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春秋战国时期贪贿与反贪的发展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第一次剧烈变革的时期，即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社会。社会结构从宗族为主的单位逐步转化为编户齐民；政权结构冲破了天子一统的局面，周室衰微，诸侯兴起而大国争霸，各国卿大夫从中扩展实力而执政柄；经济领域的私有制有所发展，官吏薪俸制逐步施行，财产权利界限和财政管理制度也比前一阶段明朗。
在此期间，贪贿与反贪贿都具有新的特点，亦显过渡期的特色：一方面仍然保有传统的淫逸暴敛的贪贿方式，各国无论旧贵族抑或暴发的新贵族均肆其贪欲；一方面各国统治集团与别国和在国内以财贿作政治交易为常事。同时，因贪贿结成的恶果反复出现，人们更加视侵吞公财为非法，行贿受贿已成为全社会讽刺的对象。总之，此时期贪贿行为普遍，而反贪斗争也深入发展并多有成效。
周王室在衰败中，出现了“政以贿成”的状况。公元前563年即周灵王九年，王室发生了一起诉讼：王叔陈生和伯舆互争权位，而周王袒护伯舆，王叔陈生不服，怒而出奔。晋君便派卿官士匄去调解，倾听二人的陈述。双方没有出席而委派代理人出场。王叔一方说，现在“筚门圭窦”的穷小子也敢于欺凌起上司来了，这就难做他的上司了！伯舆一方则说，我们先世跟从平王东迁有功，受到王的奖赏。没有我们“筚门圭窦”者能东来吗？如今王叔辅政，是“政以贿成，而刑放（寄）于宠”，群吏都是“不胜其富，吾能无筚门圭窦乎”！结果，王叔理亏而奔晋。[1]伯舆指出“政以贿成”是一针见血地暴露了现实政治的腐败风气，而群吏“不胜其富”的富也就是在这种风气下出现的暴富。
这绝不是凭空的一句话，王室的贪贿事件今见于记载的已有两起：在这之前一百余年，公元前675年，惠王一即位就把师氏
国的园圃夺取过来建造苑囿，又夺取大夫边伯的宫室，还夺取子禽祝跪、詹父的土地。于是国等人奉着惠王的小叔王子颓起来反抗，弄得惠王出逃，仗着郑、虢两国的勤王，方才在三年后回到王室。[2]
在这之后的三十来年，公元前530年，周室甘简公无子，便立他的弟弟甘过（谥为悼公）。甘过却进而企图除掉成、景二族，而成、景之族便贿赂刘献公，反过来把甘悼公杀了。成族得立之后，又杀了甘氏的一批同党。[3]
至于下面各国，依照政权结构的特点，可将贪贿事件分为列国间和国内两个部分来叙述。
一、春秋时期列国间的贪贿
一般是大国索贿，小国纳贿。也有相反的情形，那就是大国（或稍强者）有更大的贪欲企图而不得已向小国纳贿。这种行贿与国家间朝聘送礼或缴纳贡赋有别。
公元前660年，鲁闵公被庆父所杀，成季（季友）便带着僖公（闵公弟或曰庶兄）逃到邾国。庆父杀君之后亦惧而奔莒，成季便回鲁而立僖公。为了除去庆父，成季向莒国行贿，把庆父要回，庆父在途中自缢。第二年，莒国来向鲁索贿，却被成季拒绝而且吃了败仗。[4]这是一起骗贿事件。虽是骗贿，但贿赂仍起了作用。
公元前658年，晋献公伐虢国，需要向虞国借路，就把良马、玉璧送往虞国。虞大夫宫之奇谏阻虞君不要贪贿而借路，虞公不听，晋于是顺利灭了虢国的下阳。三年后，晋国再向虞国借路伐虢，宫之奇用“唇亡齿寒”比喻虞与虢的亲密关系和伐虢后给虞带来的恶果进谏，虞公还是不听，宫之奇就带着全族出走。果然，晋国这次灭了虢国，就在回师时顺路也把虞国灭了。这是以行贿得逞、受贿者失败而告终的典型一例。宫之奇离国之前对他儿子说：“以贿灭亲，身不定（安）矣！”[5]灭亲，指出卖了虞国，虞、虢本是姬姓的兄弟国家。
公元前651年，晋献公死，太子申生早被骊姬谗害而自杀，公子重耳正流亡在外，骊姬两子于当年先后被立旋又被杀，只有陪嫁夫人生的儿子夷吾可立为君。为了借重秦国的支持，大夫郤芮便怂恿夷吾把一大片领土送给秦国，于是秦国派军拥立夷吾即位，就是晋惠公。同时他还贿赂国内的大夫里克、丕郑分别以田百万、七十万。[6]但后来又背约，引起与秦的战争。
