝统治政权颠覆，中华民国成立，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篡取了政权，国家积弱如故，当局的媚外也和清朝没有多大的区别。日商在沪设立了内外棉纱厂，进口纱支布匹同时源源而来，进一步垄断着中国纱布市场，中国厂家处境更是艰难。而制粉工业方面，虽有外粉进口，但压力比较轻松，故荣氏兄弟从这方面进取，于1912年又集资4万元创设福新第一厂于上海，日出粉1200包；1913年设福新第二厂，产量为4300包；1914年设第三厂；1915年又设第四厂。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美帝国主义暂时退出了中国的市场，我国工业生产获得空前发展，面粉产量由输入国一跃而为输出国，纱布市场亦渐见供不应求。那年无锡振新纱厂拆股，宗敬、德生退出，在上海周家桥创设申新第一厂，装英机1.2万锭，日出纱30余件。从此年起，纱、粉各厂连年有余，即以盈余投入再生产。其后申新发展到九个厂，纱锭53.8万余锭，布机5000余台，全厂职员860余人，工人3.1万余人，年产纱30余万件，布200万匹；福新发展至八个厂，茂新发展至四个厂，年生产能力为3500万包至4000万包。
三
民族工业在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威胁压迫下，经常是处在多灾多难的气氛里面。民族资本家设厂的动机，主要是为了想赚大钱，而历年外货的倾销和外国在华工厂的竞争，使中国厂家无法喘息。为了挣扎图存，中国厂家不能不从各方面寻求出路，保本求利，因此，增加工人劳动强度自然成为各厂一致的政策。振新开办时，机器新（振新在当时国内纱厂中，是第一个用透平发电机，将单独电动机拖带纱机的），用人少，产量高，工资低，德生在他的《行年纪事》里面特别指出，表示乐观。在攫取劳动剩余价值、增加私人利润而外，各厂还是各有各的手法。宗敬时常对我们说，“茂、福、申新各厂得力于：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几其能成功”。我那时最佩服宗敬的话，当我们汉口厂开办时，我还曾在纱厂日夜两班清（花）、粗（纱）、精（纺）、摇（纱）四部，分别用“和、衷、共、济、力、求、进、步”八个字来做班名，表示拥护宗敬的经营作风。德生更有他独到的见解，他时常自诩说，他经营事业，得力在于选择原料。茂、福两厂从不收进次麦，汉口小麦掺混石砂，他经常雇人拣择，逐粒剔出，所产兵船牌和牡丹牌面粉，牌子常在其他各厂之上。记得有一年雨量特多，他偶然出外巡视，见多数仓库外墙泛潮，墙脚水痕有时高至一二尺。他就联想到因天时关系，仓库潮麦必多，便马上通知各庄收麦人员特别注意不收潮麦、坏麦。结果那年无锡各粉厂都受到烂麦影响，产品减色，独有茂新的兵船粉品质优良，从此做出牌子，和阜丰的车牌并驾，售价也相等了。辛亥无锡光复后，市面呆滞，各厂都不敢放手进货，有一大批川麦销售不出，货主急于回川，愿将货留交茂新磨粉售出，再行归还货价。茂新得此周转，颇获其益。这又是善于利用机会所得到的成果。后来茂、福、申新的局面越搞越大，都是本于这种精神，而几次陷入危机，濒于破产，也未始不由于此。
对于纱厂用棉方面，也是各有各的窍门。纱厂以前用两种棉花：一为土棉，统称粗绒，纤维粗而硬，自然捻度少，但是颜色白，相传它的花朵是向下的，天雨时花的托盘不积水，所以不会发黄；一为洋种，统称细绒，纤维细而软，自然捻度多，但是颜色白中带黄。那时为求纱支洁白，便利竞销关系，厂家都用粗细绒配合拼纺。我们汉口厂装的是美国萨克劳威尔机，对于粗细混纺不甚相宜，生活异常难做，产量极低，16支纱每日总在一磅以下。往常粗细搭配比例，总是对搭，有时4:6搭配。我在1924年黄梅季节时，因生活难做，减低使用粗绒，但是减低到1:9时，生活虽稍为好做，而产量仍不能超过一磅。我记得很清楚，那年端午节后，配花就不用粗绒，纯用细绒，两日后，16支纱产量就突然跃进到1.2磅。我从此以后，也就不顾营业处的批评，全用细绒纺16支纱，因之出数大增，每件工缴大见减轻，而纱支强力又自70余磅增到一百二三十磅。我体验出粗绒与细绒合纺所以不能有良果，是因为自然捻度不同，而软硬又各异，勉强拼在一起，互相缠捻，是和物质性能有抵触的，因之生产低落，纱支强度不能达到标准。后来申新汉口厂的棉纱极受各方欢迎，尤其是布厂用作经纱以后，增加了布的强度，又减少了废纱，因之减少每匹布的用纱量。还有申新汉口厂所出12磅细布不及裕华，我们经过多方研究，将每平方英寸经纬纱各减少十根，另出一种轻质布，售价减低3/10强，结果销路大畅，反超出裕华之上。这都是在资本主义经营时代所采取的策略，虽卑卑不足道，而在封建势力和外国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之下，钩心斗角，挣扎求存，在当时也很是费了一番心力的。
四
我们汉口申新厂在经营初期，还受到过一次严重的经济打击，几乎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吞噬。由于花贵纱贱，申新汉口厂自开创以来，就受着市面不景气的影响，无日不在困苦挣扎之中。可是我们汉口厂具备着一个优越的经济条件，即是和福新汉口厂在同一领导之下推进业务，资金来源绝大部分同是荣家产业资本。福新年年有利，申新依赖福新财力常年挹注，虽在事业亏累之中，仍不断扩充生产设备，对外亦以福新关系，周转灵活。但是这样下去，资产负债不可能平衡，而且情况日趋严重，福新一些保守派股东和汉口厂少数高级职员认为照此局势，福新五厂早晚要被申四拖垮。他们就向上海总公司建议将申新四厂出卖，专办福新。那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强对中国的侵略，纱布削价倾销，同时到汉口开设泰安纱厂，虽然只有2万多锭的规模，而成为日货向内地深入倾销的桥头堡垒，操纵着华中的纱布市场。他们的纱厂，厂址与申新毗连，同在硚口，见到有机可乘，四出活动，图谋买进。申新多数职工觉悟到这不仅是一厂一业的问题，而是关系着整个民族工业前途的问题，坚决反对此项出卖民族利益的提议，推出代表到上海向宗敬陈说利害。结果此议总算没有成为事实。
对付反动官僚和逃避官僚资本的吞噬，也是一桩煞费心神的事。官僚们看到工厂有钱，总想来个黄雀在后，不劳而获。这情况，在北洋军阀时代比较容易应付。他们的办法也比较简单，一般是将各厂、各银行的主持人请去开会，却关上大门讲斤头，不满所欲，不让出来。如果事先看出苗头，可以托故不去，也可硬挺软磨，讨价还价。
1927年蒋介石势力达到长江下游的时候，上海方面由虞洽卿发起，号召各业捐款给国民党政权，表示拥戴。荣宗敬意有不愿，以为华厂独负此捐，将使更不能与外厂竞争，因之应允稍迟。这样，就招致其不满，声言要查封荣氏家产，而宗敬住在租界，无法下手，乃嗾使无锡县府派人持封条前往荣巷，将宗敬、德生住宅封门。经再三关说，留出德生一部分未封，仅封了东面宗敬家属居住部分。后来托人疏通，还是花了一些钱，才将事情缓和下来。
我还记得，当年国民党政府裁撤厘金，施行统税，按照税则规定，大大地便利了外国在华厂家，却增加了中国厂商的税负。申汉纱厂有人向国民党财政部部长孔祥熙申述企业的困难，说明新税则的施行将进一步造成中外厂家生产成本的悬殊，希望政府加以考虑。孔不问情由，开口便骂纱厂捣蛋，说：“有困难，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这一番出乎人情之外的言辞，使对方无言而退，税则就此实行了。
五
还有1934年国民党政府怎样对待申新的经济危机，更是一个明显的事例。由于过分追求发展，荣家企业一贯地举办利债来从事基建，扩大再生产，所以经常陷在高利贷的拖累之中，经济基础是不稳固的，遇到金融有变动，或是市场不景气，便首先感到捉襟见肘，周转为难。自茂新、振新创业以来，遇到的经济危机，不止一次：第一次在1908年，因为宗敬在上海做面粉失败，牵动了他所办的广生钱庄的资本，各行庄不肯放款，以致开支无着。第二次在1912年，振新原棉告竭，各往来户无法再借，召集董事会请各董事垫款，各董事不应，以致新年不能开工。这两次风险，所差不过一二万元，通过情面关系，再拿出一些田单契据，都勉强渡过了难关。第三次是在1921年，那时茂、福、申新系统已发展到茂新一至四厂，福新一至八厂，申新一至四厂，所欠债务在300万元以上，结果还是在信用上取得了办法，未至摊牌。德生在他的《乐农自订行年纪事》上说：“借款成功，人人安心，喜形于色”，足见当时紧张的状况。
第四次经济危机的发生，是在1934年，当时我曾为这事被召到上海，参加集会商议。自1931年下半年起，中国棉纺织工业开始陷入逆境，1932年情况更趋严重，但在这一年中，申新系统营业仍获得盈利，茂、福、申新各厂全年纯利共达到400万元以上。在1931年秋初，天津、河北一带和长江流域洪水为灾，农田大部浸没，非但当年秋收无着，而且因为积水不易疏泄，冬耕未能及时从事，以致1932年春收亦大为减少；春耕因缺乏种子，未能普遍播种，又从而影响秋收。农村三度歉收，食粮尚感极度不给，更未遑添补衣着。同时，沿江沿海城市因洋米、洋麦低价倾销，国民党政府不顾民命，勾结美帝，以重筑堤防为由，借进大量美麦，但是不运入灾区为工赈口粮，而在市场变价出卖，国内粮价被压低过甚，以致农民粜一石谷，尚不能做一套衣服。因之，到1933年，棉纱销路滞极，价格跌至民国元年以下的水平。申新更紧，调款为难，9月底开期，各行庄无一肯转，后见申新九厂开出，情况尚佳，才允转三个月。至1934年，不但纺织业遭到空前的灾难，面粉业也同时受着世界资本主义倾销的影响而无法周转，更加以美帝实行购买白银案，上海现银存底被抽去1/3，以致百物狂跌，市况萧条。挨到那年3月，中国、上海两银行不肯再做借款，16家往来钱庄亦坚决收回不放。6月底到期，应付款达500万元，没有头寸应付。当时托宋汉章居间，商得张公权同意，由中国、上海两银行及13家钱庄接受所谓“产余担保押款”500万元，以为可以度过这次风险。不料此项借款付至7月初，约支出了280万元的时候，中国、上海两行忽然停付，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搁浅局面。
那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是汪精卫，陈公博做实业部长，派工业司长刘荫茀等会同财部及全国经委会派员到沪调查。照陈公博的说法，申新负债已达6300余万元，资不抵债，其无担保的债务达1000余万元，荣先生信用已失，若仍以荣氏为中心，无法维持。因此，他就以此作为理由，向行政院提议“由政府召集债权人组织临时管理委员会，经营该公司现有九厂，至多以六个月为限，六个月后，依整理所得结果，再定具体办法”。当时宗敬已辞去总经理职务，由王禹卿代理，纺织部事宜由李升伯代理；事业搁了浅，王登报声明辞职，李也登了“不就申新纺织部职务”的启事，名义上和实际上总经理仍为荣宗敬。
陈公博所谓“整理”，究竟包含些什么内容，无法推测；有人说后面还有宋子文的指示，企图乘危吞噬荣家企业。我们不了解在那个时期宋子文和汪、陈之间是个什么关系，不能加以什么按语，不过当时传说很盛，说是要收归国营，无锡纺织厂联合会曾有代电致行政院和财、实两部，反对申新收归国营的事，并对于实业部所作“估计”表示异议，举出以申新九厂为例：该厂于1933年10月完成，计有厂基60余亩，依照工部局估价，每亩地价2.5万元，厂房造价220万元，现有纱锭8万枚、线锭1.5万枚、布机500台，按照现市最廉价值，须在800万元以上，而实业部及棉统会调查结果，仅估400余万元；又如其他数厂，每锭购价至少须在30元以上，而只估17元，认为骇人听闻。无锡申新三厂亦同样向国民党政府具文申明，并说申新三厂并未亏累，毋庸整理，指摘国民党政府以维持为名，行摧残之实。此案结果，由行政院做出决议，说是“目前该厂虽稍有困难，然既由荣氏本人大加整理，此后如有需要政府予以协助，自当格外设法，以资维持”；对于陈公博提出的整理计划，也就从此不再提起。
六
申新经过搁浅风波之后，虽在尽力从事内部改进，而经济基础动摇，维持更极艰苦，到第二年，即1935年春间，又遭遇英商汇丰银行拍卖申新七厂的事件，这又是外国帝国主义阴谋乘危吞并中国民族企业的一个典型事例。其先，申新在1929年购入英商东方纱厂为申新七厂时，即以200万元押入英商汇丰银行，年息8厘，期限6年，到1935年2月限期届满。1934年6月，申新与中国、上海两银行及13家钱庄成立产余担保押款时，也将申新七厂计入在内，而汇丰亦曾予以承认，因此申新七厂本身作了两次借款的抵押对象。汇丰押款到期，申新当然无法履行债务，汇丰以债权人的资格，不经过法律手续，即委托英商鲁意斯摩洋行定期公开拍卖。中国、上海两行见到拍卖公告，不能同意，也根据本身债权关系，呈请江苏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将该厂作为假扣押，并布告不准出卖。外国帝国主义商人对于国民党政权久已视同无物，不顾一切，坚令鲁意斯摩仍于是年2月26日实行拍卖，并串出日本冈本、村上两律师作为代表日本某商业会社以225万元的最低价拍去。这一事件发生后，上海各界非常震动。各报社论，一致谴责汇丰的非法行为，各社会团体激起公愤，热烈声援。申新七厂全体4600余工人更是轰轰烈烈地动员起来，奋勇护厂，严厉督促国民党政权对于汇丰此种摧残中国实业、侵害中国法权的行为速予有效制止。国民党政府迫于群众的坚强意志，派实业部长到上海去向汇丰磋商，拖延了很长的时期，到1936年12月由宗敬与汇丰银行签订合同，将抵押借款200万元延至1940年底偿还，并将年息8厘改为7厘，并由申新于1937年付出利息12万元，申七拍卖，未予执行，此事算告一段落。实际到1935年下半年，由于世界局势的转变和内地农产的连年丰收，事业已有复苏气象。到1936年，申新各厂都已获得了稳定的盈余，汇丰债务也就顺利清偿。
七
抗战八年之中，外国帝国主义退出了中国商场的竞争，纱粉工业为后方衣食所需，我们内迁各厂利用机会，都获得了一定的进展。我一心从事于后方各厂的经营，与申、汉陷区脱却联系，在这个时期之中，为了取得经营便利，并保持战时额外利润，通过迁川和迁陕工厂联合会，与国民党政权和各级官僚斗争的事例较少，而转入于拉拢敷衍，以求相安无事。抗战胜利之后，美麦美棉充斥市场，在我国大量倾销。我们的面粉厂、棉纺厂受到挤压，至不能喘气，力量薄弱的，不能免于亏本歇业。如芜湖的益新面粉厂，因不能开工而租给福新五厂经营，福新五厂亦因无利可得，反遭亏损，未及二年，即退租不做。美棉输入后，排挤了国棉的销场，压低了棉花的价格，以致农民减产棉花，在1948年和1949年，我国棉花的年产量低至1000万担以下，大大地减少了农民的收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我们从事复厂，在抗战将近结束的时期，向英美订购了很多战后交货的机器，交付了巨额的定金。战事结束后，各国对机器的需要增多，供不应求，英美帝国主义厂家一贯地移花接木，将造成现货另自高价售出，而对于订货合约延不履行，所有交货延迟期间，原料物料增价以及工资上升，甚至罢工风潮等一切与买主无关的因素，都片面地将损失转嫁到货价之内，使我们计划失去平衡，无法推进，复工无期，受到严重的损失。
抗战时期，我们受到的损失非常巨大。申新系统，以申新一厂和八厂为最惨，其中申新八厂全部被炸毁，申新一厂北工场、布厂、办公室、工人宿舍、饭厅、货栈、物料间等几乎全部炸平，受伤工人350余人，被炸身亡的有70余人；而沪东的五、六、七厂损失亦极惨重。无锡三厂有纱锭7万余枚，为苏南最大工厂之一，被日寇用硫黄、火药、柴油焚烧，除了钢筋水泥的一座厂房之外，几乎全部被毁。各厂都长期停着工，其中申新七厂停工达到八年之久。面粉厂中，茂新一、三两厂亦全部被毁。我所主持的申新四厂、福新五厂部分，申新四厂损失了1000千瓦透平发电机和相配合的锅炉大部分、纺棉机2万锭全套、布机500余台、漂染整理机全套；福新五厂损失了制粉机9000包的全套、第一工场五层楼的全部地板和相配的电动机共800多匹马力，其他房屋机器被拆毁损伤的还不在内。按照国民党政府的甘美诺言，说是一切损失可以通过“盟军总部”向日本索偿。抗战胜利后，我们汇集人证物证，填好表册，列出清册，提请办理，却种种挑剔，提出一些不可能的条件，如要我们说出被劫机器现在日本何地存放及提供拆迁机关部队条据等，硬说我们的手续与规定不合，又拿出一大批英文中文表格，要我们重填。我们填好送去时，看出官方不负责任，请求由厂方派员赴日帮同根查，他们又说此案盟总调查，尚无眉目，暂缓派员。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经济部、外交部、工商部四五个机关，辗转行文，彼此推诿，拖了两年之久，结果还是不了了之。
