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刘师培：贯通经史子集的诗学新兆
刘师培与章太炎处于同一历史阶段，并且早年交往颇多。他们主要的学术研究都集中在20世纪的前二十年，在当时是比肩而立的两位大师。刘师培的学术理路受清代学者戴东原的影响较深，同时兼取清代浙东学派追溯源流的治学风格。刘氏论著对体系多有构建，其中包括经学体系、理学体系等，先秦诗歌研究是国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刘氏研治先秦诗歌，既有文字声韵方面的考辨，又有条分缕析的系统梳理，后者体现出超越传统经学的某些迹象。章太炎的先秦诗歌研究是古文经学治诗的历史终结，刘师培贯通经史子集的治诗理路，则是古代诗歌研究向现代诗学演变的初期征兆。
一、出入于今古文经纬的治诗实践
刘师培出身于经学世家，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其曾祖父刘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都是乾嘉学派的著名学者，且以三代相续共注《左氏春秋》而成为美谈。刘氏家学属于古文经学派，他继承家学传统，对《诗经》和《楚辞》的研究重视文字的训诂考据，留下了一系列这方面的论著。
刘氏运用古文经学的方法研治《诗经》的主要论著有《毛诗考》[55]、《毛诗词例举要》[56]、《毛诗故训传国风残卷》[57]等。《毛诗词例举要》有详本和略本两种，略本刊发于1919年，所考毛诗传释义例涉及连类、举类、增字等。这些论著都是以扎实的小学功夫治诗，发明颇多。
刘氏运用古文经学的方法研究《楚辞》，主要论著有《楚辞考异》[58]和《古历管窥》[59]。其中《楚辞考异》按条目缀列异文，多达675条，《离骚》《九歌》各77条，《九章》79条，《天问》56条，《招魂》60条，《九辩》58条，《远游》42条。作者用以校勘的文献取自《文选》《尔雅》《一切经音义》《太平御览》以及汉代的史书等。通过比照，指出其文字异同，时而以己意断之，所付精力甚多。而《古历管窥》以夏历推算，屈原的出生日期是在楚宣王二十七年（前343）正月二十一日庚寅。在此之前，陈旸所作《屈子生卒年考》以周历推算，屈原出生于同年的正月二十二日。
刘氏还有些治诗论著，并不是继承古文经学的传统，而是对今文经学及纬书的一些记载进行阐释，这些论著收录在《群经大义相通论》[60]这组论文中。其中《毛诗荀子相通考》刊于1905年出版的《国粹学报》总第12期，署名刘光汉，是刘氏一度改名所用。这篇论文采录《荀子》论《诗》条目二十余则，以证明毛诗出自荀子，属于古文经方面的论文。《群经大义相通论》的另外几篇论文，则明显与今文经学和纬书密切相关。《公羊与齐诗相通考》亦署名刘光汉，初刊于1905年《国粹学报》第11期。这篇论文搜罗《汉书》《后汉书》所载齐诗说，把它们与《公羊》学派的微言大义相互印证，明显对今文经学进行阐释，研究重点转向齐诗。
刘氏集中阐释齐诗的论著还有《易卦应齐诗三基说》[61]，内附《三基应历说》《齐诗历用颛顼说》《迮鹤寿齐诗翼氏学书后》。《齐诗历用颛顼说》根据《汉书·翼奉传》的记载，考订齐诗所用的是颛顼历。《迮鹤寿齐诗翼氏学书后》则列举四条证据，指出今文诗说认为孔子删诗只取305篇，并无所谓笙诗之说。
刘师培论述齐诗的部分篇什，是在他逝世之后刊出。《齐诗国风分主八节说》《齐诗大小雅分主八节说》[62]，属于这类论文。这两篇论文所据主要取自《太平广记》《初学记》收录的有关纬书的材料，用以证明《诗纬》以《国风》《大小雅》的八节与八个时段、八个方位相配的体系，是对《诗纬》加以还原和解说。
刘氏在成都期间，曾与廖平、谢无量、吴虞等共同发起成立四川国学会，致力于经学考辨、古义钩沉。上述有关今文经及纬书的论述，多是在此期间与廖平相研讨的产物。虽然齐诗和《诗纬》是刘氏和廖平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但刘氏诸文重在文献考据，只是对齐诗和《诗纬》进行阐释，并没有陷入它们的窠臼。
刘氏运用古文经方法研治《诗经》《楚辞》的论著，初刊于1911—1919年期间。他生前刊发的有关齐诗的论文，则是在1911年到1916年阶段，二者所处的时段基本是重合的。刘氏在此期间的诗歌研究，是出入于今古文经纬之间，但所秉持的理念、方法，基本是古文经学的。
