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庆璇如是说

在认识秀珍之前，我是一个极度推崇效率至上的人。学生时代，我比别人更早从学校毕业；在各种社会组织里，我基本上都属于“最新锐”的行列；开始写作以后，我又被誉为“多产作家”；打开苹果电脑，我不需要任何热身，立刻就能投入写作；我出门与人见面也都是由于工作需求，并且只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会去；我在路上回复邮件，在跑步机上购物；到外面参加活动时，我的信条是“付出更少的精力与时间，赚取更多的收入”。因为我的资源是有限的，我不能忍受自己恣意支配这些资源。

但如今我却有了一个极其“低效”的习惯：与秀珍在手机上谈天说地。从晨曦微露到夜色阑珊，我们在推特、脸书上交流，我们用短信或软件通信，只要是能联系到彼此的地方，我们都会絮絮叨叨地给对方写点什么。从鸡毛蒜皮的日常琐事，到颇有深度的讨论性话题，我们无话不谈，从来不用考虑“我说这些话，她会怎么想我”的问题。而且我们俩打字速度都很快，有时偶尔停顿下来，做个深呼吸，才猛然警醒这一天的几个小时已经转瞬而逝。这样跟秀珍漫聊不止，让我觉得荒唐透顶，但聊天的每时每刻都让我感到意犹未尽，总是停不下来。反省时间只有几分钟，第二天我们依然如故。

欲罢不能的我只好对秀珍说：“秀珍，再这样继续下去可不妙，我们不能再像这样聊天了，干脆我们把平时聊天的内容变成些有价值的东西吧。”

于是就有了有声读物《秀珍与林庆璇的交换日记》，以及这本书，《致生为女人的我们》。像我这样一个追求高效的人终于得以摆脱深重的负罪感，而直到此时此刻，我才真正深刻领悟到了“低效”的美好与喜悦。

生活是什么？我们依然对这个问题充满好奇，所以今后我们的谈天说地大概还会涛声依旧吧。

林庆璇
2019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