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4:全方位记录T-34坦克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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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设计理念的提出

T-34的故事堪称苏联坦克工业在苏联,坦克的生产工作最初由中型机械工业人民委员部(Narkomat Mashinostroyeniya)负责,但在1941年9月11日,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从中分离出来,成了一个独立的部委。发展史上最长的一个篇章。尽管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30年代初,急切谋求坦克装备现代化的苏联高层,曾不止一次以闪电般的速度做出购买国外先进设计并投产的决定,但真正具有革命性的全新坦克设计却耗时长达3年之久。即使设计这种新车的相关决策始于和平时期,并未受到战争紧迫形势的冲击,但最初甚至没人能够完整勾勒出这种新型坦克的轮廓,甚至连它们的角色定位也不甚明了。

当这种特殊的新型坦克的基本定位逐渐浮出水面后,其真正成型依然有赖于大批工程技术人员的辛勤努力。直接催生T-34的相关人员达数十人之众,为了应用独到的技术观点,为了让车辆的设计更为简洁,为了让坦克能顺应需求、成为标准化产品,他们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事实上,同时期其他著名的装甲战斗车辆都未经历过类似T-34的频繁调整。德国三号和四号坦克的研发耗时与T-34大致相当,但具体而言,其设计者和生产商的斗争对象却是稀少的预算和第三帝国有限的工业资源。T-34的创造者们没有这个问题,苏联的武器研发工作似乎从来都不缺资金。先进美制工业和电力设施的引进,更令苏联的制造能力如虎添翼。但和其他坦克的遭遇不同的是,T-34最大的敌人不是资源上的局限,而是决策者们对这种坦克的定位举棋不定:对此,设计师、党政官员和军方人士莫衷一是,还进行了长达2年的明争暗斗。在其中,各派观点既有前瞻性,又有局限性,最终导致了T-34这一优秀的设计无可避免地存在一些缺陷。

诞生了T-34的苏联坦克工业,远非苏联战时宣扬的那样高度现代化。毫不奇怪,苏军创建现代装甲部队的道路并不是一条坦途:十月革命后爆发的苏俄内战,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惊人的人口损失和社会动荡,从战争与饥荒中挣扎着恢复的苏联社会,根本无力培养出足够的人才来经营这个庞大国家的方方面面。大革命后的社会混乱,使得新生的苏联高层呈现出一番诡异的格局:缺乏实际行政管理经验的职业革命者与并无多少革命激情的专业人士共同执掌着这个国家,前者对创建苏维埃国家满怀希望,但建设这样一个国家的知识却掌握在后者手里,而双方的理念又很难达成一致。中央不得不依靠一帮忠诚的党员来监管工业专家们建立起来的工业系统,外行领导内行的做法给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无尽的麻烦。苦不堪言的专业人士们向中央反复陈情,这有时确实能引起高层的注意,但即便中央实施直接干预的措施本身毫无差错,直接空降下来的政令往往会在基层工厂、集体农庄和村镇的管理层中引发种种不合。

1939—1940年冬天,一辆在库宾卡的装甲部队研究与开发机构进行测试的A-34原型车。注意炮管上醒目的目标搜索探照灯——它也是当时苏联坦克的标准装备。由于实战经验表明该探照灯极易受损,因此它从未在量产型的T-34上列装。

这张照片和下页第一张照片展示了装甲板的生产流程。这张照片展示的是离开模具的粗铸件。

需要指出的是,克里姆林宫里出台的政策并非总是基于意识形态,其中有些随机应变的政策确有可操作性。但越往基层走,官僚们的思维便愈发僵硬,为保住自己的颜面,他们只能在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囫囵吞枣地执行这些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一原因,在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在寻找可靠的管理和生产干部时遭遇了巨大困难。这种情况对专业要求极高的各设计局影响最大,毕竟在设计研究领域,革命激情无法替代知识和经验。由于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设计师、机械工程师、化学工程师和电气专家,苏联的设计局只能依赖一帮热情的业余人士、政治理想主义者甚至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将在这片开创“工人阶级光明前景”的战场上惨淡经营。