恶性通货膨胀后期，物价升腾，一日千倍，各企业无不陷入崩溃的境地，无计求存。要不是共产党到来，挽救了这个万劫难回的局面，中国民族工业是不会有昭苏之望的。
（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民族资本家荣氏发展简史
无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整理
这篇文章是根据有关资料整理，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荣氏系统民族资本发展的全过程，全文约45000字。现先在本刊上连载刊出，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以便继续修改。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驰名中外的我国民族资本家。他们所创办的企业系统，以荣家资本为核心，包括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等机构及其附属企业，在旧中国的民族资本中，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影响广泛、地位重要。因此，他们所经历的道路，能反映出我国民族工业发展过程的一些特点。
一、荣氏的起家发迹（1896—1914）
（一）家庭出身
荣氏兄弟是江苏省无锡市西郊荣巷人。他们的祖父在太平天国时已开始做贩运生意。他们的父亲荣熙泰（又名兰川）做过铁铺学徒，后在浙江乌镇一家冶坊做账房。1883年，荣熙泰跟随太湖水师提督王青山到广东。通过他的族叔荣俊生的关系，结识了以知府到广东候补的太仓人朱仲甫。从此，他随同朱仲甫，先后在磨刀口厘差、三水河口大差任事，并在肇庆府知府衙门里担任总账，到1895年才离开广东。做了十多年的税吏，他有了相当的积蓄。
荣家还有十多亩田。荣熙泰的妻子姓石，是无锡山北石巷人。山北农民多以养蚕为业，石氏嫁到荣家以后，仍利用自己的田地种桑养蚕，最多时且雇工十余人。她平时并摇棉花纺纱织布，从事手工业。荣德生23岁时自述：“余月薪八元，有田产收入，一家足用。”可见荣家是有一定数量的“田产收入”的。
（二）年轻时经历
荣宗敬生于1873年。7岁进了私塾，14岁秋后到上海南市铁锚厂当学徒。15岁在上海永安街源豫钱庄当学徒。三年期满，19岁到南市森泰蓉汇划号做跑街。22岁冬，中日甲午之战发生，店里因经营天津小麦失利，亏蚀闭歇。荣宗敬就失业回家。
荣德生生于1875年。幼时进私塾读了五六年书。15岁到上海永安街通顺钱庄当学徒。三年期满后，他因原店工资太少，不愿意干下去，于1894年2月跟了他的父亲到广东三水河口厘金局，在朱仲甫手下做帮账房。以一个刚满师的学徒，忽然听到别人都称呼他“师爷”，他满心快活，觉得照这样下去，做官也不难。他还想法弄到“实监生”一张，作为今后捐官的基础。1895年冬，因差使难以继续，他跟父亲回到无锡。
1896年正月初，荣德生陪他的父亲到御医马培之处看病。见到这位医生气派阔大，收入丰厚，他极为羡慕。回家后就去买了《医宗必读》等几部药书，闭门诵读，预备专心学医，不再出门谋事了。他的父亲正想开设广生钱庄，要他们兄弟通力合作，对他劝说：“不必学医，医亦不容易，未必能成，成亦要到中年，不若开店容易发展”。并引证得意于商场的老友周舜卿、祝兰舫、唐晋斋、杨珍珊等，来打消他想做名医的醉心。
（三）开设广生钱庄
1896年，荣熙泰同荣宗敬到上海，为宗敬找职业。当时，开钱庄的风气正盛，友人都劝他开个钱庄，打动了他的心。两个儿子本来就是钱庄出身，可以驾轻就熟。因此，他就与人合伙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荣宗敬任经理，荣德生管正账。资本为3000万，荣氏自出一半，招入一半。不久，在无锡设立了分庄，由荣德生任经理，兼营江阴、宜兴等地汇兑。从此开始，荣氏就成为小钱庄的老板了。那年六月，荣熙泰病死。年轻的荣氏兄弟，小心翼翼，稳稳经营，把钱庄支持了下来。
广生开办三年，平平而过，既没有盈余分红，也不亏损。另外三个合伙股东不愿意再做了，各将原股金拆出。自1899年起，广生钱庄就由荣氏独资所有。那时正逢发行新银币，内地押用每千元搭20元，后来通例三七搭。上海、无锡之间的汇款，利率拉大，钱庄每天有盈余。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兴起，内地汇款起色，每天有5000元以上，可获利200元，年终结余4900两，次年又结余5000两，信用也一天天好起来。这样连续几年的盈余，为荣氏投资于工业提供了原始资本。于1909年底，因受到茂新面粉厂亏蚀的牵累，广生钱庄宣告闭歇。
（四）保兴面粉厂的创办和茂新面粉厂的兴起
1899年冬，荣德生曾接受朱仲甫的招请，离开广生钱庄，再次到广东去担任补抽局总账房。他见这局每年收入48万两，当总办的朱仲甫，除去每月官俸银一百两外，再加税款提成分拆，一年还可额外拿到4万元。荣德生又不免眼红心动：做钱庄一年赚几万也不容易，还是做官好。他报捐了布政使经历六品虚衔，一心又想做官了。后来有个看相人说他的最好出路，“不是官，不是商”。当时还没有“实业”这个名称，说不出什么名堂。荣德生对星卜风水之类是很迷信的。从此他又一心想做一桩新事业，各种已有的事业，无一不想。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爆发，他怕战事扩大，回不得家乡，托故请假回上海，仍在广生钱庄任职。
荣德生在广东任补抽局总账房期间，得知面粉入口，载明条约，为洋人食品，得免捐税。在各类商品中，进口数量最大。面粉名为洋人所需，实则国人的需要也很大。当时，各业都平淡，只有面粉厂增裕、阜丰的情况倒反好。因此，他一心想“兴新业而占大利”，看中了仿制面粉。1900年秋，朱仲甫从广东卸职回来，官场失意，正想转入商界。于是，一拍即合，商定集资3万元，在无锡西门外太保墩创办保兴面粉厂。荣氏兄弟各出3000元，其余招收外股，后收齐资金39000元。朱仲甫任总经理，荣德生任经理。由朱负责向清政府办理立案，荣氏兄弟负责购地造厂和购买机器。
开始建厂时，遭到了以图董江导山为首的地方绅士势力的阻挠。他们诬告保兴厂擅将公田民地围入界内，又说“烟囱正对学宫，文风有碍”，迫令知县孙襄臣下令荣氏迁移厂地。荣氏兄弟也据理力争，呈请商务局请县保护。这个官司一直打到江苏省抚台。双方都走门路，寻人支持。经过八次督批，绅士势力看来败诉已定，才托人出面调解，乘势落场。讼事自2月起到11月，十个月中，光是来往船钱抄批公文等，就用去800元。建厂工程也拖延了。对方绅士势力中的一个姓凌的，也用去8000元，最后卖出当店股子了案，真是“以损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结果告终”。
保兴面粉厂订购了四套法国炼石石磨，用引擎马力60匹，麦筛三道，粉筛二道，极为简单。1902年二月初八正式开机，只有30多个工人，每日用麦一百三四十石（每石145斤），每日夜出粉300包。出粉后，销路不畅。无锡有名的面店拱北楼，老吃客以地方绅士为多。他们造谣中伤，说机制面粉没有营养，不容易消化，不如土粉，不可用。各点心店闻风附和。二号粉每包售1元4角，三号降1角，四号再少2角，只1元1角，售价甚至低于土粉。麦每石2元8角，做一石麦，扯扯没有大利，只有一二角。朱仲甫做惯大差使，见面粉厂并无大利，觉得乏味，就把股份并给荣氏，仍到广东做税官去了。
1903年，朱仲甫退股后，怡和洋行买办祝兰舫入股，保兴扩大股金为5万元，改组为茂新面粉厂。荣德生仍任经理，荣宗敬任批发经理。改组后，仿照外国进口机器，添造了一部粉筛，出粉得到改良，销路稍爽。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东三省面粉畅销，上海增裕、阜丰等厂的面粉大量北运，获利颇巨。但茂新用的是石磨，比钢磨的产品质量次，成本高，售价一直提不起，每包比别厂少二角，无法与他厂竞争。1905年6月初，荣德生便以分期付款方式，向英商怡和洋行定购18吋英国钢磨六部，其他辅助机器都由自己仿造，并把厂房拆掉，改建了三层楼。8月间正式开车，每日夜出粉500包。加上原来的石磨，每日夜出粉800包。
茂新添机以后，粉色提高，出粉率也有所增加。这时，沪宁铁路的沪锡段已通车，运输便利不少。东北日俄战争仍未结束，茂新出产的面粉由上海转运东北，销售量激增。每日可盈余500两，到年底盈余竟达6.6万两之多。茂新的实际资产总额已达8万多两，资本额也由5万两增至6万两。这就为荣氏兄弟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发展民族工业，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
保兴面粉厂虽则设备简陋，历时短暂，但这是荣氏从商业资本家转为工业资本家的转折点。没有保兴，就没有茂新；没有茂新，就没有以后的福新、申新。荣德生把当年保兴厂拆下的旧石磨，陈列在无锡西郊梅园。这对饱经风雨、齿痕斑剥的旧石磨，的确是荣氏企业百丈高楼的奠基石！
（五）合伙创办振新纱厂
1905年7月，荣氏兄弟与张石臣（禅臣洋行买办）、叶慎斋（西门子洋行买办）、鲍咸昌（大丰布号股东）、荣瑞馨、徐子仪（保康当铺老板）七人发起，合办振新纱厂。荣氏兄弟从广生钱庄提出6万元入股，共招股270800元。由张石臣订购机器，荣瑞馨招匠建厂，荣德生监造。在破土施工前，地方绅士势力江导山又出来阻挠，向官府起诉，后经人疏通，双方即和解。
振新订购英制细纱机28座，计10192锭，于1907年开车。总管是张笠江，副经理是徐子仪，经理是张云伯。荣德生起初没有安排实职。后来由于经营不善，外欠日多，才请荣德生到厂问事。他接管后，设法推销存货，降低开支，增加产量，振新情况果然有了好转，趋于稳定。1908年董事会才正式聘他为经理。
（六）开设茧行
荣熙泰早于1896年就与人合股开设公鼎昌茧行。1906年春，荣氏兄弟在荣巷开设茧行，兼营收茧，每年可余二三千元。开始时规模不大，多有十几个烘茧灶头。后来由于可以利用广生钱庄汇兑资金，收茧业务才逐渐扩大，又在宜兴、溧阳一带分设茧行。荣氏兄弟同当时无锡的“丝业大王”薛南溟向有交谊，又是儿女亲家，将收茧售给薛氏，彼此有利，所以年年赚钱。茧行业务一直经营到抗战时期才停歇。
（七）迭经波折，勉渡难关
茂新面粉厂添机后，一度大获其利，但好景不长，由于外粉倾销，麦贵粉平，自1906年至1909年三年之间，有了巨额的亏损。据聚生钱庄李裕成说：“荣家经营的茂新，这时6万两资本几乎蚀光。我聚生庄放款8万两。道台要来贴封条，我再借给荣氏4万两，先后共欠12万两”。
造成困难的另一个因素是投资失败。1905年，茂生洋行买办张麟魁主持开设了一家投资字号裕大祥，主要股东还有荣瑞馨、叶慎斋、叶敏斋（横滨正金银行买办）等，他们都是上海的“闻人”。荣宗敬也入了股，投机心切，兴致甚好。1908年，他大做面粉投资。不料粉价下跌，又沉失定货一船，亏本约5万元。裕大祥受总经理张麟魁和各股东支亏，投机失败，宣告闭歇，倒账40万。广生庄遭受牵动，只得收歇。这是荣氏经商以来最困难、最棘手的一次，到了欠款沉重，需用无着，岌岌不保的境地。荣氏最后拿出自己的田单等作抵押品，向各银行、钱庄开诚接洽，才得勉渡难关。这次投资失败，对荣氏也是个教训。兄弟商量了一番，还是办工厂赚钱稳妥，从此发愤要专心用力，办好茂新、振新两厂。
1909年，振新纱厂上海同无锡的股东闹意见，把股本归并给无锡方面，由荣德生任总经理。1910年，振新地产被大股东荣瑞馨借去，向汇丰银行押款，到期无钱赎回。对方上告官府，请总督转县将厂查封抵偿。振新又遭到被扼杀的危险。为了渡过这难关，荣德生每天早晨乘火车到上海，接洽贷款，晚车再赶回无锡，料理厂务。如此往返奔波30余次，多方设法，借到12万两，厂里再凑出4万两，方才赎回了事。
1911年，国内各地大水为灾。秋天，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生意大坏，金融大紧，利率大涨。振新周转失灵，停工一个多月。要开工发不出工资，挖空心思地想出了发行“工资票”这个办法，始得复工。到年底，振新货已售空，只剩棉花栈单300包，押入聚生钱庄。1912年正月初五召开董事会，要求各董事垫款5000元才赎回棉花栈单，但董事面面相觑，无人响应。荣德生只得亲自到上海设法取回栈单，才于初九开工。
（八）辛亥革命后企业好转，创办福新面粉厂
1910年，茂新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向美商恒丰洋行添置新机，并改建厂房。落成后，新粉品质良好，销路爽利。茂新情况转机，有了盈余。加以成本有所降低，脚地比前硬实了。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成立。1912年，北京政府召开全国工商会议。无锡荣德生、华艺三、蔡兼三、汪赞卿当选为代表。荣德生在会议上提了三案：一、扩充纺织；二、设母机厂制造轮船、火车、农、矿、军械制造各项母机；三、资送学生出洋学习小工艺，以资借镜。他把振兴实业的满腔希望，寄托在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北京政府上面，兴致很高。这一年，粉厂颇获利，又添造新厂房，增置新机，扩大产量。在1911年的大水灾中，由于茂新注意小麦质量，凡为水浸及起霉味的都摒弃不进，所以出粉的色泽和口味比别厂好，顾客乐于收购。第二年，茂新的兵船牌面粉，行销独俏，售价已超过阜丰面粉厂的名牌“老车”，实现了荣氏兄弟梦寐以求的愿望。1913年，茂新营业很好，牌子最硬，处处乐用。它的诀窍在于进高质量的小麦。这样两年，兵船牌从此立住脚跟。以后发展的各厂都用这只牌子，沾光不少。
与此同时，振新纱厂也贷款添购新机18000锭，连同发电机等，共计英金33250镑。建筑厂房款项则由茂新借用。1914年，新机装齐，全开3万锭，每日常出纱70余件。开支扯轻，每日可余600元。照此推算，一年可余20万元。
1912年，荣氏兄弟与王禹卿、浦文汀合作，在上海创办福新面粉厂。荣氏兄弟各出1万元，浦氏兄弟出12000元，王氏兄弟出8000元，合成4万元。他们采取租地、租屋、欠机，由小到大的方针。由荣宗敬任总经理，王尧臣（王禹卿之兄）为经理，浦文渭为副经理，荣德生为“公正董事”。福新一厂日产量定为1200包，用分期付款的办法向茂生洋行订购机器。浦文汀是茂新办麦主任，对办麦很有经验，在无锡一带小麦行号中很有信用。王禹卿在茂新负责销粉业务，对销粉很有办法。福新一厂和茂新是兄弟公司，产品也用绿兵船牌为商标。由于牌子硬，销路畅，货还在车间，没有制出来，便为客帮订购一空，十足付款。这就使福新减轻了一大笔周转资金。同时，浦文汀把福新的进麦，搭在茂新名下一起办，用卖出上海汇票的办法支付麦款。无锡钱庄将汇票寄到上海去收款，见票后照例还有几天期才付款。而小麦在无锡购进后，即日船装上海，只需一夜时间。等到小麦进机，又可预先抛售面粉。福新得力于此，开业不到几个月，便赚了4万元，对本对利。
1913年，福新又集股3万元，租办中兴粉厂，日产面粉2000包。是年冬，又集资10万元，购地造屋，向恒丰洋行购置30吋机磨21部，创办福新二厂。于1914年底正式开机，每日夜出粉5500包。
