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与迁移:学术期刊的前世与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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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宏观意义上,社会科学大部分都可以归属在模糊科学的范畴里。按照我的理解,社会科学的模糊性并非指其科学定义、理论体系建构、学术元素的不确定,而是由于社会科学的学术属性,针对某一具体的研究对象,甚至学术本体、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都很难以量化的指标给出具体的结论或者评判,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概指的、质性的推理结论。但这并不影响其学术上的严谨性。

毫无疑问,对学术期刊的研究也在这一范畴内。就如同对于哲学、宗教、语言、文学、历史等诸多学科的研究一样,学术期刊本身的学术成长大多是在一个质性的天空中形成的,对学术期刊的研究很难有一个真正符合本体的量化指标体系,更难赋予这个体系以若干真正符合本体的影响因子、权重等等。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一门学科,更不影响学人们在这个机体内择其一要,入于一径,从某一个维度开展具有量化属性的探究。长期以来,关于学术期刊的研究一直如火如荼,从事学术期刊工作的先学后进薪火以承,在学术期刊的诸多领域有许多真知灼见,使像我这样的一大批浅学者受益。记得在20年前,国内学术期刊界的泰斗们曾酝酿要为学术期刊编辑建科立学,使其正式纳入国家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那时候参加全国的高校学报会议,不断听到期刊学术界尊者大咖发出类似的声音,颇有“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感慨。后来一直以为事过境迁,为学术期刊编辑建科立学之说也随之式微,国家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建设事关各高校和全天下学子,学术期刊编辑毕竟离传统的核心学科、重点学科、基础学科远了一些,建科立学之事必是不了了之了。况且我们又处在一个学术盛好的时候,三千弱水中自取一瓢,自珍自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谁知道竟是孤陋寡闻了。后来检索资料才知道,1996年我国首批招收的编辑出版专业研究生就获得硕士学位了。关于学术期刊的研究也风生水起,一直绵绵不断,日臻成熟。此前的1991年,任定华、曹振中、周光达三位先生主编的《科技期刊编辑学导论》,作为我国研究科技期刊编辑学正式出版发行的第一本专著出版。杨勇先生在评价这本书对中国学术期刊研究的贡献时说道:“该书运用移植的方法,借助于相关学科理论试图构筑科技期刊编辑学的理论框架,并在方法论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使编辑工作定量化,为科技期刊编辑学的量化等理论研究作了开创性的工作。该书的出版,无论对于科技期刊编辑学研究,还是一般编辑学研究,从传统方法和模式起到一种全新的启迪作用,使科技期刊编辑学研究达到一定理论水平。”杨勇:《科技期刊编辑学研究现状与学科建构的思考》,见邵益文、祝国华编:《编辑学研究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5页。

前面所言,实在是对这本小书献丑的铺垫,是对这本小册子底气不足而生的“顾左右而言他”,如今回到正题。我之所以编写这本小书,一是自己从事学术期刊编辑工作16年余,有一言为快的冲动;二是也想把平时积累的零散的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系统梳理一下。如同前文的铺垫,我的这种梳理整合,是基于三个关联。第一个是建构一个写作坐标,即以学术期刊的起源、发展等历史走向为纵轴,以学术期刊发展过程中的学术变迁和技术演进为横轴,交互生成一个在历史的深度和现实的广度下的平面;第二个是体现两个维度,即质性研究的维度和量化研究的维度,前者主要是在学术期刊发展的社会学、文献学、传播学语境下的研究,后者主要是对学术期刊相关指标和数据的分析,学术指向和语境主要与统计学、经济学以及信息技术相关;第三个是兼及两个背景,即泛化的学术分析背景和区域特征下的案例研究背景。这种三个关联的写作设计,形成了现在读者看到的这本小册子的框架。当然,这个框架不一定是最好的,或者说不一定能如我所愿,能尽量地在多个层次立体化地体现学术期刊与社会、经济和科学发展的互动,但至少我做了这样的努力。