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晋国用了一个著名的战略，叫作“喜赂怒顽”。大战前，秦、齐二国做壁上观，对晋不利。新任元帅先轸提出一计：让当时被楚围而待晋援的宋国去贿赂齐、秦，办法是把被晋打败的楚的与国曹、卫二国的土地各割一部分分给宋国，以作贿赂的补偿。这样做后，果然齐、秦便帮助宋国向楚说情——解围。而楚因晋损害了自己的与国曹、卫的利益，当然拒绝了齐、秦的说项。齐、秦失了面子，便站到晋国方面来了。[7]这是用贿赂施行的一次成功的外交战略。
城濮之战后，晋国拘留了曹共公，没有将曹共公同卫成公一起放回。晋文公这时患病，曹共公的侍仆侯孺用贿赂买通了晋卜官，让他向晋君说他的病因是由于他没有释放曹君：“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同罪异罚，非刑也。”所谓灭兄弟是指晋和曹都是文、武的后裔。同罪异罚是说战中同被晋拘留，而只放回了卫君。这样一说，晋文公信服了，就放了曹共公回国。[8]
卫成公被晋拘留而后又得放回国时，他就杀了几个大臣，并和战时奉命在国留守的元咺诉讼，晋人又把他带到周京师囚禁起来。晋文公派医生将要暗中用酰酒毒死卫成公。支持卫君的甯俞得知此情，便私下贿赂医生，叫他把酰酒弄薄，结果救下了卫成公性命。同时，鲁僖公听臧文仲的劝谏，又向周王和晋文公分别送玉十对，请释放卫君，周王应允，终于放了卫成公归国。[9]
上述两次小的行贿，还算是为了免祸，受贿者也帮人办了好事。而有些贪贿则全是图利，满足贪欲，在国与国之间屡见不鲜，而且大国就在盟会上公开进行。
公元前612年晋国与诸侯在扈地开会，旨在因齐侵鲁而商议伐齐。齐国来个“赂晋侯”，这事便作罢，鲁君也没有出席。这么一来，齐国却有恃无恐，又一次侵入鲁国西鄙，并顺势伐曹，责难曹的朝鲁，弄得鲁国没法，只得在次年年初派季文子去会齐君而请盟。齐君又说鲁君不亲自前来，国君不能同大夫盟，否则就是失礼，便不答应。到夏五月，鲁公又派襄仲给齐侯“纳赂”，才在郪丘盟会，二国和解。[10]
三年后，鲁宣公新立，未及列名参与盟会，季文子出使齐国，“纳赂以请会”，才得在齐国的平州参与盟会，“以定公位”。这次“纳赂”是送给土地——济西田，便由齐国取去了。[11]
公元前602年，晋国在黑壤与诸侯盟会，由于五年前晋成公即位时鲁国没有到晋朝聘，晋国就在会上拘留了鲁宣公，结果又是“以赂免”[12]。这种索贿完全是赤裸裸的强盗行径。
公元前571年，齐伐莱，莱人派大夫正舆子挑选了精良的马和牛百匹，用以贿赂齐国领兵的宠臣夙沙卫，于是齐军便撤回不战。夙沙卫是齐灵公的少傅，备受荣宠，他做此主张，也是齐君本人有此贪欲，所以《左传》作者评道：“君子是以知齐灵公之为‘灵’也！”[13]灵，是恶谥，足见这次齐国受贿还师，是受非议的。
公元前548年发生了两起将本国宗器贿赂给他国的事件。这年夏天，晋国为报复两年前齐伐朝歌之役，大会诸侯于夷仪，准备讨伐齐国。在这种声势胁迫下，齐国权奸庆封一面向晋解释过去伐朝歌之事是齐庄公（已被崔抒、庆封所杀）干的，一面请求和解，“赂晋侯以宗器、乐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这是一起大批财物、宗器的重赂。结果“晋侯许之，使叔向告于诸侯”。
同年，郑国也是为报前仇而伐陈，一举攻进陈都。陈哀公只得向郑人贿赂宗器。郑子产便赦免了，并归还了战俘、一度占取的土地及被收缴的兵权。[14]
春秋后期，晋、楚称霸期间，其实掌政柄的卿或令尹，在盟会或朝聘时，往往公开出面索贿。
公元前541年在虢地会盟，鲁国恰在此时伐莒并取其郓邑，当然是违反盟约的。莒人告到会上，楚表示定要惩处鲁国与会者。晋国的乐王鲋便趁机向与会的叔孙豹索贿，方才在会上帮鲁国说情。他假意说要一件衣带，实是要求重贿。但叔孙豹这次没有服从，事情的结果就颇为曲折。[15]
公元前515年，晋召诸侯在扈地会盟，号令戍守周室并商议接纳正被季氏逐出外地的鲁昭公回国之事。晋卿范献子又趁机向鲁季孙氏索贿。这次范氏得逞，之后他便马上向各国与会的大夫说季孙氏的好话和接纳鲁君的困难。这样，原定的会议任务就此作罢。[16]
公元前506年，由周室刘文公出面在召陵会盟，应蔡国的请求，商议伐楚。这次晋大夫荀寅又向蔡昭侯“求货”，蔡昭侯不从，荀寅就向范献子举出许多伐楚的困难，辞谢了蔡国的伐楚动议，会盟无果而散。这次晋人还向郑国要了一种羽旄，装饰在旌旗上飘拂着。人们议论说：“晋于是乎失诸侯。”[17]
