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童年：我是父母的乐观主义宣言
（1942—1955）

与同时代的众多心理学家一样，我与心理学也是结缘于弗洛伊德的著作。那一年我13岁，姐姐贝丝（Beth）从罗切斯特大学回家过暑假。从我6岁起，贝丝便是我的良师益友，她活力四射，对我也钟爱有加。7岁的时候，贝丝教会了我什么是阶乘，为此我还在二年级的同学面前炫耀过，这或许是我今生第一次展露自己的“学霸范儿”。9岁的时候，也是贝丝把科幻小说《平面国》（Flatland）读给我听1，让我首次领略了几何世界的美妙。当12岁的我向贝丝坦白自己从来没有从头到尾读完过一本书，只是装模作样地看了一遍七年级的读书笔记时，贝丝把我锁进了卧室，责令我必须把《基督山伯爵》读完，否则不放我出来。过了整整18个小时后，我才从卧室走出来，撒了长长的一泡尿。所幸，我最终通过了贝丝的测验。不过自那以后，对我来说，生命中不可再无书。

13岁那年的夏天，贝丝带了一本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论》回家2。家人带着我们在纽约州的卢泽恩湖（Lake Luzerne）畔宿营。营地外，一张深蓝色的吊床挂在两棵细长的小松树之间，我躺在那张吊床上，捧着弗洛伊德的这本书，爱不释手。

处于经济大萧条时代的父母

我生于1942年8月的一天。据我个人揣测，母亲怀上我，让我父母对未来重新燃起了希望。当时他们俩的生活可以说是举步维艰，而乐观更无从谈起。

我的母亲艾琳·布朗1905年出生于奥拉迪亚（Nagyvárad）(2)。1931年嫁给父亲时，她把自己的出生年份改成了1906年，这么做是因为在当时，新娘比新郎年长是件颇为尴尬的事情。奥拉迪亚一直都是一座较为繁华的城市，同时也是犹太人的主要居住地之一。我的外祖母在生我母亲的时候不幸去世。那是1905年12月，在喀尔巴阡山区，我的母亲是一个早产儿，靠着家里的火炉还有外祖父的照料才得以存活下来。由于外祖母的过世，外祖父对羸弱瘦小的女儿倾注了全部的爱。沐浴在浓浓父爱中的母亲，在生命头三年过得犹如田园诗般美好而幸福。但之后母亲所受到的创伤，却足以将她从天堂直接抛进地狱。

外祖父是位胸怀大志的女装裁缝。刚迈入20世纪的维也纳正值太平盛世，是全球的文化和艺术中心之一(3)。当时年仅25岁的外祖父，想必也很渴望过上维也纳人的生活，于是他申请就读维也纳艺术学院，希望能在那儿学习设计高级女装的课程。区区一个来自乡下的犹太人，自然而然地被拒之门外。于是，外祖父带着那时还很年幼的母亲，决定去柏林碰碰运气。

来到柏林后，外祖父娶了第二任妻子。我只知道应该叫她“布朗外婆”。布朗外婆个头不高、体格壮实、口无遮拦、脾气暴躁……还是个醋坛子。她就是灰姑娘继母的现实版，毫不掩饰自己对继女的厌恶。自那以后，母亲再也没有得到过父爱。

事实上，外祖父在柏林的发展前景并没有比在维也纳好多少，他的高级女装设计师梦想再一次破灭了。1911年，外祖父带着6岁的女儿和怀孕的妻子来到了纽约，把家安在了纽约以北几公里的塔卡霍镇（Tuckahoe）。外祖父在小镇上开了一家裁缝铺。母亲上学的时候可谓苦乐参半。那个时候的美国，恰逢大批移民蜂拥而至，母亲所在的班上几乎都是新移民的孩子。可是因为不会说英文，母亲总是被老师忽略。