对学术期刊的研究以及系统的著述,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我从杨勇先生《科技期刊编辑学研究现状与学科建构的思考》一文中获知,中国自然科学学术期刊编辑协会(现中国科学技术期刊编辑学会)1982年成立以来,就开始组织专家、学者为科技期刊编辑学立言。1986年谭丙爆先生主编了《科技期刊编辑学》,可惜的是没有正式出版。本书在学术期刊的源头的论述上,博采众家之定论,想来必无争议,但在关于中国第一本期刊出现的考证上,出现了不同的观点。《中国期刊年鉴》杂志社常务副社长、主编段艳文在《中国期刊的记忆》一文中认为,中国第一本期刊是1815年8月5日,由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编辑、中国刻工梁发刻印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第一本期刊应为创刊于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停刊于清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的《吴医汇讲》。据考,《吴医汇讲》前后历时10年,共刊出11卷,每卷均合订为一本。陈浩元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期刊编辑界的师长,他不仅是国内期刊标准化方面为数不多的专家之一,而且也非常关注科技期刊史的研究。在关于期刊源头的研究方面,陈浩元老师旗帜鲜明地标举第二种观点,并多次在不同场合为中国期刊源头之辨鼓与呼。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期刊之首应是《吴医汇讲》的观点为我国权威工具书《辞海》和科技期刊权威刊物《编辑学报》所认可、采用。

本书并没有过多对近年来学术界类似的观点之争进行分析,主要是虑及全书的结构与篇幅。毕竟几十年的期刊历史研究中的观点之辨,在整个期刊史的发展中还是很小的一个组成部分。本书更倾向于从更远更广的时空去了解和交代期刊的生成与进化,因此,在书中谈期刊的源头是从世界说起的,试图从人类大文化和世界文化进化史中探究期刊是如果从应然走向必须,从需求社会走向社会需求,从一元走向多元。在这个单元里,还试图从科学期刊的分化过程去探求其对人类的学术进行着怎样越来越细致的介入,所以,在不同章节析述了从外国期刊到中国期刊,从期刊到社会科技期刊和大学学报,从学报到自然科学类学报和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报的分化史。试图把这一部分内容图化,使其还原成一张学术期刊的族谱图,使读者能够从我简单和粗浅的阐述中发现流淌在族系中的血脉,发现学术期刊的文化基因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突破瓶颈,在突变中不断成长的。

本书还重点关注了学术期刊的影响力。我一直认为学术期刊的影响力是一对变量关系,尤其是对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更是如此。我的这一观点可以从拉斯韦尔传播模式里找到相互支持的要素。拉斯韦尔传播模式认为良好的双向传播,传播主体与客体之间不间断的反复的良性循环是保证传播的关键,对应于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则为影响力所涉及的主体与客体。影响力的主体自然是学术期刊本身,但客体是多元、动态和复合的,可以是学术期刊所涉及的区域文化、区域经济、区域群体的受教育程度、区域产业结构甚至是区域的语言、宗教观、价值取向、美学取向等等,不一而足。所以,基于全局性的期刊影响力的分析与统计总是有失偏颇,况且进行学术期刊影响的研究分析,必须涉及一些量化指标,这正是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所谓量化属性的研究。很显然,以我一个高校学报编辑的所及所能,是不太可能掌握大量的客观样本和数据的。因此,我选择了以浙江一地为域限开展这一部分的观察与分析,得益于浙地众多同行的支持,才顺利形成了这一部分的内容。但我同时也想强调,浙江一地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及其影响力的结论,具有十分鲜明的浙江区域特色。浙江特色的高校结构、产业规模、产业结构及民众的文化习俗,都对学术期刊影响力的结论产生某方面的影响,因为,这一结论不具备典型意义和普适性,而且影响力是一个变量值,会随着期刊软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当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开始改变我们的个人理财、购物、支付方式和观念的时候,也在改变着学术期刊,当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学术期刊开始融入优先出版、网上审稿、学术不端检测、电子期刊、手机期刊、期刊App的时候,学术期刊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的进化期。但是,我一直认为,人的因素始终是第一位的,任何的现代科技都替代不了我们鲜活的、生动的、有着无限魅力的思想。

同时,我愿以我的这本小书为引玉之砖,期待学术界同仁在科技期刊编辑学本体论之外,开展更高层次、更加灵动的有关学术期刊哲学、编辑文化的研究,同时也以虔诚之心,静待着您对本书的宝贵建议和批评。

是为序。

陈雯兰

2018年仲夏于杭州下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