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综合国力的时代价值

纵观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自从国家诞生以来，就有了国家之间的竞争。千帆竞发，百舸争流。随着时代的发展，竞争手段日趋多样，范围日益扩大。既有硝烟弥漫的战场厮杀，也有残酷无情的商场搏杀，更有悄无声息的文化扼杀；既有经济等硬实力的较量，也有思想制度等软实力的博弈；既有客观境况的驱使，也有主观意识的推动。而竞争的实质很大程度上是各国综合国力的较量。综合国力强的国家，则执世界之牛耳，如历史上的大英帝国、当今的美国；综合国力弱的国家，则遭淘汰出局，如历史上的奥斯曼帝国、沙俄帝国等，纷纷退出历史舞台，被新生元素替代。

在此，不妨先看看过去几个世纪中中国和西欧国家综合国力的情况。13世纪初，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开始日渐下降，而此时西欧国家的地位则蒸蒸日上。文艺复兴运动在南欧半岛意大利兴起，后来逐步扩展到西欧，中世纪宣告终结。15世纪资本主义萌芽，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西欧许多国家远洋航海，竞相寻找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大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发明创造源于这些国家。1764年，珍妮纺纱机的发明标志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到来。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世界进入工业文明时代，西班牙、荷兰、英国等西欧国家在世界崛起。到17世纪时，位于亚洲的中国却一直闭关自守，封建王朝视科学知识、技术进步为异端，认为商业会危害农业根本而对其进行打压；腐朽没落的封建贵族敲骨吸髓地盘剥农民，极大地损耗了社会财富，导致国力衰弱。到近代，自鸦片战争开始国运迅速衰败，中国饱受世界列强的侵略和欺凌。从中国和西方国家综合国力的一降一升的比较，可以看出：这是开放的市场经济对闭关自守的小农经济的胜利，是锐意进取对因循守旧的胜利，是科学技术进步对封建愚昧传统的胜利，是近代工业国家制度变革对传统农业国家制度僵化的胜利。而所有这些胜利都是一个经济体与另一个经济体综合国力较量的结果。

由此看来，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十分重要，它对该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对参与国际竞争、谋求生存和发展以及国家间交往等，甚至对国家的生死存亡都有着关键的影响。当今世界，国家间利益交错的网络空前复杂，相互博弈的模式无不以双方的实力为考量，正所谓“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国家决策层在制定国家大政方针时，国际政治专家、军事战略专家和经济学家等在研究和提供政策咨询时，都需要考虑国家综合国力这个重要指标。

进入21世纪，人类社会更是进入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时代。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是一个永恒的现象。落后就要挨打，发展与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将成为一国争取未来国际地位的重要基础和为国民福祉做出重要贡献的标志，世界各国都在为增强本国的综合国力而研究对策、采取措施。在这场以增强综合国力为主战场的“战争”中，哪个国家能抢占到战略“制高点”，它就可能在战略上更占优势，政治更加兴盛，经济更加发达，军事更加强大，科技更加先进，文化更具生命力，就更有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唤醒了中国和平崛起的愿望，但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也必然面临与他国的竞争与博弈。

纵观历史上大国强国之间的竞争，大国的兴盛无不与高度重视发展强大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和提升政治制度、文化等软实力相关。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先后崛起的国家，在历史兴衰和发展综合国力方面是典型的代表。为什么崛起的是这几个国家而非其他国家，为什么它们又先兴后衰。回溯漫长的国家发展史，不知有多少能人志士历尽艰辛去探寻其中的逻辑线索，产生了若干启迪今天的鸿篇巨制和震撼人心的史实。这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与和平崛起定会产生有益的影响。