这时，在楚国也出了几个贪欲无厌的权臣。公元前521年，平王的宠臣费无极，当蔡国国君名朱者出奔至楚时，他却向朱的叔父名东国者索贿，威胁蔡人立东国为君。在楚的朱就向楚王告状，楚王打算讨伐蔡东国，费无极又用巧言蒙混过去。[18]
楚令尹子常也是个利欲熏心之徒。公元前507年，蔡昭侯朝楚，带了两件玉佩和两件裘袍，各拿一件献给楚昭王。行礼时，两君都穿着裘袍，饰着玉佩。子常看了，顿生欲念，就向蔡昭侯索要。蔡昭侯没法把自己穿戴的给他，便被拘留，还定期三年。这时唐成公也到楚朝聘，他乘着肃爽马且有两匹。子常看到，又向唐成公索马，唐成公也没有给他，也被拘留起来。后来唐国的随从设法把管马人灌醉，偷出肃爽马献给子常，唐成公当即被释。蔡国人闻知此事，也来一再要求国君交出玉佩，蔡昭侯无奈，只得把玉佩给了子常。蔡昭侯获释，回国途经汉水，沉下一块玉，发誓说不再朝楚。他把自己的以及大夫们的儿子都送到晋国为质，请求伐楚。[19]
第二年吴大举伐楚，攻破郢都，蔡、唐二国在战争中积极助吴，派兵参战。
直到春秋晚期，一般诸侯国之间，这类贪贿事件都经常发生。公元前469年，卫出公被几家贵族攻击而出奔越国，鲁国叔孙舒带兵会合越、宋二国的大夫把卫君送回，而卫人不肯接纳，并且“重赂越人”。越国人受贿了，就改变原先的态度。卫人则大开几重城郭门，佯为接纳卫君，可在城头女墙派重兵守卫，越国又不派兵跟随。卫出公见状，自然不敢贸然入国，最终死于国外。[20]
在鲁国也有类似的行贿活动：公元前471年，鲁哀公去到越国，和越太子适郢很相投，适郢打算给鲁哀公娶妇，又将给予他土地。鲁国内有所传闻，公孙有山氏就将此事告知季孙肥（康子），季孙氏害怕越国帮助哀公来讨伐，便通过太宰
给越国“纳赂”，适郢的打算即被终止。[21]
吴太宰受贿而亡国是一个著名的事件：越被吴战败于夫椒后，一蹶不振，勾践听从大夫文种之计，派人至吴国求和请降。伍子胥竭力劝阻吴王夫差纳降，晓以利害。越便“饰美女八人，纳之太宰”，并说“你若肯帮助，还有更美于此者”。终于太宰得逞，说服夫差许越求和。[22]最后，养虎遗患，越兴吴灭，不能不说是这次贪贿的祸害。
二、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内的贪贿
诸侯们对外强凌弱、众暴寡，积极扩张实力，争得雄长或保持独立。而他们国内的卿大夫也在争夺政治地位、扩充财富、钩心斗角、互相倾轧。除了强力侵吞的手段，也以贿赂行事，“政以贿成”并非只在周室。
晋国之乱肇端于献公嬖妾骊姬。她是这个时代蓄意谋取权力的一个典型女性，为了自己所生的儿子奚齐得以继承君位，便“赂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为之出谋划策。她一度得逞，逼死太子申生，赶走公子重耳而立奚齐。[23]这里究竟“赂”了多少财物不详，但它确实是造成晋国一系列内乱的一根毒刺。
但这种“女谒”的贪贿在其他地方还不多见，春秋中期后，只在宋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且是高官贪小赂：公元前547年，宋平公一个名弃的嬖妾，原来出生后身长红毛，被父母弃之堤下，又被平公母亲的侍妾收养，长大后却变得颇有姿色。不过贵族们认为她是弃婴，瞧不起她。一次左师向戌偶遇弃的仆人遛马，问是谁家的马，答曰：“君夫人氏也。”向戌叱道：“谁为君夫人？余胡弗知！”这当然是明知故问。马仆回去告诉弃，弃便派人给向戌送上玉器、锦帛和马匹，说道：“君之妾弃使某献！”果然行贿有效，向戌就改口称“君夫人”，还再拜稽首受礼。[24]左师在宋是辅佐大臣，他的改口，弃的地位和命运自当是一次大的转变。
这时齐鲁一带也是乌烟瘴气，贪贿事例层出不穷。公元前538年，鲁国叔孙豹家族被一个“外妻”所生之子竖牛弄得四分五裂，贪贿也在其间作祟。竖牛趁叔孙豹患病之际，先后进谗把他的两个儿子孟丙（逼死）、仲壬（赶出）除去，然后把叔孙豹活活饿死。家宰杜洩忠于叔孙豹，竖牛便大送贿赂给叔孙豹旁族的叔仲昭和季孙家臣南遗，要将杜洩除掉。于是发生了不许杜氏用路车葬叔孙豹、出殡不让走正门、诬枉杜氏知道叔孙豹生前已主张去中军（以迎合季孙意图）等一系列的怪事。由于南遗卖力助虐，竖牛又贿赂他东鄙三十个邑落。及至叔孙昭子即位（家族长），才把竖牛杀了，平息了闹了两年的祸乱。[25]
