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初版导言
（1909年）

艺术，一如其返照的人生世相，神秘莫测，难以言表，然而我们却追求赋予艺术以确切的定义：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艺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或以其最高雅的形式赞颂大千世界，或以其最俗不可耐的格调丑化现代生活。不管我们怎样厌恶放眼世界，我们不可能完全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可能对现实的表象世界毫无看法，而艺术的使命恰恰在于向我们揭示世间万物的意义。历史学家、伦理学家、生物学家、玄学家，所有探寻生命源起和终结之奥秘的人们，或早或晚都将研究我们能在反映生活的艺术作品中不期而遇的缘由。但是一旦进入人自为人以来便不断颂咏、遗忘、复颂咏、复遗忘的诗歌的永不停息、无边无际的境界，这些历史学家、伦理学家、生物学家、玄学家们往往会将我们的视野缩小，使之嵌入其极为狭小的生物学、玄学、伦理学及历史学的范围。然而美感却和所有这些学科休戚相关，或许还能统领这一切，并将它们导向使我们神往且可能存在的一切人类活动的一统之中：唯有它能令此梦成真。

只有在倾听心灵之声时，我们才能谈论艺术而不贬低其价值。人人皆拥有仅属其个人之真理，但如果没有寻求这份真理的热望，没有在阐述它时那种欣悦的体验，我们会对其存在毫无感知。唯有让神圣的声音在自己心灵深处放声歌唱的人才懂得尊重创作——让他体会到与别人共享自己内心激动之必要性的创作——的奥妙。米什莱没有误解哥特艺术的工匠和米开朗琪罗，因为促使人们修建无数大教堂和绘制西斯廷礼拜堂穹顶的激情同样也在他的心中奔涌。波德莱尔能一直深入到历代英豪精魂熠熠发光之处，乃是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样的，丹纳的艺术见解之所以没有与他的谢世一道消匿，则是由于他身为艺术家的气质超越其个人意志，他那些刻板的教条不断地被源源而来、时时更新的感觉与意象所淹没。

我们曾意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先辈们的所作所为，与养育我们的故土的结构息息相关。我们理当看到我们的思维方式走出往昔的模式。“艺术概括生活。”伴随着大地的力量、天空的色彩，借助遗传基因，通过人们的激情与意志，艺术融入我们的意识。我们用以表达思想的素材来源于我们目力所企及、双手能触及的一切。生活在阳光明媚的南欧的雕塑家菲狄亚斯经历的是喜爱愉悦的希腊全盛时期，而居住在阴雨多雾的北欧的画家伦勃朗则生逢乱世，社会动荡不安。两位艺术家前后相去二十个世纪，其间人类文明饱经沧桑，历尽波折，因此他们不能用相同的方式袒露心扉……然而，我们却必须同时在伦勃朗和菲狄亚斯那里找到自己的身影。

言语，只有言语，才能捕捉和保留住我们周围能直接深深触动感官的表象。如果艺术仅仅是如地上云影一般匆匆掠过的各种社会的影像，我们自然只会向它寻求历史的教诲。但是，艺术返照的是人，并通过人返照茫茫宇宙。它超越瞬间。它所扩展的是全部的时间范畴，是人所有的理解领域，是整个宇宙的时空场所。它用摄取瞬间的形式，将运动的永恒定格。

在反映人类的同时，艺术又教育着人类。非同寻常的是，它得由人来道出这一切。托尔斯泰的著作《艺术是什么》并没有别的意味，它问世于一个苦难深重的时代，而我们正试图将已取得的成果相印证，以求能在某一共同信念支配下步调一致，勇往直前：因为虽有调查研究作后盾，我们却被它打开的新疆域所困惑，同时觉察到我们的努力过于分散，难以奏效。我们思索、信赖我们必须思索、信赖的一切，如此方能使得我们的思维和信仰在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中建立在坚不可摧的人道主义基础上。托尔斯泰不正是这样阐述了他所处的时代要求他说出的一切吗？

