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本序

《苔丝》的作者哈代，这位跨世纪的文学巨匠，其地位是举世公认的，他既是英国19世纪后期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代表，又是英国20世纪的大胆探索和开拓的“现代诗歌之父”[1]，在小说和诗歌这两个领域都为人类的艺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托马斯·哈代于1840年6月2日出生在英格兰西南部多塞特郡的一个村庄——上博克汉普顿，出生在一个没落的贵族之家，他出生的这一带地方，在英国历史上曾经是赫赫有名的西撒克逊王国，环境古朴，景色幽静，独具一种神秘的色彩，而且到处都是历史遗迹和古代逸事。哈代的父亲是石匠，同时爱好音乐，是教堂乐队的成员。这对哈代的音乐才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得哈代在孩提时代就对音乐心醉神迷，有着出奇的敏感。哈代的母亲是一位非常聪慧的女人，可以说是哈代的启蒙教师。哈代长期生活在牛鸣羊咩、鸟语花香的多塞特郡的自然环境里，直到二十二岁才离开此地。他先在村里上学，后来又转到郡城上学。1856年，他十六岁时，开始在一名教堂建筑师身边当学徒，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计。同时，他刻苦自学拉丁语和法语，又在朋友的帮助下，学习希腊语，并开始写诗。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当时多塞特郡有名的语言学家和诗人威廉·巴恩斯，在他的影响下，哈代对诗歌的兴趣得到了激发。1862年，他到了伦敦，仍旧学建筑和从事建筑工作，同时，在自学成长的道路上奋力拼搏，继续从事诗歌创作。但他没有获得发表诗作的机会，于是转而从事小说创作，并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诗人能用富有诗意的语言来获得小说创作的成功。

在文学领域获得成功之后，他放弃了作为谋生手段的建筑工作，专门从事小说创作，自1871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计出无奈》之后，他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激情，以惊人的力量写下了《卡斯特桥市长》《苔丝》等十四部长篇小说和四部短篇小说集。后来，在1895年《无名的裘德》出版之后，他又毅然放弃小说创作，集中精力写诗，用诗歌形式来抒发他的意志和情感。晚年三十多年的诗歌创作和前三十年的小说创作平分秋色。他出版了诗集八卷，近千首抒情诗，此外，还有记叙拿破仑时代的史诗剧《列王》。直到他去世的1928年，当他已是八十八岁高龄的时候，还编定出版最后一部诗集《冬天的话》。这在英国文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由此可见，哈代的创作可以分为小说创作和诗歌创作两个部分，但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他都满怀深情地描绘了威塞克斯的悲凉和自然风光以及自然中的人类与宗教、法律、伦理道德以及遗风旧俗的悲剧性冲突。

在小说创作方面，哈代将自己的作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性格与环境小说”，这是他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品，标志着他现实主义创作的最高成就，包括《远离尘嚣》（1874）、《还乡》（1878）、《卡斯特桥市长》（1886）、《苔丝》（1891）、《无名的裘德》（1895）等著名小说。

第二类称为“罗曼史和幻想”，包括《一双湛蓝的眼睛》（1873）、《号兵长》（1880）等作品。

第三类是“爱情阴谋故事”，包括他的第一部公开发表的小说《计出无奈》（1871）、《埃塞贝塔的婚姻》（1876）等。哈代认为，这类小说所注重的主要是事件本身，有矫揉造作的情节描写，但有些场景并不排斥对生活的忠实。[2]

最能代表哈代创作精神的“性格与环境小说”也被称为“威塞克斯小说”，因为这类作品都是以哈代的故乡“威塞克斯”为背景，抒写了19世纪末资本主义侵入英国农村后，小农经济的解体和农民生活的贫困，它们既是英国社会中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农村衰落景象的挽歌，又是对这一社会的法律、宗教、伦理、习俗进行批判的檄文。

