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导言 适用的答案

雷诺兹·普莱斯

美国从来就不是个喜爱阅读的国家，更遑论所谓的文学性小说了。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唯有两位杰出的小说家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名字——欧内斯特·海明威和杜鲁门·卡波蒂。而这两位作家之所以获得此等可疑的荣耀靠的又都不是他们真正杰出的作品。海明威——身材魁伟、蓄着大胡子、咧开嘴微笑——是通过《生活》、《观看》和《君子》杂志抵达大部分家庭的，手里要么拿着钓竿要么握着猎枪，再要么就是在一头即将被杀死的倒霉的西班牙公牛身旁。卡波蒂则是在出版了那部如实描述堪萨斯乡村一起灭门谋杀后，即刻成为众多电视脱口秀节目的明星的（以他那矮小身材和尖锐的嗓音）——一直到他因为沉溺于酒精和药物，变得只是他过去的一个浮肿的影子以后他仍旧能维持这样的令名。即便时至今日——在海明威于一九六一年开枪自杀、卡波蒂于一九八四年死于持续不断的自我糟蹋以后——他们最好的作品仍旧继续被一帮有理由对他们愤愤不平的批评家和读者严重地诋毁。然而，海明威为数众多简洁明了的短篇小说和至少三部长篇都近乎有史以来最完美的散文作品，而卡波蒂留下来的不但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罪案记录，还有为数不少早期的虚构小说（三部小长篇和几个短篇）等待着赢得他早已获得的热切关注和恰如其分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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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波蒂的短篇小说尽数收集于此；创作的时间涵盖了他大半的创作生涯，直到《冷血》那毁灭性的大获成功，当时是一九六五年，他才刚满四十岁。通过对那个引人入胜的犯罪故事出色的自我宣传攻略，卡波蒂不但登上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咖啡桌，而且登上了每一块电视屏幕，而后又进一步成功赢得社交界时髦人士以及永远吃不饱饭的时尚女王们的青睐，由此正式步入他早年徒然渴望却一直未得其门而入的上层社交圈子。

不久他就宣布，他打算写一部就像马塞尔·普鲁斯特描述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法国上层社会那样无情地检讨美国富人阶层的长篇巨著。而且他有充分的理由将他的计划付诸实施。然而，有一个因素卡波蒂似乎从未加以讨论，甚或从未公开提出来过，对于他最终丧失他的洞察力（如果他原本曾拥有此洞察力的话）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普鲁斯特所描绘的是一个基于血缘的社会，是基于长达几个世纪的金钱、财产以及对他人的生命拥有生杀予夺的真实权力，从而在法国社会当中确立起无可撼动的显赫地位的那个阶层。而卡波蒂的那个社会却只是摇摇欲坠地建立在金融财富这个脆弱而且归根结底无关紧要的基础之上的；可以炫耀的唯有时髦的衣着、房屋和游艇，以及偶尔的肉体之美（女性通常都是美的，而男性却极少如此）。对于这样一个世界所进行的任何长篇的虚构式研究，都极有可能会因其主题根本性的琐碎无聊而终于导致内部的崩塌。

当他终于从几轮令人筋疲力尽的狂热社交和性爱活动中浮出水面，开始发表他这部长篇小说——连两百页都不到——的几个片段时，卡波蒂发现他自己一夜之间就几乎被他所有的富人朋友给抛弃了；他于是逃避到最伤身体的药物、滥饮和性交所构成的梦魇隧道当中。其间虽有过几次复原的努力，他的沉迷却唯有更为加深；当他在极端痛苦的精神状态下英年早逝之际，他留下来的只有他号称已经写了厚厚一沓手稿的伟大小说当中寥寥无几的数页。即便他当真写出了这厚厚的一沓，他也在死前亲手毁掉了（他最亲密的几位朋友都倾向于否认这部作品已经写出大部的可能性）。

卡波蒂的人生竟然画出这样一条悲剧性的弧线，任何人都会忍不住去猜测其悲剧的成因，而我们对于卡波蒂早年生活的了解又向我们提供了几近完美的图表，因为任何弗洛伊德的学徒都确信灾难性的成年生活必然是悲惨的童年不可避免的产物。杰拉尔德·克拉克那部细致精心的卡波蒂传记所描绘出来的恰恰就是这样一幅错位、孤独以及情感匮乏的童年、青年和成年早期的图景。幼年的杜鲁门实际上是被一个过于年轻又喜欢性爱冒险的母亲和一个粗鲁的父亲给完全抛弃了，他们把他扔到亚拉巴马的一个小镇，让他跟一屋子的未婚表亲们生活在一起（这些表亲和邻居至少为他提供了不少优秀短篇的题材）。

