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20世纪前二十年治诗的格局及走势
20世纪前二十年，正值清末民初，前十一年是清末，后九年是民初，基本是各占一半。虽然在此期间经历了辛亥革命，有些治诗学者在政治理念乃至社会实践上有维护帝制还是主张共和、改良还是革命的不同取向，但是，清末民初的先秦诗歌研究，并没有因时局的变化而前后迥异。20世纪肇始阶段所呈现的治诗格局、走势，一直保持到这个世纪的20年代到来之前。就整个先秦诗歌研究领域而言，这二十年无法作出明确的阶段划分，治诗的基本格局、走势，在此阶段大体是一致的。
一、经学治诗的夕阳晚霞
20世纪前二十年，是经学治诗的最后历史阶段。在此期间，以经学为本位研究先秦诗歌，出现的是夕阳晚霞般的学术景观，可以说是经学治诗的回光返照。其中最引人注目者，就是今文经和古文经治诗的两个阵营并存，齐诗派和毛诗派双峰对峙。
清代经学研治《诗经》者，明显分为古文经和今文经两派，“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毛诗传疏》，专宗毛诗；迮鹤寿《齐诗翼奉学》发明齐诗”[1]。清代研究《诗经》的古文经和今文经两派，分别治毛诗和齐诗。清末民初对先秦诗歌的研究，沿袭清代经学治诗的余绪，也明显分为毛诗派和齐诗派两个阵营。
这个阶段的毛诗学派的代表人物是章太炎，他在1910年初版的《国故论衡》中写道：
汉世古文家，惟《周礼》杜、郑，《诗》毛公，契合法制，又无神怪之说。郑君笺注，则已凌杂纬候。[2]
章太炎研治《诗经》，确实专宗毛《传》，选择的是清人陈奂《毛诗传疏》的路数，不但排斥今文经诗说，就连郑玄《笺》也不时地被修正或舍弃。章太炎身体力行，专宗毛诗，这无异于树立起一面旗帜，对于当时的先秦诗歌研究具有引领作用。从1900年到1919年，毛诗学派的论文撰写者除章太炎外，还有刘师培、黄侃、邓实、江慎中、陈潮、陈庆麟等[3]。除此之外，马其昶的《诗毛氏学》[4]著作也在此期间问世。20世纪初期以古文经毛诗为本位的《诗经》研究，在规模上颇为可观。
清代今文经学研究《诗经》的代表人物是迮鹤龄，他所研治的是齐诗。清末民初今文学派在研治《诗经》时，重点关注的也是齐诗，代表人物是廖平。他于1904年完成《诗经新解》[5]，即题为《齐诗学》。1906年之后，他认为齐诗多纬候，转而研治诗纬，是对齐诗的进一步扩充，相继推出《诗学质疑》《诗纬搜遗》《诗纬新解》三书[6]，他的齐诗研究已经自成系列。廖平曾与刘师培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刘师培在此期间也有一系列关于齐诗的论文问世[7]，虽然和廖平的取向不同，但亦构成呼应。
清末民初的先秦诗歌研究，毛诗、齐诗均成为显学。而与齐诗同为今文经的鲁诗和韩诗，却很少有人专门探索。这种研究格局的形成，是直接继承清代经学传统的结果，是清代今古文经学治诗的延续。
二、经学治诗内部的整合会通及偏执虚妄
清末民初的经学治诗有今古文之分，同时，经学治诗又出现两种明显的趋向：一是经学内部各派在治诗过程中进行整合、兼收并蓄，而不再专主一家之说；二是片面发展的倾向，把经学治诗的流弊推向极端。前一种趋向的代表人物是王先谦和马其昶，后一种倾向的代表人物是廖平。
王先谦是清代今文经学大家，他的许多著述都带有集大成的性质。他的《诗三家义集疏》初刊于1915年，以虚受堂家刻本行世。该书点校者写道：
王氏虽宗今文经学，以整理三家《诗》为己任，但对专治《毛诗》或今古文兼通的学者如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陈奂《诗毛氏传疏》、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毛诗后笺》等作，亦折衷异同，多所称述，使内容更为充实。[8]