尽管他因《苔丝》和《无名的裘德》遭到强烈抨击之后而放弃了小说创作，但在诗歌创作方面，他那颗悲哀的心灵仍旧背负着人间的苦难，文体的改变，并不意味着他放弃了对人类悲剧命运的关注，而是继续描写一些悲惨的偶然细节和悲惨的必然结局。而且，场景范围更加扩大，悲剧意识更加深沉。

哈代的小说创作与诗歌创作也有着一定的联系，在主题和手法方面，他的小说和诗歌都是相互渗透、互为补充的，他的抒情诗有着小说的情节性（如《新婚之晨》等），小说家的叙事才能使他得以巧妙地把自己的情感通过不同的人物抒发出来，而不是由诗人直接发言，因而有着明显的戏剧性，所以有的论者说他的许多诗篇是小说化的抒情诗，评论家利顿·斯特雷奇在认真地研究了哈代诗歌之后，就曾认为“他诗歌的独特之处在于诗里随处可见一个小说艺术大师的痕迹”[3]。反之，他的小说有着诗一般的语言、诗一般的意境，有着小说诗化的倾向，哈代“在长篇小说里，依照这种或那种比例，永远存在着与抒情因素和戏剧因素相结合的史诗因素”[4]。《绿荫之下》《林地居民》等小说就是有着诗化倾向的典型例子，英国评论家在评《绿荫之下》时说：“《绿荫之下》是我们多年以来难以见到的一部最精彩的散文田园诗。”[5]至于他的《苔丝》，人们认为，“基本上是一部诗化小说”。

《苔丝》是哈代的代表作，也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问世一百年来，一直深受读者喜爱，“已经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6]，它“不仅是哈代最杰出的作品，也是英语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7]。

这部小说以女主人公苔丝的遭遇为主线，描述了美丽的诗化形象与周围阴暗现实的冲突，具体生动地描写了19世纪末资本主义侵入英国农村之后小农经济的解体以及个体农民走向贫困和破产的痛苦过程；小说通过一个纯洁的女子在精神和肉体上所遭受双重迫害的描写，通过对一个女性的丰富深刻的精神世界的揭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宗教、伦理道德、婚姻制度以及资本主义实质等做了大胆而无情的揭露和控诉。

这部小说的杰出成就之一就在于作者以生动的笔触、深挚的情感塑造了一个纯朴美丽的少女苔丝的形象。人们认为：“这部小说的巨大力度，就在于苔丝的典型性格。”[8]苔丝是哈代在人物塑造方面的高峰。这个形象被刻画得极为成功，性格也鲜明丰满，在精神生活、思想感情、外部肖像等方面，都写得栩栩如生，令人叹服，成了世界文学画廊中最优美迷人的女性形象之一。著名评论家欧文·豪甚至认为，“苔丝是文明世界的最伟大的成功”“是哈代对人类世界的最伟大的贡献”[9]。

正如这部小说是诗化的小说，苔丝这一形象也是诗化的形象。她有着诗一般优美、清新的气韵，也有着诗一般的激情，她本身就是一首非人工的抒情诗，被大自然所创造，被人类文明所扼杀；她本人就是美的化身，被大自然所赋予，被社会习俗所毁灭。作者在书中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借各种不同的人物之口，塑造了这一诗化形象，而且还多次直截了当地把她比作诗歌，如在第二十六章中写道：

她周身洋溢着诗意，她的一举一动都是诗……她把诗人只在纸上写写的诗，活生生地显现出来了……

作者尤其是通过克莱尔和亚雷克，来突出展现了她“周身洋溢着的”诗的特征，展现了她火热的爱和强烈的恨，并且通过这两个男性主人公与她的交往来集中丰富、完善了这一形象。克莱尔和亚雷克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苔丝性格典型化的过程中，在苔丝奇异特性和诗歌力度的认知中，发挥了作用。

克莱尔形象的意义在于展现了苔丝爱与激情的一面，展现了她既追求幸福、又坚忍克制的美好品质，展现了她这首抒情诗中的优美迷人、耽于空幻的特性，并以他这个“习俗和成见的奴隶”（第三十九章）来对照苔丝超尘脱俗的自然形象。

