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苏军策划第二个斯大林格勒
“大约就在这时,我们开始听到一个新名字——格奥尔吉·朱可夫。每当情况变得对我们不利,每当我们觉察到一个强大而又灵活的对手存在时,我们的指挥官便会露出会意的微笑——朱可夫。”
——埃里希·克恩,《死亡之舞》[1]
红军的计划是消灭卡涅夫突出部,它被称作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进攻战役,将纳入苏军战役构想的组成部分,这些构想曾在过去的战役中以各种形式尝试过,但其协调性从未达到此次战役所要求的程度。战役计划的成功依靠战役欺骗、牵制性进攻和大本营战役预备队纵深突击(由乌克兰第1、第2方面军的坦克集团军遂行)的结合。苏军的行动还包括将大量火炮集中在狭窄地段,从而彻底粉碎德军的战术防御、空中密接支援、进攻部队的梯次配置、军事情报机关判明的德军的能力和意图。这些要素的综合,对方面军和集团军指挥员在指挥控制方面、战斗实际发生地的下级指挥人员在主动性方面的要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红军是否具备执行如此复杂的作战行动的能力,这一点尚有待观察。
苏军战术计划的起源可追溯至朱可夫元帅1944年1月第二周向大本营提出的建议,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进攻战役和基洛沃格勒进攻战役当时刚刚结束。[2]朱可夫与乌克兰第1、第2方面军指挥员瓦图京和科涅夫遂行的战役造成卡涅夫突出部,他们认为突出部内的德军集团朝向第聂伯河,对红军侧翼构成潜在威胁,特别是对瓦图京,他的部队从第聂伯河向西延伸了250千米。[3]该突出部还威胁到红军的行动自由,因为其规模和深度妨碍到两个方面军之间的紧密配合。
苏联大本营更关心德国人利用该突出部实施纵深突击,直插瓦图京方面军后方或攻入科涅夫方面军侧翼,重新夺回基辅和基洛沃格勒的可能性,而这恰恰是希特勒打算做的事。[4]实际上,尽管希特勒的宏大构想似乎迷惑住了苏联人,但冯·曼施泰因的集团军群根本没有力量遂行这样一场庞大的行动。苏联大本营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很可能受到冯·曼施泰因在去年12月科罗斯坚—日托米尔反击战期间展开猛烈反突击的影响,德军在那里给瓦图京拉伸的坦克兵团造成相当大的破坏。也许冯·曼施泰因会重演这一幕。不管怎样,大本营都不打算冒险。根据斯大林的命令,朱可夫飞赴乌克兰,在那里向瓦图京和科涅夫简要介绍了计划构想,并得到他们的一致赞同。朱可夫把两位方面军司令员的建议转达给大本营,建议先是得到了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肯定,随后获得了斯大林的批准。[5]
苏军战地指挥员们达成一致。朱可夫赞同瓦图京和科涅夫对卡涅夫突出部对他们侧翼构成威胁的评估。另外,科涅夫认为眼前的良机远不止拉直战线。根据苏军情报部门的报告,科涅夫认为德国第8集团军主力即将落入陷阱。这位苏联元帅相信,他要做的不是逮住几个德国师,而是实现另一场斯大林格勒规模的胜利,并决定性地打破乌克兰的力量平衡,使之对苏联有利。[6]
科涅夫的信心建立在相关信息的基础上,从各种来源(包括俘虏、无线电拦截等)获得的信息表明,10个德国师(第57、第72、第82、第88、第112、第167、第168、第332步兵师,第213保安师,武装党卫队第5“维京”装甲师)和1个摩托化旅(“瓦隆人”旅)盘踞在突出部内。由于苏军情报部门习惯性地按照满编状态评估德军部队,科涅夫、瓦图京和朱可夫相信,卡涅夫突出部环绕的地区内至少有10万名德军士兵。[7]
在苏联军事情报专家们看来,这代表德国第8集团军的作战主力,他们在相关地域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地带。据大本营参谋克瓦奇上校记载:
韦勒将军指挥的德国第8集团军位于卡涅夫附近的突出部内。该集团军编有不下9个德国国防军最好的摩托化师,另外还有一个武装党卫队师和“瓦隆人”摩托化旅。另一个斯大林格勒正在形成。[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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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苏军很快将为此次战役付出大量努力,这一点不足为奇。倘若取得成功,德国人在乌克兰的防御努力很可能土崩瓦解,红军可借此前出到罗马尼亚边境。
