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人口变动与人口转变

一、西藏人口数量变动

改革开放40余年来，西藏人口数量呈现稳定的增长趋势。事实上，西藏人口数量自1953年以来就开始持续增长，而人口死亡率下降、年龄性别结构变动、早婚现象和较高的人口生育水平则是人口数量增长的主要动因。[142]尽管总体上西藏人口增长态势明显，但是分民族人口数量变动却表现出不同的趋势，民族内部生育率波动与族群迁移造就了不同民族之间人口数量的差异性表现。[143]此外，未来的西藏人口数量或将继续均衡且稳定增长，无论是短期预测还是长期预测结果都显示未来西藏人口结构将逐步优化，人口红利预期时间段较长，人口数量增长更为合理。[144][145]

总体而言，从数量上来看西藏人口发展具有以下特征：第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促使西藏人口数量逐年增长、人口寿命增加、人口生活质量与水平提升；[146]第二，西藏人口已经实现了从传统型人口向现代型人口的转变，人口出生率、人口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转向“三低”，西藏人口转变特征显现；第三，西藏人口的“低生育水平”已经实现，但已婚育龄妇女面临的避孕、节育等诸类问题尚待解决。[147]

二、西藏人口自然结构变化及人口转变

关于西藏人口自然结构的研究多基于最近三次的人口普查（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展开。

西藏人口性别比从20世纪末期的低于100逐渐攀升至当前的正常水平。20世纪末的相关研究表明，西藏人口性别构成具有人口性别比低于100、性别构成民族性、性别比缓慢爬升三大特点。[148]仅就藏族人口来看，1950年之后的数据显示西藏藏族人口性别比长期呈现低性别构成特征，在1950年到1990年间表现出缓慢爬升的变化。根据“四普”数据，西藏藏族人口性别比偏低的原因在于人口出生性别比和婴幼儿性别比偏低，西藏的地形地貌以及气候特征可能是其中的诱因。[149]“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西藏人口性别比已上升至105.69。[150]此外，西藏不同地区或年龄段的人口性别结构存在差异，林芝地区的人口性别比较其他地区偏高；山南地区与林芝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正常，其余地区在正常水平上下波动；劳动年龄人口性别比多地失调，婚姻挤压社会问题存在；老年人口性别比偏低。[151]

在年龄构成方面，西藏人口结构最突出的特征是劳动力资源丰富。截至“六普”时，西藏15岁～6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0.53%，相比“五普”时上升了6.48个百分点，西藏劳动力资源供给丰富的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152]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上升的同时，西藏少年儿童比重下降，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其中乡村人口较城镇人口老化严重、抚养负担重等地域性的年龄结构问题也备受关注。[153]

关于西藏人口红利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第一，依据人口普查数据认为西藏人口红利期是在2010到2030年期间，这一时期总人口抚养比最低，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充足，当务之急是加大对西藏人口教育资源的投入，提升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与人力资本存量。[154][155][156]第二，西藏的人口红利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并存在局限”，未来对于西藏人口红利的关注点应落脚于西藏人口红利的存在基础与前提、政策效应与作用机制等方面。[157]

相较于国内经济发达地区，西藏人力资本存量明显不足，人力资本弹性系数过低，这拖累了经济的内生效益增长，牵制了地方经济的发展。[158][159]西藏“基础教育发展严重滞后，教育性人力资本积累存量严重不足”，这造成人力资本的投入产出效率过低。[160]应对西藏人力资源发展面临的困境，应保持城镇化建设、工业化进程同人力资本投入开发的一致性，对基础设施进行优化建设，开拓人力资源市场，以及推动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结构协同发展。[161][162][163]

尽管“六普”数据显示西藏目前并未迈入老龄化社会，但是“个别民族已经成为典型的老年型人口，局部地区也呈现出老龄化形态”。[164]分城乡观察西藏人口养老问题发现，城市老年人的长期养老照护主要依靠配偶，其次才是子女，而社会经济地位会影响城市老年人得到的长期照护与个人精神健康；[165]西藏农牧区家庭存在较强的代际互动，家庭中青年依赖长辈对其传授农业生产和畜牧的经验与知识，老年人则依赖子女对其进行赡养。西藏农牧区养老基础差、养老水平低、传统消极观念阻碍（“吉度”互助与“福利依赖”）等成为养老弊病。[166]

西藏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始于1987年，此后农牧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有关问题得到了较多关注，如汪治国（2009）认为构建西藏农牧民的养老保障体系需从制度体系的基本原则、总体思路、框架体系、动力机制等多方面入手来综合考虑；[167]杨斌等（2014）指出，进一步完善新农保制度，加大政府财政补贴从而提高农民的养老金水平，能更好地“提高农村养老保障水平、促进消费”。[168]西藏社保体系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经济总量小、社保制度建设基础差、专业人才稀缺、管理手段落后、城乡差别较大、资金筹集渠道单一等。[169][170]