1914年6月，荣氏接着开始筹备福新三厂，购地造屋，向茂生洋行订购美机全套，于1916年6月正式开车，每日夜出粉约4500包。该厂主要股东仍为福新一厂的荣、王、浦三家兄弟，负责人也与一厂相同，产销经营也全与一厂合并进行。资金原定15万元，实际上股东并未拿出分文，一切用款全部由一厂付出。创办福新二厂、三厂的资本，都取之于一厂的盈余。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荣氏企业的发展（1914—1922）
（一）欧战中茂新、福新面粉厂系统的发展
欧战爆发后，各交战国国内粮食生产减少，不但无力输出，而且要向国外采购，以弥补其不足。同时，处在战线以外的广大国际市场，由于参战国家暂时退出，也需要另觅货源。我国面粉价格低廉，产量较多，自然成为各国的主要采购对象。统计我国销往外国的面粉数量，1914年不足7万担，次年就接近20万担。以后逐年上升，到1918年已超出200万担，1920年更接近400万担，使我国的面粉由入超一变而为出超。
那时，日商三井、三菱、英商祥茂洋行等纷纷向中国面粉厂要粉很急。日商利用海轮运载面粉到欧洲销售获利甚多。在上海搜罗面粉，不论粉色、牌名都要，供不应求；因此，我国面粉工业一时呈现蓬勃气象。部分原有粉厂乘机大事扩充，新厂也陆续开设，形成机制面粉工业的“黄金时代”。
1916年，茂新租办无锡惠元厂，有钢磨10部，日产量1700包，租金每年2万元，改名茂新二厂。次年，租约两年期满后，更以16万元购进该厂，加装美机11部，日产量达6000包。茂二开车后，月月有利，当年茂一、茂二就盈余168000元。1918年，茂一再添美机钢磨12部，日产量8000包，资本额增为60万元。此时，茂新又租办无锡泰隆、宝新粉厂。无锡共有面粉厂五家，除九丰厂系唐氏所办外，其余均归荣氏经营。
在上海，福新一厂以盈利增资扩充，合成股本30万元，添造洋式厂房，添置新式机器。1915年，由福新二厂的盈余中提付，购进中兴面粉厂，改称福新四厂，日产量1700包。买价为12万元，仅合中兴厂原投资额的四成左右。1916年，又集股30万元，在汉口创设福新五厂，日产6000包。由荣宗敬为总经理，荣月泉为厂经理，荣德生的长婿李国伟为协理。1917年，又租华新面粉厂为福新六厂，由查仲康任经理。经过改建添机，日产量4000包。
茂、福新生产能力，大战前有粉磨64台，日产量13900包，大战后粉磨增至170台，日产量增至42000包，均增长了约两倍。
（二）荣氏退出振新，创办申新纱厂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国棉纱进口锐减。1913年进口英、印及日本的棉纱共2685363担，1918年则为1114618担，减去一半有余。棉纱价格则由每包100两跃至200两以上，涨了一倍多。于是，过去长期奄奄不振的纺织厂，顿然起色，办纱厂成为投资者的热门。
1914年，荣德生认为若要赚大钱，就要大量生产，振新只有3万锭，能赚多少呢？他打算在上海造振新二厂，在南京造三厂，在郑州造四厂。董事会听了吓了一跳，他们想：如此即使能赚钱，股东永无希望拿到现钱了。大股东荣瑞馨因投资失败，无事可做，就想把振新厂揽到自己手中。他和荣德生钩心斗角，发生纠纷，借口账目不清，要查账，打官司。后由无锡商会出面查账。由于商会会长华艺三的帮忙，纠纷得以解决。荣德生很感激他，后来结为儿女亲家。解决的结果是振新拆股，荣氏兄弟退出，以荣瑞馨在茂新的股份作为交换，多余部分3万元，仍留在振新。
荣氏退出振新后，就在上海创办申新纱厂。股本定为30万元，荣氏兄弟占六成，张叔和附股二成，潘调卿一成，其余散股一成。1915年10月，申新试机并车，有纱锭12240枚，每日出纱30件。申新的特点之一，是采取无限公司形式。这样大规模的企业，为什么采取这种落后的组织形式呢？这固然同振新股东意见分歧，荣氏被迫拆股的痛苦经验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这对荣氏兄弟更为有利。因为无限公司的组织，股东人数不多，易于控制。在企业内部，无限公司的股东在未得全体股东同意前，不能把自有的股份转让于局外人，只能转让于内部的股东。并且企业可以随便改组，这就有利于兼并其他股东，尤其是小股东。无限公司组织也便于集权经营。荣氏企业系统的经营大权，包括财务调度，各厂成品销售，原物料的采购以及人员的雇用调动，均由总经理荣宗敬总揽全权。
1917年，申新一厂创设布厂，购布机350台；次年又购760台，合前共1100台。所出布匹，除销售各埠外，其余都自制粉袋，供给茂、福新面粉厂应用。
1917年3月，荣宗敬以40万元买下恒昌源纱厂，有纱锭9200锭，地27亩，改名申新二厂。同年，向日商三井洋行先后定购纱锭10400锭。由于扩大企业，营运资本不足，向日本台湾银行和中日实业有限公司两次借款共日币70万元。
（三）五四运动中荣氏企业进一步发展
（1）荣宗敬在反帝怒潮中的一些动态
1919年6月5日，上海南北市商店纷纷罢业。上海华商纱厂联合会也响应罢市，发电抗议北洋政府镇压学生爱国反帝运动。但在全市罢业期间，荣宗敬又设宴招待欧美侨商，拉拢讨好，表示“睦谊”。在即席谈话稿中，说“敝国人士，一致戒用日本国货，而欧美诸大国之货畅销敝国，至好时机也”。
在抵制日货运动中，1919年6月9日《时事新报》登载消息，指责“福新、茂新两粉厂经理荣某、王某售与日商铃木洋行百余万包”，以致粉价飞涨，妨碍民食。隔了十多天，6月23日《申报》才登载茂新面粉公司的复函，否认其事。这段公案，不了了之。
（2）茂新、福新粉厂系统发展为12个厂
1919年，茂、福新面粉畅销华北，运销伦敦。天津方面所销售的上海粉，茂、福新占总额的1/4。“面粉大王”之称，即由此时起。当时，面粉厂盈利率达百分之百左右，每年盈余额接近以至超过资本额。盈余的积累，为扩大再生产提供了必要的资金。1921年，济南茂新四厂建成开工，资本25万元，日产量3000余包。茂新系统在不到20年中，由一个厂扩充到四个厂，日产量由300包增到21000包。
福新系统方面，1919年步福一资本由30万元，以盈余增资为50万元。福二失火后改建七楼大厂，日产量15000包。福四添购新机，日产量增为5000包。并同时筹办福新七厂、八厂。福七资本30万元，日产量14000包。但实际仅兴建厂房和购置机器就开支了160余万元，全部由福一、福三盈利中拨付。福八于1921年开车，日产量8000包。同年续订新机，于1922年开车，日产量增为16500包。资本定为60万元，实际大部分开办费用是由福二提拨的。
茂、福新系统由于厂多、生产力大，在市场上举足轻重，在经营上大占便宜。第一，每年北方冰冻封港以前，北方粉庄向上海大量抢购面粉北运，需要量大，时间又急，一封电报往往订购一二十万包，小厂根本无力承受。而且，茂、福新的绿兵船牌在北方一向吃香。第二，在采购洋麦和远销面粉时，茂新厂多量大，可以整船装运，水脚比拼船便宜得多，有的甚至相差一倍。第三，在采购国产小麦方面，茂、福新是大户，易于操纵市价。各地小麦办庄要看茂、福新的开价来定行市，小厂是不敢开价的。第四，每年新麦登场时，茂、福新故意多抛出面粉，来压低粉价、麦价，以便购进廉价原料。
（3）申新纱厂系统发展为四个厂
1919年，申新一厂添美锭25000锭，布机400台。申新二厂也添新机，新老机共为34000锭。申一利润大增，连年达百万元以上。荣氏兄弟决心集股150万元，在无锡西门外买地，创办申新三厂，厂址就在振新纱厂隔邻。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再加上振新荣瑞馨同荣德生之间，还有一段宿怨。因此，荣瑞馨拉拢地方势力蒋哲卿，作为振新厂的股东，召集了一批农民，要在申新三厂的厂基上，建造一座横跨梁溪河的五个环洞的大桥，以阻挠申三建厂。荣德生走了张謇的门路，并在地方上托乡董江嘉甫妥为安排。后来江苏督军冯国璋下令禁造五洞桥，同意建造申新三厂；并对蒋哲卿施加压力，要找他去谈话。一场官司才告结束。但申新建厂工程因此拖延了一年多。1921年，申三正式开车，有纱锭五万锭，布机500台，规模在内地首屈一指。推荣宗敬为总经理，荣德生为经理，荣鄂生为副经理，薛明剑为纱厂总管，李迪先为布厂总管兼总账。
1921年，荣宗敬集股30万元，在汉口建立申新四厂。1922年2月开车，有纱锭14720锭。荣宗敬的股份占总额的半数以上。荣德生却认为申四“财才两缺”，前途未容乐观，没有肯入股。荣氏兄弟之间，因意见分歧而各行其是，这还是第一次。申四建成后，资金不敷甚巨，年终欠总公司和汉口福五的借款达100万余两之多。
（4）第三次风险
1920年，荣氏自建新屋于上海江西路。次年，成立茂福申新总公司。总公司没有董事会，股东也无大权。各厂的经理、厂长着重对生产负全部责任。经营购销和资金调度的全权，集中于总经理荣宗敬。
1922年，茂、福、申新系统16个厂都开工。但这只是表面的兴旺，实际上是很虚弱的。由于发展过猛，资力不敷，东拉西扯，捉襟见肘，欠款累累，已为金融界看透。到9月底，各行庄都缩手不肯再借，常欠款300万元。荣德生常到上海设法押款。其时，棉纱部分无利可图，茂、福新虽有微利，无济于事。到11月，实缺200余万，形势岌岌不保。到12月20日，只得忍痛接受日商苛刻条件，由申新向日本东亚兴业会社借到日本金350万元，人心始安。据荣德生自述，这是投入实业界后的第三次风险，即1908年、1912年和1922年。
（5）深谋远虑，积极活动
在欧战和五四运动促使中国民族资本得以发展的有利形势下，荣氏雄心勃勃，从各方面积极活动，力谋扩展。为了添置机器，他们派荣月泉出国考察和订购纱机和电气设备。为了控制原料和成品价格，荣宗敬联合同业，组织面粉和纱布交易所。为了提高原料质量，与同业在南京购地1300亩，设立农业试验场，改良棉麦种植。为了准备厂址，在上海蕴藻浜购地68亩，并与张謇在黄浦江附近共买田1200亩，荣氏分得390亩。为了培训企业技术管理人员，在无锡创办公益工商中学，招生80名，开工商两班，校训是“和平耐劳”。为了提高社会政治地位，荣德生进行竞选活动，于1918年当选为江苏省议员，于1921年当选为北洋政府国会议员。
三、在困难中兼并扩展（1922—1932）
（一）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民族工业发展受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国民族工业蓬勃发展。但是这个“黄金时代”好景不长，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又阻难重重，陷入困境。在棉纺业方面，日本对华投资激增，1925年日厂在华纱绽数，几达1919年的四倍。由于日商操纵我国花纱市场，造成棉贵纱贱，棉织业进入恐慌年代。加以苛捐杂税，军阀连年混战，运输障碍，纱销萎缩，纱厂业有一落千丈之势。申新各厂1923—1924两年间亏损达百余万元。
面粉工业的情况也大致相同。面粉出口减少，外粉又再倾销。小麦没有增产，而采购者日多。战祸不休，利率加重，运费增高。面粉业也进入盛极而衰的时期。1922年，茂、福新亏50万元。福新厂原来准备在蕴藻浜造福新九厂，规模很大，计划日产量为五万包。面临这种困难的处境，只得中止作罢。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荣宗敬联合同业，用停工减工、向纱布交易所购进棉纱等办法阻止纱价下跌，仍未能挽回颓势。他们又向北洋政府呈文，要求禁止国棉出口及豁免花纱税厘，也无结果。关于禁止国棉输出，虽已经国务会议决定，海关可以立即执行；也因众议员反对于内，各国公使团反对于外，始终未能实行。荣宗敬又联合同业要求江苏省署禁止小麦出口，也是毫无结果。
为了增强竞争能力，无锡申新三厂决心进行改革管理。申三在工头制管理下，生产落后，管理腐败，不论成本、产量、质量等方面，都远远赶不上日本纱厂。最早进厂搞改革的是楼秋泉。1925年，任日本留学生汪孚礼为工程师，余钟祥为副工程师，扩充和新进了一些技术人员，统一和加强了行政和技术的领导。由于管理骤然严格起来，劳动强度提高，部分工人被停歇，所以工人心中怨恨。加以工头阻挠改革，从中挑拨，酿成风潮，殴打和驱逐新职员。通过调解，风潮平息。改革也采取比较稳步的办法，一步步地进行。改革后，生产效能显有增加。每锭日产量，1926年为1923年的114.4%。
（二）“五卅”运动中的荣氏企业
（1）抵货运动中经营好转
“五卅”运动中，全国抵制英、日货，提倡国货，呆滞低落的纱布市况，顿时活络，呈有起色。1925年，申新产销提高，盈利增加。荣氏以65万元购得德大纱厂，计28800余锭，是为申新五厂。同年，出资15万元，租办常州纱厂，开齐18000锭，是为申新六厂。
与此同时，茂、福新产量增长，盈利上升。福一30万元股本，以盈余增资为50万。福五增加股金100万元，并建造新厂，订购新机一套，日产量4800包。1926年，又以分期付款方式，向中国银行押款40万两，购买兴华粉厂补充福三。同年冬，无锡茂二、茂三机器厂房尽毁于火灾。次年，茂二建新厂，订购美机新式钢磨18部，日产量8000至10000包。
总公司投资日汇及花纱套做，都有获利。
（2）荣宗敬在“五卅”运动中的一些动态
运动开始时，荣宗敬发表提倡国货宣言，发起“自六月一日起，凡在本公司范围之同仁（共职工一万余人）一律不购买舶来品”“庶几舶来品绝迹市廛，而国货得以推行尽利，借以作五月三十日之纪念”。荣德生也将厂中端午节筵席费100元，如数捐助上海罢工工人。但当运动迅猛扩展时，荣宗敬就动摇起来，以为“罢市一端，损失过巨”，向纱厂联合会提议结束罢市办法。
狠毒、狡猾的帝国主义者，阴谋破坏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首先向软弱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施加压力。老奸巨猾的英商安利洋行董事安诺尔于1925年6月29日向工部局总董写信，建议对华厂停供电力，使中国厂商陷于困境，而无法再去支持罢工的工人。停工以后引起的工人生活问题，又势必增加总工会的困难。他说：“大多数中国厂商在财政上处于软弱的地位；而另一方面，如果商业绝交及罢工任其拖延，他们将在目前发生的人为的缺货上有利可图，这些厂商将逐渐站稳脚跟。因此，现在必须采取行动，我们必须予以严重的打击。”帝国主义者统治集团立即采取安诺尔的建议，7月4日发出通知，决定从6日正午起停供工业用电。在工部局的胁迫要挟下，纱厂资本家终于屈服，扣留他们所经手的捐款，停发罢工工人的救济费，以抑制工潮。与此同时，总商会通电各省“疏销英、日货”，就此中止了抵制英、日货运动。
“五卅”运动中，上海福、申新各厂工人参加罢工，成立工会，参加反帝的市民大会和游行示威。1925年9月18日，上海总工会被封。10月间，浙、奉军阀混战，奉军退出上海，浙江军阀孙传芳进驻上海，工人即利用时机，要求启封被奉军所封闭的总工会。上海纱厂联合会竟致电孙传芳，诬蔑工会“鱼肉工人，摧残实业”，要求对于启封工会，“严予拒斥”。荣宗敬并在自己住宅内，设宴招待孙传芳，“觥筹交错，宾主甚欢”。
1925年7月，工部局停电，各厂停工。荣宗敬致函淞沪警察厅长，要求派警驻防，对付工人。又要求军阀政府公布工会法，压制罢工。恢复供电后，资方勾结警署拘捕申二工会负责人，镇压工人反抗，并要求淞沪警察厅取缔工会。
（三）荣氏在北伐期间的一些动态
国共合作进行北伐，工农群众运动勃然兴起，这不能不引起资本家的恐惧心理。荣德生在纪事中自述：“广东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各地工厂潜伏共产性，人心不安，防不胜防。”
1926年4月，荣宗敬应日商三井洋行的邀请，偕长子鸿元，侄伟仁、尔仁同赴日本参观游览。回国后以荣尔仁的名义，写了《东游日记》，出版分发。
