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七”大罢工

大连“福纺”纱厂是日本人开设的满洲福岛纺绩株式会社周水子纱厂的简称，即原大连纺织厂的前身。

1926年4月，日本殖民当局宣布金票（日币）涨价，每1元金票兑换1.2元小洋。4月25日，厂方开工资用小洋，却按金票扣饭费，使4月份饭费上涨，激起工人的愤怒。粗纺车间女工杜秀贞、关桂贞向厂方提出仍按小洋收饭费的合理要求，遭到厂方的拒绝。第二天粗纺车间女工都没有上班，其他车间的工人也有没上班的。

大连中华工学会“福纺”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侯立鉴和副委员长初玉昆立即将情况汇报到党组织和工学会。中共大连地委书记杨志云，地委工运委员、大连中华工学会委员长傅景阳及其他有关人员研究决定，把工人的经济斗争有计划地引向政治罢工，并向厂方提出六项条件：一、不准打骂和虐待工人；二、准许女工在工间给孩子喂奶；三、增加三分之一的工资，不许涨饭费；四、每两周有一个公休日，公休日干活发双倍工资；五、缩短劳动时间，每天以10小时为限；六、对内宿工人要降低房租，不拿电灯费，对外宿工人要发补助金。

4月27日上午8时，工人代表侯立鉴、初玉昆找到厂主角野久造，正式提出了工人的六项要求，被拒绝。于是侯立鉴下令拉响汽笛，实行全厂总罢工。

为了预防厂方搞破坏，中共大连地委决定以大连中华工学会的名义，举行记者招待会。会上，傅景阳介绍了罢工的起因和经过；女工杜秀贞、关桂贞控诉了日本资本家残酷剥削工人的罪行。第二天，大连各报纷纷发表文章报道罢工真相。5月1日，中华工学会发表了《“福纺”纱厂一千二百名工人泣告各界同胞书》，揭露“福纺”纱厂工人惨遭迫害的情况，争取工人群众的支持。日本厂方为了破坏罢工，派工头分赴各地招工，诱骗工人复工。工学会发动工人进行反招工斗争。日本殖民当局为了制止罢工，逮捕了领导罢工的侯立鉴和其他骨干分子。中共大连地委和中华工学会立即采取对策，6月24日在“福纺”纱厂大门口召开声援“福纺”纱厂工人罢工大会。傅景阳主持大会，参加大会的有3000多人，各厂运来20多马车的粮食和物资支持罢工，会后还举行了游行示威，与会者高唱《工人团结歌》。第二天傅景阳等19人被捕。大连地委和工学会发表了《“福纺”罢工工友致大连全体工友书》《“福纺”罢工工友泣告周水子农村父老书》，发动全市工人支持“福纺”罢工工人。6月29日，大连各厂工人联合发表了《大连各工厂工人致“福纺”罢工工友书》，坚决支持“福纺”纱厂罢工工人把斗争进行到底。

当年报纸上刊登的纱厂罢工消息

在罢工最艰难的时刻，中共北方区委派邓鹤皋等人来连加强地委工作和领导罢工，还制定了“适可而止”的正确策略，提出要在有利条件下复工，争取罢工的胜利。

全国各地工会组织纷纷发表支持罢工的声明，全国总工会提出要在全国抵制日货。日本当局考虑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终于答应了工人的条件。8月5日，工学会宣布复工，“四二七”大罢工最后取得了胜利。

这次大罢工的胜利，是党的正确领导及全市、全国人民坚决支持的结果。它锻炼和壮大了大连党和工会的队伍，培养了一批干部，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殖民统治者，在大连和全国工人运动史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