西藏于2014年完成了新农保和城市居民养老保险并轨，这“标志着西藏统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入具体实施阶段”。[171]可见，在西藏人口老龄化的法律应对方面，自治区的地方立法优势能够在当地老龄人口地方性养老保障法案与规章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展现。[172]《2015年西藏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西藏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5.6万人，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人数达到141.04万人。

三、西藏人口社会结构的变化

西藏人口社会结构的发展变动则比自然结构更为复杂多样，包括婚姻家庭结构、人口民族构成、文化和教育结构、就业结构等。

“一妻多夫”“一妻一夫”和“一夫多妻”婚姻结构的家庭在西藏都存在，关注“一妻多夫”婚姻结构的研究最多。“一妻多夫”婚姻存在的问题表现在女性权益的缺失上，[173]但这种婚姻结构是一种长期性、习惯性的形式，其背后存在着自然、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诸多原因，可“有条件承认一妻多夫婚姻的必要性并建立相关的立法条款”。[174]对于“一妻多夫”婚姻结构，有研究将家庭发展变迁过程、人口增长、婚姻变动等要素融入其中进行研究，也有研究对其原因和影响等进行解释与补充说明。[175][176]此外，西藏人口的婚姻状况还有以下特点：一是“配偶率偏低、未婚率偏高，初婚年龄过高，不婚率高”; [177]二是结婚形式多样化，已婚藏族妇女的生育观念比汉族人口更加先进，绝大多数藏族妇女采取内部结婚形式，外部形式占少数。[178]

西藏人口的家庭结构变动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人口的迁移流动、城市化、家庭人际关系、妇女地位提升”等都会作用于西藏人口家庭结构的变动。[179]近年来，随着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西藏的家庭规模也显现出小型化特征，“六普”数据显示2010年西藏家庭户均人口数为4.23（较2000年减少0.52），核心家庭也逐渐成为西藏家庭的主体构成部分。

尽管藏族人口占主体地位，但是西藏人口的民族种类有50多个，西藏仍是多民族聚居区。根据“六普”数据，2010年“藏族人口为271.64万人，占90.48%，汉族为24.53万人，占8.17%，其他少数民族为4.05万人，占1.35%”, “藏族人口由 ‘五普’的242.72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271.64万人，10年间增加了28.92万人，增长了11.91%，年均增长1.13%”。[180]人口较少民族在西藏人口民族构成中也具有重要意义，有研究对西藏人口较少民族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缓慢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并找到了原因所在，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解决途径与对策。[181]

西藏解放前基于寺院主体的宗教教育在和平解放后被现代学校教育所取代，人口文化结构与教育结构随之改变。[182]“六普”数据显示，西藏不同年龄段受教育人口的数量较“五普”时均有所上升，10年间西藏人口受教育程度的迅速提高与国家重视对西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分不开，在受教育人口数量增加的同时其教育质量也同步提升，人口的文化程度逐年攀升。虽然人口文化和教育结构趋于优化，但是也有研究注意到2000年西藏人口粗文盲率下降速度较之前而言过慢，同时在现有文盲人口未扫除时又有新文盲产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183]

西藏人口就业结构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藏经济的发展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时西藏劳动者以从事农业活动为主；在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期间因教育事业得到发展西藏文化行业的从业人口大大增加，同时藏族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增加，汉族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在该时期下降；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西藏人口中汉族与藏族的专业技术人员数量均呈下降趋势，“西藏地区的制造业与第二产业萎缩”，多数劳动人口开始转向从事第三产业的工作。[184]从就业结构来看，西藏农牧业人口比重过高对西藏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阻碍。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高以及文化、职业技术水平过低是主要原因，劳动力转移缓慢是问题的主要体现。[185]

有研究将1965年以来的西藏人口城镇化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快速增长期（1965—1980年）、连续波动时期（1981—1989年）、稳步发展时期（1990年至今）”。当前西藏城镇化水平过低且与全国其余省区差距拉大，仍处于起步阶段，虽速度缓慢但后发优势明显。[186]2015年年末西藏城镇化率为27.74%，远低于全国的56.1%。

西藏城镇化发展还有以下特征：第一，人口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差异明显，“发展禀赋条件、公共资源、政策制度、人力资本、整体经济落后”都是差距逐步拉大的原因；[187]第二，城镇化具有当地特色，即包含了“非城镇化”与“本土化”的特性，该特性“决定了西藏将采取以 ‘非城镇化’为主的经济发展路径和 ‘本土化’的区域城镇化路径”; [188]第三，人口城镇化与人口非农化存在较强的相关性，人口非农化是人口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器”。[189]