在上述几个国家中，最值得后起国家借鉴的是在不同时代的强国。按历史的先后顺序、所处时代的综合国力来看，典型意义上的强国是以下三个国家：荷兰、英国和美国。

首先，看看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后的荷兰之所以称霸欧洲，靠的是富有的经济、军事上的海上霸主地位以及先进的政治制度。经济上，当时荷兰财富的积累主要靠其发达的国内商业、海外贸易和先进的金融制度。17世纪荷兰已发展成为航海和贸易强国，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和贸易据点。1602年，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成立。到17世纪中叶，荷兰联省共和国的全球商业霸权已经牢固地建立起来。此时，荷兰东印度公司已经拥有15 000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到全世界贸易总额的一半。另外，荷兰还成立了西印度公司，与西非和美洲进行贸易。西印度公司管辖当时的新阿姆斯特丹，即现在的纽约。那个时候悬挂着荷兰三色旗的商船游弋在世界的五大洋中。当时，全世界共有2万艘船，荷兰就有1.5万艘，比英法德三国船只的总数还多。1648年，荷兰已达到了商业繁荣的顶峰。这段时期被称为荷兰的“黄金时代”。延续一个世纪的荷兰经济奇迹造就了欧洲的“第一个现代经济体”。军事上，荷兰依靠庞大的海军舰队建立起海上霸主地位。政治上，荷兰靠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制政体，共和制政体的分权性质“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而且贵族势力收缩，人民享有较多的自由空间。这不仅有利于城乡之间的开放流动，也有利于个人灵活地选择职业，优化了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资源的配置。另外，宗教文化等政策使得人才随移民大量流入，这些经济社会的制度创新都大大激发了国家发展的活力。

其次，看看近代史上的主角大英帝国。这个曾经在历史上建立起比自己的国土面积大一百多倍的“日不落帝国”，堪称人类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国家之一。从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起步，19世纪中期它成为世界级的殖民大帝国，19世纪后期开始衰退，并最终于二战后将世界霸权让位于美国，它占据世界综合国力最强盛的霸主地位长达300多年。300多年鼎盛的大英帝国面积之广大，堪称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如此庞大的大英帝国固然有其经济实力和坚船利炮这些“硬实力”做支撑，然而也在于英国有民主、科学、艺术、议会制，有宪章运动、工业革命、光荣革命，有牛顿、达尔文、莎士比亚、亚当·斯密等这些思想文化的“软实力”。“由软生硬”，软硬相得益彰，由广泛的思想、科学、艺术、制度等这些软实力作为基础和源泉，产生了巨大的社会财富和国家军事力量，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枪炮武器推动英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在全球扩散，以此促使英国称霸世界。大英帝国当时之所以成为世界霸主，得益于其在综合国力发展上的三个因素：一是积极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海外贸易，二是因海外贸易产生军事争夺而获得海上霸权，三是率先建立民主政治体制，其中以经济增长为先导。三方面相互促进。

最后，看看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美国自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当作“自由的灯塔”，坚信自己的“天定命运”是领导整个世界，把人类引向“新的耶路撒冷”。这一愿望终于在二战结束后实现，美国登上世界强国宝座，成为超级大国，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今天的美国虽然非常强大，可历史上的美国并不怎么强盛。正如兰德尔·伍兹所说的，可以说美国曾经是“三等国家，被认为在世界上不会有什么影响”。1898年的美西战争，美国胜出，通过这场战争，美国不仅夺得西属殖民地，也拉开了美国殖民统治时代的序幕，美国逐渐成为一个新生的全球大国。然而，美国的强国之路有其独特性。从政治上看，美国从建国起，一大批政治精英就思考如何让美国崛起，从设计政治制度开始，明确宣布美国选择民主宪政体制，摈弃欧洲各国风行的传统的皇家王朝体制，以民主宪政制度保证美国社会的自由、民主与私人权益。从经济发展看，美国依靠充足的资源，从工业制造入手，工商立国起步，充分利用移民政策注入新能量，获取来自欧洲的充裕资本和技术，于19世纪80年代完成工业革命。从地缘政治看，两个大洋的安全屏障使美国免受战争与地区冲突的影响。通过利用这些优良的条件，美国在经济上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在军事上进行领土扩张，综合国力逐步增强。

美国的经济实力在19世纪末已经跃居世界首位。20世纪中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给美国提供了建立霸权的机遇，美国财富一度占世界财富的40%，在工商业、金融等方面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并通过主导欧洲的战后重建，美国国力进一步强盛。美国的军事力量也大大强于世界其他国家，它在全球建立战略基地，并拥有向世界大部分地区投送兵力的能力。美国不仅拥有影响和操控其他国家的实力，也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意愿。到二战结束后，欧洲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原来的老牌欧洲列强已经守不住自己的阵地，英法等国只好退出世界政治舞台中心。伦敦《经济学人》杂志曾尖刻地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已经不是美国的平等伙伴了，也没有能力与美国平起平坐，……希望美国人尊重我们的利益，……我们仍得接受他们的领导”（1956年11月17日）。在这种极其有利于美国发展的世界环境下，20世纪成为“美国的世纪”，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新秩序横空出世，无论是现在的联合国机制，还是美元本位制的世界货币体系，乃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和世界贸易组织（WTO），都是美国领头设计的全球政治、经济机构，成为美国赖以控制和管理世界经济的得力工具。

