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演进与全球化4.0

经济全球化由来已久，自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已有超过500年的历史。纵观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全球化通常是以技术突破及其带来的劳动生产率优势为依托，快速形成经济和军事上的强大力量以及相应的中心消费市场，进而加速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

全球化的演进过程

自19世纪开始，经济全球化开启快速发展步伐，至一战前夕有极大发展。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后，各国均纷纷提高关税，全球贸易发展势头受到抑制。二战期间国际贸易因受到中断而步入谷底，二战之后国际环境迎来极大改善，和平稳定与经济发展成为各国的政策首选，政策成本极大降低。战后一系列技术进步及军用技术民用，促使生产和贸易效率极大提高，特别是互联网信息革命出现之后，全球经济分化更趋精细，越来越多的新兴经济体加速融入全球经济价值链中，从而产生了资源型国家、生产加工型国家、贸易服务型国家、技术和消费型国家等不同特征的经济实体。国际分工提升了效率，也提高了贸易强度，更进一步扩展了贸易的内涵（见表1.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打断了经济全球化的高歌猛进之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经济体的过度消费模式难以为继，全球经济由此前的“大缓和”切换为“新平庸”，国际贸易增速持续低于全球经济增速，经济全球化浪潮有所放缓（见图1.1）。

人类历史证明，亚当·斯密对全球化下世界格局终将达到“势均力敌”态势的判断是极富远见的。科技的进步和普及、人口结构的变化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当前的世界格局。未来任何国家或地区都难以在经济、技术和人口方面占据绝对主导地位。

从微观上看，经济学家约翰·邓宁（1974）提供了一个研究跨国公司的分析框架：一是技术所有权；二是地理位置，如果贸易壁垒过高，地理位置就成为跨国公司决定是否到海外设厂时一项极其重要的影响因素；三是内在化，要占领受到保护的市场，最好的办法是在这个国家生产，而不是向这个国家出口。跨国公司可以用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通过技术转移、动员不同地点稀缺的生产资源，从而提高生产模式的效率。微观行为决定了宏观表现，表现具体如下。

一是货物价值链的贸易强度有所放缓。贸易强度由2007年的28.1%下降至2017年的22.5%。贸易量增长放缓，1990—2007年货物贸易增速是GDP增速的2倍，而2011—2017年货物贸易增速仅为GDP增速的1.1倍。

二是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当中的作用日益提升。近年来，全球服务贸易总量增速较快，高于全球货物贸易增速。但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2020年第一季度《全球服务贸易晴雨表》报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了全球经济，全球服务贸易增长减弱。

三是基于劳动力成本套利的部分行业开始显著下降。现在基于这一比例的意愿仅为18%左右。而生产基地的选择更多会考虑技术型劳动力、自然资源、消费市场和基础设施质量。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由2005年的55%下降至2017年的43%。

四是全球价值链的知识密度日益增加。研发、品牌、软件、知识版权的营收越来越多。总体上，这一占比已经由2000年的5.4%上升至2016年的13.1%。同时，价值链更加区域化，主要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相对优势位置。

亚当·斯密指出，全球化能够提高全球福祉，“通过某种方式将世界上距离遥远的各地连接在一起，通过使它们相互满足各自的需求，全球化可以提升不同地区的幸福指数，同时促使各地相关产业的发展”。亚当·斯密还指出，在哥伦布和达伽马航行后所引发的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中，欧洲人在美洲和亚洲地区对当地人民实施奴役或政治压迫，却仍可以凭借“武力优势”而“逍遥法外”，这导致当地人民深受其害。

然而，亚当·斯密也预见到，在未来的时代，美洲和亚洲“会变得更加强大，或者欧洲会日渐衰落”，从而达到一种“势均力敌”的状态，而这种状态将带来“对彼此权益的相互尊重”。斯密认为，国际贸易和“信息知识的相互交流”将推动这种均衡状态的早日实现。