艺术呼唤着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凭借着它在我们身上激起的回声，我们彼此认同。对艺术的挚爱促使我们将这回声再传递给别人，这回声一直不停地回荡在世世代代人的心中，而我们有时甚至对此无所觉察。在大多数人彼此无法理解，整个社会陷入消沉、沮丧之时，我们当中只有少数人听到了这种呼唤，这是因为这些人在此时代表着理想主义的努力，这种努力将唤醒民众中沉睡的英雄主义精神。有人曾说艺术家能自给自足，自得其乐，这并不正确。说这种话的艺术家纯属自负之徒，信这种话的艺术家同样名不符实。倘若没有使我们的言语超越国界的需要，艺术家便不可能创造出这种世界性的语言。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艺术家得自己耕作以求得生存，没有人比他更需要民众的存在与赞同了。他袒露心扉，是因为他感到民众在自己周围，是因为他企盼着——尽管这种希望常常落空，但他却从不气馁——民众终将能听到他的心声。他的职责就是扩大自身的存在，将其生命尽可能多地付与，亦尽可能多地向他人索取，通过一种隐秘而壮丽的协作，和大众共同实现高度的和谐，一种参与者越多就越激动人心的和谐。民众倾其所有奉献给艺术家，艺术家也应将其所有悉数付与民众。

唯有和我们切身相关，或能够和我们切身相关的事物才能触动我们。艺术家即我们自己。藏于其内心深处的，是和我们休戚与共、可歌可泣的人性。环绕着他的是和我们无异的、随其阅历增加而日益显现的隐秘的天性。艺术家，即我们所有人置身其中的广大民众，不由分说将我们所有人包含在内的广大民众。艺术家万死不辞为我们营造房舍，他无权远离我们踏上另一条道路，去拾取他需要的垒石。他需受我们所受之苦，我们需让他遭我们所遭之难；他需体验我们的喜悦，以我们之乐为乐；他还需分担我们内心的苦痛，分享我们无言的欢欣，甚至在我们自己对此尚未觉察之时。

唯有将其熟悉的环境作为创作素材，艺术家才能驾驭它。只有这样，他才能将经久不变的世间真相向我们和盘托出：浮世中的一切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向善于观察和体察的人披露这些实相。它们相对于人类的次第更替，宛如壮丽的大海之于海面的波澜：浪虽过，海犹存。艺术始终是一种“关系体系”，而且是一个综合体系——尽管原始时代的艺术以不厌其烦地堆砌细节的形式，表达了对一种主要情愫的狂热追逐和寻觅。任何图像，其实都是艺术家对无形的感性世界和有形世界看法之象征性总结，是艺术家欲以他所愿表现的这个世界的秩序来左右这个世界的愿望之表达。艺术，自其最卑微的起源以来，便使某些人回应芸芸众生需求的预感得以实现。它曾让大千世界向它袒露允许我们逐步建立起精神王国的各种规律。它源起于人类，又向人类显示了其自身的资质。艺术赋予不同种族以不同特征。艺术是各族人民悲壮努力的唯一见证。要了解我们自己，就必须懂得何为艺术。

艺术引导我们认识世间某些深刻的实相。对这些实相的认识——如果它不会扼杀运动，并由此扼杀希望的话——将有助于人类达到其极力追求却转瞬即逝的目标：至高无上的和谐。对不能理解它的人来说，艺术肯定是某种无限超越他人之所能表现的东西；对许多感觉到它的行动力量但却无力再现它的人而言，艺术或许更具有实际效用。为了征服自我，我们将敏感性与既往的经验相结合，因此，它无论如何不可能属于那种无功利目的的纯粹消遣——康德、斯宾诺莎以及居约本人都曾欲将它的角色局限在一定范围内。世间一切图像对我们都是有用的手段，艺术作品之所以吸引我们，乃是因为我们在那里发现了我们个人欲念的确切表达。