在获得超级地位后，美国加快发展，成为全球经济最强国家，其经济总规模曾达到世界的一半，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济规模仍占世界的四分之一左右。有了强大的经济支撑，美国军事力量的影响遍及全球，美国也逐渐充当了“世界警察”的角色。武装到牙齿的“世界警察”是需要强大的硬实力作为支撑的，即靠强大的经济金融力量、尖端的科技能力和打遍敌手的军事实力，除此还需软实力的支持。美国软实力中的制度和文化的吸引力、对国际机制形成与演变的影响力异常强大，大多数现存国际机制是由美国主导建立的，这为美国霸权提供了便利的权力资源。美国社会所推崇的自由、独立精神，开放和创新等元素使之聚集了全世界的科技和艺术人才，这也是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重要因素。

纵观历史上大国兴衰背后的综合国力的发展规律，总能找到一个国家如何提升自己综合国力的手段。上述三个国家的共性都是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和思想文化、政治制度等软实力的同步强大，软硬实力相得益彰。换言之，一个国家如果只有经济军事上的强大而没有文化上的强大，那它依然是“跛脚鸭”——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其综合国力仍谈不上强大。

如何找到通向强国的道路，实现强大综合国力的目标是关键。目标的实现需要恰当的手段，在施展手段实现目标的过程完成之前，决策层乃至整个社会都需要清楚地知道自身综合实力到底如何，并对标发达国家。我国的综合国力与先进国家有哪些差距，具体差距有多少，差在哪些方面？要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就要对整个国家的实力进行考量和综合分析。其中，必然涉及数量指标和定量分析，只有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找到适当的计量模型，综合国力的研究才具有现实意义。

对综合国力进行定量测算模型设定的研究，西方国家开始得比较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与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接触与交往日益广泛和频繁，国际交流和相互渗透在不断加强。第三次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一系列思想、观念、知识、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变革，加深了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以及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人们对原来所持的绝对主权、国家本位主义的绝对国家利益观念有了改变，而是逐渐认识到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较量是以综合国力为基础的。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东西方两大对抗集团对峙日益加剧，形成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对峙的两极格局。美苏双方，一方面，由于其都拥有核武器威慑，以两国为首的两大集团的生存利益与安全利益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以共同生存为前提；另一方面，它们又需要通过增强各自的综合国力来获取竞争优势，从而在实际力量的对比上达到其威慑的战略目的。在这种大环境下，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西方国家在制度、科技、经济发展、企业管理等方面，似乎比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更具灵活性，它们更知道，国家竞争背后可测量的综合国力更具决定性。因此，西方发达国家对综合国力的理论研究遂开始由定性研究向定量探索的方向转化，通过定量分析提供更为直观、更能互相比较的数据。这一进展使当代综合国力理论研究在方法上有了一次重大飞跃。

第一次对综合国力进行定量测算的是J.P.考尔，他先将国力要素分解为领土面积、人口、钢消费量、总军事力量等几个指标，然后经加权平均计算得出综合国力指数。按照这一方法，考尔利用1967—1968年的资料对几个主要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了测算。这段时期在定量研究上富有创见的还有德国的威廉·富克斯教授、美国的克莱因教授以及美国国会研究防务问题的专家约翰·M.柯林斯。其中，前两位明确列出了综合国力的测量模型。到了20世纪80年代，综合国力基本理论和测算模型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日本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在测算模型方面的建树超过了美国。1987年日本研究机构发表了调查报告——《日本的综合国力》，研究人员创立了国力评估体系，采用比较评分和加权算术平均的方法，利用1985年的资料对主要国家的综合国力进行了测算。另一日本学者福岛康仁在克莱因国力方程的基础上，提出了修正国力方程模型。类似克莱因的国力方程，英国学者罗伯特·汤普森也提出了评价综合国力的公式：国家实力=（人力+资源）×意志。