世界范围的商品和要素流动是英国工业革命扩张的条件，而运输成本的降低则是商品和要素市场流动的先决条件，技术进步则是生产和运输成本下降的终极源泉。人类文明过去200年之中所发生的四次工业革命，无疑为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大幅降低了各种成本，从根本上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

首先是运输成本的下降。相对于商品价值而言，运输成本下降之后，更多的商品就有可能变成贸易品。一战前的运输成本大幅下降，蒸汽动力、煤炭和钢结构货轮的成本大幅下行，在1840—1895年以煤、铁和铁路建设为代表，催化了第一波全球化浪潮。大西洋是英国工业革命向美国转移的最主要阻力，运输费用高昂成为19世纪资源丰富但劳动力稀缺的美国经济起飞的重要阻碍。而随着航运和铁路技术发展，运输费用大为下降，加上战争因素带来了新移民，为美国提供了高素质劳动力。二战后航空、电信等物流和信息流的大规模普及和应用，更是加速了全球化浪潮。航运方面，1820—1860年，运输费用的降低缩短了各大洲之间的距离。苏伊士运河极大地缩短了欧亚之间的通航距离，巴拿马运河的开通缩短了南美洲与欧洲之间的经济距离。铁路方面，19—20世纪的铁路建设浪潮在全球扩张。空运方面，二战之后的民用航空极大发展。

其次是通信成本的下降。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商业服务可以贸易，生产外包更加普遍了。麦肯锡研究显示，发达经济体的服务贸易持续扩张而货物贸易持续收缩，其背后主要是相对贸易优势发生结构性变化所致。发达经济体拥有更多的高技能和知识密集型人力资本，加上全球产业链分化日益精化，通信成本微乎其微，从而使得发达经济体可以通过出口知识型服务获得相对优势。比如，美国在计算机研发、通信和软件服务、金融服务等知识密集型行业享有强大的出口优势。由于通信技术的低成本普及性使用，实时通信技术打破了过去的集成化生产模式，通信成本的极大降低使得企业能够实时掌控全球资源的状态，进而极大地促进了全球的精细化分工，每个国家都专注于某一细分领域的特有技术。当前2/3的全球贸易是中间投入品贸易，终端产品贸易只占1/3。

斯密的预测已经被事实印证。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历史趋势的峰回路转，欧洲以及随后的美国在享受了几百年的全球主导地位之后，现今正在受到日益崛起的亚洲、非洲、中东以及南美洲的力量制衡。在过去的大约100年里，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建立在北大西洋地区（西欧和美国）引领全球经济这一前提之上。然而，这种由北大西洋经济体引领的全球化正在走向终结。我们目前看到的存在于世界很多地区的紧张局势正是这种旧秩序逐渐消亡的较好例证。

在哥伦布和达伽马时代的世界，据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1500年，全世界（除大洋洲）4.4亿人口的区域分布情况大致为：亚洲占65%，非洲占11%，欧洲占20%，美洲占4%。全世界（除大洋洲）经济产出的区域分布情况则为：亚洲占65%，非洲占8%，欧洲占24%，美洲占3%。当时的世界很贫穷，各区域都处于乡村状态，实力强大的农业帝国则位于东南亚。

尽管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兴起的商业往来让欧洲在亚洲有了立足之地，同时还让欧洲人征服了美洲大陆，但真正创建欧洲时代的因素是那场由蒸汽机的发明、工业钢铁的生产、科学种田以及纺织机械化所引发的英国工业革命。到1900年，无论是世界政治还是世界经济，都在很大程度上为欧洲所掌控。亚洲仍然是世界人口中心，却不再是世界经济中心。