这时，在齐国，统治近六十年的齐景公是一个贪享乐、好聚敛且任奸佞的国君，贪贿、干谒丛生。大概仗着忠贞廉俭、不断谏诤的晏婴，政权才不至于很快崩溃。一次，晏子当着景公的面指出齐国从大夫到宠妾、宠臣，都在各处索贿、豪夺，横行不法。[26]
这里有一个权臣贪贿的事例：鲁昭公被季氏逐出国，公元前516年流落到齐国郓地。齐侯打算接纳，并下令任何人不得收受鲁人（指季氏一方）的货贿。可是有人就是不听。季氏家臣申丰、汝贾二人就拿出两大匹织锦，通过齐大夫高
献给齐君宠臣梁丘据，还对高氏说，若能帮忙（意即阻止接纳鲁君），还将送五千庾（相当今两千四百石）粮食。梁丘据就把君令撂在一边，受了贿赂即向景公进言，说以前有人两次求纳鲁君都死去，似有鬼神在作祟，诡言劝齐侯可用占卜测验事情的成败。景公居然听信了，接纳鲁君之事便不了了之。[27]
还有一个晏子治东阿的故事，暴露了齐国上下行贿成风：景公使晏婴治东阿，三年后，召回晏子而责备说：“我原以为你很行，把东阿给你治理。现在，你却搞乱了。你好好自省一下吧，我将要惩处你！”晏子猜到了其中缘由，就说：“我就‘改道易行’吧！”于是他第二年“上计”（上报财政赋税成绩），景公高兴地说：“甚善矣！”为何前后有这么大的变化呢？且听晏子说：
前臣之治东阿也，属托不行，货赂不至。陂池之鱼，以利贫民。当此之时，民无饥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治东阿也，属托行，货赂至，并重赋敛。仓库少内，便事左右；陂池之鱼，入于权宗。当此之时，饥者过半矣！君乃反迎而贺。臣愚，不能复治东阿，愿乞骸骨，避贤者之路！[28]
原来他不行贿讨好权宗大族、拉拢左右，使民不饥，而那些人便向上诬告，景公加之以罪；相反，后来他贿赂权宗，便事左右，民饥过半，却得到好评，景公迎贺他。这是多么大的讽刺！不过事实上从古至今，这类现象并非罕见。
大概是奴隶制走到末路，春秋晚期贪贿现象有蔓延的趋势，在一些中小国家，贪贿的方式愈多，露骨而且委琐，可谓鼠窃狗偷。
公元前497年，卫国的公叔文子富裕了，上朝时提请款待灵公。退朝时他把这事告诉史鰌（又称史鱼），史鰌说：“你一定有祸！你富而君贪，祸患就将临头了！”文子说：“可我已经邀请了国君，现在该怎么办呢？”史鰌便劝他执行臣礼就可免祸：“不过你儿子戍将不免。”因公叔戍骄傲，“富而不骄者鲜（少）”，“骄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到文子死后，卫君开始妒忌公叔戍。而戍又打算除去卫君夫人南子之党，南子反诬他：“戍将为乱！”次年公叔戍就逃往鲁国。[29]
卫国太叔疾因故得罪孔文子而逃到宋国，做了向魋的家臣，还送给向魋一颗美珠。宋景公闻知，便要向魋把美珠给他，向魋不给，景公便派人追问美珠的所在，向魋说已抛入池中。景公又去把池水弄干，仍没有找到珠子，一池鱼却都死了。向魋也因此出逃。[30]
后来，向魋辗转逃到卫国，又遇上卫的公文氏向他索取“夏后氏之璜”，他给了一块别的玉，又逃奔齐国。[31]
公元前484年，陈国辕颇为司徒时，就利用管理土地、人口的方便，把封内的田税全部收上来，用作陈君嫁女之资，又把剩下来的经费为自己铸造青铜重器。国人知道了，就把他驱逐出国。辕颇往郑逃去，途中又饥又渴。他的族人辕咺就拿出醴酒、干粮、干肉等给他。他又喜又惊地问道：“哪来这么充足的食品？”辕咺说：“你铸成了重器，我就准备了这些！”意思是早料到有这一天。辕颇说：“（你）怎么不早劝我？”辕咺回答说：“我怕先被（你）逐出！”[32]一番生动的对话，活现出贪婪不得人心并必将自食其果的道理。这件事确实是典型的贪污事例。
三、春秋时期反贪拒贿的义举
这个时期也有不少正直的政治家卓有远见，他们反对贪贿行为，并对之或加以阻止，或加以惩处，或当场拒绝，或赞赏拒贿行动。其中事件有大有小，行之有难有易，但意义是同样的，这里按时间顺序作一叙述。
