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抗战前的艰苦创业

章执中

范旭东幼年失怙，随母谢氏和兄长范源廉到长沙城内定居。范母既无祖遗之业，又无亲朋相助，在贫困处境中，曾一度投身保节堂，靠那个“慈善事业”机关的供养度日。范源廉长范旭东四岁，他与蔡锷同时就学于清末维新派人物梁启超主讲的时务学堂，兼理学堂事务，半工半读，以资赡养老母和培育幼弟读书。

范旭东在兄长提携下，读了几年私塾，于一九〇〇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京都帝大毕业后，留校担任专科助教。这时，他与我的姨母许馥结了婚。许馥是一九〇五年由我外祖母带领去日本以官费留学，在东京青山实践女校附设师范班学习的。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时，范旭东偕妻归国，在北京与母亲和兄长等团聚。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把当时流通市面铸有“龙洋”图案的银圆改铸为袁世凯半身像的银圆。范旭东被派到铸币厂负责银圆的化验分析。这是他初次也是最后一次担任官职。当时规定每枚银币的重量为七钱二分，纯银含量为96%，可是铸币厂偷工减料，从中贪污，擅自降低纯银含量。范氏发现没有一次取样符合规定标准。他向上级反映，要求回炉重铸，未获支持，一怒之下便辞职了。他说：“我一次就饱尝了官场腐朽的滋味。这样也好，使我另辟途径，自谋出路。”

范氏离职不久，其兄源廉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随即为乃弟找到一个赴英、法诸国考察实习的机会。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法、德等国工商业已大发展。范氏以考察盐务为主，兼及制碱化学工业。当时国外制碱主要有两种方法，一为路布兰法，以芒硝（硫酸钠）为原料制碱；一为苏尔维法，以食盐（氯化钠）与石灰石为原料制碱。苏尔维法的成品纯度高，为用户所乐用，畅销全世界，故在技术上专利垄断。范氏在英、法、比等国考察用苏尔维法制碱的工厂，多次碰壁，没能进入现场，仅在英国卜内门碱厂，参观了锅炉房。这对范氏是一莫大的刺激，使他原来在日本求学时所树立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创业思想，变得更为坚定了。

1.久大精盐公司

范旭东从欧洲考察回国，得到有关当局的支持，首先着手在直隶省宁河县塘沽筹办久大精盐公司。当时，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监督中国税收，收回战争赔款，规定设在各通商口岸和各省省会所在地的海关监督和盐务稽核处总稽职务，均由外国人充当，以控制关、盐两税，按期收缴并存入外国银行。列强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开辟租界，利用这化外之区，搞非法走私食盐牟利，抢占我国的食盐市场。加之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引岸”制，食盐运销由官商合伙垄断。范氏在盐业实行革新，自制精盐，困难重重。他与担任过盐务署长的景本白合作，向政府提出了成立久大精盐公司的申请。消息传开，虽遭到盐商的反对，社会舆论却极力支持，当局不得不予批准。

当年，决定久大创办之初，集资仅五万银圆。十年后，股本扩大到二百五十万银圆。公司由景本白任董事长，范旭东任总经理。创办时范本人及其在亲友中募集的股本大致与景氏相等。但增资扩充后，湘籍股本激增，其中如蔡锷将军即投入十万元。此外，如黎元洪等，亦占有一定股份。

久大精盐问世后，深受消费者欢迎，业务发展极快。各地经销分店只做批发，不做零售，随运随销，获利可观。大约开业后两年中，股东除领取股息外，还分得相当于股金两成至三成的红利。范氏因此赢得股东的信任，成为民族工商业界崭露头角的人物。但与此同时，盐商在其政治代表人物支持下，集合他们的朝野势力，经年累月与久大纠缠诉讼，初则企图连根拔掉久大，以便他们卷土重来，垄断盐业；继则挟其雄厚经济实力，与久大争夺市场。盐商经营运销的同业联合组织为“淮商公所”，范氏与经营精盐的同业组成“精盐公会”与之对抗。景本白出任第一届“精盐公会”会长。

2.永利碱厂

永利碱厂设在塘沽久大盐厂旁，创办于一九一七年。开始建厂以前，范旭东曾在天津寓所井院内，根据苏尔维制碱法试制纯碱，取得九公斤的纯碱产品。这对范氏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为了早日向市场提供纯碱产品和扩大原料来源，范氏曾派出以李烛尘为首的考察团到内蒙古、青海、宁夏等省区天然碱产地进行考察，企图与地方合作，共同采露天矿田，运到天津提炼纯碱。考察团带回了天然样品和现场拍摄的照片多帧，以及开发方案。但终因当时军阀割据，交通不便，困难太多而作罢。

当永利碱厂开始筹建，向政府申请注册立案时，定股本总额为一百万元（当时这个数目是惊人的），其中半数由久大以法人身份认股，另半数公开募集。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与范氏为留日同学。久大创业，筹集资金，申请批准立案等事，多赖周氏从中筹划协助。永利初次集资四十万银圆及以后增资招股，周氏均全力相助，除直接投资外，并出面动员其他人认股，从而使金城等银行与久大、永利两公司结成密切关系。