我们乐于承认：各种生活必需品，我们的衣物、家具、车辆、道路、房舍等等，只要能忠实发挥其功用，它们在我们眼里就会产生美感。但是，我们坚持将那些高级机制置于自然之上，亦即自然之外。在这些机制中，自然怀着最大限度的兴趣向我们展示它的秘密，向我们本身展示我们的躯体、五官、思想，展示由观念、激情与景色组成的无垠世界。这些高级机制生存于这个无垠世界，定义着这个无垠世界并为其所定义，我们不可能将它们截然分开。当居约自问最有用的动作是否即为最美的动作时，他的思想并不激进。而我们则和他一样对那个关键性词语望而却步，仿佛它会窒息我们的梦想一般。然而我们分明知道，这是一个永恒不灭的梦想，因为我们无法达到我们不断追求的自我实现。不过，这个词却被道出，被人类历史上或许最不受物质桎梏羁绊的人道出：“一具美好的躯体的功用，”柏拉图说，“不正是它的效用向我们说明了它是美的吗？凡是我们觉得美好的事物，五官、颜色、声音、技艺，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在我们越觉得它有用时越显得美吗？”

让我们的理想主义高枕无忧好了！唯有经过感情和意志的长期积累，人才能在人生之旅中辨认出哪些形式对自己有用。这个由某些人做出的唯一选择，将决定未来在民众的本能中注定要从思辨领域向实用领域转化的东西。是人类的发展、人的心智和欲念艰难而渐进的净化过程创造了人类文明的种种形式，并使之成为一种必要。就讲究实效的人而言，这些形式外现为物质欲望直接而简便的满足。然而，唯有观念本身，才是对人更为有用的东西。

优美的形式，无论它是树木、河流、女性的乳峰或体态的线条、男性的双肩或双臂，还是某一神灵的前额，优美的形式就是与其功用相一致的形式。观念，除去为我们确定形式之功能外，别无他用。观念，是人最无法抑制的本能的最高形式及其在宇宙和未来的无限延展，它概括、揭示了我们的本能，正如花与果体现了植物，延长了植株的生命，并使之永存一般。

生灵万物，哪怕是最低等的生物，一生中至少有一次能将世界的全部诗意集中于自身，哪怕就是在它坠入情网的时候。我们所谓的艺术家，便是芸芸众生中，面对宇宙万物，能在心田永葆爱火的人。冥冥中，一种不可名状的美妙的声音向男人揭示了女子的俏丽，向女子揭示了男人的英俊之所在，驱使他们人为地延续和完善其类别而做出决定性的选择。诗人的心中日夜不辍地回荡着这种声音，这混合着宇宙万籁、人间私语、红尘喧嚣、心灵战栗的声音，这经过扩大、激增的声音，它无时无刻不传入他的耳鼓：每当他注目纤草轻轻摇曳，在路途中体察到或雄壮或优美的形象呈现一派生机时，每当他在树木的枝干中追寻潜匿的树汁从根系上升到叶脉时，每当他静观大海波起潮落，像在回应它席卷着的无数萌芽的潮汐时，每当孕育万物丰富的热能或充沛的雨量将他吞噬淹没时，每当携着生命种子的四方来风反复地告诉他，人类的赞歌是由充溢着大千世界的对愉悦与希望的求助混响而成时，他都听到了这个声音。他对预感中的形影孜孜以求，犹如怀春的少年、发情的禽兽寻觅情侣一般。欲念纷至沓来，他不偏不倚地将它们一一比较，直到有朝一日，那无比优越的形态从中脱颖而出。他一日不将其身心交付与这个形态，它就会一日不离他的脑海，让他为之魂牵梦萦。他注定要终生受苦，直至辞别人世，因为每当他酝酿成熟一种形态，充分阐发一种观念，另一种形态和观念便会接踵而至，令其殚精竭虑；因为只有无法达到预期目标的失望才能孕育不倦的希望。他不但自己备受折磨，而且他那无法摆脱的焦虑也常常让生活在他身边的人吃尽苦头。但是，他的努力不仅慰藉了与之同时代的人，还会宽慰5000年以后成千上万的人们。他所留下的形象，将会使能够理解这些形象的逻辑性和确实性的人的能力大为增长。后人在倾听他的声音时，将玩赏他一度玩赏过的幻觉——尽管这种幻觉常常让人望而生畏，但他总会使完满的适应变得崇高。