1900年，全世界约16亿人口的区域分布情况为：亚洲占56%，欧洲占27%，非洲占7%，美洲占9%。根据麦迪森的估算，全世界经济产出的区域分布情况则为：亚洲占28%，欧洲占47%，非洲占3%，美洲占20%。其中，美洲的产出绝大部分来自美国经济，亚洲的经济占比显著下降，欧洲的经济占比则飞速上升。如果我们将目光聚焦在西欧、美国和加拿大（北大西洋经济体）上面，1900年，上述三者的经济产出之和占世界总产出的51%，这一数字令人瞩目。显然，亚洲引领世界经济的方向因工业革命的爆发而被完全掉转。到1900年，世界被牢牢掌控在北大西洋经济强国的手中。特别是英国，处于权力之巅，正因如此，那个时代也常常被称为“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然而，这种全球和平并不像欧洲人自己预想的那样普遍存在，原因在于欧洲人在非洲和亚洲发起战争、掠夺土地，并抑制由当地人发起的旨在反抗欧洲人统治的暴力叛乱（欧洲人称之为“恐怖主义”）。

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全球化

工业革命之前，受制于货物流和信息流的高昂成本，全球化主要是以最终消费品的跨区域贸易为主。早期的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主要是将亚洲特有的香料、丝绸、茶叶运往欧洲中心消费市场，贸易的巨额利润主要源于航运的巨大风险补偿。正是由于贸易的巨大风险和高昂成本，这些货物只能供西方上流社会专享，而普通百姓则难以直接分享国际贸易的好处。尽管如此，国际贸易仍然促进了东西方文明交流，也促进了航运、贸易、金融、算术、天文、地理等新型知识的积累和扩散，由此也加速孕育了现代文明。

19世纪英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1500年，亚洲是全球中心，人口和经济均占世界总量的65%。以航海技术的突破和文艺复兴的思想突破为基础，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东印度群岛，掀起了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也揭开了欧洲兴盛的序幕。英国工业革命更是将亚洲引领世界经济方向的局面彻底扭转。

英国的工业革命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水平，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工业革命的成果使英国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成为19世纪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也成为19世纪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工业革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使英国急需打开海外市场，在全球范围内主张自由贸易。遇到市场封闭的国家，它就通过“枪炮+鸦片”的方式打开市场，因此在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常伴随着海外扩张和殖民。19世纪英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缺乏统一的贸易规则来约束各方行为，更谈不上包容新兴经济体的利益，当经济萧条时，各国采取保护主义政策，导致了英国所主导的全球化的衰落。

20世纪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

1900年，欧洲成为全球的主导，经济占世界总量的47%。此时，深受欧洲殖民掠夺之苦的亚洲、非洲和美洲却停止了发展的脚步。然而，随后爆发的两场世界大战和一场经济大萧条将欧洲拖入深渊。

19世纪末，全球的经济格局出现变动，经济轴心开始从欧洲向美国转移。1872年，美国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到1901年，美国的人均GDP水平首次超过英国。二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需要重建，美国作为当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为主导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重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可以说，20世纪以来的经济全球化，是美国通过将世界分成资源提供国、生产和商品输出国、消费和标准制定国三个层级，制定在全球范围内适用的贸易、投资、金融等规则，并建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方式所主导的全球化。应该说，这种全球化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和金融稳定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今天仍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

1950年，全球主导地位转移至崛起的美国，其经济超越西欧，占世界总量的27%。冷战结束后，单极世界的建立更进一步增强了美国称霸世界的雄心。如今，美国的主导地位开始受日益崛起的亚洲、非洲及中东地区制衡。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些地区在结束了数百年被殖民统治的历史后，开启了追赶式发展，“追赶者”同“领头羊”的差距不断缩小。“美国世纪”的到来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

1914—1945年，欧洲几乎是经历了政治自杀：两次世界大战和一场经济大萧条。到1950年，北大西洋的领导地位已经从被战争拖垮的英国转移至美国。为躲避希特勒的屠杀，大批难民涌入美国，并将欧洲在希特勒统治前的先进科技也带入了美国。以1950年为例，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约为27%，西欧约占26%，苏联占9%，中国占5%。