永利碱厂与久大盐厂相毗邻。据范氏后来回忆说：“当我初到塘沽助选久大厂址时，看到一望无涯的长芦盐滩，洁白的盐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又见到石灰石岩遍地皆是，感到资源丰富，可以就地取材，实为创设碱厂的适当地点。”

当时，我国化学工业尚处于萌芽状态，要自力更生地掌握制碱技术，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范旭东回忆这段奋斗的历程时说：由于我们未掌握碱性对钢材的腐蚀作用，采用钢管作传送碱液的管道，因钢管不耐碱液腐蚀，经常损坏，随补随漏，影响设备运转，以致生产无法正常进行。后来，他下决心将价值十余万元的钢管全部拆除，改用耐腐蚀的生铁铸管。为了吸取这一教训，他将拆卸下来的几条钢管，请工人做成一张桌子，置于自己的办公室中，以警惕因自己无知所造成的损失。

经过十年的艰苦奋斗，永利碱厂不仅生产了碱（最高日产二百吨），而且培养了一批制碱技术骨干，如许滕八、张佐汤、郭锡彤、李祉川、谢为杰、章怀西、鲁波、刘嘉树等。后来，范氏总结创办碱厂的经验，认为用苏尔维法制碱工业的规模不宜过小。永利碱厂原定规模只日产五十吨，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不符合客观要求，既影响生产的发展，又因产品成本高，难于适应市场竞争。

在未突破制碱技术以前，范氏为了维持这个企业，曾在不断增加基建投资方面煞费苦心。首先是运用久大盐业公司每年的盈利积累来调剂挹注，但远远不敷需要，还需设法贷款。由于永利碱厂长期不能生产自给，信用未著，难以用永利名义对外借贷，只好用久大名义向银行借钱。其中支持范氏最有力的是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永利通过久大向银行透支的金额超过久大和永利两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半数。这种信贷，在当时金融市场上是少见的。久大董事长景本白对此不以为然，向范氏提出质问，并辞去董事长。周作民继任董事长。两公司的董事会改为总经理制，推举范氏担任两公司总经理。

在永利碱厂的工艺技术过了关，生产逐步正常以后，范旭东又努力为国产纯碱打开向来为“洋碱”所垄断的我国市场。他原想用分布各地的久大营业机构兼销食盐和纯碱，但因销售对象不同，业务各有特点，难以适应，不得不改变办法，除在上海市租界内设立久大、永利联合营业机构外，又在南京、汉口、长沙等地单独设立永利营业机构，以供应长江流域的肥皂、玻璃、搪瓷等工业用碱。湖南锑矿很多，冶炼锑氧、纯锑耗碱量大，为了使永利的“红三角”牌纯碱夺取卜内门“洋碱”在湖南的市场，永利在营业上采取赊销的办法，获得用户的欢迎。为了打开国际市场，范氏早在一九三〇年间利用日本财阀三井与三菱之间的矛盾，委托三井贸易商务株式会社作为在日本销售永利纯碱的总代理，打入日本市场。同时在香港和广州两地设立业务机构，让前者作为永利纯碱进入国际市场的窗口，后者作为该厂在华南地区推销产品的基地。在我国，范旭东首先用“纯碱”这个新名词，代替了“洋碱”这个旧名词。国产永利纯碱所用商标是在一个化学实验的烧杯图案内，加上一个红色三角形。这个图案象征纯碱在生产工艺过程中，同时有气体、液体和固体三相的直接反应，它是苏尔维法制碱工艺技术的特征。

3.开办青岛永裕盐业公司、汉口信孚盐业运销公司、连云港久大大浦制盐分厂

在永利碱厂艰难创业的过程中，范氏为了摆脱公司在经济上的压力，仍寄希望于发展盐业，积累资金。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先后在青岛开办永裕盐业公司，在汉口开办信孚盐业运销公司，以生产和销售青岛的海盐为业务。永裕公司是范氏通过外交途径，从日本人手中收回我国主权的一个企业。日本是个岛国，海疆沿岸鲜有滩头，不能利用海滩晒盐，其民食和工业用盐长期依赖我国供应，因此，日本趁第二次世界大战机会，从德国手中夺得青岛一大盐滩。战后日方被迫交还，范旭东以付给日本一些补偿费，每年向日本输出一定数额的免税工业用盐为条件接手经营。范旭东为此成立了永裕盐业公司，请刘茀三、任致远主持公司的业务。