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胜利后，荣宗敬在1927年3月23日上海总商会召集的有关单位的联席会议上，竟要求解除工人武装。他说：“工潮不决，纷扰无已。根本解决，须请白总指挥（崇禧）发统一命令解决工潮，乃可复工。工人手内一有枪械（指工人纠察队），闻者寒心。务须收回枪械，以维治安。”这段话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害怕以至仇视工人运动的阶级本能。
（四）荣氏与国民党政府
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民族资产阶级跟着退出革命，以为国民党政府会维护它的发展。但是这种幻想，像美丽的肥皂泡一样，一下子就在严酷的现实面前碰得粉碎。
5月间，国民党政府摊派上海纱业“二五库券”50万元。同业因经济困难，无力负担，议决向外挪借125000元，余由各厂勉力认购。蒋介石借口荣宗敬甘心依附孙传芳，着即查封其财产，并通令全国侦缉。经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无锡人吴稚晖的疏通，荣氏照购“库券”，国民党政府才取消通缉，启封财产。
国民党政府建立后，以裁厘为名，开征“特税”。苛杂既没有免除，税率反而提高，企业负担加重。1931年又改特税为“统税”，申新各厂全年增加税额500万元以上。按照税则规定，棉纱支数越高，税负比例越低，有利于生产高支数细纱的外商，而不利于生产低支数粗纱的华商。再加面粉禁止北运，粉厂产销也愈趋困难。荣宗敬虽然历陈艰难，多方呼吁，结果都是一场空。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对前去陈述困难的上海、汉口资本家，不问情由，开口便骂纱厂捣蛋，说：“有困难你们为什么不想法子克服？成本高了，你们为什么不让它降低？”这一番出人意料、蛮不讲理的“训斥”，使对方啼笑皆非，垂头丧气。
当然，国民党政府为了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对荣宗敬这样一位“实业巨子”，还是要笼络的。荣宗敬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对各种亦官亦商的“衔头”，也是颇有兴趣的。他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财经机构的职务有：1928年担任国民党政府工商部参议，1929年担任中央银行董事；1931年担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932年担任招商局监事，1933年担任棉业改进委员会委员和农村复兴委员会委员。
（五）申新举债扩充
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全国兴起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茂、福新增产获利，申新产销增长。1929年，荣宗敬向汇丰银行押款，以170万两收买外商东方纱厂，建立申新七厂，有纱锭5万锭，布机400架。同年，又添购新机4万锭，于申一旁建屋开工，名申新八厂。申新其余各厂也都添置新式机器。在无锡，荣德生把旧工商公益中学实验工场改为公益铁工厂，独立经营，专为申、茂新及对外制造零件，修理机械，并准备自造机器。又于荣巷工商中学旧址，开办职员养成所，培训技术和管理人员。
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美国市场棉花、小麦价格连续下跌。荣氏想乘低套进美棉、美麦，大做投机。不料“偷鸡不着蚀把米”，结果两年间亏损达1000余万元。
1931年，申新以40万两半送半买的低价购进三新纱厂全部机器，建立申新九厂。钱可以欠，只要先付佣金5万两。但荣宗敬身无现钱，连这佣金5万两也是向他的亲家、荣鸿元的丈人孙直斋（汇丰钱庄和惠中旅馆老板）借的。申九开工后，又添新纺机5000锭，织机200台，先后合计纺锭75000锭，织机1200架。规模之大，与申一并驾齐驱；并试织成功32支以上的印花坯布。同年，申六原系租办常州纱厂，期满后续约未成。荣氏又以340万两买下上海厚生纱厂，作为申六，有纱锭73080锭，布机920台，买下这家厂，也未付出现款，而是将原厚生债务转为申新押款。
到1931年，总公司负债已达4000余万元，较四年前增加137.8%。为了便于质借款项，总公司与中国银行协同经营福新堆栈。
荣氏收买三新、厚生时市面不好。这两厂连年亏本，无法维持。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举债买下呢？其中自有一番打算：第一，收买旧厂比新建厂便宜得多。第二，收买后，旧厂职员归原主遣散，申新接办不需要另外添人，只要从各厂抽调，负担可以减轻。第三，多一个厂，总公司只需添一本账簿，不必专设一个经营管理机构。第四，减少一家纱厂，就减少一个竞争对手；而在申新方面，并进一家，却增强了竞争的力量。
综观1922到1931年十年间，粉厂发展停滞，1927年后设备未增；申新则从申五到申九增设五个厂，纱锭数增加2.4倍，达46万锭，布机数增加1.9倍，达4757台。在这期间，民族资本纱厂纱锭增长率为162.8%。可见申新纱厂系统纱锭数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一般同业。在新增纱锭中，收买部分占68.4%。至1931年，收买和租用纱锭占申新总数的50.4%。以上统计数字，说明荣氏企业的发展速度是快的，其特点是采取了以借贷为主的手段，以兼并为主的形式来进行富有冒险性的扩展。
申新扩充企业的资本来源，一是自有资本的增加，二是借入资本的增长。1923—1932年间，荣氏企业自有资本增加1.8倍。其来源是对工人的剥削，剥削率达200%—300%以上。对农民的剥削也是惊人的，“洋水收入”（即从银两对银元、铜元的兑换差价中所产生的收益）和“溢磅”数量（即收进棉花时由于克扣斤两所溢出账面收购的数量）高达收花处盈余的2.3倍。借入资本的来源有三个方面：一是与中国、上海两银行关系密切，取得贷款的便利。中国银行常务董事宋汉章，是荣德生的儿女亲家。荣氏在两行都有投资，荣宗敬又是两行董事。二是设立“同仁储蓄部”，吸收职工等人的存款，俨然是个“小银行”。存款额最高时达754万元。三是运用福、茂新粉厂资金调剂支持纱厂，正如无锡有句话所说的“一个铜钱没有四个字，造个崇安寺”，荣氏经营的诀窍是“欠入赚下还钱”，也就是先借款到手，等办厂后赚下钱来再还债。所以上海商场中，都把荣宗敬叫做“空心老板”。
到1932年底，荣氏企业共拥有九个纱厂，全年产纱30万余件，产布280万匹，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厂纱锭数的20%，布机数的28%。拥有12个粉厂，全年生产面粉2000万袋，占全国关内各省面粉工业的1/3左右，占上海全市的1/2左右。
荣氏企业的组织与管理，也有其特色。一是任用亲属或同乡掌握各厂。担任各厂经理、厂长等要职的，都是儿子、女婿、儿女亲家、姻亲、主要股东以及忠实助手。在957个职员中，无锡人占64.5%，荣姓占12.2%。二是各厂独立组织，出品商标多达50余种。三是新旧并存的财务管理制度。不但各厂不施行成本会计制度，即总公司的财务会计制度也极不健全。荣宗敬却自以为得计，说：“从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最合时宜。我不采用银行的纯新式，我们是旧账新表，中外咸宜。”这些特色说明，荣氏企业系统的组织和管理是比较落后的，带着浓厚的封建家族统治的色彩，同它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与规模是很不适应的。
四、在民族危机中历经危局，发展停滞（1933—1937）
（一）由发展走向衰退的转折点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日本商品对东北销路迅速激增。民族棉纺业丧失广大市场。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期间，上海停市三月，申新各厂一度停工。自1933年起，市场日窄，销售困难，花贵纱贱，连年亏损。荣宗敬在《纺织业与金融界》一文中说：“就纱厂言，在过去半年中（1933年上半年），无日不在愁云惨雾之中。……盖自办纱厂以来，未有如今年之痛苦者也。”
在这期间，茂、福新粉厂凭借其雄厚的生产能力，争得了为国民党政府代磨美贷小麦的机会，在面粉业普遍困难的时候仍能获利。1932年，茂、福新纯益达170余万元。1933年，福新各厂余90万元。申新负债很多，摇摇欲坠。福新深恐遭到连累，于是从茂、福、申新总公司分出来，另立福新总公司，王禹卿任总经理。荣氏企业到了由发展趋向衰退的转折点，荣、王两氏之间利害的矛盾，就显得突出起来了。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荣宗敬的态度是比较明朗的。他响应抵制日货，写信给张静江、李济深等，表达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意愿。1932年4月，由各界名流组成的爱国团体“国难会”留沪会员张耀曾、黄炎培、史量才、沈钧儒、刘鸿生等发表国是主张，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国难会严定制限、摒除讨论实施宪政，荣宗敬也列名参加了这个进步的声明。申新容纳由日本纱厂退职出来的工人。申三辞退日籍技师礼田哲雄，并捐赠慰劳品，援助抗日将士。
（二）申新在债务的惊涛骇浪中搁浅
申新产销经营既不利，而历年用于添机的欠款，逐日到期，经济调度，越转越紧。银钱业各行庄对申新的信用担心起来，纷纷索债，荣宗敬穷于应付。在这个难关面前，荣氏曾打算求助于英美帝国主义。他建议“庚款借锭”，即用庚子赔款基金购置外国纱锭借给纱厂，因国民党政府条件苛刻而难以接受。他挽请英国商会驻沪会长斡旋，想商借庚款应急，未得成功。他企图向美商借款购买美棉、美麦；建议国民党政府续借美麦，并争取代磨代销。他也曾想分沾国民党政府向美国进行的“棉麦大借款”。但所有这一切的指望、打算和活动，全部落空。
1933年，申九厂基租期届满，地主逼迁，只得向英商麦加利洋行借款，另建新厂。汉口申四又遭火灾，再向中国银行借款200余万元。债上加债，越拖越重。到1934年6月底，申新资产共值6800余万元，负债6300万元，到了岌岌可危、大厦将倾的地步。
6月结算，银行不再继续放款，申新面临“六月底难关”。当时，王禹卿掌管粉厂业务，做事按部就班，比较稳健，企业也有盈余。银钱业中，很多人主张以粉厂之余，补纱厂之缺，但荣、王之间存在着矛盾。王以为荣氏纵容儿子投机，亏损巨大，损害股东权益；荣则以为茂、福、申新都是自己创办的子孙万代基业，岂容他姓做主！但事急势危，荣氏在各方面压力下，不得不乞援于王氏。在有关各方面协商下，决定荣宗敬提出辞职，由王禹卿担任茂、福、申新总经理，李济深之子、棉业统制委员会代表李升伯为经理，以为缓冲。其条件是以申新三厂和七厂的产业及荣氏的私人股票1000余万元作抵押，组织新银团，放款500万元。在这过程中，荣宗敬和王禹卿曾进行多次会谈，时而大声争吵。到最紧急时，荣宗敬一筹莫展，曾要自杀。
当时，无锡申三情况略好，还有点力量。但荣德生感到由无锡去支援上海，实力显得单薄，怕被连累，未曾答应。6月28日，荣宗敬派荣德生的长子伟仁赶回无锡，要荣德生取全部有价证券到沪救急，词意坚决地说：“否则有今日无明日，事业若倒，身家亦去。”荣德生正在饮茶，执壶在手，“因思譬如茗壶，一经破裂，虽执半壶于手，亦复何用，决至申挽救大局。”29日，押款500万元接洽成功，一切票面照兑，人心为之一定。但这只是一支抢救的强心针，仍难以挽回沉疴。
王禹卿已拥有一二百万元资产。担任总经理只有几天，看局面很难维持，恐怕连累自己，便不愿再干下去。荣宗敬见他变卦，恼火得拍案大吵，把玻璃台板击碎也没有用。由于王禹卿不肯签字负责，那500万元押款，支付了280万元就宣告中止。1934年7月4日，申新经过百般挣扎、抢救无效之后，终于搁浅了。王禹卿辞职后，经荣德生连日奔走，行庄同意仍由荣宗敬于7月20日复职，申新才从搁浅中苏醒过来。
（三）实业部投石下井，伸出攫夺的魔爪
申新在搁浅前后，荣氏曾向国民党政府实业部、财政部、棉业统制委员会呼吁救济，请求发行公司债。不料反而引鬼上门，实业部部长陈公博对申新这块“肥肉”，垂涎三尺，企图乘机攫取。名为派员调查，拟定救济办法，实则心怀叵测，阴谋吞噬。实业部炮制了一个“申新纺织公司调查报告书”，蓄意低估产值，指责申新资不抵债，无组织、无管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变“救济”为“整理”，迅速采取“清理债务”与“改换经营组织”的方针，以达到收归国有，变私营为“国营”的目的。
荣氏探知国民党政府的阴谋后，亟谋对策，全力抵制，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斗。一面由荣宗敬致函蒋介石、孔祥熙，指摘实业部处理不当；一面由申新三厂总管薛明剑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联系沟通，由吴出面写信给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和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反对攫取申新为“国营”。薛明剑说：“我们找吴稚晖出来讲话，一则因为他在国民党方面能够讲话，二则他与直接经办的官员有矛盾。”与此同时，各地同业眼看申新陷入魔爪，兔死狐悲，群起声援。7月30日，无锡纺织厂联合会写信给上海纱厂联合会、各地纺织业同业公会、各地商会、各地报馆、上海和南京两地无锡旅沪同乡会，要求“实业部郑重考虑，以维国内仅存之硕果”，“使申新因救济而重睹兴复，勿令申新因攘夺而速其倾覆”。8月4日，天津市纱厂业同业公会、河北省各纱厂写信给棉业统制委员会，予以策应。无锡申新三厂股东华干臣等，也打电报给汪精卫、孔祥熙、陈公博，坚决反对“整理”申三。《申报》经理史量才，是薛明剑妻子的业师，也从中给予臂助。由于国民党政府内部派系的矛盾，财政部和实业部意见不一致，行政院未作决定，实业部攫夺申新的野心未能得逞。最虚诈的是，事后陈公博给吴稚晖的复信中，居然对荣宗敬“惺惺相惜”，引为知己，说什么“深以其冒险与弟之脾气相同”，“所以数次会议，均有倒霉人惜倒霉人之意”。说得如此漂亮，无非借此落场。欲盖弥彰，丑态毕露。
国营的原议打消后，申新“由实业部整理”变为“由荣氏本人大加整理”。8月15日，申新一、二、五、八厂与主要债权人中国银行、上海银行等行庄组成的银团，签订补充营运借款合同。从此，银团逐步加紧控制，荣氏虽甚不满，也只得忍气吞声。接着，申新六、七、九厂也归有关行庄组成的银团，分别垫款营运。
经历此番重创，迫于形势，申新于8月1日成立改进委员会，由荣伟仁主持其事，秉承总经理之命，下设业务、厂务、总务三组，综理一切。当时市场情况，仍是花贵纱贱，漫漫长夜，看不到一点曙光。只有继续开工和改进生产，才是克服困难、清偿债务的唯一办法和一线希望。
（四）困难重重，申新二、五厂被迫停工
申新虽然逃出虎口，重新“营运”起来，但不仅难以摆脱困境，而且危机加深，险象迭起。这是因为：第一，帝国主义的加紧掠夺和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使民族棉纺业继续遭受打击。自美国实施购银政策后，国内白银外流，金融日趋紧迫，利率升高，借贷不易。加以银价上升，美棉随涨，影响国内棉价。日本纱厂猖狂走私，日商操纵市场，华厂不堪压迫。国民党政府1934年7月1日修改进口税则，棉布一项，税率减低1%至48%，而棉花税率则增加43%，便利日货倾销，而使国货成本加重。第二，荣氏续向国民党政府活动救济，再度失望。荣宗敬通过农民银行总经理叶琢堂和吴稚晖向蒋介石呼吁求援，并直接写信给蒋介石。又向汪精卫、孔祥熙要求统税记账，准予发行公债或担保借款，但国民党政府一概不加理睬，逼税如故。第三，各方逼债，荣氏谋向比国银公司及外国银行借款2000万至3000万元，事未成功。第四，改进委员会谋求改革，效果不大。改进工作计划中，迁厂窒碍难行；统一办花，未能贯彻，整理债务，束手无策。