公元前630年，卫成公几经艰险从晋国获释回来，听说鲁君从中帮忙是由于臧文仲的主意，他十分铭感，便打算对臧氏“使纳赂焉”。臧文仲坚决拒绝，并说：“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33]意思是臣子不涉外交。不仅辞贿不受，而且遵守君臣之分。
公元前609年，鲁拒莒太子仆一事，也是义正词严的拒贿。太子仆杀君父，又偷窃宝玉来奔，鲁君居然要收留，赐给他邑，分明是受贿。季文子派司寇逐之出境，并论述周公制礼作则，“毁则为贼，掩贼为藏（即贪赃），窃贿为盗”等原则，列举上古“四凶”之被除，以历史为鉴戒，态度十分坚决，鲁宣公也不得不听从。[34]
公元前594年，楚围宋长达九个月，宋向晋求援。晋派大夫解扬赴宋，约宋不要降楚，晋军即将到来。过郑时，解扬被郑人逮住而献给楚军。楚庄王用重赂逼他改变原命，要他说晋不来救宋，使宋降楚。解扬推托三次，终于无奈，勉强答应。可他一登上楼车，就全部推翻对楚的承诺，坚守君命，向宋国传呼晋国救兵将到，宋不要降楚。庄王大怒，就要杀他。解扬说：“君之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无殒，又可赂乎！”“死而承命，臣之禄也。”表示死也不改君命，大义凛然。楚庄王也是个有为之君，心底大概也有些欣赏有为的人物，就把解扬释放了。[35]这也算是一次拒贿的高尚行为，并获得成功。
公元前583年，晋使士燮聘鲁，谈论要伐郯，因上一年吴伐郯，郯服吴。鲁君给士燮行贿，请从缓，意是鲁有怜恤郯被侵伐之心。士氏拒绝贿赂，他说：“君命无二，失信不立，礼无加货，事无二成。”意思是坚守君命，不接受礼外之货（贿），不能两面讨好。结果鲁国只得派兵会晋伐郯。[36]
公元前558年，宋国一个人得到一块玉，献给司城子罕。子罕不肯收受。献玉人说这是经过鉴定的宝玉。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如果你给我了，咱们二人都失了宝；不如不给我，两人都有了宝。”话说得在理而且睿智巧妙。献玉人听了叩头说，按规定，“小人怀璧，不可以越乡”。平民不能随身携玉穿过乡界，所以献给当官的以免犯罪——原来有其苦衷。子罕就叫他把玉放在他的住区内，派玉工琢治，卖了钱富了“使复其所”。[37]
公元前550年，齐国偷袭莒国，大夫杞殖、华周遇上莒君，莒君便“重赂之”，请他们不要开战，“请无死”。意思是莒有大军到来，战必败死。华周拒绝了，他说：“贪货弃命，亦君所恶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之，何以事（齐）君？”结果，莒国进军，杞殖之子杞梁战死（杞梁后世改为喜良，孟姜女故事从此出）。[38]这次战役，齐非正义，不值得坚持，但从拒贿、遵君命之举来看，当时还是为臣的原则。
公元前541年，诸侯在虢会盟，晋乐王鲋公然向鲁叔孙豹索贿（见前），叔孙豹就是不给。对方假意说是“求带”，叔孙豹把他的使者召来，当面撕开下裳一条布片给他，说：“带太狭窄（就给这个吧）！”分明是故意羞辱索贿者，拒贿十分坚决。晋求贿者碰了壁，执政赵武还是称赞叔孙豹是“临患不亡国”，“图国忘死”，具有忠、信、贞、义四德，评价很高，并且代向楚人请免鲁伐莒之罪，还暗示于楚国：“若子之群吏，处不辟污，出不逃难，其何患之有？患之所生：污而不治，难而不守，所由来也。能是二者，又何患焉？”首次称贪贿为“污”，即今贪污之义。[39]
公元前529年，晋召诸侯在平丘开会，先次于卫地。又是这个乐王鲋向卫国索贿。卫人送一杯羹和一箧锦给叔向（叔向与乐王鲋为族兄弟，都是羊舌氏），叔向受羹，退回锦，并指责：“晋有羊舌鲋者，渎货无厌，亦将及（祸）矣！”[40]
也就在次年，叔向大义灭亲，除掉了这个贪人。事情起因是：楚人奔晋的邢侯、雍子二人为土地划界发生诉讼，久而不决。时任理（法）官的士景伯因事去楚，就由叔鱼（即乐王鲋）代审此案。韩起曾断雍子败诉，雍子就送女儿给叔鱼，叔鱼便断罪在邢侯。邢侯恼怒，就把叔鱼和雍子一齐杀了。叔向最后判决，说：“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即雍子知罪而“赂以买直”；叔鱼受贿便“鬻狱”（卖法），贪赃枉法；邢侯“专杀”即擅自杀人，因此都该杀。其中还说到“贪以败官为墨”。孔子对此特予评论叔向是“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罪，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反复赞叹。[41]所谓“三数”就是包括乐王鲋前面两次索贿。