除了直接包围并歼灭卡涅夫突出部内的德军部队,苏军指挥员为何没有策划进一步的行动方案?时至今日,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朱可夫和方面军司令员们考虑过深深楔入德军的防御。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进攻战役设想的仅仅是浅近突破,旨在从根部切断突出部。这一点令人费解,因为红军自1936年以来的军事学说强调大纵深战役理论,特别看重大规模包围行动。就连红军1944年的野战条令也强调突入敌战役纵深。但这一次,获得大本营批准的红军指挥员们并未选择这种做法。
倘若切实遵循既定学说,这场战役的目标应当是两个方面军在乌曼(Uman)或五一城(Perwomajsk)会合。这两个城镇分别位于兹维尼戈罗德卡以南75千米和100千米处。对“南方”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而言,这两个城镇是重要的铁路和补给中心。而对红军两个方面军来说,两个城镇中的任何一个都适合充当实施纵深突击的战役目标。夺取这两个城镇将危及曼施泰因的整个右翼,并包围或至少威胁到德国第8、第6集团军的后方。红军若从乌曼和五一城展开后续行动,本来可以直奔港口城市敖德萨,那是为被困于克里木的德国第17集团军提供补给的货运场。毫无疑问,一眼看去,这似乎是个合乎逻辑而且可以实现的目标。但是红军过去两年遂行大纵深战役的经验完全是负面的。
红军两场不成功的大纵深战役可作为典型例子。第一次是1942年春季在哈尔科夫附近展开的反攻。这场战役中,红军西南方面军投入3个集团军,力图遂行纵深打击,包围哈尔科夫附近的德国第6集团军。出于各种原因——主要是因为缺乏经验的参谋人员拙劣的计划,铁木辛哥元帅糟糕的监督和德军的顽强抵抗——这场进攻以失败告终。克莱斯特集团军群果断发起反突击,封闭了苏军的突破。截至1942年5月28日,红军损失24万人和1200辆坦克。如此巨大的胜利为德军在一个月后的1942年夏季攻势中击败苏军做出相当大的贡献。精心打造的苏军坦克预备力量遭到破坏(两个坦克军灰飞烟灭),直到4个月后才得以恢复。[9]
红军大纵深战役失误的另一个例子是他们将德军第6集团军包围在斯大林格勒之后展开的反攻。由于相信德军在顿涅茨盆地的防御已告失败,苏军大本营1943年1月30日催促瓦图京指挥的西南方面军和戈利科夫指挥的沃罗涅日方面军奔向第聂伯河,这段距离超过200千米。刚刚从顿河下游和高加索地区获救的“顿河”集团军群,在冯·曼施泰因的率领下,面临着一场危机。冯·曼施泰因没有固守阵地,而是实施了一场堪称经典的机动防御。他诱使红军兵团深入德军战役纵深,1943年2月19日以仓促集结的预备队发起了一场反突击。在历时4周的激烈战斗中,他不仅击退了红军的进攻,还切断并歼灭了集团军规模的“波波夫”快速集群。[10]这场失败使红军将领们变得谨慎起来,甚至包括瓦图京这种一贯大胆的指挥员。灾难过后,几乎没有哪位红军指挥员愿意冒上另一场类似的大纵深战役的风险了。
影响苏军指挥员思维的另一个因素是,除了不愿承担另一场大纵深突击的风险外,他们相信可能需要投入一切可用力量,包围并歼灭被困于突出部内的大股德军集团。将任何一股力量调去击退德国人,迫使其退至更远处,都无法再用他们从事主要战斗。正如这场战役将证明的那样,这是个准确的设想。尽管从大本营投入更多预备队可能会影响到战斗结果,但相关证据表明,这些部队被留下来给后续作战行动。总之,没有证据表明朱可夫曾考虑过实施进一步突破并奔向敖德萨的黑海海岸(距离兹维尼戈罗德卡仅200千米),从而切断“南方”集团军群整个南翼。[11]
1944年1月12日,大本营通过朱可夫给乌克兰第1、第2方面军下达命令,赋予他们的任务是在最短时间内包围并消灭卡涅夫突出部内的德国军队。[12]斯大林亲自签署的这道命令指出,为完成这项任务,两个方面军将在乌克兰的什波拉镇和兹维尼戈罗德卡镇附近的某处会合。大本营设想的是,歼灭突出部内的德国军队将改善方面军分界线的战役态势,并缩短整条正面战线,从而腾出更多部队用于后续作战行动。此举还将消除基辅和基洛沃格勒遭受的威胁。完成这场战役后,苏军部队便可趁机形成一股突击力量,冲出乌克兰并前出到布格河南部。[13]
这项计划非常简单。战役将于1月24日发起,科涅夫的乌克兰第2方面军从东面展开进攻。科涅夫以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为先锋,计划让他们穿过进攻中的步兵集团军,后者的任务是牵制并消灭卡皮塔诺夫卡(Kapitanovka)附近的德军阵地。一旦肃清德国人的前线战术防御,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将直插突出部根部,夺取什波拉和兹维尼戈罗德卡镇,切断德军通往突出部的交通线。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随后将同瓦图京方面军从西面特诺夫卡(Tinovka)附近展开进攻的坦克第6集团军会合。[14]这份计划没有提及突入敌战役纵深。在这方面,该计划缺乏后续纵深行动,而这正是去年斯大林格勒战役的特点。
朱可夫传达了大本营的意见,后者坚持要求这次战役应在规定时间发起,这就使瓦图京和科涅夫仅有两周时间进行准备,以便让他们的方面军恢复进攻。这与正常的标准作业程序完全不同,迄今为止,发起如此重大的战役前,红军通常需要大量计划和准备时间(一般为1—2个月)。这种准备时间通常用于指挥员们训练和部署部队、储存弹药并进行详尽的演练。