待母亲步入青春期后，她再也不会让人视而不见了。那时的母亲相当出众，她虽个子不高，但风姿绰约——金发碧眼、谈吐文雅、温柔敦厚，是一位让人愿意与之说心里话的好姑娘。可贫穷让母亲命途多舛。外祖父的裁缝铺被一把大火烧得一干二净，于是母亲不得不从高中辍学，去做法律秘书，帮助外祖父养家糊口。

在“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4)，母亲拥有众多追求者，这或许是命运给予她的一笔补偿。在追求者中，有一位学法律的年轻小伙子，尽管母亲一再拒绝他，但他还是锲而不舍。在母亲与一位富有的牙医订婚之际（家里曾传言母亲订过6次婚），“经济大萧条”开始了。一天晚上，也许因为那时正值母亲最为脆弱的时刻，这位小伙子终于对母亲追求成功了。小伙子突袭成功，他与母亲的罗曼史也就此拉开了帷幕。当然，这个小伙子就是我的父亲阿德里安。

锲而不舍只是父亲的优点之一。他英俊帅气，金发碧眼，胸肌发达，脸颊上有深深的酒窝。同样，他还很聪明，为人机灵，思维敏捷。我的祖父和祖母在19世纪90年代分别从德荷交界处和法国的阿尔萨斯（Alsace）移民到了美国，在19世纪末，二人在纽约结婚。他们的长子，也就是我的伯父伯特，是个身材魁梧、面颊红润、年轻气盛的小伙子。伯父在华尔街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在“经济大萧条”前夕，20多岁的他就已经是一位腰缠万贯的富翁了。由于娶了一位信奉天主教的姑娘，让塞利格曼家族感到蒙了羞，伯父后来被家族排斥在外。与伯父不同，父亲自幼多病，经常赖在家里不去上学。

但是后来，父亲连跳四级，以极快的速度念完了纽约城市大学的课程，并拿到了纽约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之后又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父亲和母亲在一起后，二人于1931年成婚，在当时一流的旅游胜地大西洋城（Atlantic City）度了蜜月。

随后不久，父亲做出了他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项决定。

拥有法学博士学位的父亲本该成为一名才华横溢的年轻律师，然而，当时正值“经济大萧条”的第二年。虽然律师并没有失业的风险，但全美大部分的行业都不景气，客户们甚至都付不起款。尽管还能拿到薪水，但大多数律师还是极为贫穷的。父亲刚结婚不久，在他和我母亲的眼里，未来是隐约可见的灾难，而非繁花似锦的康庄大道。于是父亲选择了一条安稳之路——去做公务员。这份工作的薪水低，没有大富大贵的机遇，但稳定，没有失业的风险。自然地，父亲也失去了与伯特伯父平起平坐的机会。

父亲的这份工作，是在纽约州最高法院担任撰写法官判决书的书记员。于是，父亲带着母亲搬离了权力中心曼哈顿，来到了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Albany）。

奥尔巴尼并非一座新兴之城。尽管它是纽约州首府，也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两位美国总统的居住地，但每到周末，那些当时冉冉上升的政治新星们都会搭乘特快列车，从繁忙的奥尔巴尼逃离，回到曼哈顿的中央车站。

17世纪20年代，荷兰移民最先落脚于奥尔巴尼，因而当时这里的一些声名显赫的富贵家族都叫坦恩·艾克（Ten Eyck）、斯凯勒（Schuyler）、范德齐（VanDerZee）、普鲁恩（Pruyn）和范·伦斯勒（Van Renselaer），还有一些叫汤森（Townsend）和利文斯顿（Livingston）。记载了当时庄园主衰败历程的庄园仍然耸立在哈得孙河（Hudson River）的上游。然而，这些古老家族最终还是被爱尔兰人夺去了政治权力。大批爱尔兰人在1845—1852年的马铃薯饥荒之后，作为劳工蜂拥而至。到了1920年，无所不能、所向披靡的政界人物丹·奥康奈尔（Dan O’Connell）让泽西市和芝加哥看上去宛如实现了民主一般，同时也控制住了奥尔巴尼。在奥尔巴尼近郊的科隆尼（Colonie），奥康奈尔在自家那简朴的客厅里，向穷困的选民们分发着20美元的钞票，而作为这台政治机器的挂名负责人，市长伊拉斯塔斯·科宁四世（Erastus Corning IV）则给这一切披上了一件绅士风度的外衣。