公元前526年，晋韩起因聘郑之便，想把流落在郑国商人手里的一只玉环找到，使之和自己的一只合成一对，便向郑君说了，将被应允。可是子产不许，并把这事提到求贿的高度，说“君子非无贿之难，立而无令名之难”。若您是奉命出使而求玉，那是“贪淫甚矣！”您成为贪，我也“失位”，那就是“出一玉以起二罪”，那怎么行？韩起还没有死心，就直接找到了那个商人，并且成交，但还须经过官府批准，又回到子产这里。子产还是不同意，追述了先世郑公室与商人订过盟约，不能相互夺财，否则就是强夺，违背前约。“吾子得玉，而失诸侯”，这样就成了大国无限度地征求供给，是一定不能做的！韩起这才辞谢并作了检讨。[42]
此后不久，晋国出现古代首次以讽谏方式阻止贪污的著名事件。公元前514年，当时魏舒实行新政，把旧贵族的世袭封邑改为县治，各设县大夫管理，一共任命十个县大夫。这是由分封制转变为郡县制的改革，很有意义。内有他的儿子魏戊受命为梗阳（今山西清徐）县大夫。这年冬便发生一件讼案，魏戊不能断清，便上奏给魏舒。诉讼一方的大宗就乘间给魏舒送上“女乐”，魏舒竟然打算接受。魏戊知道了，就对他的同僚阎没、女宽说：“主（指魏舒）以不贿闻（名）于诸侯，若受梗阳人，贿莫大焉！吾子必谏。”两人答应了，便到魏舒家等他下朝。到时，魏舒召唤他们同进午餐。可在吃饭时，这二人叹息了三次，魏舒感到奇怪，便说：“吃饭是一种享受，‘唯食无忧’，你们怎么叹息起来？”二人异口同声地说：“我辈小人贪馋，昨晚得人赐酒，没吃晚餐，饿得很。见到饭菜上来，生怕不够吃，所以一叹；上了一半饭菜时，便自我责怪：‘哪有将军请吃饭不让吃饱之理？’所以再叹；吃完饭之后，但愿把小人之腹变为君子之心，有所节制食欲才好，便三叹。”魏舒明白了他们二人的用意，便辞谢了梗阳人的贿赂。[43]
这个故事既精彩也颇真实，可说是开古代讽谏风气之先，例如后世有邹忌讽谏齐威王之类。讽谏成功，魏舒也从谏如流，反映了改革的新气象。
楚国反贪贿也有其特点，多半对贪人以杀戮惩处。公元前571年，楚公子申为右司马，借用权位，便多受小国的贿赂，并逼夺子重、子辛的权势，楚国就把公子申杀了。第二年，子辛当上了令尹，又是“侵欲于小国”，求索无厌。过了两年，楚国责问陈国叛楚从晋之故时，陈人回答说，是因你们令尹子辛“实侵欲焉”！楚国又把子辛杀了[44]。
后来，观起得令尹子南之宠，没有加禄却有“马数十乘”，楚国人对此担心，楚王也打算惩处他。不久，康王杀了子南，还车裂了观起。这件事震动很大。同一年，
子冯任令尹，宠用八个人也都“无禄而多马”，申叔豫就用子南的事件提醒氏，氏便辞退了这八人，“而后王安之”[45]。楚国的这种反贪方式，大概与其王权较为强固的特点有关。
四、战国时期的贪贿与反贪
战国是列国争雄、诸侯力政进一步发展的时代，“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人民陷入深重灾难之中。王侯将相们争城夺地，贪婪胜于已往；涂炭生灵，残暴可谓空前。纵横捭阖，崇尚智诈，波诡云谲，礼义荡然。在此形势下，“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贪贿便不在话下。正由于贪贿在当时等于“窃钩者诛”，这方面的记载见之后世者反而零散稀少。以诸子百家反贪贿、暴敛的言论不减而愈加尖锐，推知贪贿暴敛的事实应是大量存在。今就所见，仍依春秋时期例，分为列国之间和各国国内两个方面加以叙列。
（一）列国之间
晋国分裂为赵、韩、魏，拉开了战国史的帷幕。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智氏，智伯瑶刚愎贪残，一度称雄，大有鲸吞三家之势。