瓦图京和科涅夫没有得到这种奢侈的条件。实际上,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进攻战役根本没有充裕的时间让指挥员们进行彻底准备。据一份资料称,这场战役在很多方面陷入了一场“战役层面仓促进攻”的局面。[15]事实是,此次战役紧随刚刚结束的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进攻战役和基洛沃格勒进攻战役发生,这就意味着各兵团将在实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投入交战,就像上一章描述的那样。部队疲惫不堪,步兵和坦克损失惨重,坦克和其他装备需要维修。[16]而苏联人显然认为,尽管存在这些不足,但这场战役很快就会结束。
战役将分成三个阶段展开:第一阶段涉及战役首日在战术地区突破敌人的防御,第二阶段包括在接下来3—4天内包围敌人,然后是第三阶段,肃清被包围之敌。[17]苏联人相信这场战役很快会结束,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战斗力量(火炮、坦克和战术航空兵)具有压倒性优势,他们将对各突破点施以打击并实施合围。该计划还认为德国人无法做出迅速应对,集结一股救援力量影响此次战役。
朱可夫预计包围阶段需要2—3天来完成。而消灭被围之敌,就像1944年版野战条令阐述的原则明确规定的那样,估计还要3—4天。事实证明朱可夫估计的第一点是正确的,而第二点假设则过于乐观,相关证据表明,苏联人严重低估了德国人的能力。不管怎样,朱可夫、瓦图京和科涅夫希望抢在德国人意识到危险并撤离突出部前,利用对方的暴露状况迅速采取行动。[18]
如前所述,苏联人乐观地认为这将是一场短暂而又果断的行动,这方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朱可夫和方面军指挥员们相信自己拥有足够的力量迅速完成这场战役;[19]另一个原因是,他们预期欺骗计划和牵制性攻击将吸引住德军快速预备队,待对方腾出身来赶去救援被围部队时,一切都将为时过晚。[20]
由于事态的发展,进攻未能在规定日期发起,并被推迟到1月25日。这种最后时刻的变动,原因是乌克兰第2方面军辖内近卫第4集团军无法准确判定突破地段德军第389步兵师占据的主防线。科涅夫提出延期请求并获得批准,1月24日实施了一场战斗侦察,以判明德军前哨线及其主防线。这番侦察在傍晚前顺利结束。进攻将按计划在1月25日星期二早晨发起。[21]
总的说来,战役将包括乌克兰第1方面军从西面、乌克兰第2方面军从东面“突破,同时向心攻击”。强大的步兵突击群获得独立坦克旅和炮兵加强,将从两个毗邻方面军的内翼展开冲击,并对德军防线最薄弱的地段实施猛烈打击。遂行包围的红军部队会合地点定在兹维尼戈罗德卡镇附近,这将切断德国人通往乌曼的主要补给线。[22]随着这一阶段的完成,两个方面军随后将设立合围对外正面,以此击退德军的救援进攻,并建立起合围对内正面,歼灭被围之敌并防止对方突围。
科涅夫率先发起进攻,他将以雷若夫的近卫第4集团军和加拉宁的第53集团军在韦尔博夫卡(Verbovka)—瓦西列夫卡(Vasilevka)地域突破德军防御,该地域的宽度为19千米。这些毗邻集团军,将使用14个步兵师为方面军战役预备队(罗特米斯特罗夫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投入交战创造有利条件(即打开个突破口),该坦克集团军将从克拉斯诺西尔卡以东附近发起冲击。突破德军防御后,该坦克集团军将迅速穿过卡皮塔诺夫卡和什波拉,直奔兹维尼戈罗德卡,在那里同乌克兰第1方面军前进中的部队会合。[23]
为达成突破,科涅夫将依靠大规模炮火准备粉碎德军发射阵地、集结地域和突破地段的铁丝网。科涅夫从大本营预备队获得10个炮兵旅和11个迫击炮兵团,其中包括数个120毫米火箭炮兵团,苏军指挥员手中掌握的令人畏惧的“喀秋莎”超过1000“管”,它们将彻底摧毁德军的防御。[24]被德国人称为“斯大林管风琴”的这款武器能在不到10秒钟内射出36枚火箭弹。这种让人望而生畏的火力,再加上其他身管火炮,使进攻方的火炮密度超过每千米正面100门,或者说,火炮力量对比达到14∶1。[25]
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计划在达成突破后遂行纵深突击,该集团军编有3个坦克军(坦克第18、第20、第29军)。每个军辖2—3个坦克和机械化步兵旅,这使整个集团军总共拥有197辆坦克。[26]尽管其实力只有满编状态的一半,但坦克集团军仍具有相当大的进攻打击能力。辖内各坦克军主要装备T-34/85中型坦克,但他们还有一些自行火炮,例如SU-85或SU-76型。另外还有少量配备122毫米主炮的新式“约瑟夫·斯大林Ⅱ号”超重型坦克,也将在战场上首次亮相。