苔丝与克莱尔的第一次相遇是在苔丝故乡马洛特的游行舞会上，克莱尔那出众的身姿和不同凡响的谈吐，加上没有邀苔丝共舞，使苔丝产生了诗一般朦胧的惆怅。她第二次与克莱尔相遇是在几年以后的一个奶牛场上，这时苔丝已是“失了身的女人”了。但是，沉重的打击并没有使她失去诗的气韵，并没有把她压垮下来；作者通过她与克莱尔在塔尔勃塞奶牛场的相处，揭示了她那丰富深刻的精神世界，使她成了更加充满诗情画意的姑娘。作者以克莱尔的目光、以诗一般的比喻，来描绘苔丝，认为苔丝是“玫瑰色的温暖的幻影”（第二十章），认为她是“女性空幻的精华——从全体女性中提炼出来的一个典型形态”（第二十章）。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爱情，苔丝的生命才更加放射出诗的光彩。作者写道：

苔丝对克莱尔的爱情，现在已成了她血肉之躯的生命力，使她粲然生辉，过去的悲哀的阴影被照得不见踪迹，坚持对她进攻的阴郁的幽灵——怀疑、恐惧、忧郁、烦恼、羞耻——也被一一击败。她知道它们就像嗷嗷待哺的野狼，可她却有非凡的符咒把它们镇服在饥渴之中。

然而，“习俗和成见的奴隶”却出于自私的用心，在新婚之夜得知了苔丝的“失贞”之后，狠心地抛弃了她。

苔丝与克莱尔的第三次相遇是在一年以后，这时的苔丝，不但没有沉沦，反而更加光耀夺目，她在克莱尔的眼中变得更加昳丽迷人、绰约多姿、闪闪发光了。作者写道：

……如今，克莱尔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苔丝的容颜，他觉得在苔丝的脸上能够看出庄严的闪光，这一定是从她远祖那儿继承而来的。正是这种回想，使他又体验到了以前所经历过的那种像电流通过全身的感觉，使他觉得都快要晕倒了。

尽管苔丝的过去受到了玷污，像她这样的女人，就凭她身上现在所存的东西，也远远胜过别的处女的清新。

（第四十九章）

这时，克莱尔的世俗偏见在美丽的光彩下被照得荡然无存了，“爱情全都恢复了”！他们在一起度过了短暂的充满激情、像大自然一般粗犷和质朴的生活。苔丝终于得到了并且奉献了作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应该得到和应该奉献的一切。

与苔丝形象进行强烈对照的另一个人物是亚雷克·德伯维尔。对于这个人物，也不能像一般论者提到他时那样简单地下个定义，说他是个“肉欲主义者”“纨绔子弟”“阶级敌人”。亚雷克·德伯维尔的性格也是发展变化的，而这种发展变化正是对苔丝性格的一种烘托和间接刻画。一方面通过他来表现苔丝这一诗化形象对其他人物所产生的影响和感化，另一方面又借助于这一形象来表现苔丝性格中的疾恶如仇的一面。亚雷克·德伯维尔第一次见到苔丝的时候，他笑声淫荡、举止轻浮，从语言到行动都是“邪恶”的化身，而他在小说后半部分则经历了“弃恶从善”和再次“堕落”的过程。所以，他既作为对立面来突出苔丝的纯洁与善良，又作为感化的客体来反射苔丝形象的光彩和力度。他作为“邪恶”的化身，在第十一章苔丝受害的场景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样一个优美的女性，像游丝一样敏感，像白雪一样纯洁。为什么偏要在她身上绘上粗野的图案，仿佛是命中注定的一样？为什么常常是粗野的把精美的占有，邪恶的男人玷污纯洁的女人……