智伯为了伐灭厹由这个小国，以贿赂为诱饵，诡言送给厹由一个大钟。厹由国君贪图重器，居然信以为真而喜出望外，并修平通车运钟的道路，准备迎接。大夫赤章曼枝有疑，劝谏道：“送此大器本该是小国事奉大国的常理，而今相反，其中必有诈，听说并有兵卒随后，不可接纳。”厹由之君也是利令智昏，不听劝谏，赤章氏便逃去齐国。不出所料，智伯把大钟装载在宽大的车上，后面跟着大批兵卒。而厹由无备，君臣都出迎大钟。智氏军队长驱直入厹由国都，厹由便因此灭亡。[46]
后来，智伯贪图韩、魏、赵三家土地，最终导致三家联合反攻而自取灭亡，也是因为贪欲无厌之故。[47]
与上述厹由相类的事件很多，而典型的有以下数例：
楚怀王因贪图秦的商於地而国被削弱、身死异地。秦惠王忧虑齐、楚联合，必须加以离间，就派张仪入楚。张仪向楚王说：“楚若与齐绝交，秦愿献出商於之地方六百里酬谢。”怀王贪而轻信，不听陈轸谏阻，便先与齐绝交，而后派人到秦受地。而此时张仪翻脸不认账，说只约交方六里地，未说方六百里。楚使怒，归告怀王，楚便兴师伐秦。秦发兵反击，在丹淅大破楚军，斩首八万，俘楚将屈匄；楚尽失汉中。楚不甘心，又悉发全国兵力，深入击秦至兰田。而魏乘间袭楚至邓，齐不再救楚，楚即回师，无功而还，国已大困。此后连年吃败仗，大将唐昧死。后来又听信秦愿与之媾婚，怀王亲到秦国，即被拘留强逼割地，乃怒而出走，逃至赵，赵不纳，仍返至秦，终死于秦而归葬。[48]
公元前262年，赵孝成王四年，韩上党太守冯亭向赵提出，愿将上党郡的十七邑人予赵。此实为一嫁祸于人的诡计：其时韩国面临秦的威逼，故企图以此把战祸转嫁于赵，而诡言地内人民“愿安于赵”。赵王听了大喜，平阳君赵豹谏阻说：“圣人甚祸无故之利。”认为这是韩国嫁祸的计谋。孝成王却说：“发百万之军而攻，逾年历岁未得一城。现在这么大的利送来还不受？”平原君和赵禹也与赵王同一看法，于是由平原君前去取地，并大封当地吏民爵禄，赐予黄金。冯亭还假装悲惜垂泪，说做了三不义之事。赵发兵去取上党之地，廉颇率军驻于长平，于是引来秦攻长平，赵大败，秦坑赵卒四十万。[49]这是贪地而招致大患的血的教训。
上述事件，与一般的贪贿不同，但仍出于贪欲，而且当时列国之间也是以土地人民当作财贿而作政治交易，故仍属于贪贿一类。
（二）各国之内
战国时期各国内部的贪贿也相当普遍。齐威王时，邹忌讽谏齐王的故事中说道：“四境之内莫不有求于王”，这种“求”就是指以财贿求情。后期，则出现了“天下以市道交”的状况。赵在长平之战大败于秦之后，廉颇失势，闷坐家中，“宾客尽去”。及胜燕之后，廉颇受封信平君，为假相国，复任为将。这时，宾客又至。廉颇便斥退他们。可是宾客们却说他见识落后了：“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失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50]
于此二例，可见一斑。
西门豹任魏之邺令，十分廉洁，“清刻洁懿，秋毫之端无私利”。而他对左右近臣则颇简慢，左右近臣便联合起来说他的坏话。过了一年，要“上计”了，魏文侯竟然收去他的印玺。西门豹说：“我是治邺郡不得法，现在我懂得了！请再给我印玺去治邺，如还有不得当，请伏斧锧之罪！”文侯不便决绝，就准了他的请求。于是在邺郡，西门豹加重百姓的赋税，好好地对待左右近臣。一年后上报成绩，文侯就高兴，拜而迎之。西门豹说：“往年我是为您（即国家）治邺，您夺了我的官印；这一年我是为左右近臣治邺，可您却喜而拜迎我。这样，臣还是不能治邺了！”交了印玺要离去。文侯方才醒悟，便挽留他说道：“寡人以前不了解你，现在方才了解，愿你勉力为寡人治邺吧！”不再收回官印。[51]这事和前述晏子治东阿一事如出一辙。
李克治中山，苦陉令上报工作，征收的赋税数额很大。李克说：“语言善辩，不合于义，是为‘窕言’。没有山林泽谷的增产而征收上来的赋税却很多，叫作‘窕货’。君子不听窕言，不受窕货。”就免了这个苦陉令。[52]
卫嗣公派使者过关市，受到关吏的刁难，使者只得贿以金钱，关吏才给予放行。后来卫嗣公对关吏说：“某一回有使者通过你的关口，给了你金钱，你才放他过关，是吧？”关吏听了很恐慌，并且佩服嗣公的明察。[53]
[1] 《左传·襄公十年 》。
[2] 《左传·庄公十九年》，《国语·周语上 》。
[3] 《左传·昭公十二年 》。
[4] 《左传·闵公二年 》。