一旦坦克集团军到达兹维尼戈罗德卡,随即就将转向南面,在那里阻截预计中德军从新米尔哥罗德(Novy-Mirgorod)地域发起的救援企图。近卫第4集团军和科罗捷耶夫的第52集团军将跟随坦克集团军,并建立合围对内正面。他们将借助谢利瓦诺夫的骑兵第5军,利用其速度和机动性,分割、切碎包围圈,加速其毁灭。而南面的第53集团军则在坦克集团军推进时掩护其左翼,并加强合围对外正面。[27]所有预定参加此次战役的集团军都获得了调自乌克兰第2方面军辖内其他集团军的部队、坦克和火炮,以此加强参战部队的战斗力。[28]
乌克兰第1方面军将在科涅夫发起进攻一天后投入交战,以日马琴科第40集团军和特罗菲缅科第27集团军从特诺夫卡地域展开冲击。与科涅夫方面军使用步兵集团军打开突破口的做法不同,瓦图京把他的战役预备队(克拉夫琴科坦克第6集团军)部署至前线,与步兵集团军辖内部队混合。瓦图京不得不这样做,因为他的整体战斗力较低,部分原因是他的方面军在过去两周遭受的损失。[29]就在苏军的攻势正在进行之际,乌克兰第1方面军辖内另一些部队,例如第38集团军和坦克第2集团军,将被大量用于文尼察地区(Vinnitsa),迫使瓦图京不时把注意力转向他的最右翼。[30]
尽管存在这种注意力分散,但瓦图京还是集结起足够的战斗力量,从而在突破地段实现有利的兵力对比,但远不及科涅夫达成的优势。一旦德军防御在特诺夫卡地域遭突破,坦克第6集团军将直奔兹维尼戈罗德卡。该集团军的右翼由第40集团军掩护。两个集团军将朝西南面形成合围对外正面,估计德军会从那里的乌曼地区发起救援尝试。左侧的第27集团军将形成合围对内正面,设法将敌守军驱离博古斯拉夫并远离罗西河。[31]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坦克第6集团军能否守住合围对外正面。
克拉夫琴科的坦克第6集团军虽然从理论上说令人望而生畏,但刚刚组建5天。该集团军成立于1944年1月21日,只编有两个军(近卫坦克第5军和机械化第5军),还有一个军尚未得到批准。该集团军甚至没有司令部或支援单位。此前一直担任坦克军军长的克拉夫琴科将军出任集团军司令员,但他仍是近卫坦克第5军军长,因而拥有“双重职务”。第27集团军步兵第47军的配属,以及强行征募的未经训练的“战利品乌克兰人”,部分弥补了坦克第6集团军步兵力量的短缺。[32]尽管如此,瓦图京仍对德国守军保持显著优势。[33]
经过初步勘查,为这场大规模战役选择的地域似乎并不利于坦克行动。卡涅夫—兹维尼戈罗德卡—切尔卡瑟这片地带位于第聂伯河右(西)岸,遍布丘陵和大量沼泽、森林。穿插其间的峡谷和溪流有助于防御。这些地形特征造成无数制高点,提供了极好的视界和射界,天气条件许可时甚至远达5—10千米。[34]而崎岖的地形和缺乏修缮的道路给进攻方造成诸多挑战,他们将依靠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建立包围圈。
除了丘陵地带,还有无数小河流入该地域,流向多为由西向东,最终汇入第聂伯河。这些河流中最重要的是突出部北部的罗西河、突出部东面的奥利尚卡河(Olshanka),以及格尼洛伊季基奇河,这条河流由北向南奔流,转向第聂伯河前位于成为包围德国人的口袋的南部边界。冬季,这些河流都达到60—100米宽、0.6—2米深,水流湍急。[35]若加以防御,这些河流将成为进攻行动的大障碍。这些河流将证明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未能完好地夺取桥梁,它们不仅会拖缓红军的进攻,也将成为阻挡预期中德军救援尝试的障碍。
整片地区以农田为主,占主导地位的是幅员辽阔的集体农场,这里夏季生长着小麦和向日葵。大多数溪流和小河旁长满茂密的灌木丛。寥寥无几的森林通常位于山顶。大多数道路仅仅是田野小径,冬季布满积雪后,这些道路便消失不见了。唯一可被认为“全天候”的道路,是在该地区交错的两条铁路线。[36]该地区人口稠密,为前进中的红军补充缺员提供了丰富的潜在兵源。诸多村落散布在整片地区,交战双方不断派村里的居民清理或修复道路。
冬季,由于乌克兰每年这个时候的气候状况,这些道路会迅速恶化。该地区每年冬天降下几英尺深的雪并不罕见,随之而来的一场快速解冻把一条条道路变成无尽的泥淖,这被称为rasputitsa。温度在零摄氏度以下的时间往往长达数月;一夜之间,一场解冻可能会把结冻但尚可通行的道路变为一片泥潭,严重妨碍坦克部队的行进,只有健壮的小马拖曳的大车或履带式车辆可以通行。1944年年初乌克兰的冬季如此反常,是因为春季解冻的到来几乎提早了两个月,这让德国人和苏联人都大感意外。尽管如此,朱可夫、科涅夫和瓦图京起草他们的计划时,并不认为天气和道路通行状况会给即将到来的战役构成严重问题。据天气预报预测,1月底和2月初期间,天气变晴,温度会低于零下,并有周期性暴风雪。[37]在兵力和地形看似对己方有利的情况下,苏联人希望精心策划一项复杂而又配合严密的欺骗计划,让德国人误以为进攻会发生在其他地方,从而使自己获得更大的胜利保障。
