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气色彩与民俗

节气色彩与五行

中国先民对色彩的认知虽有不同，但基本来自自然与文化两个方面，即一方面来自不同地域的自然气候与环境，不同节气改变所留下的色彩直观印象；另一方面来自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社会文化对色彩的解释，这一影响更加重要。古代的中国人在认知自然的同时，用一个程式化的认知事物和辨别事理的思维方式将方位、国事以及生活内容统领在了一个大的思维定式下，并将具有自然属性的色彩也纳入了这个范畴和体系。中国没有独立成体系的色彩学，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均来自组成“五行”与“五色”思想的“道”。中国的色彩观念一直在“道”的主观范畴下，在顺应节气的自然万物的客观规律间循环往复地发展着。

自然的直觉色彩

色彩源于大自然，华夏先民从观察天地运行、季节更迭的自然景色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中总结出了“赤、青、黄、白、黑”五种颜色作为大地万物的基本颜色，形成了最初的“五色”观念。“五色”的记载首见于记录舜、禹和皋陶对话的《尚书·益稷》中。之后，古人又根据“道”的五行思想进行了延伸，将伦理道德、宗教礼仪等意识融入了色彩中[1]。

直觉经验的提升

《左传·昭公元年》载“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为五色，征为五声，淫生六疾”。杜“注”云：

五味：金味辛，木味酸，水味咸，火味苦，土味甘。

之后，扩展到色：辛色白，酸色青，咸色黑，苦色赤，甘色黄。

之后，扩展到音：白声商，青声角，黑声羽，赤声徵，黄声宫。

之后，扩展到听觉、味觉范畴。“土味甘”“甘色黄”“黄声宫”，于是，“甘”（味觉）、“黄”（视觉）、“宫”（听觉），都在“五行”（“土”）的大一统中了。

《春秋左传·正义》载：五色，五行色也。木色青，火色赤，土色黄，金色白，水色黑也。木生柯叶则青，金被磨砺则白，土黄、火赤、水黑则本质自然也。这便是直觉经验的提升。恰如指认春之色青、夏之色赤。春至，草木生发，其主色调为“青”；夏至而日炎赤，故以赤为夏色。如果仅仅是在各个范畴中去指认，也有“经验的依据”，因为，春青、夏赤是经验的真实，但事情不只此，先民的指认，是跨范畴的，他们要将一切感知对象都纳入阴阳五行的系统中。

《尚书·洪范第六·正义》解释五味与五行的关系云：

水性本甘，久浸其地，变而为卤，卤味乃咸……火性炎上，焚物则焦，焦是苦气……木生子实，其味多酸，五果之味殊，其为酸一也……金之在火，别有腥气，非苦非酸，其味近辛，故辛为金之气味……甘味生于百穀，穀是土之所生，故甘为土之味也。

《尔雅·释天》：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郭“注”依次释云：“气清而温阳”“气赤而光明”“气白而收藏”“气黑而清英”。

又，《尔雅·释天》曰：春为苍天，夏为昊天，秋为旻天，冬为上天。郭“注”依次释云：“万物苍苍然生”“言气皓旰”“旻，犹愍也，愍万物凋落也”，“言时无事，在上临下而已”。郝懿行“疏”：“春、夏、秋、冬，天异名者。”

《尔雅·释名》云：春曰苍天，阳气始发，色苍苍也。夏曰昊天，其气布散皓皓也。秋曰旻天，旻，闵也，物就枯落，可闵伤也。冬曰上天，其气上腾，与地绝也。定青、赤、白、黑为四时之色，即是农业社会的直觉经验，青阳、朱明、白藏、玄英，是直觉的阐述。四季不是天体运行所致，而是阴阳二气的升沉交感的结果，《白虎通》曰：“时者，期也，阴阳消息之期也。”而《尔雅·释天》则从其他层面解释四季：春为发生，夏为长赢，秋为收成，冬为安宁。

这便是农业的观念、农业的眼光，在色彩之外来阐释色彩的性质。于是，色彩便被赋予了色彩外的诸多含义。在《尔雅·释名》中，充满了这一类阐释，可见，跨范畴玄解被古人作为认识论、方法论的基础。如，许慎解释“一”云：“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

宇宙一统世界观

上面讲到，古人几乎是习惯地跨范畴论事，这一习惯基于宇宙一统论，既是“一统”，因此，跨范畴便是自然的做法了。《释名》释“四时”曰“四方各一时也”。古人的方位、时令观念很强，而且，很特别地使二者交互为释，即，解说“时”，必放在空间范畴中去进行，反之亦然。从分类言，或以“四时”分，或以“四方”分。

《尔雅·释天》：

南风谓之凯风，东风谓之谷风，

北风谓之凉风，西风谓之泰风。

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烝。

春猎为蒐，夏猎为苗，秋猎为狝，冬猎为狩。

《尔雅·释地》：

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山名）之珣玗琪（玉属）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华山之金石焉……

