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中央政府逐渐主导资本市场的发展

股份制改革起步的初期，股票的发行与交易都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也没有统一的监管。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一切均有可能，一切均可实现。在经历了初期的漠然和无知后，人们突然开始认识到股票的魅力。一些企业为了扩大发行，采用各种“优惠”措施来促销股票，例如让认购者参加住房抽奖，所持有股票能保本付息，等等。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在证券发行和交易方面也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态度。这些做法使得本来就缺乏监管的股票发行市场变得非常混乱，但开始吸引投资者进入股票市场，股票市场很快由冷转热。1992年伊始，在国务院的指示下，国家体改委联合有关部委制定了13项股份制试点配套法规[50]，随后各地股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股票热席卷大江南北。在这一由冷转热的过程中，股票市场迅速由无人关心的边缘市场变成了万众瞩目的新市场。

初期的股票市场发展可分为投资者与中介机构自发阶段和地方政府主导阶段，确立了中国证券市场最具活力的发展基因。其成就在于：第一，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并领先国际的交易结算模式。两家证券交易所的建立，充分借鉴了海外股市的最新技术成果，迅速实现了交易和结算的集中化、无纸化和电脑化。深圳证交所一开始就形成了无形市场，上海证交所也从一开始的有形席位逐渐过渡到有形无形结合并以无形为主的市场模式。这种运作模式，适应了中国股市散户市场的特点；同时又以其信用程度高、速度快、覆盖面广，走在了整个中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的前列。在中央政府介入之前，这种运作模式已基本定型，至今没有发生大的改变。第二，地方政府主导下形成了基本完整的地方性法规体系。到1992年，上海和深圳地方政府就已经各自颁布和实施了规范本地股市运作的地方性法规。这些地方性法规涉及了股市运作的主要方面，虽然比较粗糙，但基本完整，为以后全国性法规的制定积累了经验、提供了借鉴。第三，投资者的积极参与确立了股票市场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地位。短短几年时间里，年轻的中国股市显现出巨大的活力与能量，吸引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和参与。在这个阶段，城市居民，首先是深沪两市居民的投资意识开始觉醒，在初期各利益主体的努力下，股市在深沪两地的试点基本上是成功的。股票市场作为中国金融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已经扎下根来。

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越来越便利的交易手段、越来越集中的流通场所，有效地增强了股票的流动性和估值基础，使得交易所交易的股票价格快速攀升。一些先期进入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在股票价格的上涨过程中获得了巨大的“意外”收益，一时间关于股票市场暴富的财富神话传遍了各地，无数投资者在财富效应的影响下涌入股票市场，很快推动股票这一新生事物成为社会生活的热点。在这一过程中，暴涨的股价和热情的投资者共同制造了火爆的市场行情，以至“8.10事件”等影响深远的事件。

在“8.10事件”发生之前，中国证券市场处在一种自我演进、缺乏规范和监管的状态，并且以分散的区域性试点为主。在这一阶段，各地证券交易中心和证券交易所在市场发展中担当着关键角色，投资者与监管者之间的行政藩篱尚未成形，应该说制度建设是有可能向着更为市场化的自律监管体制发展的。然而，投资者虽然踊跃，但并不具备成熟的投资理念，唯专注于投机和炒作；交易所或交易中心虽然拥有较大自由度，但并不具备长远的监管目光和能力，唯追求短期的交易活跃；地方政府尽管希望发展金融服务业，但往往受制于地方利益驱动，更同样偏爱行政干预。在当时的中国政治和社会环境下，当“8.10事件”发生时，能够作出快速反应并保持中立立场的约束主体，只有中央政府。

在“8.10事件”后，中央政府迅速而直接地介入了这一地方性社会事件。国务院紧急作出反应，于同年10月成立专门的证券监管机构，由此产生了由13个部委领导组成的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另成立中国证监会，负责日常监管和决定执行。[51]市场自发的力量与国家社会秩序的冲撞引发了政府层面的反馈，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开始走向规范监管体制的探索过程。这一探索过程从一开始，便充斥着动荡与困惑，沿着市场自发形成、发展、过热、问题、政策回应、更严厉的行政性监管的固有轨迹不断反复，推动市场在冷与热的交替中向前发展，也持续地积累着矛盾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