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催生市场的契机

伴随第一张飞乐音响公司股票的发行，当时国内最为活跃的媒体陆续刊出了下列署名文章[30]：《社会主义要有“资本市场”》，《上海要大胆成立证券交易所》，《设立证券交易所必须具备的条件》，《证券交易所立法的三个问题》，等等。

1988年3月，当时还在海外的一些学者，向党中央和政府高层提交了《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与规范化的政策建议》。

1988年7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在北京万寿宾馆召开了证券市场座谈会，会议决定组建“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并起草《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10月，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提交了后来被称为“白皮书”的《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31]。

1988年11月9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组长姚依林和秘书长张劲夫在中南海听取了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小组有关《中国证券市场创办与管理的设想》的汇报。[32]

但因为当时中央政府面临“双轨制”带来的经济纷乱、“价格闯关”引起的社会不稳定，以及“反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引发的政治争议，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创设的初期研究以及在体制内、在中央层面上的实际推进很快就因“目前条件尚不具备”而被搁置。[33]

催生中国证券市场出现的契机来自经济以外的因素。

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发生了严重的政治风波。紧接着，西方七国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制裁。为了冲破国际封锁，党和政府希望采取适当的市场和政府行为来重新获得国际认可，树立改革进程仍在继续推进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形象。

1989年12月2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就如何“深化上海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举行市委常委扩大会议。受到邀请与会的有金融、学术界的部分专家、学者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还有市府经济智囊团高级金融顾问、上海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市体改办主任贺镐圣。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受邀专程从北京飞到上海参加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上海要加大金融改革的步子，重现国际金融中心的风采，其中首要的工作是设立外资银行和建立证券交易所。

会上成立了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三人领导小组，由李祥瑞、龚浩成、贺镐圣组成。1990年初，三人领导小组在汇报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方案中，建议1990年实现交易所的试运行，正式开业时间安排在1991年4、5月间。1990年2月28日，朱镕基对此批示“请抓紧一些，可否力争今年开业”。[34]

上海证交所的建立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促进作用，以及对中国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象征意义，为中央政府认同和支持。[35]1990年9月19日，上海市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联合向国务院提交设立证券交易所的请示报告。国务院对此报告十分重视，仅仅过了十多天，10月8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贵鲜批示同意。11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复同意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11月26日，在上海西南角的一个小宾馆里召开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大会。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了开业典礼。

深圳几乎与上海同时开始筹备建立证券交易所，在某些方面甚至比上海还准备得更充分和更早。但是，尽管深圳市决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在1990年12月1日开始试营业，直至次年4月，试运行5个多月以后，才正式得到中央政府的批文，对深圳证交所的地位予以“追认”。最终，深圳证交所于1991年7月3日举行了正式开业典礼。

深圳证券市场从1987年启动，到1990年已有发展、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5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公开交易，证券公司12家，营业网点16个。因此，深圳证交所成立时，市场的大量交易不是债券而是股票。

与深圳不同的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时，除“老八股”之外，还有1989年保值公债3种，1987年至1991年国库券4种，工行债券6种，交行债券1种，中行债券2种，建行债券1种，另外还有上海石化、氯碱化工等企业债券14种。

与此同时，为证券交易所酝酿建立起了很大作用的北京“联办”（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后改名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但仍简称“联办”），创办了以国库券流通交易、机构交易商为主的全国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STAQ），于1990年12月5日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36]

两个证券交易所以及报价系统的建立，意味着中国证券市场基础性制度安排的形成，是中国证券市场初期具有决定意义的制度创新。而这种制度安排，在前台更多的是地方政府、企业和个人，中央政府却只是幕后的推动者和认可者。这和中国改革由下而上的路径依赖有关，也和当时的政治与意识形态背景有关。正因如此，最早的股票发行和交易以及国债的流通交易，更多的都是企业和个人的自发行为。在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前和成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民间的黑市交易是股票和债券二级市场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组成部分。[37]而柜台交易则是地方政府和中介机构参与的结果。

在两个证券交易所成立以后，一直到1993年之前，股市具体运作制度的制定和修改基本上在地方政府和交易所的层次上展开，形成了基本完整的地方性法规体系。

到1992年，沪深地方政府各自颁布和实施了规范本地股市运作的地方性法规，包括一些专项法规。上海主要有《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1984年8月10日）、《证券柜台交易暂行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1987年1月）、《上海市证券交易管理办法》（1990年11月）和《上海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1992年6月）；深圳主要有《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的暂行规定》（1986年10月）、《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办法》（1991年5月）和《深圳市股份有限公司暂行规定》（1992年2月）等。两大报价系统也引进了做市商制度等规章，这些地方性法规和市场化的探索基本覆盖了股市运作的主要方面，操作性强，为以后全国性法规的制定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

但是，两地市场的建立并非意味着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两个证券交易所在成立最初到1992年前后，各自上市交易的企业仍主要是本地企业，发行上市也是如此。所以，两个证券交易所建立之后的最初阶段，仍呈现着地方性区域市场的特征。

总之，随着沪深交易所的成立，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从民间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进入地方政府主导的正式制度安排，从民间为主推动进入地方政府为主推进。1992年开始，证券市场迅速转热，开始引起中央政府的关注与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