关于西藏城镇化路径选择的观点有不同侧重，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强调投资的作用，认为国家须加大对西藏城建的投资力度，缩小西藏与全国其他省份的城市化进程的差距。[190]二是强调发展旅游业，认为应依托旅游业推进“生态文明城镇建设”，将旅游经济模式作为较为理想的城镇化发展路径。[191]三是强调人力资本，认为应借鉴国内外经验，通过“高品质定型”“人口集聚和就业转移统一”、智慧城市概念以及高品质公共服务等来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192]四是强调产业构成，认为西藏“第三产业比第二产业更能影响城镇化进程”，因此应将“能够吸纳更多劳动力、促进就业的产业结构服务化”作为西藏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动力。[193]五是重视公共财政的作用，认为只有明确公共财政在西藏城镇化建设中的职能定位，才能“避免财政职能在新型城镇化中的越位和缺位”。[194]

四、西藏人口素质的提升

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给西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人口素质也得到了明显提升。关于西藏人口素质的研究多数集中在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与人口身体素质方面。

1．人口科学文化素质

西藏在民主改革后现代教育体系得以逐步建立。虽然得益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西藏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不断提升，但是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仍处在较低水平，其原因主要在于地理环境恶劣、宗教文化观念影响、人力资源与教育资源分配失衡、历史遗留问题等。[195]现阶段西藏教育主要存在现代教育起步晚基础弱、教育思想和内容有敏感性且政治色彩较强、特殊文化环境、教学环境恶劣等四个方面的问题，问题的解决需要多方共同努力，除了在经济与物质上的资助外，西藏更需要建立符合自身发展特色的教育体制与机制。[196]总体而言，西藏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提升对区域内整体经济态势、经济结构转型、地区区划经济发展都有正向推动作用，可进一步加大教育投资、改进教育体制机制、引进优秀教育人才和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197]

在不同角度与视域下，西藏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呈现出多元特征。其一，西藏的职业教育发展与中国其他地区有较大差距，职业技术人员技能水平低、缺乏相应的师资力量等是当前西藏职业教育所面临的问题。[198]其二，从性别差异视角来看，新中国成立后藏族妇女受教育程度大幅上升，但仍不及本族男性人口。藏族女性的受教育时间与家庭经济收入呈正相关，父亲的学历水平也影响着家庭中藏族妇女的受教育机会，此外藏族女性的教育地位还存在城乡差异。[199]对此，社会应对西藏妇女目前受教育水平低、受教育机会少、妇女接受中高等教育需求人数增多等问题予以关注。[200]其三，西藏人口受教育水平与人口健康存在密切关联。由于人口健康资本会影响个人、家庭收入和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将藏族人口受教育年限纳入政绩考核、使援藏资金重点援助人口教育与健康问题、提高西藏农牧区人民与相关医疗人员的福利与薪金都是可行的。[201]

总之，西藏的现代教育体系涵盖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再到特殊教育等多个层次，这对于西藏现在及未来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全面提升、人口的现代化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202]

2．人口健康和身体素质

西藏地处高寒、缺氧、强紫外线、干旱缺水的贫瘠地带，当地人口的生命健康会受到恶劣环境的侵蚀。高原特殊环境下的慢性疾病如“高血压、心脏病（当地人称为高心病）、肺心病、多血症和肺炎等”在西藏人口中较为常见；此外，西藏农牧民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以及生活条件等内部与外部因素（生吃肉食、蔬果匮乏、饮酒、烹饪习惯等）容易造成疾病感染，对人体健康构成威胁。[203]为了进一步提升西藏人口的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西藏于2008年启动了为期三年的“人口健康促进拓展行动”，来“探索基本公共健康服务均等化的区域发展模式和适宜运行机制”。[204]

不同人口群体的健康和身体素质也受到关注。一是农牧民。西藏农牧区人口的健康意识、对公共卫生知识的认识以及对相关卫生服务工作的了解不足，坚持以健康权利维护为主线条是西藏人口卫生事业工作的重点。[205]二是大学生。一方面，西藏大学生的生活习惯与健康状况之间存在关联，特别是健康知识水平与个人身体素质之间关联显著；[206]另一方面，西藏大学生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大学生在身体机能、体态等各项生理指标方面存在差异性，[207]有必要加大对西藏学校体育设施的建设和体育教学课程的推广。[208]