为赢得战役的胜利,苏联人认为必须在进攻发起时间和地点方面欺骗“南方”集团军群,不能让冯·曼施泰因有时间或机会把他强大的快速部队从侧翼调来,解救他陷入包围的部队。这对苏军的计划至关重要,因为在战争这段时期,大本营预备队没有数目可观的坦克部队,1943年10月—1944年1月,肃清第聂伯河右岸的战役期间,红军损失了大量坦克。[38]倘若冯·曼施泰因把一个或几个装甲军迅速调至受威胁地域,就能重创瓦图京和科涅夫的部队。尽管激烈的战斗已在整个乌克兰肆虐,但“南方”集团军群仍能集结25个装甲或摩托化师中的18个,然后沿整条苏德战线展开行动,这支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不容小觑,尽管这些师中的大多数只能拼凑出50辆坦克。[39]
为实现这一目的,科涅夫实施了一项大规模欺骗计划,以防德军装甲力量救援他们即将陷入包围的战友。该计划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在基洛沃格勒以南地域展开牵制性进攻;第二部分则采用经典的“马斯基罗夫卡”〇程序,使德国军事情报分析人员相信,乌克兰第2方面军将在其他地方展开主要努力。
马斯基罗夫卡,或者说战役欺骗,就是使用各种手段隐瞒红军部队的真实位置,并模拟部队在其他地方的存在,从而在突击力量的实际位置和规模方面误导敌人。理想情况下,马斯基罗夫卡还会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从而给对方造成沉重的心理打击。[40]为实现这一点,科涅夫方面军设立起假无线电通信网,使用人体模型、扬声器、假坦克、假炮兵发射阵地和野战工事制造出虚假的部队集中。这些欺骗手段大多置于基洛沃格勒西南方,就在德国第8集团军第47装甲军前方。[41]对不谙此道的观测员来说,这似乎是科涅夫的战役预备队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正准备从基洛沃格勒向西面的乌曼展开一场大规模进攻。
在此期间,真正的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已于1月19日—23日从基洛沃格勒地域向北调动近100千米,在克拉斯诺西尔卡地域进入集结区,以待将到来的进攻。[42]部队的移动在夜间进行,并保持严格的无线电静默。部队开入伪装过的集结区,并继续隐蔽至战役发起。[43]为防止德军空中侦察发现部队的移动,红空军在科涅夫的整个防区展开积极的反侦察行动。
为进一步牵制韦勒的快速力量,科涅夫命令近卫第7和近卫第5集团军(都是步兵兵团)1月23日在基洛沃格勒地区对德军防御展开佯攻。[44]科涅夫认为,面对这场进攻,韦勒会投入可用装甲力量,以及曼施泰因可能调来的其他部队,只要牵制住他们,待真正的进攻在北面更远处发起时,敌人便丧失了做出相应反应的灵活性。科涅夫觉得这些手段再加上突然性,足以完成他承担的进攻任务。[45]那么,瓦图京的欺骗计划又如何呢?
从现有资料看,瓦图京方面军拟制战役计划时似乎根本没有采取“马斯基罗夫卡”。瓦图京显然没有太大的必要实施欺骗计划,因为他的部队仍在文尼察附近遂行战斗,而科涅夫的部队解放基洛沃格勒后便于1月15日停了下来,目前处于静止状态。瓦图京麾下两个集团军(坦克第2、第3集团军)正同德国第1装甲集团军第3、第46装甲军进行激战,从瓦图京发起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战役的地点到西面的交战地,距离超过150千米。有迹象表明,瓦图京希望胡贝将目光投向西面,而不是主要打击即将落在利布和施特默尔曼军身上的东面。[46]
瓦图京计划的另一个方面是,他组建了一个新集团军(坦克第6集团军),置于德国人想不到的地方,这与欺骗计划具有同样的效果,即便这并非刻意为之。该集团军的出现会令德国人猝不及防,因为他们认为瓦图京方面军所有坦克集团军都远在西面,就和德国第1装甲集团军的装甲主力一样。瓦图京知道利布军没有装甲力量,无法阻挡自己的进攻。此外,瓦图京和科涅夫方面军并非唯一涉及欺骗计划的军团。
为进一步迷惑德国人,大本营命令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大将的乌克兰第3方面军在克里沃罗格(Krivoi Rog)附近发起一场有限的进攻。这场行动计划于1月31日开始,打击德国第8、第6集团军的结合部。部队为此次进攻实施必要的再集结,会进一步造成德国军事情报部门的混乱。[47]因此,整个欺骗计划的意图是把德国人的注意力吸引至乌克兰防御的南部和西部,而不是包围战役实际发生的中央地带。但使用“马斯基罗夫卡”的战役欺骗计划能获得成功吗?
就为之付出的努力来看,欺骗计划未能奏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军事情报分析人员看清了这场即将到来的进攻的发起方向,就在科涅夫防区使用“马斯基罗夫卡”最厉害的地段,并在打击落下前已开始调动预备队。另一方面,瓦图京的进攻使用坦克第6集团军作为突破兵团的第一梯队,虽说他几乎没有使用任何欺骗措施,但此举确实完全出乎德国人的意料。尽管取得初步成功,但瓦图京的部队却因为牵制进攻的失败而深受其苦。是什么导致了这种不太成功的结果呢?
