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大鹏人民政权的典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大鹏地区的沙鱼涌成为我国华南与国际交通的要道，是兵家必争之地，要控制这个地方，首先必须控制地方乡政权。中共大鹏区委成立后，便通过屯（土）洋村党支部开展了沙溪乡乡政权的斗争。这些斗争经历，是整个大鹏地区对地方政权掌握的缩影，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建立人民政权的典范。

一、把伪政权变为“白皮红心”的政权

1938年底到1940年8月，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还很薄弱，在这一段时间，要推翻沙溪乡伪政权，建立自己的人民政权是不可能的，就是建立起来也难以维持下去。当时，沙溪乡的正乡长李召棠是无党派人士，在沙鱼涌开鱼档；副乡长利泽民是个天主教徒，在沙鱼涌开药店，两人均是屯洋村人，有爱国思想，拥护抗战。他们虽然当乡长，但绝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却放在自己的生意上，乡里的政务反而使他们感到厌烦。

党支部决定利用他们的弱点，派当时已在伪乡公所当书记员（文书）的李秀灵同志打进乡公所的领导层，把实权夺过来。于是李惠群同志找正副乡长商量，要再增选一名副乡长专职管理乡公所的日常事务，征得他们同意后，党支部就暗中布置，在一次保长会议上提出增加一名副乡长的议题，并即席增选了李秀灵同志为副乡长。这样，原来的伪政权就变为“白皮红心”的政权了。不出所料，正副两位乡长果然把乡公所的一切公务全部推到李秀灵同志身上。从此，该乡政权实际上掌握在我们党支部的手上了。党支部则充分利用乡政权的名义，通过合法的途径，为党的事业和抗日救亡活动广泛开展各项工作。

1939年初，党支部第一次会议决定：（一）以乡公所的名义号召和发动各村组织不脱产的武装自卫队，锄奸肃特，维护地方治安；（二）物色一个进步青年当乡公所年丁，协助李秀灵同志管理日常事务工作；（三）以各村学校为主，加强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四）认真做好回来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爱国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接待工作。

二、组织武装自卫队

李秀灵同志按党支部的决定，以乡公所的名义开了一次保甲会议，党支部的各项计划得到实施。全乡组织了武装自卫队100人左右，除屯洋村早已于1938年8月组织了以李伯棠为队长的武装自卫队30多人外，上洞、溪涌、盐楼吓、洞背、小梅沙等村召开保甲长会议组织了武装自卫队60余人；各村学校校长召开了会议，讨论如何加强抗日救亡宣传队的领导和宣传活动问题；屯洋村以崇德学校学生为主，吸收村中进步青年参加，重新组织40多人的抗日救亡宣传队，以李惠群同志为队长，进一步把全乡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搞得热火朝天，到处可以听到抗日救亡的歌声；进步青年李乃胜到了乡公所任所丁；以李秀灵为主要负责人，联络、接待从香港回来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爱国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工作也正常开展起来。

为了进一步发挥乡政权在党的事业和抗日救亡工作中的作用，不久党支部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总结了前段工作，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决定：第一，乡公所成立武装常备队；第二，向上申请在沙鱼涌收取货物过境税，作为常备队经费。李秀灵同志把这些决定作为自己的意见，征得了乡长的同意，并请示曾生同志，得到大力支持。曾生同志从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中抽调张毓文、许焕光两位同志作为乡公所常备队的骨干，党支部则从屯洋村武装自卫队中抽调李运、李光灯两人参加常备队，加上负责通讯工作的原所丁李乃胜同志共有五位常备队员。同时，伪省府也批准了乡公所在沙鱼涌收取进出口货物过境税。这样，党的各项工作就更加顺利地开展起来。