依次为“西方之美者”“西北之美者”“北方之美者”“东北之美者”。再次，又有“东方有比目鱼”“南方有比翼鸟”“西方有比肩兽”“北方有比肩民”。

《尔雅·释山》：

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

根据这样的思路，色彩也依四方、四时去类比了。由这种思路延伸，于是，举凡礼仪，无不遵循时令、方位去进行相应的祭祀等。比如《月令》载，春祭，在东门，衣、旗之类皆以青色。这样做，是希冀“天”“人”的和谐不悖。当这些观念由“礼”固定以后，观念的行为化便告成了。《礼记·曲礼》记述“君以军行之礼”云：“行，前朱鸟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这种方位、色彩的配置是不容混乱的。行为的规范，反过来又强化了思维程式。尽管两周时代，染术已有相当进步，但囿于礼制，纯为美感的用色观念仍不强。

《尔雅·释器》：

一染谓之縓，再染谓之赬，三染谓之纁。

这种染术却是服务于礼仪的，《士冠礼·注》：

凡染，一入谓之縓，再入谓之赬，三入谓之纁。

足见，“三染”乃为礼也。从社会观念出发言色、用色，是古人积习。《左传·桓公二年》：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比象”“四方”，昭其方色，盖因人文之行为当以天道一致不二，于是，四时、四方、五色、五礼，便循环于一个制度化的规范中。班固《前汉书·五行志》，述伏羲以来顺、逆五行而有灾、祥的“史”录。

所以，五行从最初的所谓“朴素元素论”，嬗变为一种神秘的世界观，在此种思想下，任何一种局部性的细节呈现，都处在互相的感应中，感应又关乎国之兴衰、人之祸福、事之成败，故上而至士流，下而至巫祝，包括节气，都在这个大的系统里面。因此，本书中的节气色彩也必然在五色的范畴之内，并由其衍生而出[2]，形成一套具有浓郁文化特点的自然色彩体系。

节气色彩与大自然

德国哲学家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说：“色彩的感觉是一般美感中最大众化的形式。”世界各地的人类大都把色彩看成是一种美，并直觉般地感受到了这种美。先民们很早就发觉了色彩的力量，他们十分珍视各种贵重的颜料、染料，以及各种颜色漂亮的宝石、玉石。他们对色彩的使用格外讲究，色彩可以标明身份等级，展现卓越风姿，表达喜怒哀乐，甚至代表自然万物[3]……

在表示自然时节变化的二十四节气中，色彩同样具有象征自然万物、代表不同时节的独特含义。每年，随着七十二候的时间推移，四季都会出现更替，尤其在四季分明的北京城，从立春到大寒其自然万物的生息变化都周而复始地体现在了这无形的色彩中。

立春天气暖，雨水粪送完。惊蛰快耙地，春分犁不闲。清明多栽树，谷雨要种田。

立夏点瓜豆，小满不种棉。芒种收新麦，夏至快犁田。小暑不算热，大暑是伏天。

立秋种白菜，处暑摘新棉。白露要打枣，秋分种麦田。寒露收割罢，霜降把地翻。

立冬起完菜，小雪犁耙开。大雪天已冷，冬至换长天。小寒快买办，大寒过新年。

作为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息的人民，无不享受着由自然赋予的色彩美感。但是随着农耕时代的结束，工业化信息化时代的前进，农作物离我们愈来愈远，我们的周围虽然不乏各种设计色彩，尤其是随着电脑PS等技术的发展，人工色彩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视觉，占领我们的空间。但是，事物只有回到本源，才能被真正地认识与接受。色彩也不例外，只有源自自然，源自生命的色彩才是最值得留恋和应用的色彩。因此，二十四节气的色彩应该从农耕与自然环境中提取出来，尤其是结合当代的文化背景、环境色彩进行提取与设计，让人们重拾自然，重拾不同节令的色彩，在“天人合一”的色彩观中去体验二十四节气与中华传统色彩文化。

节气色彩与民俗

色彩民俗作为色彩文化的一部分，是色彩文化产生的母体。色彩文化最初是简单的色彩符号，当某一类色彩被一个区域或者族裔接受，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时，就形成了特定的色彩民俗。色彩民俗经过长期交流、完善、发展，影响力逐步扩大，当被广大社会接受，成为社会通用的交流和传播语言时，就形成了色彩文化。如中国的红色吉祥寓意，在早期可能是某一个部落的习俗，而且这种尚红习俗也不一定都是因为喜欢，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某一种信仰或者迷信，把红色作为辟邪驱鬼的符号广泛应用。但是因为每到祭祀、节庆时，人们都要大面积使用红色，日久成俗，就成为大家共同遵从的色彩习惯。这种习俗经过不断传承和发展后，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尚红习惯逐渐成为大众认可的色彩文化，并进一步被统治者纳入国家统治体系，成为政治性质的标识。这样，红色就成为一个国家的国色。

二十四节气的色彩便是从与中华民族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时令农务与自然气候景色中观察提取而来，既满足共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又通过象征意象，以物质文化为载体实现共同的所指与认同，在当今的生活圈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圈中成为通行的审美符号、文化符号与商业符号。