这些问题盘根错节,使得苏联红军(RKKA, Robochye-Krestyanskaya Krasnaya Armya)在创建现代装甲部队的道路上磕磕绊绊。直到卫国战争爆发前,苏联人总算才理清了思路,逐一解决了相当一部分问题,不过,红军摩托化和机械化部(ABTV, Avto-Bronetankovye Voyska)这一机构在1934年改为红军装甲车辆管理局,1940年又改为红军坦克和机动车辆管理总局,是苏军装甲兵的管理机构。的总体情况又远不能令人满意。软件方面,苏联人缺乏明智的指挥层、高效的战术体系、合理的组织构架和有力的后勤保障;硬件方面,不可胜计的设计缺陷、工艺缺陷和质量问题都大大妨碍了苏联坦克部队的运转。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其钢铁工业仍无法稳定供应足量的高品质军用钢材。作为本书的主角之一,哈尔科夫共产国际蒸汽机车厂(KhPZ, Kharkovsky Parovozniy Zavod im. Kominterna)坦克设计局早在1928年就着手研制坦克,但早期努力全都以失败告终。该厂推出的第一个设计——T-24坦克样车根本没法正常开动,更丢脸的是,厂方人员一度不知道如何加以纠正。最终,直到取消了第六挡变速齿轮,T-24才算服从驾驭。

面对国内出现的种种问题,为了支持坦克部队,苏联高层果断决定从国外采购先进设计。得益于这一大胆的决定,哈尔科夫机车厂开始制造美国“克里斯蒂”坦克的苏联版——BT-2型轮履两用快速坦克。“克里斯蒂”坦克是一种不错的设计,但由于糟糕的材料和工艺水平,1931年秋天下线的BT-2频频趴窝,它们在修理厂的时间要比在演习场上更多。迟至1933年,经过改进的BT-5型坦克依然深受零部件寿命太短等问题的困扰。由于克拉马托尔斯克冶金机械厂(Kramatorsk Metalurgical Works)供应的钢材质量低劣,坦克变速箱和底盘部分成了故障的重灾区,另外,马里乌波尔钢铁厂(Mariupol Steel Mill)生产的履带和装甲板也存在质量问题。

一块粗制成型、经过卷轧的钢板。经过硬化处理之后,它将被制造成车体的侧装甲板。

在未获得许可授权的情况下,苏联还根据“自由”式12缸V型发动机仿制了M5型坦克发动机。它的故障和零件寿命问题同样存在,不过,我们对此暂时按下不表——因为它涉及的是另一个领域。总而言之,哈尔科夫机车厂长期受到质量问题的困扰,无力维持较高的质量工艺水平。1933年上半年,该厂交付苏军装甲部队的坦克中有6%因质量问题被退回,而到了当年第三季度期间(8—10月),废品率攀升到10%,11月和12月交付的坦克有三分之一刚出厂门就被退回翻修。这就是生产计划罔顾客观事实的必然代价。尽管存在种种问题,该型坦克的生产仍在继续,新的改进型不断推出。其间,车辆的质量开始逐步提升,工厂也汲取了必要的专业知识和经验。20世纪30年代,BT快速坦克成了苏军装甲部队的两大标准装备之一。该型坦克的基本优点在于快速,并且安装了大直径的负重轮。由于后者的存在,拆下履带后,该车能像重型轮式装甲车一样直接用负重轮行驶,在硬实路面上的最大速度可以达到60公里/小时。这一点让BT坦克成了一种高效的战争武器(至少在理论上是如此),对当时的苏军可谓极富吸引力。他们勾勒着成群的BT沿着道路快速突击战线后方敌国城市的美妙前景,全然忘却了补给和坦克的维修问题。事实上,离开了后勤补给和技术保障,深入敌后的坦克部队就会因为弹尽油绝和机械故障成为一次性的废铁,用不着敌军去消灭他们。就算不考虑这些问题,预想中BT坦克群赖以机动的道路(特别是通行能力强的主干道)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既然如此,在实战中,脆弱的BT集群又将如何突破沿着道路层层部署、防御纵深达到10—20公里的敌军?