当他母亲终于再嫁，想到要把他召唤到她在康涅狄格和纽约的家中同住时，他已经进入了青春期。他母亲要他随继父姓，将他原来的姓氏由珀森斯改成了卡波蒂，他继父乔·卡波蒂是个颇有魅力却喜欢拈花惹草的古巴人。杜鲁门是个体质孱弱的男孩子，他那明显带有女气的嗓音和举止让他母亲忧心忡忡，他在几所条件优良的北方学校就读，可是除了阅读和写作之外所有的课目都一塌糊涂。然后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名作家，决定不去读大学，而是在《纽约客》的艺术部找了份小工作，从此投身于大城市所特有的几个彼此之间相互排斥的写作和夜夜狂欢的社交圈子，开始认真写起了小说，并由此少年成名。

本书所收的几个最早的短篇反映出他对几位同时代作家的阅读和借鉴，尤其是他的几位南部同乡：来自佐治亚的卡森·麦卡勒斯和来自密西西比的尤多拉·韦尔蒂新近发表的短篇小说。卡波蒂的《米丽亚姆》中或许显得过于明显的怪诞和《银瓶》中对于小镇智慧的偏爱，都令人想起麦卡勒斯本人的早期短篇小说。而他的《物形》、《我对这一事件的立场》以及《过生日的小孩》或许完全可以被认作韦尔蒂尚未完全写完的短篇小说，尤其是《我对这一事件的立场》，跟韦尔蒂著名的《为什么我住在邮局》几乎如出一辙。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既然卡波蒂的童年就是在跟韦尔蒂和麦卡勒斯几乎一模一样的中产阶级白人世界中度过的——就连具体的家庭环境都不可思议地酷似韦尔蒂在多篇喜剧性独白中所描绘的情景，像他这样一个极富天才的年轻作家写出这样的短篇小说也就理所当然了，即便是他从来都没有读过韦尔蒂或者麦卡勒斯的小说（韦尔蒂曾亲口告诉我，她一九七二年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乔治·普林顿曾建议采访者向她提出她对卡波蒂早期作品的影响问题；而她拒绝讨论此类问题，她无意于迎合任何有关别的作家曾师法于她的说法）。

不过大体说来，至迟到四十年代晚期，卡波蒂小说创作的声音已经明显是他自己的了。他那第一部既怪异又强劲有力的长篇——创作于一九四八年的《别的声音，别的房间》——事实上是在现代美国南方哥特式风格渐趋穷途末路那已经因袭呆板的地基上，异峰突起了一幢具有不容置疑的原创性的华厦，直到现在，也仍旧是对他自身早年的孤独以及他在面对性爱和家族秘密时所感到的困惑而苦痛的强有力的断言，这种苦痛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侵害他的信心，而他后来即便是在艺术、社交和金钱上取得了如此重大的成功，却终不免在极度痛苦的羞辱中彻底崩溃，究其实这仍旧是罪魁祸首。这同样的困境和苦痛也部分地表现在像《无头鹰》、《关上最后一道门》和《夜树》这样的短篇小说当中。

不过，鉴于当时同性恋对于卡波蒂已经是一种令他痛苦难安的日常现实，鉴于当时美国的各大杂志仍旧竭力避免对于这一问题进行坦率的描写，我们现在也许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些早期的短篇都普遍缺少一个明确的情感中心。假如他写这些短篇的时候就已经像他这第一部长篇这样力图坦率地处理同性恋的主题，那这些短篇也就几乎肯定是无法公开发表的，更不用说是在被广泛阅读的各大女性杂志上发表了，而这些女性杂志正是当时大部分最优秀的短篇小说的中心阵地。直到他的第二部长篇——一九五一年的《草竖琴》——他才终于找到了一种成熟的方式，将属于他自身过去的那些重要的经验成功地融汇于虚构的小说，使小说在虚构当中又回响着令人信服的个人真实。那些过去的经验避开了性意识，而是集中于他在童年时期所获得的能够深深激励人心的爱心，这种爱心来自他的一位特别的表亲以及他和那位朋友在他们的游戏和祈祷中经常出入的那些地方。他的这位表亲就是苏克·福尔克小姐，她一心关怀他人，几乎从不考虑自我，以至于很多人都觉得她头脑简单，其实她只是（令人钦佩地）心地单纯；在年幼的卡波蒂跟她同住的那些岁月当中，她给了他高贵的爱心这一无价的礼物——这是他的父母和所有更近的亲人都未能给予他的。