色彩符号、色彩文化与产业经济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如色彩文化或符号经常作为色彩开发的核心元素。作为管理者或设计者，他们需要清楚地了解消费群体的色彩喜好或禁忌，知道目标消费市场的产销色系、色彩文化特征，每一年、每一季的色彩趋势，因为这些元素都有可能影响到品牌的色彩开发策略，对其色彩产业的经济效益产生影响。目前世界知名品牌的研发体系中，都把品牌色彩形象、色彩文化创意、色彩符号开发作为产品研发甚至品牌运营的核心元素加以考虑[4]。

因此，将色彩从二十四节气中提取出来并形成相对固定的民俗文化，通过使用色彩独有的符号性质，通过每个节气的时间、主题在不同的地点、环境、氛围中进行宣传、展示、使用、传递，使二十四节气的色彩成为一种无声的语言，使节气文化在生活中逐渐形成一种潜意识的认知与认同感。

节气色彩与命名

在色彩科学发展完善之前，人们通常使用某些具体的物象来类比一些色彩，如孔雀蓝、柠檬黄、葡萄紫、玫瑰红等。这种颜色描述方法不仅直观生动，而且形象有效，人们能将头脑中对实物的印象与某种颜色迅速建立起联系，时至今日仍然是文学描述及商业宣传的最爱。欧洲人理查德·沃勒（Richard Waller）于1686年发表了《简单色与混合色表》，将119种常见颜色由浅至深排列成表，试图为自然学家或博物学家描述自然时提供一个标准。这张色彩表非常实用，它将颜色与实物相比对，使用者可以快速地查阅出自己所观察物象的色彩名称。例如，蓝绿色（Montanum）与淡黄色（Gutta Gambae）调和所产生的绿色，被称为“鹦鹉绿”（Popinjay Green）。

“鹦鹉绿”的实物指向只是一个大概的颜色范畴，从黄绿到翠绿，都可能包含其间。中国把这类绿色中正绿的颜色称为“国槐绿”，偏黄偏暗的称为“秋香色”，偏青偏蓝的称为“孔雀绿”，还有葱绿、豆绿、松绿、蟹壳青、梅子青、油绿、黛绿等，这些命名都充满了诗情画意。虽然在色彩的科学应用体系中，用具体的物象类比色彩，不够精确，但在日常语言文字中，用常见实物或熟悉的历史典故对颜色进行描述是一个好方法，因为它能充分调动人们的联想。对现代社会一些以色彩为卖点的商品，人们非常乐意使用实物对比法给其色彩命名，借助实物形象，在冷冰冰的规模化工业产品与自然万物之间建立起令人愉悦的联系，活色生香地传递了生活的种种乐趣[5]。例如近年常用的西瓜红、焦糖色、藕荷色等。

更重要的是，“名字”是中国人对生活祈福与赞美的重要方式，色彩的“取名”也不例外。西方色彩以数值本身来命名，用RGB或者HSB的数值来精准地对应某一种色彩，具有西方理性严谨的文化特征。孟赛尔色立体以量化的色彩标号为色彩命名，例如Y8/12的对应色为8级明度、12级彩度的黄色，严谨而理性。但是抽象的数字无法与意象建立一种情感上的联想。节气色彩并不强调名字与颜色间的一一对应性，一个色彩名字可以宽泛地对应一类的色彩，如橘色指橘子成熟的时候呈现出的色彩，体现出了中华文化包容与宽泛的特点。

节气色彩在符合自身属性的基础上尽量以充满意境的自然万物命名，如具有植物特征的芽绿色、樱草色、茶色、桃红色等，具有动物特征的银鼠灰、鹅黄色、驼色等，具有自然意境的秋色、昏黄等。同时，名字的象征、指代也可以与美丽的故事结合起来，如：用以形容家禽鹅嘴或者鸭蹼的色泽明亮的鹅黄色，在古代诗词中经常被用来形容四时节令。宋代词人苏轼《次荆公韵》之一：“深红浅紫从争发，雪白鹅黄也斗开”中的“鹅黄”就是指亮黄色的花色。琥珀色为具有透明质感的黄棕色，在《山海经》中被称为“育沛”“遗玉”。琥珀一词可能来自西域叙利亚语言中的“Harpax”。通透的琥珀色常被诗人用来描绘美酒的色泽。李白的《客中行》便有“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的描述。此外，琥珀色有时也用来形容酒盏和琉璃器皿的颜色。

因此，在二十四节气这个古老的与农作物、气候、民俗相关的色彩中，运用不同节气所在时节的实物形象进行色彩表达与命名，更有利于二十四节气的意境传递与色彩表现。

[1]黄仁达。中国颜色[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12月，第6页.

[2]姜澄清。中国色彩论[M]，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6月，第211-217页.

[3]冯锦。色彩改变生活[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2015年3月，第60页.

[4]张康夫。色彩文化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第11-15页.

[5]杨国栋，陈效逑。北京地区的物候日历及其应用[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第96-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