银团对申新现状不满，急图加强控制。当营运借款合同期满时，银团提出要以银团为主体，管理工厂。荣宗敬不肯答应，认为银团只能监督财务，不能喧宾夺主，过问生产。双方僵持不下。后来取得折中办法：银团继续按原合同垫款营运申新一、八厂，申新二、五厂暂时停工。1935年2月19日多总公司以银团不肯继续垫款为理由，宣告申新二、五厂停工。4000余工人失业，生活无着。
（五）英商汇丰银行拍卖申新七厂
建立申新七厂时，向汇丰银行借的200万银元押款，照约于1934年底到期。申七还不出本利，向国民党政府请求援助无效，乃向汇丰请求转期，并愿交付全部利息和押款的一部分。但汇丰置之不理，并由律师通知申七第二债权人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要根据契约实行拍卖。随即由英商鲁意斯摩洋行于1935年2月24日登出拍卖公告。
拍卖公告登出后，中国、上海两行以第二债权人名义，致函荣宗敬表示异议。申新七厂委托律师发出紧急通告加以反对。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汇丰是无权进行拍卖的。国民党政府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也布告假扣押申新纺织公司第七厂财产，并派员制止拍卖。但汇丰银行蔑视中国法律，蓄意摧残中国民族工业，悍然不顾各方面的反对并如期进行拍卖。结果由日本律师村上代表日商以银币225万元得标成交。
申七事件发生后，上海工商界中群情愤慨，人心激动。荣氏向银行界和国民党政府呼吁求助。银行界坐视不救。中央银行乘机拟赎回申七，交棉业统制委员会处理，上海银行内部拟议国民党政府赎回申七，直截了当收为“国营”。荣氏陷入面临宰割、呼吁无门的绝境。这时，申新七厂职工奋起反对拍卖，发表的宣言中说：“国势颠危，外侮侵凌，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一息尚存，誓死反对。”激于爱国大义，国产厂商联合会号召会员与外商银行断绝往来。各报舆论，一致谴责汇丰的非法行为，各社会团体群起响应，一致声援。慑于中国人民群众的压力，几经磋商，汇丰终于不得不取消拍卖，押款转期。
1935年对荣氏来说，仍是难熬的一年。棉纱内销萎缩，产销趋于下降。除申新三厂外，申新系统共亏200余万元。茂、福新因外销转畅，市价上涨，营业好转，续有盈余。但荣氏以粉厂支援纱厂的打算，遇到阻力。荣氏抱怨王禹卿独揽上海福新大权，荣宗敬给申九经理吴昆生的信中，发牢骚说：“近来数年，渐渐变宗为门外汉。”王禹卿的哥哥王尧臣给荣宗敬的信中则说：“此刻吾兄虽以总经理一职（指上海福新公司）推让与禹弟，对于阁下向有权利多不过小有出入，请兄谅解。”王禹卿更于11月复信给中国、上海两行，声明不愿再为申新担保债务。到1935年4月底，申新各厂全部资产总额为6200余万元，全部负债总额为6500余万元，出现资负倒挂。财务益见艰困，债务讼案迭起。荣宗敬写信给国民党司法行政部彭学沛，请求“由司法行政部密饬各地方法院，如遇诉讼事件，设法缓和，勿使为债主所逼，至于宣告破产”。这样，荣氏可以用上诉的办法拖延债务，出一些诉讼费，拖延一些时间，希望市面好转，来挽救破产的厄运。当时，申新总公司的保险柜等处，常被贴上了法院的封条，其狼狈之状，可想而知。
（六）宋子文张开血盆大口，想一口吞下申新
申新二、五厂停工后，职工积极争取复工。荣宗敬一再函恳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请求予以援助。这无异与虎谋皮。据上海银行副经理李芸侯的记述，宋子文这个人样样都要拿，他也打算拿上海具有规模的华商棉纺厂。1936年上半年，宋利用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地位，企图拿下申新。那时，荣宗敬天天去中国银行叹苦经，要求中国银行帮助。结果谈判时，宋子文同荣宗敬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二千元的开销，由我负担。”宋想把荣一脚踢开，申新便全部由他管理。荣宗敬万万想不到宋子文会来这么一记辣手，但又慑于宋的权势，不敢正面反对，改由荣德生出面拒绝。由于债权人中国、上海两银行之间利益有矛盾，上海银行不同意，宋子文鲸吞申新的美梦，也就未能实现。
（七）稍有复苏，仍处困境
由于农产丰收，物价上涨，以及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扩军备战，及自给自足政策、入超减退等原因，从1936年下半年起，旧中国的经济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在物价上、贸易上和生产上都透出复苏的征象。入秋后，纱布销路骤好，棉花又告丰收，纱布差价顿时转变为有利，各厂乘机增开和扩充纱锭。申新二、五厂与中国、上海两行订立委托经营契约，进行复工，但两厂的经营管理权完全为银团所掌握。这一年，申新转亏为盈，设备略增，存料增加，财务情况初有好转。无锡申新三厂增资，扩建公益铁工厂，自造纱、布、面粉机器。茂、福新粉厂也续有盈利。但曾几何时，情况又变。1937年间，日寇为了备战，抢购小麦，倾销日纱，市况又不稳定。国民党政府也加紧搜括，开征新税，增加统税，苛杂繁重，成本增加。申新各厂依然处于颓势，仍未摆脱困境。
综观1931年至1936年六年之中，申新各厂设备和产量增长缓慢。纱锭数增加23.9%，布机数增加11.5%，棉纱产量增加44.5%，棉布产量增加18.6%。其增长率大大低于以往，也大大低于日本在华纱厂。茂、福新设备未增，开工率减低，业务萎缩，产销量均下降。
在抗日战争前，申新纱厂系统共有纱锭57万锭，布机5304台，工人27933人。其生产设备和产销量占民族资本棉纺厂20%以上，占全国棉纺厂10%以上。茂、福新粉厂系统共有粉磨347台，每日产粉能力为96500包，设备占全国面粉工业的27.5%。
（八）荣氏企业中工人的生活和斗争
早期茂、福、申新的工人，大多出身于破产、半破产的农民家庭。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农村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农民纷纷破产，大量流入城市，这就是新兴的工业中劳动力的主要来源。面粉厂的生产有季节性。资本家旺季招工，淡季解雇。粉厂工人工资很少，并经常处于半失业状态。1919年，福新一、二、三、六厂工人平均工资为每月12.22元。而当时上海工人家庭最低生活费用，以夫妻两人计算为17.5元。工资收入很难养家糊口。早于1917年，无锡茂新、惠元、九丰三粉厂的打包、堆粉售灰间几部分工人联合起来，进行罢工斗争，要求增加工资。
随着荣氏资本的发展，劳资之间的矛盾更加深化，斗争更加激化。1932年起，申三、申四大规模训练养成工，严订章程，苛加管理。养成工主要来自农村女青少年和城镇贫寒孤儿。养成工工资低，受剥削重，生活苦，是被资本家剥削最重、生活最苦的童工，申一、申九等厂更实施残酷的包身工制度。包身工受尽资本家和包工头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荣氏在经营困难中，常要转嫁损失，在工人头上多方盘剥。如裁减老工人，改用女工、养成工和临时工；取消“赏工”，降低工资；宣告停产、停工等等，使工人生活更加恶化。申新一、八厂工人平均工资，如以1932年为100元，则1936年降至88.8元。加以工人劳动强度大大加强，设备简陋，工伤事故经常发生，工人健康情况恶化，大部患有职业病。
工人为了提高工资，改善生活，不得不起而反抗，罢工斗争，陆续不断。如1926年申新三厂布厂工人的罢工少，1929年福五、茂新工人的罢工，1933年3月申新一厂工人的罢工，1935年申一、八厂工人为反对延长工时的斗争，1936年申六、七厂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等等。
荣氏对付工人斗争的方法，一是镇压。向反动政府警察所、警察局等暴力机关要求派出军警、暗探等分布厂内，威胁、拘捕甚至枪伤工人。二是分化。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反动派迫害福、申新各厂进步工人。各地工会被捣毁，先进工人或被杀害或被迫离厂。各厂中，由工头、工贼组织黄色工会，为资本家服务。在工人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和破坏。三是麻痹。申新三厂在1933年正式成立“劳工自治区”，建立申新小学、单身女工宿舍、女工晨夜校、劳工医院等“惠工”设施，目的是欺骗工人。设立“惠工”宿舍，强迫工人寄宿，使工人“平时最好与外界隔绝，不使往来”。并设立“自治法庭”，鼓吹“劳资合作”。开办“劳工储蓄”，剥削工人。
“劳工自治区”的经费来源，出于对工人的罚工和星期日“义务加班”。“劳工自治区”的负责人实际上是国民党县党部派进来，物色和勾结黄色工会的头子，压制工人运动的。
五、抗日战争时期的荣氏企业（1937—1945）
（一）在日寇侵略破坏中损失惨重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紧接着又发生“八一三”淞沪战事。地处上海沪东区的申新五、六、七三个厂首当其冲，继而沪西区的申一、八两厂也遭波及。随着日军侵占地区的扩大，无锡申三、茂新和汉口申四，也都遭到日军的烧毁和掠夺。铁蹄所及，疮痍满目，断垣残瓦，顿成废墟。日本侵略军对我国民族工业怀有刻骨仇恨，必欲咒之死地而后已。一些企业，除了直接毁于炸弹炮火，还受到日寇恶毒的破坏。如申新三厂仓库里存有来不及运走的48000多担棉花、4400多担籽花、64000余匹棉布、3400多件棉纱，日寇全部浇上柴油，点火烧光。在车间的通道和机器上，也铺上棉花，洒上柴油，再放上硫黄炸药，点火燃烧，全厂霎时成为一片火海。除了纺纱工场因系钢骨水泥建筑，未曾全毁外，其余纺布工场和561间厂房都被夷为平地。无锡茂新一厂毁于战火，未烧尽的部分又被拆去，全厂成为一堆瓦砾。
申新系统各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的损失，据粗略的估计，大致如下：厂房、仓库、工房等建筑大部被毁，生产设备；纱锭20万余锭、布机2700万余台；原料及成品：原棉16万余担、棉纱1万余件、棉布128000余匹、粉袋233000余只、棉毯8万余条，机物料几乎全部，其余发电机、马达、锅炉、各种工作母机也损失殆尽。
（二）抗战初期的变化情况
1938年，汉口申四、福五奉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向内地撤退。荣氏本不想迁厂，但商量无效。政府当局坚持非拆迁不可，否则炸毁。于是一部分迁到陕西省宝鸡，一部分迁到四川重庆，共迁去纱锭2万锭，布机400台，粉机一套约出粉3000包，发电机3千瓦。运到后，恐遭日机轰炸，建厂于窑洞之内。因材料缺乏，装置不易，筹备经年，始告完成。这是我国西北最早、最完备的工厂。
汉口的福五照常开车，利润很厚，申四也开，出数增加。盈利所得，用以逐步归还欠款。在上海方面，福一、三、六厂在闸北，被日军占用。申五、六、七厂归日军管理。地处租界的厂，却仍能继续生产。申二、九厂都开车，福二、七厂也设法开工，均有余利。无锡的茂二、申三被认为是“敌产”，也归日军管理。申三由军部委托日本纺织株式会社经营。茂新存麦9000余担，以及申三寄存在乡镇南方泉，石塘的籽花，经设法运到上海出售，得款23万元。除一部分归还欠款外，其余作为维持和看管企业的费用。
汉口申四抗战前订购纱机1900锭。机器到上海后，无法内运。洋行意欲退交，退还定银，荣德生不答应。因申九尚有空地，决定改装在申九厂内。申九只答应装1500锭，其余4000锭因式样不合，作价售与合丰企业公司，另立新厂。合丰自纺自织，职员大多是申三的老班子。1939年，汉口申四迁到重庆的部分，开车2800锭，为内地各厂的先导。迁到宝鸡的部分也开工。自1938年到1941年，三四年间，福二、五、七厂和申二、四、九厂均有盈余。
（三）敌伪统治下挣扎图存，获取暴利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变，日美之间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上海日伪军进入租界，英美产业都被视为敌产。我国民族资本在上海租界开设的工厂，事先用外商名义登记注册，以寻求庇护。因此，申二、九厂也被劫管占领。经荣德生的老友常州纱厂资本家钱琳叔转托敌伪棉统会江上达设法疏通，总算厂内各项物资未被日军搬去。福新二、四、七、八厂及合丰，均被日军封锁停工，总公司业务停顿。到1942年3月才解除军管。福一、三和茂二不久也发还，后仍租与日商。茂二由荣氏兄弟的外甥项家瑞和荣德生的女婿杨通谊出面订立租约，期限二年，每半年收取租金一次。
1943年，日帝因战局不利，为了诱使中国资本家与它合作，进一步掠夺中国的人力和资源，早日结束侵华战争，改变了对占领区经济的统治办法，由代管而变为“发还”，即由中国资本家申请，经日本军部同意，发还资本家自行开工。荣德生得此消息，欣喜万分。由他的甥婿、汪伪政府立法院副院长大汉奸缪斌积极活动，申请发还申三。日方乘机勒索，强迫将厂内两座1600千瓦的发电机，按照日本大使馆标出的低价，卖给淮南煤矿和繁昌煤矿，并“补偿”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的巨额代管费，作为条件，才成交了批准发还的手续。荣氏于7月间收回申三后，仍由荣德生的儿子荣一心任经理，他的女婿唐熊源任副经理，派谈家枨为厂长，华鞠人为工程师，积极进行开车的准备工作。一面招寻老工人，进行厂房、机器的修复工作；一面向汪伪棉花统购委员会申请借贷一万锭试车的用棉，向申九借到棉花800担；终于在12月修复5600锭，正式开工生产。
日寇“发还”工厂，表面上是由中国资本家自行管理，实际上是通过各种办法，加强对这些工厂的控制和利用。棉花由棉花统购委员会统一收购，分配给各厂使用。成立收购棉纱、棉布办事处，颁布“收买棉纱、棉布实施纲要”，不准自由买卖，违者要处以一至五年徒刑，3万元罚金。收购棉花的分配比例是：60%供给军用和输往日本，30%分配给在华的日本纱厂和军管的纱厂，10%配给中国人开办的纱厂。工厂使用电力的分配，也极不合理，而且控制很严，以致纱厂经常处于原料枯竭、动力短缺、开工不足之中。至于所生产出来的棉纱、棉布，大部分又被敌伪政府以分期付款、三年还清的办法征购而去。中国纱厂实质上成了日帝的代纺工厂。
当时，由于流入市场的纱布数量稀少，供不应求，加上货币贬值，物价腾涨，一件纱的价格，往往等于10两黄金，或十担到十四五担棉花。申新自开工以来，还没有遇到这样有利的比价和这样高的利润。为了摆脱敌伪机构的控制，荣氏派总公司副总经理童侣青参加棉统会。又拉拢一批棉纱掮客，许以厚利，让他们到江阴、太仓等地收购棉花。再由申三厂长谈家枨去贿赂日本宪兵队、税卡人员，用黄金、棉纱换来特种通行证，使私自收购的棉花能运进厂来。对华中水电公司的上下管理人员，也是“钱能通神”，一到夜里，就把“私电”送了过来。原料和动力问题得到解决，生产不断扩大。到1944年5月，开车纱锭增加到一万锭，日产纱20余件。9月间，又采取“化整为零”的方式，修复了2000纱锭，运到常熟支塘，建立分厂，每日产纱四件。
