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无锡40年改革创业史
无锡，在近代以来的历史洪流中，总能脱颖而出，成为国家进步和发展的标志性城市。
在近代，无锡是民族工商业的发源地。改革开放，无锡是“苏南模式”的代表。
新世纪，特别是近几年来，无锡成为中国成功完成经济结构调整的少数几座工商业大市。在无锡身上，逐渐可以看到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产业强国和科技强国的某些路径。
这一切，靠的都是思想解放和改革创新。回溯40年的历程，无锡的成功在于正确处理了三个关系。
第一，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无锡堰桥的“一包三改”是乡镇企业改革领域的“小岗村”，没有“一包三改”，便不会有乡镇企业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的蓬勃发展。20世纪90年代，无锡的股份制改革顶住了较大压力，奠定了无锡今天的传统产业格局，大批龙头企业正是当年改革先锋。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近几年来，无锡始终坚持产业强市主导战略和创新驱动核心战略两个战略一起抓，现代产业体系和产业科技创新体系两个体系一起建，产业政策和人才政策一起推的发展方向，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了新旧动能的转换。
今天，无锡的新型“政商关系”依然在不断创新发展，将为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提供制度保证。
第二，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的关系。
近几年来，无锡贯彻落实“两山”理论，坚持生态优先，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原则，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比翼齐飞。
目前，无锡已跃居GDP“万亿之城”。2015年，无锡荣膺“全国文明城市”称号。仅在两年后，无锡大市，即无锡联袂江阴、宜兴又率先创成“全国文明城市群”。
加强生态建设，建设文明城市，这是对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倒逼”。同时，建设宜居的创业环境，也是对经济建设、人才集聚的促进。
第三，“过去”和“未来”的关系。
世界发展，中国进步更快。昨天的经验，沉淀为改革的基因，它是宝贵的财富，但今天的环境已有深刻改变。国际、国内市场正在变得愈发扁平，政府和市场两股力量都面临着一个崭新的世界。
在新的大格局中，无锡将继续坚持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不断改进政府的服务，推进放管服改革，主动为企业解决问题，以良好的营商环境打造全球优质生产要素的集聚地，将改革创新事业推动下去。
对此，无锡的执政者、企业家和人民都异常清醒。从近几年的发展来看，无锡显然找对了方向，走出了低潮。
40年过去，无锡依然年轻，动能十足。创新发展，没有终点。
中国近40年的经济改革史，不妨分为两条脉络，一条是农业，一条是工业。前者肇始于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承包到户”，而后者以江苏无锡堰桥乡的“一包三改”为标志。
“承包到户”第一次解决了困扰中国人数千年“吃饭”问题，所以它太受关注。但实际上，工业领域生产关系的变革更事关中华民族的现代化之路。
在工业（也包括商业）领域，好的生产关系可以发掘出这个民族的企业家才干和工匠精神，顺应大国市场变迁，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最终让中国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科技强国。改革开放40年之后，我们依然处在这样的探索中。
在近代，无锡是民族工商业的勃兴之地。改革开放，无锡的经济体制创新同样走在全国前列，从“一包三改”开始，“苏南模式”的奇迹无疑成了改革开放战略正确性最有力的事实论据。
在新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近年来，无锡GDP迈入“万亿俱乐部”，并成功实现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正是因为处理好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中，既得益于无锡的40年积淀出来的改革基因，更得益于无锡近年的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
今天的无锡，探索从未停歇。
好的制度改革，一定从对人的才智和责任心的激励开始。
1982年，是安徽小岗村实行承包到户的第三年，中国农村正在逐步推广联产承包责任制，但各地速度有快有慢。
这一年，无锡堰桥乡（现为堰桥街道）的一场罕见的秋雨，让马上就要丰收的稻谷浸泡在水中，由于“集体主义”的原因，农民缺乏抢收积极性。于是，乡党委决定马上推进联产承包责任制，抢收水稻。结果，快速分田到户的18个大队抢收完毕，而分田到户速度最慢的一个大队，很多粮食都烂在田里了。
这件事，启发了乡党委：在堰桥这个乡镇企业发达的苏南小地方，不少乡镇企业长期经营困难，那么“承包”能否也运用到企业，改善经营呢？
当时，难题是农村承包到户已有文件，但乡镇企业的承包在全国都还没有先例，中央、江苏省也没任何文件。怎么办？“不能再拖，我们先试。”70多岁的高锦度当年任无锡堰桥工业公司经理，以及分管企业的副乡长。对《南风窗》记者回忆起当年的“闯劲”，他充满自豪感。