[5] 《左传·僖公二年》《左传·僖公五年》。《国语·晋语二》。参见《战国策·秦策一》《韩非子·内储说下 》。
[6] 《左传·僖公九年 》。
[7]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国语·晋语四》，《史记》卷三九《晋世家 》。
[8]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
[9] 《左传·僖公三十年》。《国语·鲁语上 》。
[10] 《左传·文公十五年》《左传·文公十六年 》。
[11] 《左传·宣公元年 》。
[12] 《左传·宣公七年 》。
[13] 《左传·襄公二年 》。
[14] 《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
[15] 《左传·昭公元年 》。
[16] 《左传·昭公二十七年 》。
[17] 《左传·定公四年 》。
[18]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 》。
[19] 《左传·定公三年 》。
[20] 《左传·哀公二十六年 》。
[21] 《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前年吴亡太宰是否还活在越国，多有说解。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
[22] 《国语·越语上 》。
[23] 《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国语·晋语一 》。
[24]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
[25] 《左传·昭公四年》《左传·昭公五年 》。
[26] 《左传·昭公二十年 》。
[27]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
[28]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说苑·政理 》。
[29] 《左传·定公十三年》《左传·定公十四年 》。
[30] 《左传·哀公十一年》。参见《吕氏春秋·必己 》。
[31] 《左传·哀公十四年 》。
[32] 《左传·哀公十一年 》。
[33] 《国语·鲁语上 》。
[34] 《左传·文公十八年 》。
[35] 《左传·宣公十五年 》。
[36] 《左传·成公八年 》。
[37] 《左传·襄公十五年 》。
[38] 《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
[39] 《左传·昭公元年》。《国语·晋语八 》。
[40] 《左传·昭公十三年 》。
[41] 《左传·昭公十四年 》。
[42] 《左传·昭公十六年 》。
[43]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国语·晋语九 》。
[44] 《左传·襄公二年》《左传·襄公三年》《左传·襄公五年 》。
[45] 《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
[46] 《韩非子·说林下》，《战国策》卷二 。
[47]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
[48] 《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战国策·秦策二 》。
[49] 《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
[50] 《史记》卷八一《廉颇蔺相如列传 》。
[51] 《韩非子·外储说左下 》。
[52] 《韩非子·难二 》。
[53]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