上海的福新粉厂也是以代磨日方军麦为主。总公司派福新厂长施复侯参加敌伪粉麦统制委员会任常务委员，营业主任曹启东任粉统会粉麸科长。利用职权的便利，在代磨加工中尽量争取自营，以牟取厚利。
（四）通货膨胀中还清积债
抗战前夕，荣氏企业负债累累，资不抵负，银团加强控制，行庄索欠涉讼，处于风雨飘摇的困境。在抗战期间，蒋介石政府和汪伪卖国集团都实施恶性通货膨胀政策，币值不断贬低，物价飞跃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荣氏不但在偿还债务方面大占便宜，而且大获暴利。以申新二、九厂为例，账面盈余如以黄金折算，申二1937年盈余黄金4736两，1938年为16923两，1939年为10439两，1940年为6278两，1941年为7931两。申九1937年为19626两，1938年为42832两，1939年为35977两，1940年为20142两。这些数字实际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估计过低的。
无锡申三、茂新的欠款，于1937年底前已大致了清。荣德生逃难到汉口后看到营业有利，叮嘱李国伟也要一如无锡办法，早日归清行庄欠款。1938年初，上海金融界纷纷索债，16家钱庄约同起诉，法院批准传人，情况严重。其后，法院谕令和解。5月中，荣德生回到上海，讼事尚未解决。经与中国、上海两银行和银团商定，将每月盈余分成三份，一份还银团，一份还讼事和解的各行庄，一份还无抵押品的零星欠款和维持总公司开支。福新粉厂的押款，即以粉厂盈余归还。1941年，庄款全部还清。1942年，所有上海申新系统的陈年积欠，全部还清。申二也由银团移交，收回自办。多年来像一条绳索那样，紧紧缠绕在荣氏企业身上的沉重债务，终于被挣脱了。荣德生大有“无债一身轻”之感！荣氏不仅还清了原先估计无法还清的巨额贷款，而且还获得了相当的盈余和积累，弄到了大量黄金、美钞。即以申三为例，到1944年底，开工只一年，除了还清开工时的债务和分发了四次股息外，就存余3600担棉花，结出16000万的盈利，为抗战胜利后恢复老企业和兴办新企业，提供了物质基础。难怪有人慨叹：“反动派的恶性通货膨胀，使得广大人民缺衣少食，家破人亡，却救活了荣氏资本家！”
（五）在抗战中的荣氏兄弟
上海沦陷后，荣宗敬对抗日前途，一度丧失信心，发生动摇。1937年12月24日，他与上海南市华商电气公司经理陆伯鸿等筹组“上海市民协会”，即变相的伪维持会。他本人与上海闻人姚慕连、顾馨一担任主席团委员，流氓头子张啸林等都是委员。上海人民的抗日组织，对他这种态度很为愤慨，警告他不要甘心附逆，自绝于人民。陆伯鸿为爱国志士暗杀后，荣宗敬心慌意乱地避走香港。1938年2月10日，他在惊悸抑郁中病死，享年65岁。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转呈国府对他颁“褒奖令”。
1937年10月，无锡濒临沦陷。荣德生乘汽车至芜湖，换轮到汉口。1938年6月，飞港转沪，日以收购书画古籍自娱。表面上息影家园，不问世事，其实，总公司的一些重大事务，他仍是参与的。同时，他又计划另创一个规模宏大的企业，取名“天元实业公司”，准备将他名下茂新、申新的股份和资金，作为天元的资本，由他任总经理，七个儿子当副总经理，年长者日后代替总经理。经营范围参照金、木、水、火、土“五行”分类：（1）属于“土”的方面，如煤、石灰、水泥、砖瓦等；（2）属于“金”“木”方面，如采矿、冶金、铁工、化工、塑胶以及筒管、棉条筒等；（3）属于“食品”方面，如面粉、饼干、点心之类；（4）属于“水”的方面，如漂粉水之类；（5）属于“火”的方面，即电气等；（6）属于“纺织”方面，包括棉、麻、毛、丝、人造纤维的纺织、印染、整理、裁制、缝纫等。这种囊括一切、无所不包的“规划复兴实业计划”，固然是黄粱美梦，难以实现；却也说明，尽管饱经波折，年近70，荣德生还是雄心勃勃，朝思暮想，巴望荣氏企业兴旺发达，成为父子传袭、万代不坠的基业。
在抗战初期，荣氏谋求依托英美的势力来抵制日帝的掠夺，申九曾与德商远东钢丝布厂取得协议，挂过德国纳粹旗帜，到1938年5月，申九再过户于英商通和洋行，以英商名义向香港政府注册，并悬挂英国旗。1938年4月，申二曾订立契约，由美商美国企业公司经营管理，并悬挂美国旗，到1941年7月才解除契约。申新系统下的合丰企业公司也委托美国企业公司经营管理，该公司总经理阿乐满且是合丰股东之一。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合丰尚有外商股东二人。
在抗战期间，荣氏兄弟没有参加敌伪机构。汉口的申四、福五迁厂到川陕等地，开发西北，在大后方为抗日战争增加生产。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前，日寇曾企图和荣氏合作，经营申三、茂二，荣德生加以拒绝。1943年，荣德生派二儿尔仁带了一批资金到重庆去，准备战后恢复企业之用。在日军“发还”申一时，日商丰田纱厂企图凭借日本军政势力，以252万日元强制收买申一全部财产。荣德生表示绝不愿让售，也不愿合办或出租，声称“如于军事上有必要，则尽可牺牲”。尽管他自有打算：其一，怕申一出卖后势必发还股款，会引起申二、九的股权纠纷；其二，丰田代管期间，修理投资较大，接收比出售有利；但这种坚持民族立场的行动是好的。另一方面，1942年11月，由江上达策动，购置上海宜昌路原鸿丰丝厂房屋，与日商“若素”合作，筹设“中华药业公司”，购置款项内，申新占62.5%。总的来说，虽有软弱妥协的一面，荣氏对抗日战争是拥护的，是爱国的。
（六）荣氏企业资本家内部的改组和分化
抗日战争前，荣氏企业系统，是由总经理荣宗敬大权独揽、综理一切的一统局面。由于战争的影响，人事的变迁，这个“一统局面”被打破了，逐步形成了各据一方、各自为政的新局面。
荣宗敬去世后，总经理的职位谁来继承？若是“兄终弟及”，应由荣德生来继任，多子侄辈也都要推他出来。但他在汉口打电报辞却，声明无意权位，只是“扶佐”侄辈。总经理一职，实际上是“子袭父职”，由荣宗敬长子鸿元继承下去，但这并未得到股东会的同意。申新欠款还清后，荣德生曾要求召集股东会，似乎有推他自任总经理的意图，他的侄辈和王禹卿都不理他。荣氏兄弟几十年来亲密合作的关系破裂了，从此形成“西摩路”（荣宗敬上海住寓）和“高思路”（荣德生上海住寓）两房并峙，各有基点，各有班底的局面。
汉口申四、福五部分机器内迁后，在重庆成立渝庆新公司，并在成都、宝鸡、天水等地添设了不少分支机构，这些企业都由荣德生长婿李国伟主持，在宝鸡成立了一个申四、福五总管理处，自成系统，独立经营。上海总公司鞭长莫及，只保持传统的隶属关系和股份关系。
申二、九两厂地处租界，得天独厚，畸形发展，获利最多。总公司的旧债，是靠它们还清的，总公司的开支，是靠它们维持的，因此，就不免“唯我独尊”，逐步把原来属于总公司职权范围内的采购原材料、出售成品、人事安排和财务调度等业务，转移到厂中。这样，总公司的权力日益削弱，两厂的独立性日益增强。
申新五厂厂长是由申二厂长荣尔仁兼的，申五的恢复也是依靠申二的支助，申二、五厂就另行成立了管理处。王云程（王尧臣的儿子、荣宗敬的女婿）所管的申一，连他的岳父家都不能过问。吴昆生的申九也是壁垒森严，自立门庭。至于王禹卿掌权的福新厂系统，早就保持其对荣家的独立性。
此外，荣一心、唐熊源又于1938年另设合丰企业公司。它是由申三和茂新粉厂的股东，来到上海后招股成立的，下设棉纺、染织、铁工、制丝四个厂。1942年，荣鸿元、鸿三兄弟创设三新银行，意欲茂新投资入股，荣德生不予赞同。合丰和三新，可以看作是申新的旁系企业。这些荣子荣孙，似乎已经不能满足于老一辈置办的“大锅饭”，而开始热衷于追求自己喜爱的“小灶”了。
荣德生在他的《行年纪事续编》中，提到1938年到总公司，“深觉沪上一切，无异往日，惟事权全非，远异吾兄在日，心中暗觉神伤。”慨叹“外人不明事理者，以为我欲擅权”。于1941年，又说：“从抗战后避难出外，兄避难作古以后，即另成一新时代，从前一切告一段落”，想把自己名下股份划出，另辟天地。1944年，“各厂人事行政，渐趋分歧，各顾其私，破坏大局”。这些记述充分表露了荣德生对荣氏企业内部由集中统一到分歧离析的趋势，是何等的忧伤愤懑！“无可奈何花落去”。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在荣氏家族成员之间、荣氏和异姓股东之间，造成越来越深刻的矛盾，引起越来越尖锐的竞争，而使荣氏企业宗族性的、家长性的一统“大局”，无法维系。
六、解放战争时期的荣氏企业（1945—1949）
（一）原有企业的恢复和新企业的创办
在抗日战争中，荣氏企业的生产设备，毁损严重，元气大伤。1945年8月，抗战胜利，荣氏花了很大气力，经过几年工夫，才陆续恢复生产。申八则毁于炮火，一直未曾恢复。
在国民党政府反动统治下，通货恶性膨胀，物价不断上升，广大劳动人民大受其苦。而纱厂、粉厂利用成品和原料之间的不同比价，进行棉纱与原棉套做，面粉与小麦套做，不但能取得生产中的剩余价值，而且能获得商业上的盈利。1945年底前，申一至申九厂先后复工，但因原料缺、熟手少、资金不足，都只开一部分。当时，据荣德生自述：“申三利润之厚，实为前所未有，而开支之大，亦为前所未见。”1946年，申一开5400锭，申二开6万锭，申三由2万锭修复至5万锭。申四重庆、成都、宝鸡部分都有盈余。申六开至5万锭以上，并以历年盈余所得，收购芜湖裕中纱厂，建为分厂。申七拆去7200锭，又购进16800锭，共24000锭，建为鸿丰一厂。申九生产最好，常开12万锭以上。各纱厂营业顺利。1947年，申六收买邻近国光印染厂厂房机器，合并为纺织印染厂，又收买英商隆茂栈房屋，改建为鸿丰二厂。申五添新机2万锭。申二迁广州18000余锭，成立广州第二纺织厂。
在面粉厂方面，福一、二、五、七、八厂和茂二都恢复生产。茂一重建新厂，又租办顺丰德粉厂为茂三，茂四也整理恢复。但由于面粉执行限价，原料又供应不足，粉厂常处于时开时停的状态，经营比较困难，情况远不如纱厂。
在这期间，荣氏企业在纱、粉厂本业方面，只是大致恢复旧观，没有什么发展。在其他事业方面，却有新创办的。其中主要的是：（1）天元棉毛麻纺织厂。由荣尔仁、荣一心从申二、五拨出部分资金，再加荣德生的投资开设。于1946年筹建，1948年开工生产，有一套麻毛纺织机和一万纱锭。（2）中华第一棉纺针织厂，由申九股东吴中一（吴昆生之子）、陆菊森（陆辅仁之子）于1944年购进旧厂创设而成，利用申九关系，大得其利。有纺机11200锭。（3）开源机器厂，由荣一心主持，于1948年破土重建，1949年建成。（4）其他尚有申四系统举办的宏文造纸厂、申四铁工厂、建成面粉厂，申九系统的欧亚酒精厂、均益螺丝厂等。
（二）“大申新”计划的流产和四个系统的相峙
1943年冬，荣尔仁自上海到重庆后，搞了“大申新”计划，打算在战后由他来统一申新企业的组织和管理，重新树立荣宗敬生前那样总揽一切的权位。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拟定了“茂新、福新、申新面粉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组织章程”，呈请备案，并选定了各区、各厂“接收”人员的名单，准备像国民党政府接收敌伪产业机构那样，来“接收”处在沦陷区的荣氏企业。这当然受到各方面的强烈反对。这时，主持申新总公司的荣鸿元，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申新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组织章程”向主管部门呈请备案，加以抵制。同时，茂、福、申新系统各厂的主管负责人，由于切身利益攸关，也都不予赞同。于是，荣尔仁的“大申新”计划，在一片反对声中，很快就宣告流产。
在抗日战争期间，荣氏企业系统已经初步呈现分裂的因素和倾向。在矛盾进一步激化的情况下，“申新总公司”实际上分裂成为四个独立的经营管理系统：
第一，总公司系统。以总经理荣鸿元为代表，主要控制申新系统的申一、六、七厂和鸿丰系统的鸿丰一、二厂，鸿丰面粉厂。
第二，申新二、三、五厂系统。以申新二、三、五厂，天元，合丰，开源总管理处总经理荣德生为代表，以下为五个公司：茂新公司包括茂新一、二、四厂；申新公司包括申二、三、五厂和广州二厂；天元公司包括上海、香港、纽约办事处和麻棉纺织厂；合丰公司包括棉纺厂、棉织厂、电机厂、铁厂、丝厂；开源公司包括开源机床厂。
第三，申四系统。以申四、福五、建成、宏文、渝新公司总管理处李国伟为代表，以下设在汉口的有申四、福五，在宝鸡的有申四、福五、宏文造纸厂、申四铁工厂、申四发电厂、毛纺厂（未开工）；在重庆的有渝新纺织厂、福新五厂；在成都的有申四、建成面粉厂；在天水的有建成面粉厂；在广州的有福新五厂；在上海的有建成面粉厂、宏文造纸厂。七个地方共有16个厂。
第四，申九系统。以经理吴昆生为代表，主要控制申九的经营管理权，又投资另创中华第一针织厂、欧亚酒精厂、均益螺丝厂、健轮布厂。
在上海的福新面粉厂系统，仍由王禹卿掌握，自成一系。
申新企业系统形成了四分五裂、各自为政的局面。各个系统之间，互相争权夺利，扩展势力。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他们不满足于本业的经营，而醉心于本轻利速的新投资；甚至“化公为私”，把原有企业的生产设备，化为个人的囊中之物。荣鸿元把申七的机器设备搬进鸿丰，荣尔仁也毫不客气，把申二的机器设备搬到广州去开设广州二厂。
不仅各个系统之间钩心斗角，即在同一系统中，也是同床异梦。如总公司系统下的申一经理王云程，另外开设寅丰毛纺织厂。申一获得了盈余，并不把抗战中烧掉的申八恢复起来，却在申八原址开设启新纱厂。这说明他同舅子荣鸿元之间也有矛盾。就是荣鸿元，同他的亲兄弟鸿三、鸿庆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申二、三、五系统，荣德生的儿子尔仁、一心、毅仁、研仁和女婿唐熊源、杨通谊之间，也是各自划分“势力范围”，互不干涉。这种错综复杂、明争暗斗的局面，不能不说是荣氏企业内部的一大变化。
（三）荣氏同国民党政府的关系
抗战胜利前夕，荣德生曾幻想战事结束后，能够通过政府向日本索取赔款，补偿荣氏企业在抗战中的损失；并能得到大量借款，使他得以像美国十大富豪那样，集中力量，独资经营比“三新”规模更大的“天元实业公司”。不料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和官僚资本对民族工业的压榨，却变本加厉。他在失望之余，也慨叹“政府措施舛谬，有失民心”；抱怨政府“竭泽而渔”“杀鸡取蛋”。1946年4月，荣德生在上海遭到以淞沪警备司令部为主体的军统特务的绑票勒索。经过33天，才以美金50万元赎回。这场险遇，几乎送了他的老命。脱险归来，精神和身体备受打击，骨瘦如柴，步履艰难。然而，1948年，伪国大开会，“大总统”就职，他仍希望“国运大转，人民安乐”，“今后政治清明，兆民有庆”。
1946年，荣鸿元、鸿三当选为上海市参议员。1948年，荣鸿元和荣尔仁都竞选工矿方面的伪国大代表。荣尔仁所得选票远比荣鸿元多，当选为国大代表的初选候选人。但因名额所限，两人不能兼顾。荣鸿元志在必得，通过流氓头子杜月笙和国民党官僚洪兰友之手，迫使荣尔仁退让。荣尔仁只得忍痛登报声明放弃，让于荣鸿元。尽管荣鸿元当上了伪国大代表，9月间，蒋经国以私套港汇的罪名，逮捕了他，拘禁了79天，经伪特刑庭判处徒刑六个月，缓刑两年。在拘禁期间，伪法官百般勒索，共被敲诈去棉纱，棉布、印花布、面粉等栈单及黄金、美钞、金圆券等折合的棉纱5000件之巨，才获得释放。