乡里有个服装厂，3年连续亏损5.7万元。按道理，周边市场服装奇缺，但工厂就是不能盈利，换了3位厂长，一点都没有起色。于是，当年11月，乡党委拿出了承包方案：全年上缴利润5000元，超额部分由厂长自行处理。谁愿意承包，谁就当厂长。
高锦度说，当时低估了大家的积极性。三名裁缝师傅竞相上台，发表“竞选演说”，最后全厂职工投票，选出厂长。新厂长也很有办法，上任后立即实行了“定额计件制”，工人和生产小组谁超额完成，立刻有奖。
结果，工人生产积极性高涨，一个月时间，服装厂竟然“奇迹般”扭亏为盈，首次盈利近500元，职工工资也增至50多元，皆大欢喜。
服装厂试点成功，给所有人吃了定心丸，也增强了乡党委的改革信心。次年即1983年2月，乡党委正式宣布将在全乡乡镇企业推行“一包三改”改革。
“一包”就是实行以厂长、经理为主的经济承包制，承包者有高度的经营自主权，超额完成承包指标后，报酬可高于本人工资的30%，有特殊贡献的可高于一倍以上。
“三改”则是改企业干部由乡党委的“任免制”为“聘用制”，经营有方者连聘连任，完不成承包合同一律免职；改工人由“录用制”为“合同制”，没有了“铁饭碗”，对表现不好、教育无效者，厂长有权将其辞退；改干部工人的“基本工资”为“浮动工资”，多劳多得，废除“大锅饭”。
对当时的乡镇企业来说，“一包三改”是对症下药，“疗效”立竿见影。短短一年间，全乡亏本企业全部扭亏为盈，与1982年相比，全乡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4%。1984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堰桥乡乡镇企业全面改革一年见效》的消息，并配发评论，对堰桥在乡镇企业领域的首创精神给予高度肯定。
“用好一个能人，救活一个厂。”高锦度对《南风窗》记者回忆，仅1984、1985年，全国各地来无锡县和堰桥乡参观学习“一包三改”的就有20万人。于是，“一包三改”在无锡推广之后，又迅速在全国推开。因此，堰桥也被称为是中国乡镇企业领域的“小岗村”。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差不多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的“短缺年代”。日用产品、小型机电设备等极度短缺，这一时期，民间基本上是办厂就不愁销路。
通过“一包三改”以及各种后续的工厂管理、激励制度的改革，苏南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成就了“苏南模式”奇迹。至20世纪80年代末，苏南的乡镇企业创造的价值在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已经占到了60%。
无锡惠山区前洲乡（现为前洲街道）是“苏南模式”的一个“明星乡”。1984年，全乡的乡、村两级工业产值达1.52亿元，在全国名列第一。冯有责是前洲乡当年的统计员，在接受《南风窗》记者采访时，他清晰记得，“当时全国共有5.8万个乡镇，我们名列前茅。”冯有责是我国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的侄子，退休前任前洲镇人大主席，目前任无锡冯其庸学术馆馆长。
前洲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除了快速运用“一包三改”等本土经验之外，还在于当地的“市场基因”一直都没有中断。在20世纪70年代，前洲已有50多家工厂，每年产值达到150多万元。当时政策是“以工补农”，发展乡镇企业是为了农业，即从企业的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用于本地区发展农业基础设施。
冯有责回忆，当时的上海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工厂停工，所以很多优秀的工程师赋闲在家。于是，包括前洲在内的无锡很多地方都会去上海聘请“星期天工程师”，上海师傅星期天悄悄来到无锡，传帮带，指导当地的工人提高技术，搞好生产。
市场基因，工商脉络，两者从未中断。在无锡，相当多的乡镇都和前洲一样，在改革开放前已在农机、印染和冶炼等行业有了一定的技术储备。因此，一旦春风吹来，乡镇企业就能很快爆发。
但是，在“苏南模式”之下，经济体制特别是产权激励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些问题，“一包三改”解决不了，因此，无锡又到了必须要创新的时候。
进入20世纪90年代，广东的经济开始爆发，让作为“苏南模式”代表的无锡倍感压力。广东的爆发来自于两股力量，一是港台资本的制造业，它们都是外资，管理现代化程度高；二是广东顺德等地迅速进行股份制改革，原有乡镇企业产权明晰，决策效率更高。因此，它们快速抢占了原本属于苏南乡镇企业的市场。
于是，无锡再次下定了改革的决心。1993年，无锡的红豆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革，作为“苏南模式”代表，红豆公司负责人周耀庭压力很大。但他意识到，真的“不改不行”了，服装行业技术壁垒不高，竞争越来越激烈。再不改制，任凭对手抢占市场，企业将有生存之忧。于是，他顶住压力，推出“入股自愿，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股权平等”的内部股份制，顺利改制。
王安岭曾任无锡市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他对《南风窗》记者说，无锡的股份制改革在全国并不算最早，在1997年前后，80%的乡镇企业的产权才得以明晰。但无锡的改革相对比较成功和彻底，很多乡镇企业也抓住了机遇，诞生了一大批知名企业集团。
被誉为“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是无锡的一张名片，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见证。它位于无锡江阴市。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于2013年仙逝，新书记吴协恩正带领华西村进行一次深刻转型。