这是独一无二的神圣幻觉！我们把最完善地表达我们欲念的形式称为一个偶像。至于这种欲念是感官的、道德的，还是个体的、社会的，皆无关宏旨。我们所有的无穷无尽的欲念无不旨在理解生命，运用生命，不断扩大我们的智力和情感。我们使所有的欲念充溢于呈露这种形式的各种线条、突出部位与体积之中，正是在它与运行于其内部的深层力量的相逢中，上帝显形于凡夫俗子；激励着上帝的精神和激励着我们的精神相撞击，正是从撞击中迸发出生命。只有这种形式完全符合主宰我们言行的、难以名状的运动，我们才能利用它。当罗丹看见大理石深处一男一女手足相绕、紧紧相拥、战栗不已时，倘若我们不能体察这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即情欲，使缠绕在一起的灵与肉融为一体之使然，那么，我们就永远无法理解这种身不由己的悲怆性质。当卡里埃从普遍的生活题材中摄取了哺乳的母亲的形象时，如果我们无法体察这是一种内在的力量即母爱，是它决定了母亲上体的倾斜度与手臂的弯曲度，也不能体察另一种内在的力量即饥饿，是它促使孩子投入母亲的怀抱的话，我们将无法理解这种拥搂的价值。不表现任何事物的图像没有美感可言。同样地，如若最美好的情愫不直接作用于再现它的图像，那么，这种情愫绝不会有感染力。房屋的三角楣、壁画、史诗、交响诗、高耸入云的建筑、令人神往的自由，以及我们为自己建立的充满生机、无边无垠的心灵之殿的荣耀及其不可抗拒的力量，这一切的一切，全然涵蕴于这神秘的契合之中。

这种契合决定了我们的自信与信念的一切最高形式——它是我们的漫长的人生之旅的见证——确定了我们所有理想主义的努力，这种努力并非由任何一种目的论——就哲学家们赋予它的“根本”的含义而言——所引导，我们的理想主义别非它物，乃是心灵的实相。适应外界的必要性造就了它，护持着它，意在将它发扬光大并留传给子孙后嗣。它蕴藏于精神生活源起的深层，就像生理意义的人起源于太古的原生动物一样。我们对绝对的探求，是对于休憩的不倦的向往，或许只有扫除一切妨碍我们前进的盲动力量的最后胜利才能使我们如愿以偿。但是，为着使我们的灵魂得到拯救，我们越是朝向它走近，终点却离我们越远。生命的归宿是生活自身，我们的理想为我们指明的正是那永不停息、日新月异的生活。

当我们追随时光的踪迹，考察一个又一个民族时，这种理想的表现形式似乎千变万化。其实，变动着的只是某一时期的各种需求，某个民族的各种需求。它们只能由子孙后代通过对千差万别的各种表象进行剖析，据此才能揭示其本质的同一，反映其功利的特质。刚刚步出古代埃及一希腊社会，我们就窥见精神王国出现在地平线上。印度教的神殿、基督教的教堂使它的疆域分崩离析，西班牙的残疾人、荷兰的贫困又无端侵入这个王国，并没有为它引入任何一种人类典范的文明，而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艺术家们早已用这些典范定义了我们的需求。这自然无关紧要。不过在那里，人类伟大的梦想依旧可以鉴识一贯指引着它去适应现实的努力。新的生存条件层现迭出，各种各样的艺术形式使我们感受到有必要理解它们，以便将我们的行动导引至与我们利益相一致的方向上来。真实的自然风光，平民百姓的生活，都有力地表现了自然景观的方方面面，我们那疲于梦幻的灵魂能在其中静思、重塑。苦难与绝望的召唤本身同样在激发我们重聚、认同、自强的愿望。