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初刊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上海国学保存会出版。这部经学著作涉及《诗经》的章节，都是沿袭古文经学的看法。他相信孔子定《六经》的说法，并称孔子“删殷、周之《诗》，定为三百一十篇”，“复返鲁正乐，播以弦歌”。他还对《诗经》与音乐的关系作了明确的解说：“《诗经》者，唱歌之课本也。……《乐经》者，唱歌课本及体操之模范也。”[63]这种解说是对古文经学一脉相传理念的具体阐释。《经学教科书》还对《诗经》传承谱系加以确认，把鲁诗、毛诗的传授上溯到荀子、子夏和孔子。《经学教科书》是以古文经学为基础编纂而成，表明了刘氏对古文经学的持守。
二、研治《楚辞》的宏阔视野和体系构建
刘师培出入于今古文经纬研治先秦诗歌，主要涉及的是《诗经》。《诗经》本身就是六经之一，刘氏对它的研治采用传统经学的方法和理念，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楚辞》属于集部，不属于经部，刘师培对先秦《楚辞》的研究往往能超越经学的樊篱，并且立足文学本位，显示出宏阔的视野和变通的理路。
《宗骚》是刘师培所著《文说》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对先秦《楚辞》作了全方位、多角度的论述。
第一，他把《楚辞》的源头追溯到六经。称《楚辞》是“《易》教之支流”“《书》教之微言”“《诗》教之正传”“《礼》教之遗制”“《乐》教之遗意”[64]。六经为源，《楚辞》为流，所持的是传统的国学观念。
第二，他指出《楚辞》在思想倾向和文体风格上的兼容并包属性。针对具体作品，分别作出结论“其源出于儒家”“其源出于道家”“其源出于墨家”“其词近于纵横家”“其旨流为法家”“其说近于小说家”，最后得出结论：“是知《楚辞》一书，隐括众体。”[65]道出了《楚辞》的丰富性、复杂性。
第三，肯定《楚辞》的艺术原型作用。他列举汉代众多辞赋作品，分别和先秦楚辞的具体篇目挂钩，指出先秦楚辞是后代同类作品的生成母体，归属于屈原、宋玉名下的楚辞作品，都作为艺术原型看待，并且指出：“渊源有自，岂可诬乎？”[66]
第四，指出《楚辞》的多方面价值，以及研治《楚辞》的多种方法和路数。针对先秦楚辞的不同篇目，分别下以各异的断语：“此则有资于读史”“此则有资于考地”“亦复有资于多识”“此则考名物者所当稽也”“此又训诂者所当辨也”[67]。后来兴起的文化学研究方法，和刘氏所倡多有类似。
刘氏上述宏论，远承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近绍清代阮元、章学诚的余绪。他本人也称：“阮氏《文言说》所言，诚不诬矣。”[68]在以国学治骚构建体系方面，刘氏奠定了基本的框架。
《宗骚》作为单篇论文初刊于《国粹学报》第2卷第3期，时当1906年。《文说》是刘氏模仿《文心雕龙》的体例而作，分为《析字》《记事》《和声》《耀采》《宗骚》六个专题，其中《和声》部分对《诗经》的叶韵、双声叠韵、发音等往往有所涉及。《文说》是刘氏古代文学研究体系基本形成的标志，《宗骚》则是先秦楚辞研究比较完整的架构。
刘氏研究《楚辞》的宏阔视野，还见于他的《南北文学不同论》，文中写道：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间，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69]
刘师培抛开历史、政治等社会因素，而纯从自然生态的角度论述南北民性的差异，把陆缘文化、水缘文化分别与民性崇尚的实与虚相对应。他对《楚辞》所作的观照，就是置于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文中继续写道：
故二《南》之诗，感物兴怀，引辞表旨，譬物连类，比兴二体，厥制益繁，构造虚词，不标实迹，与二《雅》迥殊。至于哀窈窕而思贤才，咏汉广而思游女，屈宋之作于此起源。[70]
刘氏把《诗经》的《周南》《召南》纳入南方文学系统，指出它的尚虚体现在言志抒情和频繁运用比兴，这是先秦楚辞直接的文学源头。刘氏之论为后来的楚辞学者所继承，并写入多部文学史著作。