简单来说，“华西村”三个字其实有着两层含义。一是空间上的华西村，即那个中国人都熟知的“村民家家住别墅”，成为共同富裕典型的华西村。这是行政区划上的概念。
“华西村”的另一层含义是资产或者说企业意义上的华西村，它的主干是华西集团，一个总资产超过500亿多元化经营的企业集团。吴协恩也担任华西集团的董事长。
吴协恩是老书记吴仁宝的四子。2003年7月，他全票当选华西村党委书记、华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在以前，华西集团的产业相对传统，比如钢铁、化纤就是华西集团的主要任务之一。上任以来，他带领华西集团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逐渐降低传统产业比重，稳步提升高新产业、包括金融在内的服务业的比重。
之所以笃定这种转型，在于他看到了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三个大势。第一，中国的经济结构必然要调整，大型企业必须顺应趋势，才能生存和壮大。“传统产业扩大产能既不经济，也不可行，土地价格、环境压力都在上升。发展新产业，还一定程度上在遇到经济周期时，对冲风险。”
第二，大型企业将获得更多的优质生产要素，比如资金和人才。前不久，外界有观点质疑华西集团负债过高。2017年三季度末，集团资产负债率达到69.4%。吴协恩认为，大企业信用相对较好，获取资金的成本低，适度负债是一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提高股东权益回报率，这是经营企业的财务常识。
其实，吴协恩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大企业集团的这种负债率并不罕见，如中国顶级央企华润集团的负债率在2012年就超过了70%。
第三，大企业将有机会全球性地进行资源配置。目前，华西的投资业务颇有起色，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成立了高科技的投资基金。此外，还在莫桑比克投资了两座矿山。在国内，华西投资的芯片企业已名列中国创新企业20强。
“华西的投资并不是商业冒险，安全边界很重要。比如P2P，我们就没有深度介入，后来证明我们是对的。”吴协恩对《南风窗》记者说。吴协恩是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代表，他话语坦诚，思路清晰。他自谦说，“企业家”三个字，不敢当。
不过，生于20世纪60年代，正值壮年的一大批大型企业掌门人的确已成为了无锡经济的中坚。除了华西集团的吴协恩，还有红豆集团的周海江和海澜集团的周建平等。
某种意义上讲，无锡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就是企业家群体的成长。和改革开放初期的厂长、乡镇企业负责人相比，新一代企业掌门人真正具有了全球性眼光，懂得跟随国家崛起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去经营企业。比如，红豆集团牵头建设的西港特区目前就已成为了柬埔寨最大的外贸出口基地，被称为“柬埔寨的深圳”。
“对企业家的创新很宽容，很保护。”在王安岭看来，改革开放以来，无锡经济发展的主要经验之一便是政府和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联合体”。这种“联合体”并非个人、团体利益的捆绑，而是政府的公共服务做到了两点：一是追求长期利益，主动营造一种能让企业家安心投资、搞管理和技术创新的长效预期。
二是政府有担当，在特殊历史时点，政府解放思想，通过公共服务的创新，承担改革责任，无论“一包三改”，还是股份制改革，都可以看到当地政府的担当。王安岭还认为，近年来，无锡在物联网、集成电路等战略性产业的飞速发展，同样很大程度得益于政府的担当和主动作为。
但地方政府也很清楚，企业家依然是主角。2015年之前，无锡经济面临转型，发展速度减缓。当年7月，江苏省委常委李小敏刚到无锡担任市委书记不久，即在一次企业家代表座谈会上给企业家“打气”。李小敏强调，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李小敏还提出，要继续实行“一企一策”，对企业要分行业、分类别进行精准支持，鼓励企业做优做强；要坚持“亲商爱商”的好传统，帮助企业解决融资、用工等问题，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这是企业安心发展、健康发展的基础。结合当时的国内和无锡的经济环境，这些措施可谓对症下药，非常及时。
谈及政府和市场关系，无锡代市长黄钦也在多个场合表示，在经济发展中，市场的主体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具体到某个产业，尤其是集成电路这样的人才、资本、技术高度密集，涉及国计民生、国家战略的产业，既要坚持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也要发挥好政府的引导作用。
回顾40年历程，无锡的改革开放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对企业家创新精神进行引导和保护的历史。这种担当，为地方经济崛起，群众共同富裕提供了最可靠的制度保证。
近年来，无锡经济结构的成功调整，尤其是物联网、集成电路等战略性产业的崛起，更得益于当地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方针的贯彻。过去、现在甚至将来，无锡的经验都将汇聚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伟大的精神财富。
（作者单位：《南风窗》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