1942年，《时代周刊》编辑亨利·露丝宣称美国世纪到来。美国人很快接受了这种观念。它符合长期以来美国对其自身的描述：美国是一个杰出的国家，是一个由上帝创造出来的终结旧世界背信弃义的国家，是一个承载着（通过种族清洗和对原住民的种族屠杀）将北美大陆以及随后整个世界带入文明时代的使命的国家，是“全人类最后的伟大希望之所在”。

1945—1991年，美国外交政策的构建背景是冷战。尽管美国在经济领域称霸世界，但由苏联引领的共产主义同盟国家在意识形态以及地缘政治领域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尽管“遏制”苏联成为当时被广泛接受的一种教条观念，但美国“主流派”与“现实派”之间的矛盾分歧日渐凸显。前者认为，通过采取遏制手段将逐渐成就一个伟大恢宏的理念，即美国将引领全世界；后者则更多地视采取遏制手段为一种传统的力量制衡措施。

有趣并值得关注的是，最早提出采取遏制手段的乔治·柯南对“主流派”的观点却嗤之以鼻，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傲慢情绪，那种美国会统领世界的断言是虚幻且无法实现的。除了上述两种观点外，还有被称为“合作派”的第三类观点。持这类观点的人认为冷战本身并不是必须存在的，或者至少认为其必要性被过分夸大了。美国和苏联完全可以通过直接合作来避免冲突和对抗。

大体来说，二战的结束标志着欧洲帝国在非洲和亚洲统治的终结，当然这一去殖民化的进程跨越了数十年，且其间充满了暴力。美国经常将“去殖民化”误视为冷战本身，正因如此，美国主动承接了针对那些反殖民主义力量的斗争。其中，最值得一提也最具有破坏力的当属越南战争。1955年法国撤出越南，在随后20年中，美国为阻止越南统一而对其发动了战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同样，美国试图插足于去殖民地化后的中东地区，一方面旨在将苏联的势力彻底清除，另一方面则旨在将埃克森美孚和雪佛龙石油公司留在中东。

欧洲帝国的消失使得新独立的非洲和亚洲国家有了新的投资机会，特别是在教育、公共卫生和基础设施方面。至少其中有些国家非常好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中国的苏醒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过去200年里日渐强盛的欧洲霸主地位开始逐渐让位于一种“追赶过程”。其间，一些过去的殖民地国家开始采用现代技术，传播知识文化，采取疾病防控，并通过融入全球生产体系而实现了超越北大西洋经济体的发展速度，其中最成功的案例存在于亚洲。北大西洋“领头羊”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追随者”之间的差距终于开始缩小。

最成功的案例确实当属亚洲。首先是日本，从二战中快速恢复后，日本逐渐成为工业强国。其次是“亚洲四小龙”，即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然后就是中国大陆。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亚洲的案例激发东欧和苏联国家开始效仿开启市场改革，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使得这一改革成为可能。而这种改革的最初结果更多体现在政治层面而非经济层面上。1989年，东欧国家和平脱离苏联；1991年底，苏联解体为15个共和国。

1992年，美国“主流派”环顾世界，认为其美国将雄霸世界的断言得到了现实的印证。美国的劲敌消失了，曾经的美苏两极权力结构被单极世界取代。“主流派”曾经预言的“历史终结”近在咫尺。然而，那些“主流派”却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1992年对中国而言意味着其加速增长的拐点。1992年，美国经济产出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0%，中国只占5%。在经历了20多年的加速增长后，2018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达13.6万亿美元，在世界经济中的占比已经达到美国的60%以上。

与此同时，支撑新一代全球经济增长的信息技术浪潮正在世界各地迅速兴起，科技革命为全世界创造着更多的财富。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互联网用户，世界各地的宽带使用数量也是突飞猛进。人口的变化趋势同样助推了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和非洲转移。相关数据显示：1950年，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地区的人口数量占世界人口总数的29%；201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15%；到2050年，这一比重会继续下降，可能会降至12%（基于联合国的预测）。相反，1950年，非洲的人口数量占世界人口总数的9%；2015年，这一比重上升为15%；到2050年，这一比重将可能上升为25%。2050年，美国人口数量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重将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仍维持在目前4%左右的水平。