三、营救乡亲的斗争

自日本鬼子从大亚湾的澳头、霞涌第一次登陆撤走后，淡水一带的国民党反动派地方杂牌军罗坤部队到处设立卡哨抽收咸水（拦路强征买路钱）。特别是由淡水到葵涌一带，他们在沿途的樟树埔、茜坑、牛王爷、分水坳等地设了四个卡哨，敲诈勒索，横征暴敛，搞得民商不安，怨声载道。有客商到惠州游击指挥所控告罗坤的胡作非为，惠州游击指挥所下令传罗坤审问，罗坤一口否认他自己和下属强收咸水的勾当，并声言他可以把收咸水的人抓来，香翰屏便责令他派兵把收咸水的人抓来。

罗坤于1939年9月23日派了一个中队到葵涌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开到沙鱼涌包围了沙溪乡公所，把乡长李召棠、副乡长利泽民、常备队员李运和张毓文、代伪区署收税的邱生、船工利进寿、刚从香港买电话机回来的副乡长李秀灵等人抓了起来，当晚押解到淡水，第二天送往惠州。罗坤诬陷他们在淡水至沙鱼涌一带向客商勒收咸水，将在沙溪乡公所搜到的屯洋村抗日救亡宣传队义演得来的捐款说成是咸水得到的赃款。香翰屏在罗坤“人证”“物证”的欺骗下信以为真，把这批人当作刑事违纪处理，将他们投入监狱。

乡公所的正副乡长及工作人员被捕，乡公所垮了。党支部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由支部书记李惠群同志担任乡长，李乃胜任文书（书记员）兼所丁。这个决定经上级党委同意后，由沙鱼涌商会上报伪区署批准，李惠群、李乃胜于同年10月就任。

新的乡公所召开了一次保甲会议，说明前任乡长等人被无辜诬陷情况，要求发动全乡人民群众联名具保；同时商讨了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和自卫队的问题。会议通过了如下决定：第一，由各村保甲长负责发动本村群众签名具保被捕的人；第二，村与村之间要互通情报，组织联防；第三，冬季各村自卫队要义务守夜，捕捉山猪，保护农作物；第四，各村学校要负责兴办民众夜校，既要学文化，又要向群众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会后，各村保甲长贯彻执行了这次会议的决定。

为了营救被捕人员，党支部一方面通过各村保甲长发动群众联名具保，同时又通过关系由王母乡乡长钟顺谦领衔发动全乡五个乡公所联合力保，说明被捕人员是真正的爱国良民，并将伪省民政厅批准沙溪乡公所在沙鱼涌抽收进出口货物过境税的公文，一齐带往惠州指挥所作证。另方面发动被捕者家属，积极找寻与惠州指挥所官员有密切关系的亲友进行说情。结果由副乡长利泽民的父亲利德章（有点威信的天主教徒）带了一部分家属到惠州找天主教的马神父，请求帮助营救。马神父带利德章、李伯棠及李惠群等到惠州香翰屏处当面陈词，经多方设法交涉，香翰屏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把被捕人员作为民事案件移交专员公署处理，转由惠阳法院看守所看管。由于专员公署那班贪官污吏想大敲竹杠，虽经各方知名人士多次设法交涉，均推说专员外出不在家，以致拖延了五个多月，后来邱生病死狱中，他们才开庭作出处理：1800元捐款移交宝安县，作为救济经费；沙溪乡公所被捕人员由屯洋村保长具保释放。这批人员被监禁了半年多，于1940年3月下旬回到家乡。

原沙溪乡的正副乡长等人释放回来后，党支部把乡政权交回给他们继续主持。但李召棠、利泽民平白无故地遭受了一场折磨迫害，有一肚子气，干脆撒手不管了，只是名义上仍挂着正副乡长的头衔，所以整个乡公所的工作全落到李秀灵同志身上。同年9月，上级党委调李秀灵到别处工作。

四．建立两面政权

1940年8月，曾生、王作尧同志领导的抗日游击队重返惠阳、东莞、宝安后，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经过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群众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对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有了初步的认识，对曾、王部队早就有了感情，游击根据地逐步形成。在这种革命形势下需要更多党的干部，而李秀灵同志就在这种形势下被调动的。