我们之所以逐一地转向古埃及人、古亚述人、古希腊人、古印度人、中世纪的法国人、意大利人、荷兰人，那是因为我们有时从属于某一特定环境，有时从属于某一特定时代，有时甚至从属于我们的时代或我们的生命中某一时刻：因为这一时刻更需要的是这些而不是另外一些文明形式。寒冷时，我们觅求阳光；炎热时，我们向往阴凉。对塑造了我们人类的几大古代文明，我们一样地感铭斯切，因为我们曾相继向其中每种文明索取过自身匮乏之物。在恪守传统对我们有利时，我们曾循规蹈矩；当革命能拯救我们时，我们曾向它欢呼致敬。当整个社会消沉气馁或预感到新的生机时，我们曾是理想主义者；当社会处于暂时稳定时，我们曾是求实主义者。我们不曾向激情奔放的民族苛求更多的沉思冥想，也不曾向讲求实际的民族奢求更多的激情，因为我们知道，充满激情和讲求实际对于务实精神来说同样必不可少。是我们，撰写了塞万提斯描述人是何等慷慨大度和怎样注重实际的鸿篇巨制。我们追随过这种或那种强大的思潮，也曾引证过价值几近相等的理由为我们的选择进行辩护。我们称之为理想主义艺术、现实主义艺术的东西，不过是我们永不停息的行动一时选用的不同形式而已。为了实现人类灵魂的守衡，保守势力与激进势力应该合为一体，让我们牢牢把握生活中这一永葆青春的时刻吧！

因此，不管物体是以怎样的形式呈现，不管它是现时的实在，或仅是我们欲念中的实在，不管它在直接的表象和未来的命运中是否同时都真实可触，物体和事物本身皆一无所值。它们的价值只存在于它们与一种极其复杂、世不二出的氛围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之中，这些关系以一种极其单纯的形式反映了人类共有的情愫。艺术作品的每一块残片，因为契合于它的目的——不管这一目的是怎样的微不足道，均应能在其深度和广度上无声地回荡，而它所体现的种种情感倾向，其实只具有次要的意义。“优美的绘画，”米开朗琪罗曾阐述道，“它自身就是虔诚的，因为灵魂通过其为了达到尽善尽美，达于与上帝融为一体而付出的种种努力而得以升华。优美的绘画就是这种神圣的完美的映照，就是上帝之笔投下的影子！”理想主义的或现实主义的也好，现时的或普遍的也罢，只要艺术作品得以生存，这些全都无关紧要。然而，艺术作品若要万古长存，首先它必须是独一无二的。艺术作品不会像发育不良的生物在物种进化过程中会被逐步淘汰那样销声匿迹。相反地，具有独创性的作品，就连在它最微小的残片中也能得以永生。古代雕塑的一截破胸，一只残脚，一只断臂，即使已经被地下的潮湿浸蚀大半，我们的手一触及它，仍能感到它微微的颤动和隐隐的温热，宛如内在的生命力依旧在塑造着它一般。出土的艺术品碎片生机犹存，它像伤口一样渗着鲜血。越过岁月的深渊，人寻回了自己与几成产粉的残片间的关联，用一种臆想的存在于我们的激情之中的生命意识，让它的完整机体勃发出盎然生机，这就是人在艺术中重要作用的无与伦比的明证。人类智慧的努力携入地层，一如化石在地层中留下了我们的物质器官进化的痕迹。实现精神上的一致并将这种一致移置于艺术作品之中，就是顺应宇宙为人类规定的对一种普遍、持久的秩序的需要。这种需要，学者用持续性规律来表达，艺术家用和谐的法则来说明，循规蹈矩的人则用团结一致的准则来阐述。