虽然“南方”集团军群并不知道苏军这场进攻的时间和地点,但他们的情报分析人员却推断出,红军很快会对卡涅夫突出部暴露在外的德军部队展开一场大规模行动,绝不会太迟。实际上,冯·曼施泰因和他的下属指挥官们一再请求OKH(乃至希特勒)立即让他们的部队撤离,但未获批准。[48]他们从以往痛苦的经历获知,该突出部是个有利可图的目标,苏军绝不会轻易放过。问题是他们何时发起进攻。
这种看法得到东线外军处(Fremde Heere Ost)所做的整体评估的支持。东线外军处是德军为东线设立的情报机构,该部门1944年1月15日指出,红军在当季剩余的日子里,主要打击目标是“南方”集团军群。红军将冲向黑海和罗马尼亚边境,包围并歼灭孤立在东面的德军部队。[49]紧随这份评估而来的是第8集团军所做的另一份评估,就在苏军发起进攻4天前。
这份评估指出,第8集团军应预料到俄国人会发起一场新攻势,旨在迂回并包围部署在卡涅夫突出部内的部队。该评估继续预测,这场进攻很可能直指兹维尼戈罗德卡—乌曼地域,这种预测与苏军的真实意图非常接近。德方资料指出,尽管这份评估大体正确,但不像指挥官们要求的那样具体。[50]通信情报能力、空中侦察机和人员情报不足,致使“南方”集团军群仍无法在战役层面获悉关于红军能力和意图的具体细节。但在战术层面,各部队正积极从事防御准备,以抗击对方即将到来的进攻。
1944年1月20日19点30分,第8集团军通信情报部门发现一个坦克集团军位于克拉斯诺西尔卡地域。次日证实,这是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他们确实已从基洛沃格勒地域北调。由于无线电静默管制不够充分,德国人发现了罗特米斯特罗夫集团军的调动。[51]德军的无线电侦测还发现苏军在基洛沃格勒以西地带安置了大量假坦克的迹象。第8集团军的当日情报评估推断:
在基洛沃格勒地区,我们注意到对方今天将主要突击[力量]1北调到新米尔哥罗德东面。因此,进攻行动将在这里恢复,我们预计,对方首先会把强大的部队投入行动,突破到新米尔哥罗德……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司令部和工兵部队正向北移动……对方正在第47装甲军中央地段,以及该装甲军与第11军的内翼展开排雷工作。[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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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贝第1装甲集团军的情报处也很忙碌。1944年1月23日,他们发现苏军正在特诺夫卡附近、第42军与第7军的内翼从事进攻准备。红军这些准备工作以局部进攻的方式进行,旨在为一场大规模进攻夺取有利发起阵地。德军侦察巡逻队还发现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附属部队开入了靠近前线的集结地域。[53]第1装甲集团军辖内第7军忙于消灭两周前被包围在他们后方地域的一支师级规模苏军部队。无法确定苏军这场集结是为救援被围部队还是一项更大计划的组成部分。但德国人当日抓获了苏军近卫坦克第5军和机械化第5军的逃兵。这些逃兵出现的意义显然被德国人忽视了。克拉夫琴科的坦克第6集团军仍未被发现。
切尔卡瑟战役开始时的第3装甲师师长弗里茨·拜尔莱因将军,他很快返回德国另有公干,由朗上校代理师长一职。
1月21日—24日,两个德国集团军都发现红军的活动越来越频繁,表明对方进一步的进攻准备。他们还发现对方大批坦克正在前移,伴随着首次出现的多管火箭炮,这是进攻准备的明确迹象。第8集团军发出预先号令,命令第11和第14装甲师做好北调的准备,抗击苏军从卡皮塔诺夫卡地域发起的任何突破行动。[54]第1装甲集团军忙于辖内两个军在文尼察以东实施的反突击,只派出一个坦克歼击支队(由配备手持式反坦克武器的步兵组成)赶往第7军对面的特诺夫卡。[55]第47装甲军军长冯·福曼将军并未被动等待即将到来的进攻。1月24日,科涅夫在北面数千米处发起战斗侦察的同一天,他安排弗里茨·拜尔莱因将军的第3装甲师与空军侦察机相配合,展开一场破坏性进攻。拜尔莱因的坦克夜间在克拉斯诺西尔卡西面消灭了敌军部队和车辆的一个大型集结区。[56]毫无疑问,德国人掌握了确凿证据,科涅夫正准备在接下来2—3天内发起一场进攻。冯·福曼命令他的军全面戒备。
出乎科涅夫意料的是,1月24日发起的战斗侦察使他发现,德国守军完全做好了准备,正等待苏军展开进攻。施特默尔曼已从“维京”师调集一个装甲战斗群增援第389步兵师,苏军的主要打击将落在那里。韦勒将军先前命令进入警戒状态的两个装甲师已调往北面。第三个师也撤出基洛沃格勒以西战线,奉命尽快向北移动。[57]韦勒集团军迅速做出应对,以恰当的反制措施应对他们知道即将到来的进攻。第11军和第47装甲军的将士们唯一不知道的是,苏军这场进攻会多么强大。
尽管军队集结已被发现,但苏军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进攻战役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用“马斯基罗夫卡”和牵制性进攻的欺骗计划。然而这二者都没能取得预期效果。虽然科涅夫煞费苦心地安排了欺骗计划,但他的准备工作在方面军进攻前五天便被德国人发现。韦勒将军着手将两个装甲师和另外两个师的部分力量调至受威胁地域,这样,苏军进攻时,这些力量已就位。他们的到达将对乌克兰第2方面军的时间表造成严重影响。
瓦图京方面军依靠西面正在进行的战斗转移德国第1装甲集团军的注意力,战役计划就算使用了“马斯基罗夫卡”也很少。由于新组建的坦克第6集团军的投入,瓦图京方面军会令防御方大吃一惊,后者原本预料的是一场小规模进攻。两个方面军的突击规模很快便会让德国人深感意外,因为他们认为红军经历日托米尔—别尔季切夫进攻战役和基洛沃格勒进攻战役后,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起规模如此之大的进攻。
红军的牵制性进攻缺乏必要的进攻冲击力,因而无法牵制德军装甲预备队,也无法在主要突击确切位置的问题上迷惑德国人,特别是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防区内。相关证据表明,“南方”集团军群不太关注这些牵制性进攻,这使冯·曼施泰因得以迅速调动部队赶去救援被围力量。乌克兰第3方面军在克里沃罗格和尼科波尔的进攻尽管很激烈,但无法阻止霍利特第6集团军抽出一个装甲师派给冯·曼施泰因的救援部队。红军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进攻战役中欺骗计划失败的主要后果是,战役持续时间三倍于策划者的预期,并且需要付出更艰苦的战斗才能实现包围敌人、切断其补给并将其歼灭的目标。