由此可见，哈代是用对立面烘托和对照的手法，以粗野、庸俗的形象来突出精美、纯净的诗化形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亚雷克·德伯维尔如同歌德笔下的魔鬼靡菲斯特，是“作恶造善”，他越是对苔丝行恶，就越使苔丝显现出非同寻常的力量和魅人之处。苔丝面对亚雷克的蹂躏，面对他的邪恶，面对四处流传的毁谤和流言，毫不屈从，顽强地生存着。

作者又借助于亚雷克这一形象的反复变化，来反射苔丝形象的内在的光彩和威力。在苔丝这一纯洁形象遭受蹂躏之后，亚雷克为了抵消内心的罪恶感，一度成了虔诚的宗教狂。他曾对苔丝说：“你一走开，我就马上意识到，既然我有责任有愿望拯救世界上所有的人，使他们将来免遭天罚，那么，头一个该救的，就是被我严重伤害的那个女人。”可是，亚雷克心血来潮也罢，脱胎换骨也罢，在苔丝的圣洁的形象面前，他那布道的热情却被扑灭了，一见到苔丝这一诗化形象，他便不能自主了，他觉得自夏娃以来，人世间就从未出现过像苔丝那样令人发狂的嘴唇、令人发狂的眼睛！于是他彻底丢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失却了自己的意志力，拜倒在苔丝这圣洁的形象之下。亚雷克反复无常的变化，正好说明了苔丝力量的奇异与强大。他最后在沙埠被苔丝所杀，更是证明了苔丝满腔仇恨的迸发和狂热激情的冲动。

所以，两个男主人公都以不同的方式完善了苔丝的诗化形象，展现了苔丝性格中的火热的爱和强烈的恨交汇一体的特征，说明了苔丝这一形象的奇异、独特、自然、清新、圣洁以及富有激情。通过这两个男性主人公的感受，集中展现了苔丝身上所具有的女性的丰富深邃的精神世界和内心生活，也借用这两个人物对她的反应甚至他们的言语，来突出描绘了她那美丽纤巧的容颜和诗的气质。总之，苔丝这一诗化形象的典型性格和本质特征，在与两个男主人公的交往之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苔丝的本质特征首先在于她的纯洁，正如本书副标题“一个纯洁的女人”所下的定义。哈代认为，副标题中的“纯洁”二字是“一个胸怀坦荡的人对女主人公所做的评判”，这个形容词具有一种“自然”的属性，它具有自身的“美学特征”，是与“文明礼法中衍生而出的、纯属人为的意思”毫不相联的。[10]她代表了哈代心目中理想的妇女形象。这个生长在古老的威塞克斯土地上的乡村少女，周身洋溢着大自然儿女的清新的气息，有着“大自然女儿”的优秀品德，自食其力，朴实顽强，不慕虚荣，心地善良，热爱生活，感情真挚，并且有着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哈代的笔下，有着非常丰富的诗情的苔丝，无疑是“纯洁之美”的化身。

其次在于她的反抗性。她身上闪烁着敢于冲破旧礼教的一切束缚的反抗精神，大胆地追求和争取爱的权利，她坚忍地承受着生活对她的一连串沉重的打击和世俗道德的压力，在艰难困苦之中从不乞求神灵，从不向邪恶势力屈服。如她见到亚雷克·德伯维尔皈依宗教时，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宗教骗子的罪恶与虚伪，她对亚雷克·德伯维尔说：

你，还有你们那号人，在人世间拿我这样的人开心取乐，让我伤透了心，受够了罪，可你呢，作孽作够了，开心开够了，就想着变换花样，皈依宗教，准备着以后享天国之福了，想得多美呀！真不害臊！

在哈代的小说中，这样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形象，是有一个系列的，如《远离尘嚣》中的芭斯希芭、《还乡》中的尤思塔西娅、《无名的裘德》中的淑等等。她们都追求个性解放，蔑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宗教的伪善，可以说，是旧时代的新女性。哈代所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是他“最可信、最迷人的人物形象。而苔丝则是他全部妇女形象的‘王冠’”[11]。在这一系列叛逆女性形象中，苔丝是最杰出的代表，她和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一样，都是腐朽堕落的社会道德的强烈反抗者，同时也都是采用个人反抗的形式，也都把爱情看得高于一切，而且也都在追求中永远遭受痛苦。正因如此，托尔斯泰才特别注意哈代的这部作品，显然感觉到这位作家的天才跟他有着血缘关系，[12]高尔基也肯定地认为《苔丝》中有“列夫·托尔斯泰对哈代的影响”[13]。