相比西方国家对综合国力的研究，我国对综合国力的认识与研究相对较晚。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思想逐步解放，我国开始重视科技在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不断引进国外各类先进知识和技术，学术研究开始探入深处，并逐渐向国际前沿靠拢。综合国力的理论研究得到重视，各类研究机构和大学纷纷参与综合国力的理论研究和实际测评。此时，中国才真正有了综合国力理论及测算模型的研究，以黄硕风、宋瑞玉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分别在理论和测算模型上取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国在综合国力测算模型研究领域方面的空白，理论架构和研究方法也逐步丰富起来。

从历史和现实看，综合国力理论及其测算模型的研究非常广泛。世界各国政府、军事单位、科研院所、智库乃至国民无一不关注，许多国家的大型机构都在投入大量人力财力对其进行研究，试图率先找出提升本国未来综合国力的捷径，为本国在全球综合国力竞争中取胜提供智力支持。

美国的著名研究机构兰德公司，主要从事关于全球各国的国情国力及军事外交等方面的秘密研究，把研究成果提供给政府作为决策参考，同时也向全球公开提供部分研究成果，并定期对世界各国综合国力进行排名。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不仅从事本国国情国力的研究，还对世界超级大国的综合国力进行研究。

中国也有从事综合国力的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国家软实力研究院等学术智库，它们也在从事中国的国情国力和世界主要国家的综合国力研究，通过研究发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急需关注的重大问题，并提出建设性意见与对策。

总之，综合国力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战略研究的中心议题。然而，这一中心议题的研究是一项非常复杂和艰巨的工作，不仅涉及综合国力的基本理论和一个国家在各个方面的实力评测，也包括如何对各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水平进行比较，还包括如何根据国际形势和本国的国情国力情况制定出增强本国综合国力的对策，等等。

可见，综合国力研究课题是一个运用各类基础性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进行交叉综合分析的应用课题，开展综合国力理论和测算模型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应用。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测算模型，似乎较为强调一国当时的综合国力状况，国与国之间的横向对比，以及把综合国力与其他领域结合起来研究，而对一个国家未来某个时间点的综合国力进行预测不是很常见，或者影响力微弱，不见经著，预测模型构建方面的文献资料更是难以寻觅。因此，很有必要开展综合国力预测模型方面的专题研究。当然，预测往往很难那么准确，只是给人们一个框架、一个预示、一个未来远景，让人们有一个预期、一个信念，并为之提前做好奔向那个目标的思想准备和战略前瞻。本书试图在对前人研究成果进行分析选择的基础上，通过规范提炼与实证检验，建立一个侧重于未来综合国力的测算模型，并把它应用于对2049年中国综合国力的研究上。

这一预测性研究不是凭空想象，而是具有实际依据，可以用历史的数据和经验教训推测未来的可能情形。但需要说明的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建立在经济腾飞的基础上。中国加入WTO之前，特别是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的综合国力弱小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长缓慢，总量小，经济实力弱。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带来经济总量的积累，使经济实力得到巨大提升，这也为未来中国的综合国力达到一个更高的标准奠定好的基础。理由如下：1979—2009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9.9%，尤其是2001—2009年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7%，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从1.8%上升到9.5%。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不断上升，1978年仅为2.3%，与美国相差35%,2003年是4.6%，到2009年上升到7.8%，仅次于美国（22.6%）和日本（8.06%），居第三位。而到2010年初，根据世界银行计算，中国对世界GDP增量的贡献率增长到14.5%，成为全球第一大贡献国和第二大经济体。援引高盛公司数据，2000—2010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累计贡献率已经超过20%，高于美国，外向型经济上，2010年进出口贸易额上升为全球第一位，外资吸引力和外汇储备的形势喜人，1979—2010年，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累计达10 600亿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中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超3万亿美元，成为全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经济增长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综合国力增强的问题，经济快速增长对综合国力上升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研究讨论经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探究综合国力的提升问题。按照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长率6.5%~7.5%来测算，并考虑一定的不确定因素。例如，考虑到出口外向型经济的变数、投资拉动型经济的不可持续性、产业结构转型及环境资源等承载能力的诸多因素，有可能导致中国整体经济结构必须调整、增长率必然下滑，平均增长率暂且按4.5%左右计算；而同期的美国属于消费型经济体，第三产业发达，其综合增长率不应超过中国，根据历史记录平均，2025年到2050年其经济增长率应该不超过2.5%。据此，对比两大经济体的现有基数和增长率，最终测算：到21世纪中叶，中国很有可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对此，国内外学者也有诸多论证，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到2030年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相关学者的论述如下：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2009年在主题为“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的演讲中指出，中国要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还需要20年时间，即2030年左右。