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像他另外许多著作一样，体现的是经学内部不同流派的整合，具有兼容性。
马其昶是桐城派学者，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兼通三礼，多信宋而疑汉”[9]，属于宋学派，马其昶作为桐城派的后期成员而撰写《诗毛氏学》，明显是以毛诗为宗，不再排斥古文经学。他的《屈赋微》[10]对于相传出自屈原之手的25篇作品加以解题、注释、韵脚注音，引用诸家之说颇多。每篇的按语多是阐发作品的内容及章次结构，具有桐城派学者的特点。马其昶著作所体现的是汉学与宋学、古文经与今文经的整合会通。其后人马茂元研治《楚辞》，与《屈赋微》一书密切相关，继承的是家学。
清末民初经学治诗的另一个趋向是片面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今文经治诗的廖平身上。今文经说本多牵强附会之说，到廖平那里又急剧膨胀，把它推向极端。廖氏沉迷于他所说的天学，多用纬候解诗。他的《诗学质疑》[11]按照阴阳八卦之说，以天星有十二诸侯，纬以律吕配十二风，以此来解释《邶风》的编排结构，以首五篇为五帝，末三篇为三皇，中十二篇为四风十二诸侯，《邶风》本是19篇，廖氏为构造体系而强行凑足20篇之数。他还将这种解说方式推广到整部《诗经》，牵强附会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廖氏解《楚辞》，同样采用牵强附会的解说方式，把《楚辞》纳入他所谓的天学之内。他的《经学四变记》写道：
《楚辞》为《诗》之支流，其师说见于《上古天真论》，专为天学，详于六合以外。[12]
说《楚辞》是《诗经》的支流，这是经学家的老生常谈，也有一定的道理。至于说《楚辞》的思想本于《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在时间上就无法落到实处。二者孰先孰后，至今尚无定论。把《楚辞》说成是脱胎于医书《上古天真论》，并且把它归入道家与神仙家著述的系列，《楚辞》被纳入了所谓的天学。
在此基础上，廖平又进一步断定，《楚辞》许多作品并非屈原所作，他的《楚辞讲义序》中写道：
《秦本纪》始皇三十六年，使博士为《仙真人诗》，即《楚辞》也。《楚辞》即《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大招》诸篇。著录多人，故词重义复，工拙不一，知非屈子一人所作。当日始皇有博士七十人，命题之后，各有呈撰，年湮岁远，遗佚姓氏。及史公立传，后人附会改捝，多不可通。又仅缀拾《渔父》《怀沙》二篇，而《远游》《卜居》《大招》悉未登述。可知《远游》《卜居》《大招》诸什非屈子一人撰。……《橘颂》章云：“受命诏以昭诗”，即序始皇使为《仙真人诗》之意。[13]
关于《楚辞》作品的归属，历来存有争论。尤其是《远游》《大招》《卜居》《渔父》诸篇是否出自屈原之手，至今没有定论。廖氏对此表示怀疑亦属正常。至于把相当数量的《楚辞》作品说成是秦博士所作的《仙真人诗》，则实属臆想和猜测。文中所引“受命诏以昭诗”之语，出自《九章·惜往日》，把它说成是秦博士受诏而作《仙真人诗》，显得更加离谱。
对于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廖氏也否定是屈原所作。《楚辞讲义》第十课写道：
此书解者无虑数十百家，无一人能通全篇文义者。……今故据《秦本纪》以为始皇博士作，皆言求仙魂游事。又博士七十余人各有撰述，题目则同，所以如此重犯。汇集诸博士之作成此一书，如学堂课卷，则不厌雷同。[14]