当然，她的反抗精神也是很不彻底的，有时候也有顺从命运安排的一面，有时候又以自我牺牲的态度去接受一切，并且把自己的希望和幸福全部维系在克莱尔的爱情上，这必然导致个人反抗的失败和个人追求的幻灭。

再则，她表现了在“文明社会”里的爱的毁灭，是一个被损害者的形象，是一个纯洁无辜的牺牲者。她的毁灭是“自然”与“文明”的冲突，“自然法则”和纯系人为的“社会法律”的对立所造成的。这样，像田园诗一般朴实清新、“像游丝一样敏感”的心地善良的苔丝势必要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成为该社会的牺牲品。所以，有的论者称苔丝是在“进化演变过程中”打了败仗的“日渐衰落的田园生活的代表”。[14]

哈代在小说的场景描绘和人物塑造方面，还时常采用他后来在部分诗歌中所发展完善的艺术手法，即“将自然界的一个景色和人物的一种感情关系结合起来描写”[15]。因而，产生出诗的意境。这种场景和人物的统一被许多评论家称道。他通过自然景色的描绘，来揭示人的心灵历程，反之，又通过人的心境来使自然意象充满人的脾性、人的感情。他笔下的自然景色，犹如一幅幅自然风景的写生画，被描绘得栩栩如生，而且具有人类的灵性和感情，具有各种不同的基调，随着作品情节的发展而变化，在他的小说中，“大自然完成多种多样的艺术职能。它帮助读者了解主人公的心理。它使全部小说中的社会哲学观念明确化，而永远不只是故事的背景”[16]。

在《苔丝》中，这种外部景色的描写与苔丝内心的发展紧密结合，融为一体，每一段自然景色的描绘，都是为了揭示苔丝心灵发展的某一个历程，每一幅画面的强烈感染力，都源于哈代对苔丝性格的强烈兴趣。开头章节中的蜿蜒的山谷与苔丝平淡无奇的生活相呼应；特兰岭的黑暗的森林渲染了亚雷克·德伯维尔对苔丝的摧残；返回故乡之后，那冬夜里的冷风在枯枝之间的悲鸣，仿佛是在对苔丝无可弥补的过失表示哀伤；而万物萌芽、春光明媚的景象则表现了苔丝精神的康复和没有耗尽的青春的苏醒；塔尔勃塞奶牛场的青草繁茂、溪水潺潺则烘托了苔丝对安琪·克莱尔的缠绵的爱情，以及伊甸园一般的愉快的生活；弗林库姆梣那荒凉高原的冬季奇景反映了苔丝被安琪·克莱尔抛弃之后的失望的情绪和悲凉的心境；新开辟的奢侈华丽的游乐胜地沙埠是只追求享乐的暴发户亚雷克·德伯维尔把苔丝“重新弄到手”的合适的背景；而在苔丝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刻，那建于新石器时代的圆形巨石柱群，也与苔丝的遭遇浑然一体，一边是祭太阳神的祭坛，一边是传统道德和社会法律的牺牲品，从而使场景与人物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以上这些人物与场景的高度融合，也正是哈代后期诗歌创作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不仅增强了诗中的画面感，也深化了诗中情感的寓意。所以我们可以说，这种统一或融合是造成这部小说诗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正因为哈代所感兴趣的不是“简单的自然描写”，而是场景的每一个细部的发展变化以及人物内心世界的每一种细腻的活动，所以，正如评论家阿尔瓦雷斯所说：“《苔丝》是真正意义上的诗化小说……它也像一首诗一样优美，一样具有诗的特征：每个细部都是必不可少的，每个片段都充满着情感。”[17]这种诗化特征的确是在作品中随处可见的。我们不妨看一段作者对苔丝倾听克莱尔弹竖琴时的描述：