2011年5月，波士顿咨询在北京发布题为《10万亿美元的挑战：打造中国企业竞争力，实现世界一流生产力》的调研报告。报告预测至2030年中国GDP将达到17.7万亿美元，比2010年增长超过10万亿美元。这一增长不再可能由廉价劳动力的规模导致，而应由投资和生产效率的提升所产生。

2012年11月，世界经合组织发布了一份题为《展望2060：远期增长的全球视野》的报告。报告称，中国可能最早会在2016年就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这种结论没有考虑中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问题，仅仅从过去10年的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来推算，显然有失客观。

2012年12月10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发布一篇报告，题为《全球趋势2030：可能的世界》，预测中国在2030年以前将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欧洲、日本和俄罗斯经济很可能会继续缓慢地相对衰落。

同时，也有很多国内学者认同中国将在未来的20—40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相关论述如下：

2009年10月，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提出，到2030年，美国和西欧的GDP总量将分别达到全世界经济总量的17%和13%，而中国将达到23%左右，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2010年2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李善同发表文章《“十二五”时期至2030年我国经济增长前景展望》，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均GDP将超过13 000美元，经济总量达到17万亿美元左右。

2010年5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夏斌预言：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面临四大历史机遇，中国经济的总体实力到2030年左右可能将赶超美国。

2011年6月，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唐任伍发文指出：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超越美国，关键在于中国经济高增长模式能否延续。如果中国继续保持过去30年那样9%以上的年增长率，那么在2030年到来之前，世界经济版图就有可能被改写，21世纪的后半个世纪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世纪”。

2011年9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使用了三种评估方法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相当于美国的2—2.2倍，如果美元贬值，人民币出现较大幅度升值的话，可能会超过2.2倍。

2012年8月，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的林毅夫说，到203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国相当。美国当时的140家世界500强企业可能降到80家或70家，而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很可能从57家变成120—140家，努力一点还可以到150家。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到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很可能占到全球的25%。

2012年11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毛振华认为，中国迈入中等发达国家的门槛，仍会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并逐步优化社会消费结构，依靠国内消费市场，在较高的社会保障之下，劳动力价格得到较大幅度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将相对放缓，外贸出口占GDP的比重会逐步下降。

从以上国内外学者的论述来看，很大一部分人认为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有希望成为世界第一。但也有不同声音，认为中国到2030年赶超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是在当前不变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下的设想，依据的仍然是中国的经济能保持较快增长，没有考虑国内方面的环境承载能力、资源能源供给、人口老龄化等不确定因素，也没有考虑全球经济走向以及可能出现的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全球经济结构调整等影响因素，特别是没有考虑美日欧的消费经济发展态势改变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但国内外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到2040—2050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和改革的深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因素逐步完善，经济结构调整逐步到位，体制机制运转实现良性循环，加上中国中产阶层成为社会主体，文明程度大幅提升，经济稳定增长的社会基础形成，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概率超过50%。

持有这种观点的国外学者的研究有：

高盛集团经济学家多米尼克·威尔逊（Dominic Wilson）撰写的《与BRICs一起梦想：展望2050年》的报告，在全球曾引起很大反响。在这份报告中，他预测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将在2050年前超过发达的六个国家（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简称G6）。到2050年，在G6中，只有美国、德国和日本可能位于世界六大经济体之列。高盛的上述报告还提到，中国经济可能在2039年超过美国，到2041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乔根·兰德斯著的《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一书，对中国未来前景有乐观估计。他认为，由于中国政府对投资领域的强有力控制，它有可能为增强国家的未来综合国力而配置资本，中国有明确的增加公民收入的雄心，加上对环境领域不断加大的投入，中国还将在能源、粮食和其他基本资源自给自足的道路上取得显著的进展。他甚至预言：“中国在2052年将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同时，中国向经济主导地位的过渡将是和平的。而美国将在相当长时期内陷于停滞；欧洲的人均消费水平到2052年只会有小幅度的增长；金砖国家如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以及另外10个大型新兴经济体，将以正常速度取得发展，但全球气候将为此付出代价。

世界经济学人集团2015年发布的经济预测报告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报告称，到2050年，中国GDP将达到105.9万亿美元，美国达到70.9万亿美元，印度为63.8万亿美元。