人类适应客观世界的方法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即定义物与物之间关系的科学，揭示人与物之间关系的艺术以及探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伦理。上述三种方法告诉我们什么对我们有利，什么对我们有害。除此而外，一切不过是微尘鸿毛。不为我们所用的事物，皆无所谓真假、美丑、善恶可言。我们的敏感性与智慧的使命就在于逐一地探求那些能让我们捕捉人类世世代代不懈努力的种种神秘途径，确定人类社会习俗的价值，最终达到完全了解这种努力，接受它所带来的一切。这将是对我们所谓的谬误、丑陋与邪恶的最佳利用方法，借此获得更高的修养，实现自身的和谐，从而使这种和谐广布于我们四周。

和谐是一种深层规律，源于最初的统一的规律，大于世界中最普遍、最无法抗拒的实相，决定了人类对和谐的向往。我们所能眼见的形式只有通过转换才能存在。转换使不同的形式相互配合，使灵魂回归共同的源头，就像人能从花与叶出发，循着营养丰富的汁液的流动，寻到其根须一样。不妨设想一下一幅展延到地平线尽头的风景画面：覆盖着青草、树丛的平原，朝向大海奔涌而去的河流，周围散落着屋舍的道路，一座座村落，一群群游荡的牲畜，一堆堆人群，阳光灿烂或阴霾密布的天穹……人以树木的果实、牲畜的乳肉为食，用动物的皮毛制衣；动物吃草、叶充饥，而青草、树叶得以生长则是因为天空从河流、大海中摄取水分，滋润了它们。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生命就是这样千变万化，永无止境。物质的方方面面互相渗透，总能涨而又落，无时无刻不在勃发，又无时无刻不在衰萎，然后通过无数的变形再次勃发。色的交融与声的混响不过是一种馨香鸣奏的内在交响曲，它产生于各种力量在其形式不尽延续中的环流。于是艺术家出现了，他捕捉到宇宙的普遍规律，并且还我们一个完整的世界；大千世界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诸般要素无不竞相参与，以和谐的方式，实现着这个世界的种种功能。

斯宾塞目睹了天体从星云中遁脱，逐渐变得坚硬，水汽在其表层凝结，最初级的生命在水泽中孕育，它的表现形式日新月异，每天都将其枝干伸展得更高更远，宛如一朵盛开的花朵将花粉播向四方，世界的中心也以其丰富多彩的形式怒放开来。然而，仿佛又有一种神奥难言、要返回源头的欲望在主宰着宇宙。诞源于太阳的行星，不可能挣脱太阳的引力，它们更多的是希冀重新投入太阳的怀抱。原子与原子互相吸引，由同一个细胞分裂产生的有生命的机体在彼此寻找，为了重构这个细胞，它们不惜互相伤害……同样地，当理智的人满足于自身的生存，当学者、艺术家并肩深入形式和情感的世界时，他们无不使意识沿着它为从早先的同质性发展到现今的多样性而跋涉的历程溯源而上，同时，在一种充满英雄气概的努力中，他们重新创造了太初的统一。

让艺术家为其辉煌而痛苦的一生引为自豪吧！预言希望的人形形色色，唯有他充当着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角色。无论如何，他能赢得这个位置。科学活动、社会活动自身都有较明确的含义得以自足，而艺术则不然。它通过作为其作品要素的形象世界触及科学，又借助与人的爱心相联结而进入社会领域。有不知激情为何物的大学者，有不长于推理的大善人，但是，没有一个艺术大师由于其对艺术表达形式艰难而漫长的征服，不同时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巨匠，一个情感丰富的伟人。

当他感到胸中有大地、天空，有摇动的、活着的一切，甚至有貌似失去生命的一切，甚至有岩石的组织存在时，他怎么会觉察不到自己是在经历和他一样的“人”的激动、狂热与苦难？知道也罢，不知也罢，情愿也罢，不甘也罢，他的作品与过去、未来的艺术家的创作息息相关，而且向今天的人们揭示了艺术家创作的一致性。时空与广延的一切活动最终皆导向艺术创作活动。该由他——艺术家，来确证耶稣的思想、牛顿的思想与拉马克的思想的一致。有鉴于此，菲狄亚斯和伦勃朗彼此认同，而我们也得以从他们身上认识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