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

每当有关于那场浩劫的回忆录、历史读物或者小说问世，我们读到那时发生在欧洲各地的罪恶细节，对那段历史的理解便又加深了一分，同时加深的还有悚然悲凉之感，因为我们不得不意识到，自己所属的这个物种可以残忍到何等地步。描述集中营生活经历的作品不在少数，当中的有些作者足以跻身于75年以来最杰出的作家行列。不过，就目前所知，埃迪·德文德的《最后一站：奥斯维辛》是唯一一部在集中营里创作完成的作品。正因如此，它为我们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视角来审视这场悲剧。恐怕没有任何事件会比这场悲剧更适合为20世纪作下注脚，并将之钉在耻辱柱上的了。

我读过许多以集中营里的生死劫为主题的回忆录，其中有些背景在奥斯维辛，有些在达豪、特雷布林卡等数十个灭绝营。但每一次阅读这类作品，有一点始终让我震撼不已，那就是——原来集中营里的日常点滴在幸存者的脑海中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就像刻在他们手臂上的刺青一样，以不容分说的野蛮方式深深烙进了他们的共同记忆之中。对我们来说，当年发生的事已成为历史，所以很多看法未免有些天真，往往以为那些活着走出集中营的人会竭尽全力忘记经历过的一切。但事实似乎恰恰相反：尽管并不情愿，人们还是会将遭受过的创伤铭记于心；而痛苦的解药，就是站出来留下自己的证言。

已经有很多公开的资料帮助读者、学者和历史学家去理解那段不可理喻的过往，而埃迪·德文德的记录则为那些资料提供了独一无二的补充。犹太人“一丝不挂地站在太阳底下，阳光已经在他们身上炙烤了好几个小时了”。理发师们“用已经钝掉的刀片”“与其说是剃头，还不如说是将头发生生撕扯下来”……只要读者对那段历史有所了解，那么对诸如此类的受难者形象应该并不陌生。然而，埃迪·德文德不仅亲历了这样的侮辱，而且极为坚定地将之记录下来。所以，他留下的文字具有格外触动人心的力量。我们不禁揣想：他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将深藏于心的遭遇诉诸笔端？这样做是能为他排解痛苦，还是将他又推回了那段黑暗的时光呢？

德文德细致地描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人和事，不论是囚犯、警卫、高墙、食物，还是刺青、毒气浴和大屠杀。通过这些描述，他本人的形象也在我们眼中渐渐清晰：他被别人监视着，同时也暗暗观察着别人；他努力记住一切，等待纳粹战败的那一天；尽管他或许并没有想过那一天真的能到来，但他知道，唯有揭露纳粹之恶，才能避免人类再次犯下同样的罪行。

和那一时期的许多作家一样，他为我们做出的贡献是无法计量的。

这本书，正如所有关于集中营生活的回忆录一样，当我们翻阅它的时候，会对人类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幻灭感，无法不扪心自问：“要是我也遭受那样的折磨，甚至假如我是奉命成为折磨他人的执行者，我会怎么做呢？”作者以敏锐的洞察力记录下这些可怕的细节：运尸工把一具具尸体扔进铺着锌的卡车，尸体上滴下来的水湿润了金属表面，尸体便这样滑到了货斗里。因此车上等着收尸的工人要赶快跳到另一边，免得弄脏自己的衣服；在火葬场的角落，许多铁罐堆积如山，那是被火化了的波兰人的骨灰盒；晚上七点钟，就能听到外面的处决：“先是听到下令开枪，然后一阵枪响，接着是尸体被拖走的声音。如此循环往复。接着又传来受难者的哭泣声。一个女孩在苦苦哀求，她还那么年轻，那么渴望活下去。”

《最后一站：奥斯维辛》这部书中最令人动容的悲惨画面之一，便是与挚爱之人的诀别。作者写作时思绪动不动就绕回到妻子弗里德尔身上，他始终在为她担惊受怕，不知道她会有什么样的遭遇，也不知道是否还能有重逢之日。最后几页对思念妻子的描写是那么沉痛，这本书也成了对她在集中营所遭遇的苦难的见证。

“党卫队是仇恨的产物，镇压反抗纳粹的德国人民和与他们有关联的各族人民，”德文德如此写道，“党卫队鼓吹种族纯化，在犹太人、俄国人和吉卜赛人身上练手……在集中营里，党卫队队员的施虐欲望被唤醒，并得到满足。而且正因为他们有机会获得这种满足感，他们一直是希特勒温顺的追随者。”

这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历史案例，我们不禁想要质问：邪恶是不是人类身上与生俱来的极端因子？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潜藏着阴森的恶意？在“二战”结束四分之三个世纪后的今天，倘若我们不对至今仍威胁着这个世界的各种力量保持警惕的话，同样的邪恶是不是随时都可能被唤醒呢？

书中处处展现出作者强大的洞察力，以上仅仅撷取其中一瞥，已足以彰显这本书的价值。当那位斯洛伐克医生说出“回家，是个相对的概念。我全家都在这儿被灭绝了”，读者会恍然意识到，对集中营里的人而言，一想到或许能离开这里，他们心中升腾起的该是一种多么复杂难言的感情。自打来到这里的那一刻起，每一个男人、每一个女人、每一个孩子，当然都一心想要回到他们被迫离开的城镇。但是，一想到只能孤身一人回去，回到已经物是人非的地方，度过被创伤阴影笼罩的余生，那么“回家”这个念头必定会在他们心里引起我们想象不到的恐惧。因此，许多战争幸存者虽然平安生还，却产生了深重的负罪感乃至不想再活下去，也就不难理解了。或许，“幸存者”这个词本身就是一种不妥当的说法。

本书出版之时，曾在集中营生活过的人中仍有在世者，当年他们年龄尚小，如今尚能亲口讲述他们的故事。不久之后，他们也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只能靠《最后一站：奥斯维辛》这样的叙述来铭记往事，然后站出来为那些死难者做证。千百万生命逝去了，但在像埃迪·德文德这样的作家笔下，他们会永远活下去。我们会继续将他们铭记。

约翰·伯恩

201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