3．人口心理健康

关于西藏人口心理健康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当地的学生群体来开展。对于西藏大学生来说，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男生心理健康状况优于女生）、城乡差异（城市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优于农牧区）、民族差异（藏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优于汉族学生）的显著性很强。[209]藏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与社会文化适应存在相关性，社会文化适应性好的藏族大学生心理更健康。[210]此外，高校的心理课程设置及其教学模式对西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同样会产生影响，在西藏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对提升藏族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促进藏族大学生全面、健康地发展有积极的作用。[211]西藏中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也不够理想。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在样本总体中“70.3%的藏族中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健康问题，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高于国内其他同类研究结果”，西藏当前的社会、经济、文化剧烈变迁形成的“文化震荡”是中学生群体心理健康受到影响的主要原因。[212]

五、西藏人口迁移、流动与分布

把握西藏人口流入与流出活动、人口迁移与分布变化，能更好地分析动态人口活动对西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对监测人口流动规律、实施西藏人口宏观调控、引导当地人口有序流动迁移与分布、优化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配置、强化地方人口管理等都具有重要意义。[213]受制于特定的自然与地理环境，西藏的人口迁移与流动虽然在和平解放后有所增多，但是却多发生在西藏内部。总体来看，西藏人口迁移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解放初期迁移、社会经济发展期迁移、人民自治人口迁出期、改革开放时期迁移。[214]根据人口普查数据，西藏流动人口具有净流入、规模小、发展迅速、教育程度和生育水平低等特点。[215][216]作为西藏人口主体的藏族人口表现出东向流动的特征，这种特征具有多项积极意义，包括增进民族交流与增强民族凝聚力、加强省际间人口与经济联系、进一步践行中央政府的治藏策略等。[217][218]从空间上来观察，西藏的人口分布变动由“一江两河”地区的“单中心阶段”转变为“多中心向心集聚阶段”。[219]

六、西藏人口、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西藏拥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水体和矿产资源，“不仅是东南亚、南亚地区的 ‘江河源’和 ‘生态源’，还是中国乃至东半球气候的 ‘启动器’和 ‘调节区’”。[220]由于生态环境存在易损性且自我恢复能力不强，西藏的资源、环境的承载力十分有限。

有研究指出了西藏资源环境在承载人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如牧业人口与牧草资源失衡、森林资源与人口发展饱和、水体资源受工业排污威胁、人口城镇化破坏生态环境、人口科学文化素质过低环保意识淡薄、粗放生产经营牺牲环境、人口贫困加重环境退化等。[221][222][223]但也有相对乐观的判断，如认为西藏的人地关系逐步从“中度失调衰退”过渡为人地关系的“良好协调发展”，表明西藏人地关系进一步走向和谐。[224]

“生态可持续发展是保障人口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是构建“和谐西藏”的内在要求。[225]因此西藏应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确保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可能的途径包括：第一，在制度建设方面，可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四个环节的地方法制环境建设，运用法律思维和法律手段监管和保护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以立法程序来建立西藏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评估制度”。[226]可用“生态环境的立法与制度创新”来规制资源开发生产过程中的不合理行为；用“生态补偿制度创新”与“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管理制度创新”来缓解人地矛盾和人口与资源环境的不和谐关系；[227]用完善且合理的“双重环境约束机制”使外部与内部约束机制共同发生作用进而维护西藏生态环境保护体系正常运行、人口与资源环境和谐共存发展。[228]第二，在人口管理与服务方面，进一步提升人口素质，增加对教育资源与医疗卫生资源的投入，强化“西藏传统文化中 ‘戒杀’及 ‘利他’的思想”作为生态环境保护的道德基础。[229]第三，在经费保障方面，地方企业与政府应“充分利用好西藏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采取建立生态保护基金、征环境税、加大对环境建设的投入等积极措施”。[230]

关于西藏人口转变的研究较少。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对西藏人口发展脉络或特征的总结，如央宗等（2003）对西藏和平解放前后以及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期的人口发展特征和变动趋势进行了描述和分析；[231]石人炳、石玲（2014）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对西藏流动人口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和归纳。[232]另一类是研究西藏人口转变的影响，如何景熙、李艾琳（2006）通过分析普查资料对西藏人口转变中的人口红利问题进行了探讨；[233]李艾琳（2006）以第四、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西藏人口发展进行预测，并分析了西藏人口转变过程中劳动适龄人口的变动情况及其影响。[234]

西藏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学者对西藏的关注和研究未曾缺失过。然而，或许是受特殊区位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中国关于西藏人口发展的研究却并不算多，相比中国总体或其他地区非常丰富的人口发展研究文献，反差明显。即使是国外有关西藏人口发展的文献，也有不少未充分尊重客观的历史事实，或存在不良动机。换言之，考虑到西藏鲜明的民族人口特征、相对滞后的社会经济发展现实以及特殊的生态条件及地位，无论是出于理论探索需要还是实践发展需要，对西藏人口发展（包括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可以说是大有可为，对西藏人口转变进程进行系统研究也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