李秀灵同志被调走后，党支部感到抽不出适合的干部来负责沙溪乡公所的工作，经支部会议讨论，决定建立由爱国的进步民主人士出面负责，而实际上按党支部的主旨行事的乡政权。最后物色了李国良当乡长、利荫发当副乡长兼书记员（文书）。这时党的活动还是秘密的，而部队则是公开的，便由党支部书记李惠群同志以部队委托的名义对李国良、利荫发两人讲明：部队领导认为，乡公所无人负责不好，故请两位出来负责，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通过李惠群转达部队，待商量决定后再办；凡是对抗救亡和对人民有利的事，部队保证大力支持，否则部队就要干涉。他们两人答应了，便于1940年9月就任。

那时沙溪乡公所原所址由于被日寇飞机炸塌，乡公所就到沙鱼涌对面的天后宫（又叫亚妈宫）办公。李国良、利荫发任职期间，基本没有背着党支部行事。

1941年农历正月初九，日寇第二次扫荡葵涌、沙鱼涌一带，并盘踞在葵、沙两圩，沙溪乡公所垮了。由于日寇突然而来，党支部事前没有布置，故群众不愿也不敢出来当日伪乡长，加上大多数人都逃到香港新界等地避难，因此这一段时间乡公所没人负责，唯有各村有村长。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1941年11月，日本鬼子撤离沙溪乡，去进攻香港才结束。

日寇撤走后，党支部决定仍由李国良、利荫发任副乡长，继续以天后宫为办公地点。由于当时宝安伪县府成了“流亡政府”而迁到淡水，大鹏伪区署时有时无，完全顾不到葵、沙地区，故沙溪乡公所根本不起作用，于是到一九四二年六月，李国良、利荫发就把沙溪乡公所关门了事，到别处谋生去了。

五．建立沙溪乡人民政府

1943年底到1945年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已明显对日本帝国主义不利，西线战场的德寇在苏军强有力的反攻下，已濒于崩溃。日本鬼子在我抗日军民打击下已由敌我相持阶段转入中国反攻阶段，东江纵队已不断壮大发展，各种群众性的抗日组织纷纷建立，抗日根据地不断发展和巩固，华南游击根据地掀起了群众性的建政高潮。1944年5月，沙溪乡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座谈会，选出李惠群同志为乡长，李华、利华两同志为乡委，成立沙溪乡人民政府。路东新一区人民政府成立后，又派何钦明同志到沙溪乡任乡委。

沙溪乡人民政府成立之后，立即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各种抗日群众团体，以便进一步发动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日，成立了乡农民抗敌同志会（简称农抗会），会长李锦昌；乡妇女抗敌同志会（简称妇抗会），会长潘秀金；青年抗敌同志会（简称青抗会）；健全了沙鱼涌商会，会长李伯棠。

乡人民政府根据上级党委和上级政府的指示，除了正常抓好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生产支前、拥军优抗、群众武装等工作外，认真开展二五减租减息运动和禁烟禁赌运动。减租减息运动使广大人民群众减轻了身上的租债，初步改善了生活，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觉悟和阶级觉悟。

1945年春节后，日本鬼子又来扫荡，占据葵、沙两圩和土洋村，并一直赖到投降。葵华、沙溪两乡被割裂了，乡府全体同志不得不在上洞、溪涌、盐楼吓、洞背、小梅沙等村落进行游击式办公，人到哪里，乡府便在哪里。当时经济十分困难，党支部（乡府）派李华、何钦明两同志到盐楼吓村学校当教师，派吴观龙、侯佛松两同志当挑夫，赚的工资和挑运费用以解决乡府的经济困难。

有一天，乡府同志集中在上洞老围石角头开会，商量关于生产自救、拥军优抗等问题。会后李华、何钦明两同志返回盐楼吓，他们走到溪涌荡仔湾的山路转弯的地方与扫荡小梅沙归来的日本鬼子相遇，李华同志脱险了，何钦明同志被俘。何钦明当天被押解到土洋村，拘留了一晚，第二天押往淡水日本宪兵部，后由何钦明同志的母亲到淡水托当时淡水日伪镇长张汉武保释回来。