1943年,位于乌拉尔山区、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内的一座炮塔组装车间。前方可以看到一些F-34主炮,更确切地说,它们型号实际是F-34M:在1942年,其设计出现了简化,许多部件也开始用质量更低劣的材料建造。背景处还可以看到成排的铸造(软边型)和冲压炮塔,其中一些的火炮已安装完毕,另一些则在等待安装。

正在接受电弧焊接的车体部件。

T-34坦克的总装车间,在这里,完工的部件将被上好螺栓、组装起来。旁边还可以看到前来接收坦克整车的军方人员。

苏军对轮履两用快速坦克的钟爱并非毫无道理。20世纪30年代初期之前,欧洲唯一成气候的装甲部队只有英军一家尽管法国坦克部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并不能算作一支强大的战斗力量。尽管法国坦克的产量巨大,而且部分设计别具特色,但在装甲部队的作战领域留下的影响很小。在英国,情况截然不同,从各个层面,他们都为未来的机械化战争奠定了理论基石。,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都在唯英军马首是瞻,并将后者的技术思路与苏军骑兵部队的运用理念糅合起来。当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后开始考虑BT快速坦克的继任者时,这种杂糅的军事理论,对很多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根据“大纵深”理论,苏军勾勒了未来战争的图景,并据此组建部队,它强调对敌军战线后方放手实施大规模的快速突击。为了践行这种理论,他们又必须为军队配备能跟上骑兵部队的合适装备。此时,苏军的骑兵部队仍在依赖畜力和马鞍,他们走到一个地方,便就地搜集给养和物资——虽然这种做法与一个世纪前的先辈们并无本质区别,但也令骑兵获得了极强的机动性,在战场情况有利时,集中运用这种骑兵可以取得显著效果。1920年的苏波战争证明,只要运用得当,传统骑兵部队在广泛使用机枪的时代也一样能有所作为。

为创造T-34做出最突出贡献的个人,M.l.科什金——哈尔科夫183工厂设计团队的领导人、T-34的缔造者。

A.A.莫洛佐夫,在科什金身故之后,他接过使命,主导了T-34的完善和改装。

苏军炮兵的“拿破仑”——V.G.格拉宾,他旗下的设计局推出了F-34火炮。后来,他又对S-53型火炮稍作修改,并将其装在了T-34-85上。

一辆“1941型”的T-34。该车是183工厂在春季下线的量产型,但安装了后来生产的、550毫米宽的履带。该车拥有2部PT-7型潜望镜、1部电台和4个外部附加油箱,车体为铆接,有牵引钩、2部车头灯、大型工具箱和旧式的驾驶员舱门,铸造炮塔内装有F-34型主炮。

T-34M坦克——T-34的后继型,尽管该项目堪称进展神速,但仍未能在战争爆发前投入生产。该型坦克明显优于T-34,但和T-34几乎没有共同点。

与T-34并排停靠的T-43原型车(右侧),两者的差异在这里一目了然。T-43实际是T-34的装甲强化版,拥有直径1600毫米的炮塔座圈。尽管操纵性能良好、设计也极为成功,但由于苏联当局在其他方面有更紧要的考虑,该车最终没能列装部队。

在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从T-43的侧影上清楚地看到其长度较T-34的变化(其负重轮的间距相对更窄)。另外注意该车采用了新式的负重轮——这种负重轮后来也安装在了T-34的量产型上。

一辆1942年5月在哈尔科夫附近被击毁的T-34,该车成了德军士兵争相参观的对象,对于这场观摩敌军装备的实地教学课,这些德军似乎感到非常高兴。这是一辆183工厂在1941年夏秋之交生产的老车,采用了铆接车体、老式驾驶员舱门,安装有2具PT-7潜望镜。注意车体侧面非标准型的附加油箱托架。在炮塔侧面还可以看到“恰巴耶夫”(Chapaev,取自俄国内战时期一位著名的革命英雄)字样。

照片中的T-34生产于1941年秋天,依旧安装着旧式的驾驶员舱门,炮塔舱盖上也保留着醒目的全向观测潜望镜基座,不过开口已经不复存在。至于履带则是1942年的典型款式。注意火炮驻退机根部的焊缝——照片中的较深凸起显示,其焊缝并不是平滑的。其炮塔正下方则稍显浑圆,和原版的“索尔莫沃”炮塔存在区别。