那时的奥尔巴尼，政治腐败，环境也肮脏不堪，“经济大萧条”使这一切更是雪上加霜。大批失业的“流浪汉”四处寻找工作。“流浪汉”们白天在街头游荡，夜晚则睡在哈得孙河岸边的硬纸板箱里——这还是在天气好的时候。在冬天，积雪可能会有一米多厚，气温在长达一周的时间里都保持在零度以下，那时对于“流浪汉”而言，生活就是如此残酷无情，那时的普通人也同样过得异常艰难。

公务员和商人构成了中产阶级，这其中有一些人来自奥尔巴尼颇具规模的犹太人聚居区。这个聚居区里有众多古老的犹太家族，他们属于犹太社会的上流阶层。他们在19世纪中期来到奥尔巴尼，在美国创建了改革派犹太教并建厂开店，成了犹太聚居区的中流砥柱，但是他们依然无法加入青睐上层人士的“福特·奥林奇俱乐部”（the Fort Orange Club）。接下来是那些一夜暴富的犹太家庭，他们初来乍到，买卖做得风生水起。他们在中产阶级中属于上层，能够加入“科隆尼乡间俱乐部”（the Colonie Country Club），但无法加入“沃尔弗特的罗斯特俱乐部”（Wolfert’s Roost）。再接着就是我们了，即公务员和勉强维持生计的商贩，我们这个阶层是不能进入“科隆尼乡间俱乐部”的，但是可以加入犹太教会。

因此，父母加入了保守的特菲瑞斯·以色列教会（T’Firith Israel）。我后来才知道，父亲其实是无神论者，只是迫于当时的形势才入了教会，母亲则极其痴迷于犹太教。父亲之所以选择信仰犹太教，其实是出于政治目的。后来，父亲在教会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他不仅担任了教会的会长，还在把特菲瑞斯·以色列教会改造为以色列圣殿教会（Temple Israel）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色列圣殿教会后来成为奥尔巴尼最具规模和影响力的犹太教组织。

各位现在应该基本知晓我出生之前林林总总的境况了吧。

曾经的问题学生

“正好赶上吃午饭。”这是1942年8月12日上午11点58分，母亲在生下我时听到的第一句话。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5)很快也会在一个更为重要的场合说出同样的话。我属于过了预产期才出生的那种姗姗来迟的孩子，这使母亲在生我之前不得不来来回回地走动以便于分娩。想来这一定让我觉得很痛苦，因为自出生后，我就再没有迟到过，而且我做任何事情都渴望一气呵成、先声夺人，这也是我一生引以为豪的一个特质。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直至尾声前，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太深的印象。可我对这段时间的记忆抱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记得那是在1945年的4月，那时战争已临近尾声，一个有着一双蓝眼睛、顶着一头浅金色卷发的小男孩正坐在自家厨房的地板上玩耍。我记得那时，家里大概有上百张出自父亲之手的照片，在所有的这些照片中，我都是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

突然有一天，我听见隔壁房间传来了伤心欲绝的啜泣声和喘息声，没过一会儿，我便看见母亲坐在屋里楼梯的台阶上，以手掩面地哭泣着。我尽力安慰着母亲，但没有什么用。母亲一直哭个不停，一直抽泣着。

发生了什么啊？这让当时仅仅32个月大的小男孩困惑不已，他唯一知道的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正深陷悲伤和痛苦，而他束手无策。多年以后，母亲向我解释，当时她应该是听到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的消息，也可能是因为更为糟糕的事——她得知所有留在匈牙利的犹太人全都被杀害了，这其中包括她大部分的家人。