苔丝既想不到时间，也想不到空间了。她以前所描绘的那种由凝望星星而产生的超然升腾的意境，现在不请自来了。她全身随着旧竖琴的细弱的曲调荡漾起伏，和谐的旋律像清风一般沁入她的心田，使她眼中噙满泪水。飘拂的花粉仿佛是旋律的化身，湿润的庭园也好像是受了感动而哭得泪水涟涟。虽然夜幕即将笼罩大地，那气味浓烈的野花却大放异彩，仿佛过于热切而无法闭合。色彩的波浪和声音的波浪融汇一体。

（第十九章）

这种因全身心的观察而产生的意识与情感的深奥、抽象的超然升腾，可以说，已是诗歌的本质特征，超出了叙事小说的描述范畴，进入了现代诗非理性的深沉莫测的境界。

也像诗歌创作一样，哈代在《苔丝》中巧妙地运用象征性手法和大自然意象的形象性比喻，使之产生了一定的寓意性效果，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增强了作品的诗意。在这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和研究的东西。

首先，哈代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力，在总体建构、场景描绘、性格刻画，甚至人名、地名等选择使用方面，都广泛地使用了寓意性象征。如作品的第一章是古老世家的发现，这种古老世家既是浪漫气息和古朴、典雅情调的象征，暗示了苔丝身上的诗意特征，也是苔丝命运的悲剧因素的象征，因为正是这一发现，才导致了最终对苔丝的扼杀。人名、地名也常是一种象征，带有语义载荷，苔丝生于马洛特，祖先是佩根·德伯维尔，出生地象征性地说明了苔丝命运的可悲，地名马洛特的英文原名Ma rl ott是由Ma r（毁坏）和l ot（命运）所构成的，象征苔丝的悲剧命运是与生俱来、无法逃脱的；苔丝祖先的名字佩根（英文pagan意为异教徒）则形象性地表明了苔丝性格中的叛逆性，而她最后在膜拜异教的圆形石柱时的被捕，也象征着一种回归，富有悲剧性的崇高气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后苔丝的死并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一个形象的完结，一个生命的实现，所以《苔丝》最后一部的标题用的是ful fil ment（完结、完成），而不是end（终止）。小说最后一段丽莎站立起来，又与克莱尔向远方走去的意象，进一步深化了苔丝这一诗化形象的不朽性，仿佛一曲动人的旋律被演奏之后仍在发出未尽的袅袅余音，仿佛一首优美的诗歌被禁之后仍在人们的脑中萦绕回旋，那美好的形象在人们的眼前荡漾着，很久很久不肯消逝而去。

再则，哈代在作品中使用了大量的自然意象来用作比喻，他对自然界的各种意象的感受都十分敏锐，而且具有独到的观察力，能捕捉到大自然中最典型、最生动的意象来用作比喻的客体，以此来增强这部作品中苔丝形象的诗化特征和自然属性，他甚至“用地质学和古生物学的比喻，来坚固地创立了苔丝形象的古朴特性和她意识的理想品质”[18]。