汉口信孚盐业运销公司是为内销青岛永裕公司的产盐而设立的。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长江流域，武汉成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驻地，国民党政府也由南昌迁到武汉。谭延闿以第二军军长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则由宋子文主持。我父亲在辛亥革命后谭延闿出任湘省都督时，曾与留学日本的周砥青共同筹办并主持湖南省银行，与谭等有过交往。这就为范旭东与武汉政府取得联系提供了方便。当时因战争影响，航运不时受到威胁，鄂、湘两省贩运食盐困难，直接影响民食，间接对靠税收维持军政开支的国民政府也增加了压力。我父亲到达汉口后，通过谭延闿的介绍与宋子文见面商谈，拟将青岛永裕青盐远销武汉，以供民食且利税收，获得宋的同意。但他提出一个条件：要先垫缴盐税，才能批准立案。几经交涉，最后达成协议，由信孚公司先筹缴盐税一百万元，以后在运销的青盐数额中扣除已缴税款归垫。从此，信孚公司利用青岛属于租界化外之区的便利，不再向濒于崩溃边缘的北洋政府缴纳盐税，而在青岛将青盐交外商货轮直运武汉，或经上海租界转运武汉，避免沿途关卡检查，然后再分途运往沙市、宜昌与常德、岳阳等口岸销售。一九二七年上半年，大约运销青盐近三十万担，基本上补充了因受战争影响而在市场上出现的食盐短缺，对支持北伐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

一九三〇年，为了扩大精盐生产，范氏在江苏省连云港又开办了久大大浦分厂。该厂取当地海水制成精盐，建设颇具规模，除设有制盐工厂外，还自办发电厂。所产的精盐，由海道运交久大各分支机构销售。主持这个工厂的是湖南的唐汉三和贵州的杨子南。唐、杨两人均系早期留学日本高工的技术人员。当时连云港尚未建成，陇海铁路也未延伸衔接，久大大浦分厂在苏北临海荒原上，犹如一颗明珠，受到人们称赞。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唐、杨两氏率领职工撤退到四川自流井重新建厂，继续生产。

4.创办南京永利合成氨厂[1]

永利碱厂生产正常，营业发展，一九三三年盈利二百万元。范旭东又打算兴办一个合成氨厂。得到上海金融界的著名人士，如上海银行陈光甫，盐业银行吴鼎昌，浙江兴业银行徐新六，四行储蓄会钱新之，金城银行周作民，中国银行张公权，交通银行胡笔江等的支持。特别是上海商业银行副总经理邹秉文，积极为之奔走，出力最多。永利自筹资金三百万元，由各银行成立一个财团，承购永利发行的公司债（即不作为公司股本的一种贷款方式），筹集资金五百五十万元。发行公司债，这在国内还是一个创举。宋子文曾企图利用永利筹集资金筹建合成氨厂的机会，打进永利内部，控制这个企业。他向范氏暗示，如允许他出任永利董事长，他私人所拥有的中国建设银行公司即可承担全部投资，不必再由其他银行组织财团承购公司债了。范氏几经考虑，终于拒绝了宋子文的投资，使永利这一民族工商企业未陷入官僚资产阶级的圈套。

该厂厂址位于南京下游四十华里的长江北岸六合县境内的卸甲甸。范氏为选择此地建厂，曾亲自考察几次，然后才圈地四万多方丈，备价收购。

合成氨厂的技术和设备须从美国引进。为争取按期建成投产，范、侯两人做了分工：范在国内掌握全局，侯在美国负责为选择技术订购设备，进行谈判。同时选派一批技术骨干随同侯氏去美国办理有关工程技术事宜，并到同类型的工厂实习。所有对外的合同都委托纽约华昌公司李国钦为代表出面签订。万一对方不履行合同发生纠纷时，有李在美出面交涉，不致使我方束手无策。这样一环扣一环，只用了二十六个月的时间，于一九三六年便建成了永利合成氨厂。该厂除向美国引进成套设备外，所有土建和安装工程，都是根据设计要求，自行设计、施工或发交国内其他工厂承包施工的。例如煤气储气柜，就是上海新中华铁工厂承包焊接建成的。为了从远洋巨轮卸下百吨重的合成塔，特在长江边上兴建了一个能容万吨级船舶的码头和一个能吊装百余吨的起重机。这些工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我国，都是罕见的。

永利合成氨厂计划年产硫酸铵五万吨，其中日产硫酸（用按触法）二百吨，硝酸二十吨。该厂建成投产后，填补了我国化学基本工业的一大空白。范氏曾说：“我国先有纯碱、烧碱，这只能说有了一只脚；现在又有硫酸、硝酸，才算有了另一只脚。有了两只脚，我国化学工业就可以阔步前进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为了表示感谢李国钦对永利这一事业的支持，范氏邀请李氏回国到天津、南京两厂参观，并亲自主持欢迎会，致祝贺和感谢之词。

一九三七年七月底，平津相继沦入日本侵略者之手。在日本侵略者进入天津之前，范氏已令久大、永利两厂职工停产疏散，仅留永利碱厂厂长许滕八、久大盐厂厂长彭久生等少数人护厂。两厂护厂人员于敌人入厂前撤出。连云港久大大浦分厂和青岛永裕盐业公司，也经范氏事先通知撤离。永利南京合成氨厂生产仅九个月，亦于南京沦陷前夕停产，职工按范氏意见向长江上游撤退，后来有二百余人抵达重庆。

另外，范旭东还创建有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原载中国文史出版社《化工先导范旭东》，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