在这些短篇小说当中，以情感的深度和精湛表达而论（干净和明晰是卡波蒂最有代表性、最值得注意的文体特征），最值得称道的当属他著名的短篇《圣诞忆旧》以及相对不太著名的《感恩节来客》和《某年圣诞》。《某年圣诞》这个短篇对于当今的口味而言或许稍嫌有点过于甜腻，不过它却几乎同样感人地揭示了卡波蒂另一个童年的创伤——由不负责任又疏远冷漠的父亲所造成的创伤。更多的美国人可能通过一部出色的电视电影，更加熟悉《圣诞忆旧》，其中杰拉尔丁·佩奇的表演可圈可点；不过任何展读这篇小说的读者，都会真正见识到一种远比任何荧屏上的表演更加罕见的杰出技艺。就这么有限的几个人物、这么简单的情节和情感，稍不留意、稍欠火候，都有可能处理得恶俗和甜腻，而卡波蒂通过他那极端纯粹、清晰的文体以及对于极端简洁的叙述节奏的超群把握，完全杜绝了陷入感伤主义的丝毫可能。我们能想到的恐怕就唯有契诃夫这一位作家，在面对类似的题材时可以说具备了同样充分的天赋才能。

不过，一旦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传达情感广度的才能，卡波蒂就不再限于讲述他大体真实抑或纯属虚构的童年记忆了。就跟很多小说家一样，随着他的日渐成长，他的短篇小说也越写越少了——短小的篇幅已经难以轻易地容纳越来越错综复杂的生活了。不过仍有一个短篇，写于一九七五年的《莫哈维》，既出色又可怕地展现出他在混迹于富人阶层这些年里所获得的洞察力。这是从某个角度对可憎的富人世界的迅速一瞥，这样的作品假如他能多写出几篇来，我们也就不必为纷纭传说中那部终未能成形的长篇巨著而深感缺憾了。

或者，假如他在离开他最优秀的长、短篇小说所赖以产生的南方源泉几十年后，他并没有因此而失去继续描写那个最初世界的兴趣或者能力，我们也就同样有更多的理由对他的创作心怀感激了。尽管如此，即便以卡波蒂实际上已经取得的丰富多彩的创作形式和成就而言——包括《冷血》在内的小说创作以及数篇毫不含糊的随笔作品——整个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也唯有极少数几位美国同代作家能够真正跟他媲美。

这个瘦弱的男人虽然在其创作生涯的孤独的早年曾经装扮成一个新奇的小丑，又因为饱受过去经历的重压而最终变成一个癫狂的公众的小丑，但他仍旧给我们留下了足够多的一流作品，使他在去世整整几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占据着一个崇高的位置，一个他那瘦小并备受鄙视的身躯从来都未敢预料的地位。一九六六年，在他已经宣布要创作一部长篇巨著，而且已经为此而拿到了出版社的高额预付金后，他说他已经将这部作品命名为《应许的祈祷》。他还说“应许的祈祷”是他从阿维拉的圣特雷萨[2]的格言——应许的祈祷跟未曾应许的祈祷相比，需要倾洒更多的泪水——中截取的一个成语。虽说杜鲁门·卡波蒂的一生中，极少有迹象表明他确曾向上帝或者某位替代性的圣人——不管是某位极度虔诚的西班牙神秘主义者还是他天真淳朴的表亲苏克——认真祈祷过，不过他终其一生对于赢得名声和财富的追求可以说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他还未满四十岁，这两个目标就都已经实现了，伴随着心血来潮的奢侈挥霍与彻底的伤心绝望。

在他最后的劫难中，这薄薄的一本短篇小说在卡波蒂看来或许只是他壮志未酬迈出的第一步；但是在表达人类感情的竞技场中，它们却代表了他最为辉煌的胜利。他的一生命运多舛，充满了苦痛，苦痛的根源首先是来自恶意玩忽职守的父亲和压根就不该生儿育女的母亲，其次也源自他对自己的纵容，不愿克服他的各种私欲，尽管如此，他仍旧在英语散文的战场上赢得了这些优秀的短篇小说，这些处于巅峰状态的作品足可以一直充当抚慰人心的不朽祷词和至福的神恩——任由每位读者免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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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诺兹·普莱斯一九三三年生于北卡罗来纳州的梅肯市。在杜克大学接受大学教育，旋即获得罗兹奖学金赴牛津大学莫顿学院深造，自一九五八年起一直任教于杜克大学，是英语系的詹姆斯·B教授[3]。他第一部长篇小说《漫长幸福的一生》出版于一九六二年，荣获威廉·福克纳奖。他第六部长篇小说《凯特·韦丹》获全美书评人协会奖。《诺布尔·诺弗里特》，他的第十二部长篇小说，出版于二〇〇二年。他总共已经出版了三十五卷小说、诗歌、戏剧、随笔和翻译作品。普莱斯是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十七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