由此可见，苔丝形象之所以深深打动人心，与哈代诗歌创作中常用的手法和技巧是分不开的，而且在塑造这一形象时，哈代也饱含着诗的激情。西方有的论者就曾认为，哈代描述苔丝时，不是把她当作他小说中的人物，而是把她当作他失去的，但永远无法忘却的昔日的爱情。[19]他创造了她，用诗的光环装饰了她，又很不情愿地让一个又一个磨难伴随着她，同时对她同情、对她爱怜，并且用自己的胸膛来养息她那受伤的名字（正如卷首的题词所表示的那样）。哈代在二十多年后所创作的组诗《昔日爱情之遗物》中所表现出的那种凄切动人的失落情绪在《苔丝》中已经有了明显的展现。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哈代虽然对苔丝的形象和苔丝悲凉的一生寄予深切的同情，但他是用唯心论解释社会变化的原因，他深受叔本华等人的影响，认为有一种弥漫宇宙的意志力主宰着人类的命运，正是这种在冥冥之中支配人类命运的、不知善恶、冷酷无情的“内在意志”，把人生变成了一系列的不幸和绝望。因此，作者在对苔丝悲剧深表同情的同时，又以神秘主义和宿命论的观点来解释苔丝悲剧的原因，甚至把苔丝的毁灭也看成是“众神的主宰”对她的“戏弄”。出于这种思想的指导，他力图把希腊悲剧的主题移植到英国小说中，认为这是人和命运的冲突。这样，苔丝的形象既有反抗命运的一面，又有顺从命运安排的一面，这些都是作者本人思想局限性的反映，表现了他既揭露社会阴暗又看不到出路的浓郁的悲观主义情绪。

不过，对人类命运的焦虑以及悲观主义的情绪与诗的因素向来不是对立的，它是哈代小说创作和诗歌创作的一个共同基调。两者在这一方面互为补充、互为渗透，不过，在后期的诗作中表现的焦虑更为明显，所显露出的悲哀更为深刻，悲剧意识也更为强烈了，就连戏弄苔丝的“众神的主宰”也不再过问人间了，如在《健忘的上帝》《除夕》等许多诗篇中，哈代认为控制人生的已经不再是“命运”，而是“偶然”了，上帝已经忘记自己所创造的受苦受难的人间，所以，对于人类来说，上帝即使活着，也已经是虚无的存在了。他甚至表现出尼采式的“上帝死了”的思想，如在《上帝的葬礼》一诗中，他认为上帝“被毫不妥协的、残酷的现实所粉碎”。因此，他在不理解社会罪恶根源和社会弊端的症结所在，找不到解决矛盾的办法的情况下，产生了人生、宇宙都已失去目标的更为强烈的悲观主义情绪，发出一种听天由命、悲天悯人的感叹，流露出一种对人类永远无法逃脱悲剧命运摆布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和困惑以及“现代主义的创痛”。

1991年9月于杭大中文系

注释：

[1] 诺曼·佩奇：《托马斯·哈代》，伦敦，1979年版，第165页。

[2] 以上三种划分可参见哈代《1912年威塞克斯版作品集总序》。

[3] 斯特雷奇：《文学评论集》，纽约，1949年版，第222页。

[4] 苏联科学院：《英国文学史》（1870—195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26页。

[5] 吉丁斯：《年轻的哈代》，英国伦敦海尼曼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168页。

[6] 埃文斯：《英国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4页。

[7] 威伯：《威塞克斯的哈代》，纽约，1940年版，第133页。

[8] 见克拉默编：《哈代小说批评引论》，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78年版，第136页。

[9] 欧文·豪：《托马斯·哈代》，威登菲尔德出版公司，1968年版，第130～131页。

[10] 见哈代为《苔丝》第五版及以后各版所写的《序言》。

[11] 约瑟夫·比奇：《托马斯·哈代的技巧》，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22年版，第207页。

[12] 苏联科学院：《英国文学史》（1870—1955），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48页。

[13] 见《高尔基三十卷集》第27卷，莫斯科，第313页。

[14] 埃伯森：《田园文学的达尔文变体：哈代的苔丝》，载戴逊主编的论文集 《田园文学的模式》，麦克米兰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40页。

[15] 吉丁斯：《年轻的哈代》，英国伦敦海尼曼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169页。

[16] 苏联科学院：《英国文学史》（1870—1955）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32页。

[17] 阿尔瓦雷斯：《〈苔丝〉引论》，企鹅图书公司，1978年版，第16页。

[18] 布鲁斯·约翰逊：《物种的尽善尽美与哈代的苔丝》，载布鲁姆主编《〈苔 丝〉论集》，切尔西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19] 阿尔瓦雷斯：《〈苔丝〉引论》，企鹅图书公司，1975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