在1942年的一次反攻之后,被苏军遗弃在森林中的T-34残骸(后方还可看到1辆KV-1)。其中前景处的坦克是112工厂的产品,生产时间不早于1942年春天,这一点可以从炮塔后方缺少火炮拆卸舱门这一特征上得到印证。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新型履带,这种履带很快就变成了标准配置。

一辆安装铸造炮塔的T-34,该车可能由112工厂或斯大林格勒工厂制造(其倾斜装甲上采用了咬合焊接结构,并安装了车头灯,这些特点为两者的产品所共有,但由于车上没有装填手潜望镜,它更有可能是112工厂的产品),炮塔后面也许没有火炮拆卸舱门。由于车体侧面不存在其他设备,因此,它很可能是1942年春末夏初出厂的产品。按照德国方面的记录,该照片拍摄于1942年6月20日。

在1942年5月哈尔科夫周边的战斗中,这两辆112厂生产的T-34陷在了软土层中。显然,两者的车组都试图脱困,但在与来自右侧的德军交火后,他们还是放弃了车辆。在第1辆坦克炮塔的侧面可以看到其所属部队的战术标志——带数字“8”的三角形。

1942年夏天东线中部,这辆T-34成了德军火炮的牺牲品。这张照片拍摄于一辆德军的装甲运兵车上(注意近景处标志性的MG 34机枪护盾)。注意其车体侧面固定的圆木,它们可以用来帮助陷入淤泥的坦克脱困。另外,其炮塔侧面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弹孔。

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军事学说,在战场上,骑兵与机械化部队将混合编组成骑兵机械化集群,这种集群包括一个骑兵军,由一个或多个机械化团(实际是以BT快速坦克为主要装备的单一兵种坦克团)提供支援。尽管这种部队的后勤保障体系只能满足传统畜力骑兵的需求,远达不到保障机械化合成部队的水平,不过苏军似乎对此并不上心。按照苏军的理论,骑兵机械化集群的任务是穿过敌军防线上的缺口,以最快速度突向纵深,在敌后制造尽可能大的混乱。至于后勤纵队和坦克保障分队,则被视为这种作战行动的累赘。只要还有能动的坦克和能跑的马匹,骑兵机械化集群就得继续挺进,其他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苏军赋予其的作战任务不是攻城略地,而是在敌后制造尽可能大的混乱,为此牺牲整个集群也在所不惜。哪怕一个集群覆灭了,后续的也会源源跟进,直到目标实现为止。

这种军事学说显然与西方的理论大相径庭。经典西方军事理论偏重于通过精心制定计划和组织行动,实现合围歼灭敌军的目标,各部队依据周密的计划互相配合开展行动,并注意控制伤亡损失。而苏军骑兵机械化集群的用兵思路与蒙古骑兵和哥萨克骑兵相似,意在通过在敌后制造混乱来打乱敌军。至于西方对装甲师或机械化师的用兵思路更类似于中世纪的骑士,即用密集队形冲击来歼灭敌军。

在南方面军1942年4月的坦克部队演习中,一位T-34车长正在向上级汇报。这辆坦克在炮塔侧面涂抹有“32-32”的数字,表明该车是坦克第84旅麾下的第32号车,它们后来曾在1942年5月在哈尔科夫附近作战。

这种用兵思路上的分歧,直接导致了苏联和西方国家装备发展上的差异。由于战马在数公里的短距离冲刺中能达到近50公里/小时的速度,与苏军骑兵协同行动的坦克必须具备较好的高速性能。同时,骑兵部队还拥有良好的机动性,能在恶劣地形上行动,为此,伴随它们的坦克也必须具备卓越的机动能力。相比之下,由于步兵部队对这种机动性能没有太多要求,因此,伴随其行动的T-26坦克的速度只有BT坦克的一半,最大公路行程也只有130公里(BT为220公里)。