1945年5月，区府为了加强葵华、沙溪两乡领导，有利于对敌斗争，经上级同意撤销葵华、沙溪两乡人民政府，成立葵华、沙溪联乡办事处，把两乡干部集中使用，任命李惠群同志为办事处主任，张燕山同志为副主任，李华、利华、李华胜、李运、欧阳松生、欧阳挺、刘京等同志为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当时因葵涌圩、沙鱼涌圩和土洋村均为日寇盘踞，故联乡办事处进行游击式办公，多数时间设在深水田村，有时也在黄榄坑村。

六．逼迫日军投降

1945年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布大反攻的命令。11日东江纵队向各部队颁发了开入敌伪据点附近、解除日伪武装的紧急命令。18日上级发来接收日伪武装的牒文，令派人把牒文送交盘踞在当地的日伪军队。19日，联乡办事处派李华等同志将牒文送交驻在葵涌的日寇大队部。次日又派李华和利华两同志将牒文送到驻土洋村的日军。

但是，在美蒋勾结指使下，日伪竟拒绝交武器，声称只向何应钦部队投降，不向其他任何部队投降。联乡办事处当即发动了800多群众，包围了日军大队部（在欧阳潭楼阁），日军派一个排的士兵威胁恐吓群众，联乡办事处马上派出武工队和部分自卫队前来支援，准备与日寇展开战斗。日军见势不妙，要求我方派代表进其营房谈判，但终无结果。

为了威慑日寇，促其缴械投降，联乡办事处则布置武工队同志，设法打死几名日本鬼子，以便使他们就范。后来有一天，李运同志在土洋村屋角头击毙一个日寇士兵，缴三八步枪一支及子弹等。事隔几天之后，李佳才同志在葵涌担水圳的洗布潭击毙一个日本炊事兵，缴获一批炊事工具（伙食格）。那时日寇感到不安全，便把多余的武器弹药偷偷运往淡水，不久驻葵、沙两圩和土洋村的日寇就撤退了。

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受尽了战争苦难的人民迫切渴望和平，但是国民党反动派却疯狂地发动全国内战。日本鬼子撤出葵沙地区不久，国民党反动派一五三师黄志洪部接着就进驻葵华、沙溪地区，盘踞在葵沙两圩，我们联乡办事处仍采取游击式办公。国民党反动派知道我们大本营在深水田村，于是派军队到深水田村扫荡围剿，幸亏我们预告知道，立即撤离。只有吴观龙同志撤离不及时被杀害。牺牲这样一个好同志，沙溪乡父老感到十分痛心。

七．建立两套政权

1945年底，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大规模内战，调集了新一军、六十五军、四十五军等美式装备的正规军及第二、十、十二保安团和第十二集团军的教导团，兵力不下七万人，对我东江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采取“分进合击”“反复扫荡”“巡回扫荡”“填空格”等战术，妄图彻底消灭我革命武装。

在敌强我弱的残酷环境下，我地方政权人员无法立足，为保存有生力量必须转入地下活动。而国民党反动派势必要恢复其原来葵华、沙溪两乡的伪政权。我路东新一区民主政府区长张平同志，与联乡办事处主任李惠群同志碰头后决定，设置两套政权（又叫“两重政权”）。一套是我们现在的民主政权，转入地下活动；另一套是在两个乡中找出比较靠近我们、可以信赖的进步人士当伪乡长，以应付敌人。经过活动，物色了葵华乡的赖斋如、沙溪乡的李金生两人为两乡的乡长人选。

1946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大规模向葵、沙地区扫荡时，强迫葵涌和沙鱼涌的商民恢复葵华、沙溪两个乡公所，限期推选出乡长。由于党总支部事前作了布置，群众心中有数，大胆推选了赖斋如和李金生为两乡乡长。李、赖二人不但很听我们的招呼，同时还将他们知道的国民党反动派针对我党和我们部队的有关事情暗通情报，使我们能及时采取对策，先发制人。像这样名义上是国民党的乡政府，而实际上是按我们旨意行事的乡政府，我们称它为“两套政权”或“两重政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国民党军队被赶出大鹏半岛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