荣氏的子侄辈同宋子文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宋子文任广东省省长时，荣尔仁与他合作开设广州二厂。宋子文下台后，国民党内部派系互相倾轧，监察院对所谓“军粉霉烂案”提出弹劾，但又不敢直接碰宋子文，就给荣毅仁套上贪污的罪名，控告他卖给政府运往东北的军粮是霉烂的。1949年5月，伪上海地方法院检察处提出公诉。伪法院趁火打劫，勒索巨款，扬言如不将款送去，就将于第一次庭审时把人扣押。荣被迫送去黄金十大条，美金5000元。原来5月25日第一次开庭，恰巧就是上海解放的那天。荣毅仁才免去了这场飞来横祸。
荣一心在社交活动方面也很活跃，是国民党政府输入管理委员会的外棉核配委员会委员，常代表民营纱厂向政府折冲有关外棉的事宜。1948年12月，他为了向台湾、香港转移业务，受国民党官僚彭学沛坚邀，同乘霸王号客机赴港，失事丧命。
荣研仁在留美期间，结识了顾维钧的儿子顾福昌、胡适的儿子胡祖望和翁文灏的儿子，号称“四公子”。他分管天元企业公司，却大做其走私贸易和外国股票投机，结果亏损殆尽。
荣氏的子侄辈对国民党政府的依附，比起荣宗敬、荣德生老一辈来，要更为密切。这是因为国民党官僚资本的势力，越来越大，处于垄断统治地位；而相对说来，民族资本的力量，越来越薄弱，不能不依赖官僚资本的鼻息，分得一些余沥，求得自己的生存。但是，他们吃着国民党政府的苦头，却并不比他们的父辈要少些。如果说，国民党政府过去对荣氏兄弟主要是乘人之危，利用荣氏企业资金周转困难，阴谋吞噬的话，那么，到了后来，国民党政府就穷凶极恶地运用专政机关法院和特务流氓势力，来借刀杀人和绑架勒索了。
（四）申九工人的“二二”斗争和申三工人的反饥饿斗争
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挽救它的覆灭，对工人群众在政治上的镇压和经济上的剥削，越来越残酷。1948年初，申九7000工人为了求自由，求生存，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罢工斗争。在经济上要求发给配给品和补发“年赏”，在政治上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动摇其后方，以配合解放大军南下。斗争开始后，黄色工会进行威胁恐吓，厂方采取欺骗拖延。工人决定从1月30日起坚持罢工。到2月2日上午7时，上海市警备司令宣铁吾亲自率领3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军警来厂弹压，架起装甲车和机关枪，把整个厂密密包围，胁迫工人立即开车。工人临危不屈，相持到下午5时，反动派增派了“飞行堡垒”和军警5000余人，开始血腥的镇压。工人英勇斗争，三人光荣牺牲，40人受伤，269人被捕。战斗一直持续到晚上9时，震动了全上海。各方面的代表，纷纷前来慰问。各厂各业的工人，组织“二二”血案善后委员会，筹集捐款，援助受伤的工人。反动派在群众怒潮如火的声势下，怕事态扩大，难以收拾，不得不释放被捕人员。厂方也不得不发给每人50斤配给煤球和两斗配给米，斗争才告平息。
1948年11月，无锡申三工人发动了反饥饿斗争。当时，资方结算工资，是按每月1日、16日的生活指数标准，而发工资的日期是每月6、7日和22、23日。因此，当工人领到工资时，生活指数实际上早已上升，物价早已上涨。而且，发放工资要搭配部分支票，上有横线，须三日后才能兑现。为了反对厂方这种不合理的剥削手段，全厂工人于11月22日早晨开始罢工斗争。厂方人事课长胡鸣虎、工贼邵舜耕、无锡县政府社会科长张一飞，企图玩弄诡计，分化工人，破坏斗争。23日下午，应厂方请求，无锡城防指挥部指挥官刘秉哲率领七八十个便衣武装，来厂镇压罢工。晚上，宪兵在申新桥上架起机枪，威胁工人。深夜11点钟，武装宪兵挨门逐户地搜查，把罢工代表顾阿菊、施剑平、朱祖奇抓去。11月24日，罢工仍坚持着。群情激愤，商量捐款支援和营救被捕工人。资本家眼看武力压不倒工人，只得再谈复工条件，满足了工人提出的部分要求。为了避免更多的牺牲，工人决定复工。罢工斗争先后达五天。
（五）荣氏资本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活动
当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反动统治土崩瓦解，全国解放迫在眉睫的时刻，一些较大的资本家都面临着是留在国内还是出国他往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荣德生作了正确的抉择，不失为一个爱国的民族资本家。1949年春，他到上海，听见公司中的人们一片离沪声。有的去香港、台湾，有的去外国，纷纷攘攘，人心惶惶。不少人劝他去香港，他坚持镇定，竭力劝阻别人说：“我非但决不离沪，并决不离乡，希望大家也万勿离国他往。”当他得悉荣一心和唐熊源乘他不在无锡，要把申三的两万纱锭拆到台湾去的消息，立即赶回厂中。一看正在拆运，就大加申斥，并同工人一起，制止了这一行动。他表示决心留在祖国，自认：“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他在办厂过程中吃了帝国主义不少亏，他对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越来越不满，他对自己手创的事业有着深厚的感情。所有这些，都是促使他留在祖国的因素。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统战政策和统战工作的感召下，他还派无锡区协理钱钟汉前往苏北解放区，对党表示欢迎之意，并坚持留在无锡，等待解放。
荣鸿元在私套港汇案了结被释放后，于1948年12月避走香港。荣鸿三、鸿庆也都在新中国成立前走往香港。在济南战役以后，他们就抽逃资金，在香港开设大元、南洋纱厂。1949年2月，又在香港成交，售去了上海的鸿丰二厂，取得外汇。
荣尔仁在新中国成立前去香港。荣研仁在投机失败后，先去香港，后到泰国。申九系统在香港开设了伟纶纱厂，吴中一、唐熊源也去了香港。
留在祖国的是荣毅仁、鸿仁兄弟。1949年初，在香港时，宋子文曾劝荣毅仁不要回国。荣想：在“军粉霉烂案”上，被敲去一大笔竹杠，自己出了事，宋也没有办法。反复考虑，还是决定回国。当他的哥哥荣尔仁出国时，曾与他约好，一个留在国内，一个出国，如果没有问题，就再回来。
新中国成立前夕，荣氏资本家抽逃资金的行为是很严重的。荣鸿元、鸿三、鸿庆、尔仁、唐熊源、王云程、吴昆生、陆菊森等，设置暗账，抽逃资金，化公为私。临逃之前，又把暗账销毁或隐匿。仅从申一、二、五、六、七、九厂不完全的统计，逃避资金就有棉纱7336件，棉布91780尺，印花布7000匹，黄金1549两，各种外币折合人民币1580余万元。
（六）荣氏家族系统表
荣氏企业的主要负责人，绝大多数都是荣宗敬、德生兄弟的儿子和女婿。现将新中国成立前夕荣氏家族成员及所担任职务，表述如下：
荣宗敬（已故）
子 溥仁（鸿元）担任申新总公司总经理
辅仁（鸿三）申新总公司副总经理兼申七经理
纲仁（鸿庆）申一协理
女 大女卓球 婿 丁利方（已故）
二女卓仁 婿 薛寿萱 永泰丝厂厂主
三女卓霭 婿 王云程 申一经理
四女卓如 婿 乔奇哈同 上海地产大王哈同嗣子
荣德生 申二、三、五厂，茂新，天元，合丰，开源总管理处
总经理
子 伟仁（已故）
尔仁 总管理处副总经理、申二、五厂经理
伊仁（一心）（已故）
毅仁 总管理处经理、茂新公司总经理
研仁 总管理处经理，天元实业公司经理
纪仁（已故）
鸿仁 在美国攻习面粉工程
女 大女素蓉 婿 李国伟 福四、申五、建成、宏文、渝新公司总管理处经理
二女菊仙 婿 蒋浚卿（已故）
三女敏仁 婿 宋美扬 宋汉章之子，中国银行任职
四女卓亚 婿 李启耀 申四副经理
五女茂仪 婿 唐熊源 总管理处无锡区经理
六女漱仁 婿 杨通谊 广新银业公司经理
七女辑英 婿 华伯忠 建新航业公司经理
八女漱珍 婿 胡汝禧 天元实业公司工作，在美国
实习面粉工程
九女墨珍（未婚）
七、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1949—1956）
（一）管理混乱、经营困难、经济枯竭的“烂摊子”
当民族资产阶级人们抱着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怀着疑虑不安的心情，来迎接解放的时候，荣氏企业的状况是怎样的呢？
一是管理混乱。荣氏企业资本家之间的相互矛盾，虽父子、兄弟之间也不能免，反映在管理上是机构重叠，人事臃肿，组织涣散，各自为政。
二是经营困难。新中国成立前，我国棉纺厂所用原棉，大部分仰给于外棉。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帝对我国实行封锁政策，原棉供应一时显得不足。又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在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压迫和剥削下、购买力日益削弱，成品销路呆滞。再加上管理腐败，经营作风不正，造成产量低、浪费大、成本高、质量差的恶果。在市场上素有“好做”牌（申新出品商标）不好做的反映。
三是经济枯竭。新中国成立时，荣氏企业的流动资金短绌，几乎到了“两手空空”的局面。其所以如此，主要的原因是新中国成立前夕大量抽逃资金。其次，几年来荣德生被绑架，荣鸿元被蒋经国拘押勒索，以及荣毅仁被监察院和法院弹劾和勒索，用去了相当可观的一笔钱。再次，由于投机失败，亏损不少。单是荣研仁一人，1948年就在投机外国证券中，蚀去一百万美元。最后，荣氏资本家为了追求个人享受，纷纷购买地产，营建华屋。他们在上海虹桥路上买了花园和别墅四处，荣鸿元占两处，荣鸿三占一处，荣尔仁占一处。荣鸿元、鸿三在淮海中路买了两座大住宅，又在威海卫路买进住宅。荣尔仁、一心、毅仁、研仁及唐熊源等都分别在永嘉路、康平路等处买进或营建住宅。同时，荣鸿元又买下了江西中路的三新银行大楼，南京西路的美琪大楼及同福里房地产。申新总公司购入浦东英商隆茂栈。申二购进浦东陆家嘴、闸北潘家湾及真如等处地产，并在湖南衡阳东阳渡购进大批土地。申九购进江宁路永茂栈及原卜内门洋行仓库两所以及镇江附近的大批土地，因此，申新企业系统这个貌似强大的“庞然大物”，其实是外强中干，病骨支离，患着严重的“贫血”症。这就不可避免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改组的过程中，会遇到巨大的困难。
（二）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克服困难
为了帮助荣氏企业度过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困难，党和政府根据共同纲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在各方面给予很多照顾和大力扶助。
党贯彻执行了统战政策，给予荣德生以很高的政治安排。党中央邀请荣德生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并被推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50年，又任命荣德生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苏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他又当选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委员，苏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委员。6月间，他带病出席苏南区人民代表会议，并应邀参加无锡市第三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大会上发了言。7月，他扶病到沪，出席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作了大会发言。1952年5月下旬，荣德生忽患紫斑症，多方医治无效。7月25日，他病势垂危，口授遗命，由七儿鸿仁手录“要积极生产，为祖国努力”，并谆谆嘱咐在国外的子侄从速归国，参加祖国建设事业。7月29日上午7时，荣德生逝世于无锡四郎君巷寓所，享年78岁。苏南人民行政公署组织治丧委员会，8月11日在无锡市人民大会堂举行公祭。
他们在社会政治活动的实践中，亲身聆受党政负责同志的教导和鼓励，对帮助他们认识党的政策和认清自己的前途，消除各种疑虑，树立起参加新中国政权的光荣感和责任感，端正克服困难的态度，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都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国营经济对荣氏企业，一开始就进行了大力扶助和照顾。无锡申三在1949年7月以后，由于资金枯竭和原料短缺，造成开工不足。国营建中公司一面收购存纱，一面供给6000担原棉，才使它勉强度过了下半年的困难。到了1950年3月份后，每周开工从六天六夜减到四天四夜，库存棉花，不够一天之用。工人的工资到期发不出，连伙食费也是朝筹暮措。外欠各债达39万元，利息支出几占成本的1/10。正在这样山穷水尽，无法维持的窘境之中，申三从人民银行借到了20万元贷款，建中公司又拨给它9000担棉花，上海花纱布公司也贷给它1000件纱的贷款，解决了原料和资金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上海花纱布公司扩大了对申三的代纺、代织定额，从1950年3月代纺856件，到6月份增加到2485件，占生产总额的52%。8月份增至3028.7件，占生产总额的76.4%。这样才把申三维持了下来，同时也推动它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
为了帮助资本家维持生产，克服困难，职工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发扬了大公无私、当家作主的精神。申三工人自觉地改进生产，节约原料，节衣缩食，团结资本家共同克服困难。工人们主动地把工资标准从每元底薪以八升米计算降低为以六升米计算，伙食由二饭一粥改为二粥一饭。职员也自动减薪。企业每月在工资支出一项，就节省了14万元。在职工群众的推动、支持下，申新二、五厂订立保本经营方案，申九订立保本生产合同。1949年，申三亏损130余万元，1950年亏损80余万元，1951年转亏为盈，余了9万多元，旧欠债务也开始清偿。1952年，生产情况更为好转。
党和政府的大力扶助，工人们顾全大局、自我牺牲的具体行动，增强了资本家维持生产的信心。通过加工订货，进一步加强了国营经济的领导。在生产中，国家对成品实行了检验制度和成本核算制度，加强了对企业的监督，促使企业按照国家需要初步改进了企业管理。这个克服困难、接受改造的过程，不仅申三是如此，在整个荣氏企业系统都是如此。
（三）企业组织机构的改组改革
上海申新系统各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分散经营，各自为政，组织薄弱，机构臃肿。由于企业主要负责人纷纷去港，大量抽逃资金，企业流动资金枯竭，难于维持。1950年“二六”轰炸后，困难更加增加。申新各厂在上海的私方负责人，认识到要克服困难，亟须改革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制度，筹组统一的总管理处，以加强组织力量。人民政府对这个打算，给予大力支持，并由人民银行贷款100万元，予以支持。几经酝酿，于5月8日正式成立上海申新纺织厂总管理处，所属申一、二、五、六、七、九厂、合丰、裕中八个企业单位集中管理，统一经营。总管理处设管理委员会，由荣德生任主任委员。下设秘书、业务、财务、工务、计划、购料六课，以荣毅仁为总经理，吴中一、汪君良为副总经理。1951年7月，无锡申三加入上海申新总管理处，隶属于无锡区处。1952年1月1日，广州第二纺织厂也正式加入申新总管理处。至此，申新系统除汉口申四由李国伟主持外，其余各厂均由总管理处集中统一管理。