当时的苏联骑兵部队认为,BT坦克之所以能有令他们满意的表现,轮履两用系统功不可没。它赋予了坦克更强的生存能力,对后勤保障的要求也更低——相较于履带式坦克尤其如此。于是,为了呼应“大纵深作战”理论,他们坚持新开发的坦克也要具备类似的能力。就这样,BT坦克的后继型也被顺理成章地确定成了轮履两用设计,这种坦克在理念上与英国的“巡洋坦克”和苏联的“骑兵坦克”相同,目的就是为了施展那一套在演习场上操练了多年的作战模式。按照军事历史界流行的说法,包括BT坦克在内的各种轮履两用坦克都是一种“侵略”工具,它们之所以只被苏联一个国家大量建造,是因为后者意图入侵硬面公路网发达的西欧地区。这种理论首先由V.B.列尊[V. B. Riezun,笔名维克托·苏沃洛夫(Victor Suvorov)]在《破冰者》(Ice Breaker)一书中首先提出,后来又时常得到一些其他著作的赞同。但这种假说非常荒谬,完全不值一驳——因为它根本不符合任何逻辑。虽然我们可以把这种坦克当成一种进攻性(或者说“侵略性”)武器,但轮履两用设计不过是坦克发展中的一个阶段,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国家军事理论的反映。事实上,如果我们接受列尊的说法,就会发现很多奇怪的问题。比如说,波兰曾以BT和“克里斯蒂”坦克为蓝本开发过10TP轮履两用坦克,但这是否就意味着,波兰成了一个富有侵略性的国家:它不仅打算入侵东普鲁士(当地只有几条公路穿过难以通行的森林地带),还打算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第三帝国全境?我们还知道,苏联曾试图改进BT坦克,并赋予其轮式状态下的越野能力,并最终获得了成功(即BT-IS坦克),那么,这种做法背后又有什么政治含义?另外,到1941年,苏联一共生产了超过10000辆T-26坦克和超过8000辆BT坦克。这是否意味着,苏联奉行的对外政策既想维持和平、又试图对外侵略,但由于T-26的数量略多,其总体上更倾向于和平?不过,抛开这些问题不论,从苏联中型机械工业人民委员部部长V.A.马雷舍夫(V.A. Malyshev)的讲话中我们又确实可以发现有趣的一点。在1941年5月22日,他曾在183厂表示:“对于战争,仅仅保卫自己是不够的。如果有必要,我们将进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为苏军提供更多的进攻性作战车辆……”[摘自《T-34:通向胜利之路》(T-34: Put k pobyede),集体创作,乌克兰政治读物出版社(Politizdat Ukrainy),1989年出版,第7页]。

此时苏联正在着手实施多炮塔坦克的研制计划,而这些计划也是装甲兵现代化建设构想的一部分。但按照军方的看法,新型的骑兵坦克没必要再弄成“陆地战舰”的模式。这也清晰地表明了BT坦克(及其后继型)在装甲部队中的定位。不过,包括设计师在内,一些技术专家却持有不同观点,他们对于装甲装备的发展有另一番思路。

经过对欧洲坦克的密切观察,苏联设计师们发现,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往出现的小型和大型坦克已经完全过时。这些坦克专门为对付步兵设计,装甲防护过于薄弱,只能抵御步兵携带的小口径反坦克武器。与之相比,未来的坦克必须加强防护。不仅如此,它们还必须配备口径更大的火炮,以便有效摧毁敌军坦克和坚固工事——至少原先的机枪和小型火炮不能再列入考虑。

1942年春天或夏天,在乌克兰被摧毁的一辆T-34。其炮塔后部(从1941年起,此处安装了一块附加装甲)的结构清晰可见,另外也请注意炮塔上的弹痕。右侧的放大照片可以看到早期型的负重轮轮轴,后来出现的产品与它存在细微的差异。

围绕新型坦克的类型与任务划分等问题,苏联各方展开了持续争论。随着骑兵这一兵种的式微,骑兵坦克的概念也和多炮塔巡洋坦克和步兵坦克一道渐渐走向终结。未来的坦克将被划分为轻型、中型和重型坦克三大类型,各自担负不同的作战任务,但将被编入同一部队协同行动。经历了各派装甲装备发展理念的大交锋后,T-34这一全新概念的中型坦克终于迎来了诞生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