后勤也将在这场即将到来的战役中发挥重要作用。短暂的准备期使瓦图京和科涅夫的工作人员无暇关注红军进攻战役这个最重要的方面。自然环境也妨碍到战役准备。科涅夫在他的作战报告中将天气和地形描述为对实施准备工作“极其不利”。[58]用他的话说,突然到来的解冻和泥泞的道路“导致部队移动和燃料、弹药的补充非常困难”。此次战役中担任大本营代表的朱可夫指出,各方面军未能以惯常的做法,为实施战役建立起充分的物资储备(兵力、战斗车辆、燃料、弹药和食物)。但由于意识到德国人构成的威胁,他认为此次战役不能再推延。[59]
据苏联方面在战役结束后所做的研究称,尽管遵循时间表的压力很大,但所有部队调动和后勤准备都按时进行。[60]瓦图京和科涅夫方面军能在不到平常一半的时间内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这番壮举值得称赞。这有助于在战役开始时达成突然性。虽然德国人预料到这场行动,也预料到该行动的发起位置,但他们不相信红军能如此迅速地从前面提到的两场战役中恢复过来。
红军指挥员们为部队做好准备耗费了巨大的心力。朱可夫和科涅夫都提到,准备工作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不分昼夜地进行。突击部队变更部署一直持续到战役开始的那天。他们不断侦察德军阵地,以查明部署在战线对面的是哪支德军部队。红军巡逻队渗透德军防线,收集情报并抓捕俘虏,这有助于进一步充实敌人的战斗序列。当然,这种技术部分解释了为何苏联人会相信突出部内有那么多德国师。如前所述,某些侦察工作执行得很糟糕。乌克兰第2方面军作战地段内,科涅夫不得不把他的进攻推迟一天,以便沿战线发起一场战斗侦察,从而确定德军防御阵地的确切位置。这场侦察取得了成功。虽然德国人预先得到警告,但科涅夫有足够的时间针对新情况调整他的部队。[61]
红军工程兵和战斗工兵们也一直忙碌到进攻开始。可怕的冬季条件下,仅在乌克兰第2方面军作战地域,红军部队就铺设了135千米横向道路。排雷工作继续进行,一直持续到突击部队发起进攻。战役结束后的调查报告指出,在近卫第4和第53集团军前方清理了2万多枚地雷。[62]工程师们也忙着构设假前沿阵地,这是“马斯基罗夫卡”计划的组成部分。另外,他们还修护了475千米道路,修葺或加固了24座桥梁,并剪断德国人的铁丝网,清理出180条通道,这些通常是冒着敌人的火力进行的。[63]
因此,在创纪录的时间内,苏军部队为即将展开的进攻进行了一场彻底——尽管有些匆忙——的准备。随着战争的持续,这种创纪录准备时间频繁重现,这令德国人深感震惊,他们将苏军缓慢而又谨慎的准备工作视为理所应当。红军完成任务的这种速度,既让他们震惊,又令他们钦佩不已。
由于诸多因素,红军策划的科尔孙-舍甫琴柯夫斯基进攻战役极有可能取得成功。相对简单的战役构想,利用坦克集团军遂行纵深突击以达成合围,允许方面军指挥员在两个选定地点集中强大的战斗力,以确保迅速实现合围并消灭被困的德军部队。战役策划还包括一个复杂的欺骗计划,利用“马斯基罗夫卡”和牵制性进攻。战役准备工作尽管进行得有些仓促,但已足够。
红军在这场战役中还拥有另一些优势。他们在坦克、火炮和部队的数量方面享有整体优势。他们对德军战斗序列和地形的了解非常完整(实际上,在守军兵力方面,他们严重高估了德国人的实力)。红军还掌握着主动权,可以决定发起进攻的时间和地点。而德国人分散在一条过度拉伸的战线上,只能等待对方势不可挡的冲击,他们知道这种进攻迟早会到来。卡涅夫突出部内的德国军队极易遭受攻击,由于希特勒不许后退的命令,他们无法及时撤离,这个暴露的突出部像在邀请对方实施合围,德国人侧翼防御薄弱,各部队处在疲惫不堪、实力虚弱的情况下。第42军根本没有坦克或突击炮。冯·曼施泰因的装甲力量正在其他地方忙于战斗。希特勒和德国最高统帅部的注意力放在意大利安齐奥的滩头和列宁格勒周围的战斗上,几乎不太关注即将沿第聂伯河发生的事情。
但德国人确实拥有一些威胁到苏军此次战役成功完成的优势。这些因素包括曼施泰因自发地违抗了希特勒的指令、德军战术能力仍占有优势(特别是师和师级以下部队),以及他们迅速将部队从前线一处调至另一处的能力。苏方对德国人依然强大的能力的低估将随战役的进行对其造成显著影响,这大大出乎红军的意料。德国人侦测到科涅夫近卫坦克第5集团军的真实调动,第8集团军在战役发起前5天发现对方的欺骗计划,这使他们有足够的时间从战线其他地段调来为数不多的装甲兵团,以抗击即将到来的进攻。当然,红军并没有认为这会是一场轻松的战役。
苏军在此次战役之前犯下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后来给他们造成不利。他们雄心勃勃的欺骗计划,虽然从理论上说较为合理,但是实施得过于仓促。部队缺乏训练,也没有严格执行无线电静默纪律,这使德国人掌握了进攻的发起地点。可能是因为斯大林的敦促,红军急于全歼一大股德军部队,力图重演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他们企图同时遂行消灭包围圈和击退德军救援进攻的双重任务,但缺乏足够的步兵和坦克。由于道路泥泞,无法前运足够的弹药时,他们对炮兵的依赖便会受到打击。而事实证明红空军尚不具备与地面力量密切配合的能力。苏军指挥机构也没有为此次战役安排一位全面指挥者。虽说朱可夫担任大本营协调者,他可以分配增援力量并向方面军司令员提出建议,但并不指挥他们的行动。
红军战役计划中一个令人费解的方面是,除立即歼灭被围之敌外,并未包含后续行动。包围德军突出部的初期纵深进攻并未跟随后续纵深突击,从而迫使德军防线进一步退却。对全歼敌军的这种专注是以牺牲更大收益为代价。它不仅要求消灭口袋里的德国军队,还要最终击毙或俘虏每一个守军。[64]他们一心一意地致力于这个目标,也许导致红军指挥员们忽略了派遣坦克先遣力量深入无防御地域后有可能获得的更大收益。越过兹维尼戈罗德卡后,就只有德国人的邮政和补给部队,以及通往黑海的200千米无人地带。