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美国需要重新审视其外交政策。亚洲、非洲呈现加速发展趋势，信息技术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风起云涌，全球人口格局也发生着重大变化，北大西洋的主导地位或许正在成为渐行渐远的世界历史。虽然现在的美国依然强大和富裕，但其主导地位相对趋于下降。

我们抑或不会步入中国世纪、印度世纪，或由任何一个国家主导的世纪，我们将要步入的是世界世纪。科学技术的迅速普及和民族国家的独立主权意味着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无法在经济、技术或人口等方面主导全世界。此外，随着世界人口增速放缓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老年人口将越来越多。1950年，中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在这个年龄以上的人数和以下的人数相等）是24岁，2015年则上升至37岁，到2050年预计将进一步上升至50岁。美国人也不再年轻：到21世纪中叶，美国人口的中位年龄将为42岁。历史经验表明，当人口总数中青年人的占比突出时，矛盾冲突将处于频发状态。而目前中国的总人口中老年人的占比将会越来越高。

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外交政策的最大挑战在于，在众多相互竞争且科技水平发达的地区之间开展合作，最为迫切的任务在于应对我们共同面对的环境问题以及健康危机。我们应该超越过往的大帝国、殖民化以及冷战时代，实现很早前就已被亚当·斯密预见到的“勇气与力量的均等”，应该欣然踏入可持续发展的时代。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都应坚持类似这样的重要目标：通过合作来共同保护环境，彻底消除极端贫困，以及坚决防止因固守于某地或某国必须占据主导地位的陈旧思想而导致的无谓暴力冲突的发生。

全球化4.0

2019年1月，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在瑞士达沃斯举行，年会主题为“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结构”。2018年11月，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在宣布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主题时表示，全球化4.0时代到来。全球化4.0的概念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相伴而生。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挑战与全球治理的许多问题同时发生、错综交织，全球化面临重新调整和再平衡，这就是全球化4.0。它将推动全球化迈向新阶段，为此全球需要合作与包容，共同面对，单枪匹马将无法解决这些全球性问题。

相较于全球化4.0，第四次工业革命更深入人心。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基于以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主的全新技术，将在未来几十年影响众多行业的产业革命。它将推动全球化迈向新阶段，同时也有可能带来失业、不均衡发展加速等一系列问题和挑战。

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之下，技术进步带来了行业重组和经济活力。有关预计显示，到2025年，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创造3.7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数字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超过商品贸易，企业全球化的成本将降低。而反观当前世界，经济金融新旧风险叠加，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遭遇逆转危机，世界经济不确定性加大，旧有全球治理体系仍在加剧经济不平等，技术进步不同步也间接造成了国与国之间更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

面对日益复杂严峻的风险与挑战，世界期待各国携手并肩，共同创建开放、包容、共赢的创新与合作之路。在一个日益互联的世界中，只有各国更加包容地发展，建立起新的规则和制度框架，才能让成千上万掉队的人重新追赶上来，减轻发展不平衡、经济不平等所带来的内部动荡和外部冲突。在探索协同合作新观念的同时，力求把握住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脉搏，激荡出改善世界现状的新思路。

在全球化4.0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在实现国际工资差异套利的同时，避免了劳动者的实际流动。以往的全球化主要是“物的全球化”，从全球化1.0时代至3.0时代主要影响的是制造业从业者，而全球化4.0时代将会使服务业从业者受到更大的影响，服务行业的许多工作者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技术取代。如果服务业从业者与在全球化3.0时代受到影响的制造业从业者联合起来，就有可能造成“全球化机器人剧变”。因此，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迎接全球化4.0时代的到来。

全球化4.0时代，技术使得世界更加迫切地需要全面合作。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深入人心，并成为未来全球努力的方向。在这当中，全球治理体系迫切需要变革，要更加尊重新兴经济体的权利，并通过各国合作共同管控数据安全。中国将在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