《南北文学不同论》还有专论屈原的段落：
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洁行芳，符于二《南》之比兴（观《离骚经》《九章》诸篇，皆以虚词喻实义，与二《雅》殊），而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南方之文，此其选矣。[71]
刘氏把对《楚辞》的尚虚之风的考察深入到词汇的运用，并把屈原作品与属于南方作品的《庄子》《列子》相沟通，使这类作品成为一个系列。
刘师培此文写于章太炎《訄书》重订本刊行之后，故在文中对章氏提出的夏音即楚音的观点予以反驳。刘氏《南北文学不同论》，与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堪称近代论南北文学的双璧，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成为学术经典。
刘师培对《楚辞》及楚文化的观照显示出宏阔的视野，这固然与观照对象的属性有关，同时，也是刘氏治学特点所致。他所承续的是清代扬州学派的治学理路，这个学派的特点是阔大博通，刘氏治学亦长于爬梳条贯。当这种治诗方式达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冲破传统经学的外壳，进行新的体系构建。这是诗歌研究由经学时代向现代过渡之初所呈现的新兆，是由旧体系蜕变出新体系的必由之路。
三、双声叠韵和通假理论的实际运用
刘师培有深厚的家学渊源，1919年年初与黄侃、马叙伦、梁漱溟等人成立“国故月刊”社，成为国粹派。刘师培亦致力于经学考辨、古义钩沉。刘师培采用小学的训诂方法，特别关注的是文字的声韵。他的《文说》专列《和声》一节，对《诗经》《楚辞》等作品从声韵方面进行探讨。
刘氏进行声训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双声叠韵之字不能拆解开来进行训诂。他在《古文疑义举例补》一文中明确提出这种看法，并且专设“两字并列系双声叠韵之字而后人分析解之之例”一栏，集中对一系列双声叠韵词进行辨析。刘氏所提出的双声叠韵词语不能拆解的观点，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成为一个世纪以来被人们普遍恪守的金科玉律，当今的语言学、古汉语及古代文学诸领域，仍然遵循着这个规则。
刘氏提出这个观点，首先针对《毛诗》发难，他写道：
《诗·关雎》篇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传》云：“善心曰窈，善容曰窕。”案：窈窕二字，乃叠韵字之表象者也。以善心善容分训之，未免迂拘。《毛传》解诗，类此者甚多，学者不必笃信也。[72]
《关雎》是《诗经》的首篇，刘氏以这首诗的训诂为例，用以表明自己的观点，自然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不过，刘氏所引“善心曰窈，善容曰窕”，并不是《毛传》的话语，而是陆德明《经典释文》援引王肃对《关雎》所作的解释，王肃对窈窕所下的定义则取自扬雄的《方言》。问题的关键是窈窕一词是否可以拆解开来？这个问题在清代国学大家那里没有出现争议，经常拆解开来加以训释。《说文解字·穴部》：“窈，深远也。”“窕，深肆极也。”段玉裁注：
《周南·毛传》曰：“窈窕，幽闲也。”以幽释窈，以闲释窕。《方言》曰：“美心为窈，美状为窕。”[73]
段玉裁赞同《毛传》对窈窕分开训释的做法，他还列举大量例句证明，“凡此皆可证窕之训宽肆”。段玉裁是正统的古文字学家，他认为窈窕作为叠韵之字，可以而且应该拆解开来分别加以训释，二者各有自己的含义。陈奂是清代治《诗经》成就卓越者，他认为对窈窕一词的解释“浑言析言，义并相通”[74]，陈奂认为对窈窕一词可以作总体概括的解释，也可以拆开进行训释，他没有认为这个词组不可拆解。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是集大成之作。王先谦综合诸家之说，对窈窕一词作了如下解释：“析言则‘窈’‘窕’义分，浑言之但曰‘好’也。”[75]王先谦的解释极其精当。窈窕一词浑沦而言只能释为美好，拆解开来则可以释为幽静闲雅，或曰端庄大方。