上海申新纺织各厂建立总管理处实行联营后，在政府大力支持下，于统一财务、业务、生产、购料以及管理制度等各方面都取得一定的成效，企业情况得以好转。并着手整理旧欠，将申七、合丰、裕中及福七作价转归国营，清理机器物资，出售偿还公私欠项。但是，由于联营组织本身比较松弛，在推行工作中颇多窒碍，不能高度发挥一个有机体的作用。1952年6月12日，在重估财产、调整资本的过程中，申一股东临时会和申二、五、六、九厂股东临时联席会，都原则通过上海申新纺织各厂合并，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同日，召开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厂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决议通过合并组织股份有限公司。由于以股东张叔禾为代表的申一部分股东提出异议，引起争执，经过调停，迁延到1953年12月，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厂股份有限公司才正式向主管机关申请解散旧企业，设立新公司登记。1954年10月，经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发给登记执照。公司有股东147户，资本额4000万元，其中荣宗敬系统股东的股份占52.03%，荣德生系统股东的股份占32.13%，其他股东的股份占15.84%。这个改组为申新系统走上公私合营在组织上准备了条件。
（四）敲锣打鼓，走上了公私合营的康庄大道
1953年起，我国进入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私营工商业除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别无其他出路和前途。在这种形势下，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争取公私合营，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1956年初，全国掀起了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在敲锣打鼓，一片欢腾声中，完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荣氏企业由于规模大，对国计民生的作用比较大，一般都在1956年合营高潮前，就由各厂所在地区主管部门批准公私合营。早在1951年11月，申四、福五、建成、渝新总管理处与陕西省人民政府工业厅合组成立公私合营新泰企业公司。1954年8月1日，无锡申三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改名为无锡公私合营申新纺织厂。天元、机床厂（开源）、茂新同时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清产核资中，荣氏企业在锡股份共830余万元。1955年11月8日，根据以大带小的精神，无锡大福、万福纱厂并入申新合营，计纱锭10632锭，职工471人，加上申三原来的，共有113000余纱锭，工人5600多人，为江苏省第一大厂。1955年9月1日，上海申新公司得到批准，与中华第一纺织公司、纬昌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三明纺织厂股份有限公司、鸿丰纺织印染股份有限公司等厂合并合营，定名为公私合营申新棉纺织印染厂。清产定股后，资本额为6400万元。其中公股占21.33%，私股占78.67%。
生产关系的改变，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各企业在合营以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即以无锡公私合营申新纺织厂为例，合营后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第一，改进了企业管理机构。建立了劳动工资、安全保护、基建、保全、温湿度管理等科室以及工程师室和技术监督科，统一领导全厂的生产技术。精简合并不必要的机构，财务、计划两科从43人减到23人。行政费大为节省，每月从11万元下降到8万元，减少27.2%。建立了严格的计划管理制度和消费定额制度。
第二，成立了工厂民主管理委员会，包括党政工团和老年工人、青年工人、技术人员，负责管理一切生产上的重大事务。这大大激发了工人群众当家作主、管好企业的主动性、积极性。
第三，改善劳动条件，加强劳动保护。企业支出了85万元，装置降温通风设备、安全防护罩等。经常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职业病的普查和防治，大大增进了工人的身心健康。
第四，提拔了87名优秀工人为值班长以上的干部，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
第五，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爱国竞赛运动波澜壮阔，迅猛发展。生产积极分子成批涌现，合理化建议如雨后春笋，技术革新成果丰硕。
第六，多快好省，出色地完成国家计划和生产指标。以合营前后对比，八种可比的纱支品种中，有六种提高了等级。棉布正布率提高35.5%。每件20支纱的成本降低16.9%，每匹棉布成本降低18.3%。每件纱用棉量节约12.09斤。合营后，一年为国家节省原棉533000多斤。每件纱用电量降低8.45度，一年共节约用电1336000度。劳动生产率提高27.07%。上交利润大幅度增加。1954年8至12月平均每月利润，比合营前增加30.85%。
公私合营不但使资本主义企业走上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康庄大道，也使资本家看到了自己的光明前途。党贯彻执行了赎买政策，规定了定息五厘，高薪不变，对私方人员量才录用，适当照顾，在生活上、工作上和安排上都作了妥善的处理。荣鸿仁在全国工商界青年积极分子大会发言中说：“我的另外两个哥哥和堂兄等，他们为了想保牢自己的财产，在新中国成立前到国外去，一个哥哥办的纱厂已宣告破产，一个堂兄在美国遭到流氓无故殴打，其他大都处在窘境之中。试想要托庇于帝国主义之下会不遭受他们的欺压吗？过去的中国亦正和现在帝国主义国家一样，没有一个人能掌握自己的命运的。如果不是解放，我真不敢想象现在我会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毫无疑义，公私合营的顺利实现，大大地增强了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社会主义祖国的感情，促使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公方代表和职工群众的教育、帮助下，充分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和业务才能，努力为社会主义服务，逐步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八、从荣氏企业看民族资本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于1896年投资1500元，与人合伙在上海开设广生钱庄。这笔商业资本是他们经营工业的起点。1900年，他们于无锡筹创保兴面粉厂，1905年，又投资于振新纱厂。从商业资本转移到工业资本，这是他们起家发迹的一个重要转折。从此，十数年间，资本的积累，工厂的规模，像奇迹一样增长扩大，形成包括茂、福、申新几十个厂的荣氏企业系统。荣氏兄弟成为中外驰名的“面粉大王”“实业巨子”。荣氏企业迭经起伏，历尽波折，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全部成为公私合营，纳入社会主义的轨道。从1896年到1955年，这60年，就是荣氏企业从发生、发展、停滞、衰退，一直到改造的全过程。共性寓于个性之中。我们试图回顾、剖析一下荣氏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借以摸索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变化的一些规律。
第一，荣氏企业的产生和兴起，代表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中国的新式工业，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在20世纪初年，中国民族工商业有了初步发展。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的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荣氏企业初期的兴旺发达，同这个过程是完全合拍的。可见，荣氏企业的勃然兴起，有其客观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是“应运而生”，而不是“得天独厚”。
第二，荣氏企业的原始资本，自己投资的仅占一小部分，主要来自广生钱庄的盈余，而那时的钱庄其实是变相的高利贷。资本的大部分来自合伙者，合伙者大抵是一些官僚和洋行买办。这样的股东构成，反映了荣氏企业民族资本从母胎里就同高利贷、官僚、买办阶级难解难分。
第三，当国际环境有利，帝国主义放松对中国市场的倾销时，企业就大得其利，发展得快，如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每当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企业的生产经营就大吃其亏，陷于停滞。这说明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是帝国主义世界市场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独立自主地发展，而处于被统治、被压迫的地位。正由于此，它同买办阶级不同，是爱国的。但另一方面，荣氏企业在原料上要乞求美棉美麦，在机器设备上要仰给进口，在金融上要依赖外商银行，对外国资本又存在着较为深重的依附关系。荣氏兄弟在反帝斗争的态度上，有时明朗，有时暧昧，完全以本身的利害得失为转移。民族资本在经济上的软弱性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软弱性。
第四，历代的反动统治者，从清皇帝、北洋军阀到蒋介石，都不可能对民族资产阶级有什么真正的扶植，而只是把它作为横征暴敛、敲诈勒索的“金山铜穴”。而每一次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高涨，都打击了旧的生产关系。特别是群众的爱国抵货运动，更是直接地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这个事实，在荣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得到充分的证明。
第五，荣氏企业之所以发展得如此快，有其特具的色彩。一是兼并性。“大鱼吃小鱼”，这条资本主义竞争规律，在荣氏企业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异常鲜明。申新全部纱机设备有1/3至1/2，是由吞并其他小厂而来的。这真是：吞吃的小鱼越多，鱼就越大；鱼越大，就能吞吃更多的小鱼。二是冒险性。荣氏扩大再生产、兼并其他小厂的资金，原企业的积累仅占一部分，大部分是向行庄以及洋商抵押借贷而来，也就是运用金融资本作为工业资本。这样就能大做其“无本买卖”，用一个钱做十个钱的生意。三是投机性。荣氏企业在经营作风上偏重于商业购销，忽视生产管理。在改进生产管理方面，虽也曾做过些努力，但很不得力，收效不大。荣宗敬父子是投机市场上翻云覆雨，套做牟利的老手。荣氏企业凭借它厂大势厚，得以操纵市场，成品比别厂售价高，原料比别厂收价低。所以荣氏企业在其顺利发展时，所追求和获得的，不只是一般的平均利润，而是加上囤积投机等利润在内的超额利润。
第六，荣氏企业本身也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发展快，规模大，获利厚；另一方面是债务重，管理差，资力弱。这反映了它外强中干的虚弱性。荣氏兄弟往往在市面不景气的情况下，乘机欠债低价买厂，作为增强竞争能力、摆脱危机的手段。然而，这种饮鸩止渴的冒险做法，终究不是治本强身的灵丹妙药。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不断加强，民族工业风雨飘摇的基本情势下，荣氏企业仍不免危机。这条“大鱼”，一旦遇到“鲨鱼”，也就要变成被吞的“小鱼”了。它曾先后遭到国民党反动派陈公博和宋子文的阴谋吞噬。申新七厂也曾被英商汇丰银行标价拍卖。它也曾被银团严加控制，丧失了经营自主权。如果不是抗日战争中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的畸形繁荣，使它能轻易地清偿积欠；如果不是解放战争的胜利把它从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的魔爪下解脱出来，荣氏企业这个“庞然大物”能支撑多久？荣氏企业这块“金字招牌”会否跌落在地？谁也难以回答。
第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荣氏企业60年来的历史，生动地、雄辩地证明了毛主席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论断是何等正确！由此而采取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是何等英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取得的胜利是何等伟大！即对荣氏资本家本身来说，以今天荣毅仁、荣鸿仁两兄弟的处境，同当年荣宗敬、荣德生两兄弟相比，不知要安定、幸福多少倍！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党的和平改造方针和赎买政策能够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民族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们，真正做到“阶级消灭，个人愉快”“普度众生，同登彼岸”。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必将在世界范围内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原载《无锡文史资料·第1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