或许二者兼具吧。

我无法确切地说阳光是否自那天起便从我的生命中消失了，但儿时的那些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照片，的确与在这件事之后所拍的其他照片，包括我少年时期的照片都截然不同。3岁以后，笑容便甚少浮现在我的脸庞上，更不用说灿烂地开怀大笑了，整个童年，我都紧闭着双唇，不苟言笑。想到我这一生都在与抑郁症抗争，而且从很早开始便聚焦于习得性无助和抑郁症方面的心理学研究工作，我不禁猜测，两岁时的那段遭遇一定是我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

事实上，从开始上学起我就是一名问题学生。4岁时，父母第一次尝试着把我送进幼儿园，但母亲刚一转身，我便号啕大哭，除非他们把我带回去，否则我会没完没了地哭闹。就这样，一直拖到5岁，我才正式迈进了学校的大门。

第16学校坐落在南大街，离我家仅有两个街区。它教给我们的是……好吧，什么也没有。让她们在奥尔巴尼的公立学校教书，是奥康奈尔这台政治机器针对女性群体采取的一项政治手段，如同他们也雇用了许多男性在华盛顿公园优哉游哉地栽种郁金香一样。当时，除了四处找寻工作的多如牛毛的“流浪汉”，还有众多亟须养家糊口的无业女性，而她们，便是我在第16学校里的老师。

记不清有多少时间了，我们一直都在唱关于爱尔兰的歌曲。后来，爱尔兰歌曲被一首美国民谣取代。我们在地下室上舞蹈课，围着硕大无比的焦煤火炉，边跳边唱。

我们背会了乘法表，练习了书法。“卧倒，掩护！”躲在课桌下，双手护着脑袋，以此躲避想象中的核攻击。在那些百无聊赖的日子里，这是课间休息最好玩的游戏了。不管我怎么努力回想，都记不起在四年级之前我是否曾正襟危坐地学习过片刻。

虽然在这期间，我也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可这些知识并非源自学校。我从一本集邮册中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关于这个世界地理和文化方面的知识。1920年的德国通货膨胀让我感同身受，因为我粘在集邮册里的邮票先是100万马克的，但紧接着就是10亿马克的了。从一张印着年轻国王乔治六世庄严面容的英国邮票上，我似乎看到了叱咤风云的大英帝国，而当时知道这个帝国的其他孩子都在更好的学校里上学，他们是通过阅读吉卜林的书才对此有所了解。我没费任何工夫便从一套美国总统系列的邮票中了解了美国的历史。1美元的邮票上印着伍德罗·威尔逊，2美元的邮票上印着沃伦·哈丁，5美元的邮票上印着卡尔文·柯立芝。我还曾经有满满一抽屉的漫画书，从这些漫画书中，依旧是潜移默化般地，我获得了空间科学的入门知识，提前欣赏了经典名著的一些情节，比如是什么造成了故事主人公的痛苦、是什么让其成了一名受害者，以及是什么让其获得了勇气，等等。

神童大赛与希伯来语学校

“现在进行的是冠亚军决赛。获胜的四年级学生将获得‘奥尔巴尼神童’的称号。”在麦迪逊剧院，主持人对着台下的观众说道。而此时台下坐着的家长、老师和学生多达200人，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满是期待。

“现在就剩下你们两位了。马丁·塞利格曼，你有10秒钟的时间来回答问题。请问，哪个州的州名是以‘ut’结尾的？”

“康涅狄格州（Connecticut）。”我迅速地做出了回答。

当时是1952年，我们一家心中的英雄不是被其他人津津乐道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不是艾森豪威尔，不是甘地，甚至也不是爱因斯坦和罗伯特·奥本海默（Robert Oppenheimer）。我们心中的英雄是乔尔·库珀曼（Joel Kupperman）、琼·阿丽兹艾尔（Joan Alizier）和迪基·弗里曼（Dickie Freeman），因为他们三个是“神童”。每周，家里都会出现这样一个场景：贝丝和我坐在厨房的凳子上，我们竖着双耳，一字不落地收听芝加哥最火爆的广播节目。5名参赛小选手需要通过抢答听众的问题，从而争夺“智商之王”“冷静之王”“机智之王”的称号。

