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一遇疫情下的中国[25]
CF40特邀成员 梁红[26]
百年一遇疫情下的中国经济展望
2020年3月初以来,随着海外疫情愈演愈烈,从全球疫情扩张的速度来看,我们开始担心国内对困难的估计不足。
即使如伯南克所讲,疫情是一次如暴风雪那样的短暂冲击,但这个冲击究竟持续3个月还是5个月,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美欧等国的确诊人口密度已经远超中国,美国累计确诊病例数目前仍在快速上升。从开始控制疫情算起,到确诊人数的二阶导数由加速到平缓再到下降,最后到确诊数字变成个位数字,这将是一个变化过程。现在美国疫情状况依然主导着整个海外疫情的走向。
由于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失,我国即使在2020年剩下的时间中将经济增长速度快速拉到5%以上,如果没有施行超出想象的刺激政策,全年也很难达到超过3%的增长率。但即便如此,中国也可能是今年全球唯一一个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2020年3月初,全国复工已达八成以上,中金日度开工指数显示全国复工率约为86.5%,日耗煤量达节前正常水平的80.8%。但3月中旬之后日耗煤量上升速度放缓,这主要是国内需求的恢复较慢造成的。货运物流产能利用率恢复至九成以上,货运物流产能利用率恢复至2020年春节前正常水平的96.7%。但市内交通恢复比较慢,相当于节前正常水平的64.2%,这说明有很多企业还是选择居家办公。
然而,外需近期呈快速走弱迹象。外贸企业目前只有疫情发生前留存的订单,而5月以后的新订单的可见度很低。广东重型卡车的利用率在节后一路攀升,近期逐步走弱,且进出口运价指数也显示外需可能较为疲弱。回顾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减速也曾大幅影响中国外需。预计在接下来时间内,此次冲击对外需所造生的影响只会比当时的情况更严重。2008年,我国的出口增速下滑了40%。当前出口额约占我国GDP的17%,所以即使用2008年我国的出口增速做参照,疫情在半年内也会对我国GDP产生4%~5%的影响。
说到财政赤字,政府收入减少就会自动扩大财政赤字,所以我国目前的财政赤字扩张不能全称为刺激政策。如果我国想要实现全年经济增长超过3%,那么前提条件是显性扩张的财政赤字相比去年增长较多。在这种财政政策之下才能弥补新冠疫情等影响造成的GDP损失,保证第4季度有5%左右的增长速度。所以今年财政赤字扩张是必选之题,要避免财政成为一个收缩项。如果没有比较大规模的显性财政赤字扩张,财政会处于紧缩的状态。
我国的货币政策也有所滞后。不管是面对经济下行和通缩压力,还是财政赤字大幅扩张,都需要货币宽松配合。但我国央行前端和后端的利率都过高。中国政策利率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近期差距进一步拉大。中美国债利差也处于历史高位。
“美元荒”过后,人民币可能会有升值动力。虽然在“美元荒”驱动下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但对一篮子货币明显升值。短期内人民币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货币贬值,实际上也是在被动升值。因此,短期人民币政策较难把握。
中国还有哪些别国没有的政策选项
各国应对这次冲击的能力大小取决于其到底有多少储蓄以及如何进行分配。中国的储蓄率长期高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且每年的净储蓄是美国的数倍,超过G7的总和。中国的公共储蓄很多,是应对当前危机的优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测算,我国有相当于120%GDP的公共储蓄,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美国的储蓄或者说财富集中在一部分的私人手里,大部分老百姓和整个国家都是相对较穷的,很难调动储蓄。
但我国高公共储蓄率与低效的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问题一直广为诟病。能否利用这次危机把公共储蓄盘活,是中国能否比2008年时更好地应对此次危机,及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是否更有效率的关键点。
我国过高的储蓄率和金融体系分配制度、强制储蓄有关。强制储蓄所导致的最大问题就是我国广义的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和机关团体)存款规模庞大,占比不断攀升,有很多无效的储蓄。这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事业单位的改革滞后,二是国有企业集团的改革滞后,三是城投财税体制的改革滞后。中国“五险一金”结余大部分以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因此是否利用此次冲击,盘活这些存量将是改革的重点,例如,更快地将国有资产划归社保,给企业减免更多社保。除了传统货币财政政策之外,如果中国能够加快划管储蓄,比如减免社保延长至一年,或将以存款形式存在的5.8万亿元公积金盘活,那么中国应对本次危机将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中国仍然缺乏大型城市,在中国有27%的人生活在人口超过100万的大城市中,仅有13%的人生活在人口超过500万的大城市中,这个比例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相对于大城市的住房和汽车需求而言,我国目前所施行的是史上最严的限购限贷政策。面对需求不足的情况,不进行调整是不恰当的。众所周知,我国住房用地供给、城市中住房的面积及很多其他设施都是不足的。大量住房的质量低下不能满足人们住房的基本品质要求。
造成高房价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的供地和税收政策,政府的税收和土地出让金占到城镇房价的六成有余。另外,城镇住宅建设用地也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我国可以利用此次机会做自己的公租房、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等产品,从而让人们把住房公积金用于返还或者进行更好的长期投资。
住房公积金结余超过全国养老金的结余,而且50%以上公积金是由国有企业和国家事业单位缴纳的。民营企业中主要由高收入的企业缴纳,例如金融企业。这种收入分配十分不合理,也因此住房公积金制度亟须改革。我国很早之前就已经提出要对此问题进行改革,而如今能否利用此次机会冲破部门利益值得我们的关注。
中国的人均汽车保有量仍有可挖掘的潜力,大城市内的道路建设还有空间。中国人均汽车保有量远远低于韩国、日本,在大城市的人均汽车保有量上相差距离更大。这其中的主要问题就在于道路。虽然中国高速公路总里程已超越美国,高铁总里程更是在全球一骑绝尘,但是中国公路、铁路总里程均低于美国,这也说明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一定的空间。
相比较短期内无法投资且回报周期较长的很多新基建、新的高科技项目,更有效的投资项目还是有需求的大城市、城市群中的基建和住房投资,且其回报率更高,更能解决这个时期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总之,中国能否在短期内从这次冲击中恢复,主要需要在三个层面上多着手。
第一,多使用显性的财政赤字政策。盘活国有资产,推出REITs时不我待;加快国有事业单位改革;减费,盘活巨量的政府机关团体存款;少依赖于商业银行;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对存量债务再次置换(或转股)。
第二,以补贴或降税的方式,把钱从政府部门向企业和老百姓转移。放开人口生育政策;延长退休年龄;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降低社保缴费;加快农村住房和土地改革,增加非城镇居民的财产获得感。
第三,吸取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教训,公平对待国企和民企。力图使最终的执行效率与2008年相比有所长进。加快国企改革,降低负债率,提高成熟行业的分红收益;建设有效的企业短期融资市场,减少企业“预防性”储蓄;加快股权市场改革,“闯关”融资定价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