因此,红军并没有为一场干净利落、一周内结束的决定性行动搭设起舞台,相反,这场战役旷日持久,双方都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朱可夫、大本营和方面军司令员们共同拟制的计划使用了一些战役概念,虽然表面上令人印象深刻,但在战场上接受考验时却暴露出相应的缺点。使用坦克集团军遂行纵深突击得到精心策划,但坦克第6集团军是个新的、未经受过考验的指挥部。事实证明,使用欺骗计划和牵制性进攻超出了苏军这一阶段的执行能力。代替步兵粉碎德军战术防御的炮兵力量变得越来越重要,但他们无法跟上前进中的坦克先遣力量。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对德军战斗序列的分析太过保守,而对德军能力的评估又过于不足。
苏军作战行动的这些要素表明,他们在战役策划阶段需要更大的协调性,而在遂行战役期间则需要更好的指挥控制。这份计划需要迅速和强烈的机动,同卓有成效的欺骗行动相结合,演变成一场激战,就像下一章将描述的那样,双方厮杀得筋疲力尽,都未能实现他们的既定目标。
注释
[1] Erich Kern, Dance of Death (New York:Collins, 1951), p.111.
[2] Glantz, "From the Dnieper to the Vistula, " p. 133.
[3] Sbornik, p. 299.
[4] Ibid., p. 300.
[5] Ibid.
[6] Zhukov, p. 238.
[7] von Vormann, p. 66.
[8] Ibid.
[9] Earl F. Ziemke and Magna E.Bauer, Moscow to Stalingrad:Decision in the East (Washington, D.C.:U.S. Army Center of Military History, 1987) p. 282.
[10] Ziemke, Stalingrad to Berlin, pp.94-97.
[11] Ibid., pp. 65-66.
[12] "Documents on Korsun-Shevchenkovsky Given, " Voyenno Istoricheskiy Zhurnal, No.2 (February 1984), (Moscow: Voyenno-Istorichesky Zhurnal, 1984), pp. 35.
[13] Ibid., p. 36.
[14] Ibid.
[15] Glantz, "From the Dnieper to the Vistula, " p. 124.
[16] Ibid., pp. 127-128.
[17] Ibid., p. 140.
[18] Ibid., p. 136.
[19] Zhukov, p. 239.
[20] Sergei Sokolov, Battles Hitler Lost (New York:Jove Books, 1988), p.114.
[21] Sbornik, p.307.
[22] Ibid., pp. 302-303.
[23] Ibid., p. 303.
[24] Ibid., p. 303.
[25] Ibid., p. 303.
[26] Glantz, "From the Dnieper to the Vistula, " p. 128.
[27] Sbornik, pp.303-304.
[28] Ibid., pp. 306-307.
[29] Glantz, "From the Dnieper to the Vistula, " pp. 134-135.
[30] David Glantz, Soviet Military Deception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Frank Cass and Company, LTD, 1989), pp. 311-312.
[31] Sbornik, pp.304-305.
[32] Ibid., p. 305.
[33] Glantz, Soviet Military Deception, p.314.
[34] Sbornik, p.301.
[35] Ibid.
[36] Ibid., p. 302.
[37] Ibid.
[38] Glantz, "From the Dnieper to the Vistula, " pp. 124-125.
[39] Sokolov, p. 112.
[40] Glantz, Soviet Military Deception, p.315.
[41] Sbornik, p.308.
[42] Ibid., p. 306.
[43] Ibid., p. 307.
[44] Glantz, Soviet Military Deception, p.315.
[45] Sokolov, p. 114.
[46] Glantz, Soviet Military Deception, pp.311-312.
[47] Ibid., p. 311.
[48] von Vormann, p. 56.
[49] Glantz, "From the Dnieper to the Vistula, " p. 179.
[50] Ibid., pp. 179-180.
[51] 8.Armee Kriegstagebuch (KTB)entries from 20-21 January 1944.
[52] Glantz, Soviet Military Deception, pp.319-322.
[53] 1.Pz.Armee KTB, entry dated 23 January 1944, p.2.
[54] 8.Armee KTB, entry dated 23 January 1944.
[55] 1.Pz.Armee KTB, entry dated 23 January 1944.
[56] von Vormann, p. 58.
[57] 8.Armee KTB, entry dated 24 January 1944.
[58] Sokolov, p. 113.
[59] Zhukov, p. 239.
[60] Sbornik, p.305.
[61] Ibid., p. 307.
[62] Ibid., pp. 309-310.
[63] Ibid., p. 310.
[64] Raymond Garthoff, Soviet Military Doctrine (Glencoe, IL:The RAND Corporation, 1953), 150, 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