我在收音机这头抢答着“神童大赛”的问题，并且总能赢得贝丝的喝彩。收音机里宣布，参加芝加哥“神童大赛”的决赛者必须是来自美国各地的选拔赛冠军。想象一下吧，马丁，你也可以赢得奥尔巴尼的选拔赛，然后挺进芝加哥决赛。

这一刻终于来临了。

“康涅狄格州，马丁回答正确。接下来，由罗科·贾科米诺（Rocco Giaccomino）来回答问题。请问，在《小辣椒》（Little Peppers）书中，一共有多少个小辣椒？”

罗科来自奥尔巴尼下辖的一个交通闭塞的偏远之地，他听到这个问题后，苦思冥想了一会儿。

“5个小辣椒。”罗科壮着胆子给出了答案。我敢保证罗科绝对是猜的，尽管我并不知道个中缘由，但换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也会说“5个小辣椒”。

“回答正确！”

于是，竞赛进入了第6个回合。

“请问马丁，《流过甜蜜的艾菲顿》（Flow Gently Sweet Afton）这首诗的作者是谁，艾菲顿这个地方在哪里？”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听说过艾菲顿，艾菲顿应该是条河吧，它是在爱尔兰吗？但在第16学校我们唱过的那些歌曲中，并没有提到过呀。

“在英格兰。”在倒计时铃响之前，我喊出了自己的答案。

“错误！罗科，你的答案是什么？”

“是在苏格兰。《流过甜蜜的艾菲顿》这首诗是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写的。”罗科的这句话为这场决赛画上了句号。

在离开剧院时，贝丝伤心地说道：“这帮组委会的人，怎么能指望一个10岁的孩子知道彭斯呢？”

我带回家的奖品是一块有着一条红色表链的米老鼠手表。而11岁的罗科赢得了比赛，最后去芝加哥参加了“神童大赛”。

希伯来语学校位于联邦大道犹太教堂的地下室里。教我们犹太史的老师个子矮矮的，有一头染成橘红色的头发，脸颊上布满了坑坑洼洼的疤。地下室的墙壁上画满了一幅幅古犹太人征服世界的粉笔画，有拔剑问天的亚玛力人，有扬帆远航的腓尼基人，还有最终倒在了犹太人长矛下的侵略者腓力斯人。

这间地下室弥漫着一种集中营特有的炼狱般的感觉。教我们的老师都是脱离了希特勒魔掌的难民。来到希伯来语学校后，我们很快便背会了以色列十二支派(6)，努力背诵着希伯来语，并轮番唱着希伯来语歌和英语歌。

如果我们背会了足够多的希伯来语词汇，就可以升一级去背诵赖施（Rashi）的作品，他是15世纪时用希伯来语解读《圣经》的解经人，可赖施用的是另一种希伯来语，我们虽云里雾里地不知其意，但还是要老老实实地大声朗读。那天，那位上了岁数、头发斑白的老师身着一套破旧的黑色西装，握着一块有着一条银色链子的怀表，双目圆睁地站在我的身边，俯视着我，而我则继续朗读着，碰到了一个之前从未见过的单词，然而我还是大声把它读了出来：“耶……和华。”

我被拎了起来并被扔出教室，最后趴在了走廊里那锃亮的木地板上。后来我才得知自己犯了罪，因为我大声地说出了上帝的名字，而我们在之前就已经被老师告诫过不能直呼上帝的名字。

在希伯来语学校的美妙时光就此戛然而止。

父亲被选为特菲瑞斯·以色列教会的会长，他把教会所在的那栋老楼卖给了“耶和华见证会”，并把特菲瑞斯·以色列教会和“耶和华见证会”合并在一起。父亲那时正忙于竞选新组成的“以色列圣殿”教会的会长。那是一场激烈无比的竞选，家里每次就餐时的话题总是围绕着绰号是“笨蛋”的基比·科布伦茨（Kibby Koblenz）。我的犹太教受戒礼被安排在1955年10月，准备在一幢新落成的大楼里举行。

随后，我的小天地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