国内研究机构和学者也对2049年左右的中国经济进行预测，主要有：

中国科学院早在2009年就对4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做了较客观的预测，其发布的中国发展路线图预测：2050年中国将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行列，成为政治、经济、社会、精神、生态五大文明高度发达且高度开放的国家，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经济保持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科技创新能力居于世界前列，全国人民过上富足安康的生活。

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教授的《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以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为研究对象，认为到新中国成立百年之时，在GDP总量和人均GDP上，中国都将成为世界领先国家。

从综合国力的角度来看，当前美国无疑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我们也有理由、有自信认为中国经济规模在未来二三十年有超过美国的现实可能。也就是说，到2049年中国成为超过美国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可能性很大，但综合国力与美国的差距依旧长期存在。未来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能否转化为相应的综合国力，不是简单的算术题，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转化过程，经济强不一定综合国力就强。尽管一些学者很乐观，认为中美国家实力的鲜明对照是疲惫不堪的超级大国美国面对迅速崛起的中国，但这些观点被认为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盲目乐观。我们仍然要对中美实力差距保持清醒的认识，尽管美国面临着霸权衰退，但仍拥有相对于中国的众多优势。相对于其他大国而言，美国在经济、军事、科技、教育、创新、科技人才等方面仍有很大优势，其文化、政治和社会制度影响力之强大亦非其他国家所能轻易赶超，中国短期内也不可能与之比肩。但中国综合国力应该会伴随经济快速增长呈现绝对的上升趋势，至于如何上升，上升幅度大小是一系列需要研究的复杂问题。

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必然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国外的各种研究机构和官方都在分析预测中国的国情国力走势。中国经济是否能保持稳定增长，是否能转化为强大综合国力，这些都成为国外许多人的话题，有赞扬中国的声音，也有诋毁、污蔑中国的不和谐之调。一时间，“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政治不确定论”“大国责任论”等诸多论调甚嚣尘上。与此同时，美国开始把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地区。2011年11月19日，美国首次以正式成员国身份参加东亚峰会，这是美国战略东移的重要标志。

美国战略东移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双边安全联盟；深化美国与新兴大国（包括中国在内）的合作；参与地区性多边制度；扩大贸易和投资；打造有广泛基础的军事存在；促进民主与人权。美国战略东移以抓住亚太世纪的机遇和应对中国崛起的挑战为核心议题，以巩固和发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为核心目标，其主要目的是平衡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和地区影响力。美国认识到与中国合作的收益，但更忧虑中国崛起带来的严峻挑战，把维系其主导的地区均势不被打破视为东亚战略底线。为了防止这个底线被突破，防止中国国力强大对美国形成潜在威胁和直接挑战，美国全面加大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和资本投入，加紧价值观渗透，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存在，加大了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不但继续阻挠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统一，而且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等各方向加强对中国的战略遏制。

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与近几十年来国际风云变幻密切相关。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界格局经历了倾覆、分化和改组，苏联解体、欧洲衰落、美国掌控国际体系能力的相对衰退，历史大潮将亚太地区变成了全球地缘政治博弈的中心，也将尚未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中国推上了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伴随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就，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迅速提高，对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和平与安全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之下，2049年之前中国的发展情况将对中国和整个国际社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如果中国经济的发展势头得以保持并增强，再加上具有良好的国内社会发展环境和国际和平环境，到21世纪中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将一定能实现。当然，中国的崛起也不可避免面临来自各方面的挑战，需要我们时刻警惕。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国家的命运与综合国力的提升密切相关。因此，研究2049年的中国综合国力很有必要，它可以提醒中国人：我们的担当是什么，未来我们需要做哪些改进，也可以有力地回应那些毫无根据的评论和徒劳无益的“围堵”。

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根据我国国情和人民意愿提出具有科学性、导向性和感召力的奋斗目标，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推进国家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改革开放以来，从“三步走”发展战略到中国梦宏伟蓝图，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奋斗目标有力地引领中国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并将继续创造中国经济发展奇迹。

“三步走”战略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提出的第一个现代化发展战略。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明确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离2049年还有不到30年的时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30年弹指一挥间，而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30年可以做很多事，我们不应虚度年华。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每一个公民应奋发图强，尽自己所能做出贡献；我们的国家要紧紧抓住这个宝贵的战略机遇期，推动经济贸易、政治法律、国防外交、科教文卫等不断发展，力争到2049年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国力强盛、社会和谐、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