综上所述，从段玉裁、陈奂，再到王先谦，清代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国学权威都认为窈窕作为叠韵词可以拆解开来训释，并未提出双声叠韵之字不可拆分的观点。刘师培所继承的是清人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中经常采用的方法，不过马瑞辰也未明确提出双声叠韵字不可拆解的看法。
刘师培认为双声叠韵字不能拆解，并运用这个理论训释《楚辞》，他在《古书疑义举例补》中写道：
《楚辞·离骚经》云：“曾歔欷余郁邑兮”，王逸注云：“郁邑，忧也。”均与《左传》之“郁湮”同意。“郁湮”二字为双声，且系表象之词，以滞塞之义训之，固亦可通，惟不当分训某字为滞，某字为塞耳。[76]
刘氏的主张很明确，《离骚》中的“郁邑”，《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的“郁湮”，二者意义相通，并且都是双声，不能拆解开来训释。这样一来，《离骚》中出现两次的“郁邑”之语，只能训为忧、训为滞塞，而不能对两个字分别加以解释。认为双声叠韵词语不能拆解开来分释，与刘师培处于同一时段的王国维也持这种观点，他在《肃霜涤场说》中写道：“肃霜、涤场，皆互为双声，乃古之联绵字，不容分别释之。”[77]这种说法与刘师培的观点同出一辙，在当时的影响很大。
后代有些双声叠韵确实无法拆解，也不应该进行拆解。但是，古代早期的情况并非如此，《诗经》《楚辞》所属的先秦时期，这类词语的拆解不应成为禁忌。
刘师培以小学的方法解《楚辞》过分倚重声训，出现的另一个弊端是通假的泛化，不该通假的也按通假进行处理。他在《古书疑义举例补》中写道：
扬雄《方言》云：“娥、
，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郭注云：“今关西亦呼好为媌。”又《说文》云：“媌，目里好也。”《列子·周穆王》篇云：“简郑、卫之处子，娥媌靡曼者。”张湛注云：“娥媌，姣好也。”是娥媌二字，为形容貌美之词。《诗·卫风·硕人》云：“螓首娥眉”，娥眉螓首，非并列之词也。蛾眉二字，即系娥媌之异文，眉媌又一声之转，所以形容女首之美也。《楚辞·离骚经》云：“众女嫉予之蛾眉兮”，蛾，或作娥。王逸注训为好貌，则亦以娥媌之义解蛾眉矣。又景差《大招》云：“蛾眉曼兮”，扬雄赋云：“虙妃曾不能施其蛾眉”，均与《离骚经》蛾眉之义同。至于魏晋之时，始以眉为眉目之眉。[78]
刘氏旁征博引，用以证明《诗经》《楚辞》中的蛾眉指的是蛾媌，其中所引扬雄之语实是司马相如《大人赋》中的句子。刘氏把古音通假泛化，此为典型案例，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已经指出其牵强讹误。《诗经·卫风·硕人》的“螓首蛾眉”，本是两个偏正词组相并列，用以形容庄姜的美貌，意谓蝉那样的宽额，蚕蛾般细长的眉毛。《楚辞》中出现的蛾眉，均取此义。刘氏为了训蛾眉为蛾媌，采用的是析言破句的手法，对原有诗句的结构进行颠覆，实不足取。这种以通假训释的结果，是把诗句原有的形象性、美感都稀释淡化，蚕蛾般的眉毛变成笼统的“姣好”“美好”之义。至于刘氏称“至于魏晋之时，始以眉为眉目之眉”，更是臆断。《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记载齐鲁炊鼻之战，对于齐国将领陈武子的描写就有“白皙鬓须眉”之语，意谓肤色白而胡须、眉毛黑且密。眉，显然指眉毛。除此之外，《诗经·豳风·七月》中的“眉寿”，《庄子·庚桑楚》篇、《韩非子·用人》篇的“眉睫”，其中的“眉”字，无一不是指眉毛。至于《汉书·张敞传》所载张敞为妇画眉的故事，更是广为流传的趣闻。
通假的泛化，清人已经开其肇端，刘师培承其余绪而已。近百年来，采用小学方法解读《楚辞》及其他文学典籍者，滥用通假成为一个公害，这种风气至今仍在学界蔓延，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刘氏在这方面已有的前车之鉴，应该发挥出它的警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