廖氏不但断定《离骚》是秦博士所作，而且设想出当时写作的具体场景，文中还断定《离骚》“为九所人作，合为一大篇”。这种想象确实很大胆，也很丰富，却无法得到实证。
廖氏用所谓的天学解读《诗经》《楚辞》，不但把今文经学的牵强附会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受清代疑古思潮的影响，表现出虚妄的态度。由牵强附会而走向虚妄，是今文经学的通病。龚自珍治《公羊》，师法今文经学派的庄存与、魏源，对毛诗大加非议。其子龚橙则重订《诗经》，百般排黜。廖氏解诗的牵强和虚妄，有其历史渊源，他的导师王闿运就是用今文经学的《公羊》义解说《诗经》。与廖氏处于同一时代的章太炎写道：“今文学家的后起，王闿运、廖平、康有为辈，一无足取，今文学家因此大衰了。”[15]以今文经学为本位治诗的历史阶段到廖平那里是其终结，廖氏解诗留给后代的主要遗产是牵强附会的做法和大胆而虚幻的想象，后来许多学者像廖氏一样陷入这两个怪圈而无法自拔，成为20世纪诗歌研究的误区和迷障。
三、旧知与新学错杂的诸种形态
清末民初的二十年，犹如一年之中的晚冬早春交替的季节，反映在先秦诗歌研究领域，呈现的是旧知与新学的多种形态的错杂。
第一，诗歌研究人员本身旧知与新学的错杂。
清末民初二十年间，研治先秦诗歌的学者均以经学为本位，绝大多数具有扎实的国学功底。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的闭关锁国被打破，西学东渐、国际间的文化交往，使得许多人的知识结构、治诗理念都程度不同地渗入域外文化的因素。作为这个阶段研究先秦诗歌的三位代表人物章太炎、刘师培和王国维，都有东渡日本的经历。章太炎、刘师培诗歌研究方面的著述，对西方理论时有援引和参照。至于王国维，对西方哲学、美学已有精深的造诣，并且运用自如。即以本土文化而言，也出现旧学与新知相错杂的情况。孙诒让，字仲容，是清末的著名学者，在此期间曾刊过论文《诗不殄不瑕义》[16]和《毛诗鲁颂
传诸侯马种物义》[17]，两篇论文是他去世第二年刊发。他的《契文举例》是考释甲骨文的最早著作，《名原》《古籀拾遗》《古籀余论》则是研究金文的著作。他的知识结构已与传统的经学家有所不同，最明显的是增加了甲骨文方面的内容，已经具备运用甲骨文治诗的潜能，这是旧学，也是新知，是二者的交织。王国维正是以兼有旧学新知属性的金甲文治诗，取得突破性进展。
第二，著述形态的旧学与新知的错杂。
这个时期推出的先秦诗歌论著，以札记、考据居多，是传统的章句之学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新的论著形态也开始出现。钱荣国《诗经白话注》[18]是最早出现的《诗经》白话注本。陈直的《楚辞拾遗》[19]则融汇古文字学、器物学、考古学和文献学为一炉，采取的是综合研究的方法。章太炎的《訄书》[20]重订本《订文》《检论·诗说》[21]，以及刘师培《宗骚》[22]都已经自成体系。至于王国维的《文学小言》[23]，则是以全新的面目出现。而章、刘的多数论著，则更多地保留了传统治诗著作的属性和特征。
第三，学术成果载体的新旧错杂。
这个时期登载先秦诗歌研究论文的刊物，主要是《国粹学报》《国故月刊》，以及《四川国学杂志》《国学丛选》《中国学报》等。这些刊物多冠以国学、国故，带有明显的旧学印记。较为例外的是王国维的《文学小言》《屈子文学之精神》刊发于《教育世界》，这两篇论文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作为论文载体的刊物《教育世界》，从名称上就显示出新知的属性。尽管这类刊物在当时还为数不多，但已经预示未来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