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助大学生,毕业消失时欠一句“感谢”
资助人伤心:毕业就消失,连电话都没一个青基会工作人员:不能简单说孩子冷漠
本报讯 宁波爱心女企业家黎美和在最近4年里花费30余万资助了9名贵州籍贫困大学生上学。如今,已经毕业的6名贫困学生离开学校后就没了音讯。伤心之余,黎美和决定不再资助贫困大学生。
爱心源自本报报道
宁波好心人黎美和与贵州贫困大学生结缘,源自本报2007年8月的一篇新闻报道。
那一年,瓮安一名贫困学生考上了东南大学。可由于妈妈身患癌症,他打算放弃上大学选择打工挣钱给母亲治病。身在海外的黎美和看到一份华文报纸转载的本报报道后,立即打电话到宁波,让自己公司的员工金先生寻找这个贫困学生,要帮助他上大学。遗憾的是,金先生联系上记者的时候,这名贫困学生已经得到众多好心人的资助,同时东南大学也承诺免除他的学杂费。
时隔两年,2009年8月,本报报道了大方14岁神童考上大学,家人为他的学费发愁的新闻,黎美和又看到了。她再次让金先生联系记者。同样遗憾的是,这一次又被别的爱心人士“捷足先登”。
看到黎美和如此热衷助学,记者开始为其寻找资助对象。后来经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推荐,2009年考取贵州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吉林化工学院的4个贵州籍贫困学生与黎美和结为帮扶对子,黎美和开始为他们提供4年学费和生活费。
之后,黎美和每一年都要资助一名或两名贵州籍贫困大学生。到2012年9月,她总共资助了9名贵州籍贫困大学生。此外,她还在黑龙江等地资助有8名贫困大学生。
为了做好贫困学生的资助工作,黎美和让自己公司员工金先生专门负责联系贫困学生。金先生为每一个受助学生建立了档案,针对每一个学生制定资助时间表,开学的时候寄学费、路费,每个月按时汇出生活费,放假的时候再给一点路费。
毕业后仅一人还有联系
今年7月,已经毕业的14名受助贫困大学生中,只有来自黑龙江工程学院的受助学生李涛一人主动汇报毕业去向并道谢,其他学生离开学校后就失去了联系。而来自贵州黎平、独山等地的6名学生,没有一个有消息。这令黎美和伤心万分。
“我资助贫困学生,并不希望他们回报什么。”黎美和说,“但是你一个大学生,对资助你上大学4年的人,毕业后没有一个交代,连礼节性的电话、短信都没有一个,这算什么事儿啊?”
18日,金先生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黎美和近年在全国各地资助了17个贫困大学生,经他的手支付的助学金超过70万元。“如今,他们都毕业快两个月了,连感谢的电话都没接到一个,我们主动打电话过去询问情况,结果不是停机就是关机,让人感到非常失望,”金先生说。黎美和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暂停资助新的贫困大学生。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受助学生都如此。”金先生告诉记者,目前尚未毕业的3名贵州籍学生陈晓江、田威、田灿,就深得黎美和喜欢,他们3人都定期向金先生汇报学习情况,在学校经常参加公益活动。在天津南开大学上大四的陈晓江曾在两个暑假期间组织同学到贵州沿河、思南、榕江等地的贫困学校支教,黎美和为此特别高兴,额外“赞助”他9000元的活动经费。
不能简单地说孩子冷漠
昨日,记者就此事采访了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原秘书长陈保国。他参与实施贵州希望工程20年,对贫困生资助工作有深刻体会。
陈保国认为,资助贫困生上学,是社会倡导的一种美德,出资者都希望孩子们学业有成,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知书达礼。受资助的大学生学成之后选择了“隐身”,对于资助人来讲,的确是一件感到难以接受的事,同时对其爱心也有一种挫败感。
陈保国说,受助学生不跟捐助方联系,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一般来说,贫困学生大多来自贫困地区,多数自幼都是留守儿童,在亲情、感恩等教育上有所欠缺。可能有的受资助大学生出于自尊心,心怀感激却不知如何表达,有的担心资助者索要回报,有的甚至怀疑资助者的“爱心”等等。这并不代表所有受助大学生都没有感恩之心,更不能简单地说这些孩子“冷漠”和“无情”。“我相信,绝大多数贫困大学生都会在自己有能力时,以各种方式回报社会,也希望捐助方能够宽容对待。”陈保国说。
贵州都市报(2013.8.19)
第29届贵州新闻奖二等奖作品
作品赏析
点评专家:张兴
原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省管专家,二级教授。
提供思辨想象空间
报道社会新闻,最忌记者从个人主观意愿出发,在新闻作品中简单作出结论。一件事发生了,社会不同个体和群体会有各自不同的判断,会得出不同的思辨结果。处理这类题材,要学习画中国画的技巧,在组装安排素材上下功夫,形成思辨和想象的空间,作者本人不站出来评论议论,实际上形成一条思维通道,读者看完之后得出比较全面、客观的结论,这是高明的社会新闻报道,个人意见“不着点墨”,引导作用“韵在其中”。
本文讲了一位宁波好心人近4年时间花费30余万元,资助9名贵州籍贯贫困学子上学,最后竟有6人毕业后不知所踪,引发主人公伤感的故事。好心人的失望和怅惘是已发生的新闻事实,连锁反应是她决定不再资助贫困大学生。女主人确有其道理,如果站在她的角度看问题,将这种事斥为社会乱象亦无不可。但如此就会带来似乎对另一部分当事人不够公允的问题,人们会问:难道这些毕业生都是天性顽冥的坏孩子?我们社会风气真已这么不堪了吗?作者的句号没有点在这里,而是转向有关方面工作人员,他们认为“受资助学生不跟捐助方联系,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不能简单说孩子冷漠。”这样的新闻作品反映社会事件,呈现出一种立体性、多元性,提供了多样化的思辨素材,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去做出结论。这种写法,切合当今社会复杂纷繁的实际,读来反而更有可信度,而且引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