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内学界的视角

国内学界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研究成果集中讨论三大问题：其一，“丝绸之路经济带”本身，主要涉及倡议提出的背景、内涵、战略要义等；其二，“带盟”对接的可能性；其三，针对“带盟”对接的建议，包括对接路径、机遇和挑战、上合组织的平台作用等。本节将按照上述三大领域分别讨论当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状况。

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与实质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内涵和实质是什么，与其他国家提出的针对类似区域的计划有哪些异同，这成为理论界最初争论的焦点。⁽¹⁾

1.“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

2013年9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表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可以利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同年10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时表示，中国愿与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二者共同构成了“一带一路”倡议。

201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将“一带一路”列为优化中国经济空间格局的三大战略之一。2015年，“一带一路”首次被写进《政府工作报告》。2017年党的十九大正式将“一带一路”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一带一路”表达了积极支持和参与的态度，中国已同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联合国机构也表示将对“一带一路”加大支持，则是另一“亮点”。2016年4月，中国外交部与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简称亚太经社会）签署了“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意向书。9月，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订合作备忘录，双方决定在“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框架下，利用开发计划署具有的资源、网络和实践经验等优势，推动相关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减贫和治理水平。2017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第2344号决议，呼吁国际社会凝聚援助阿富汗共识，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敦促各方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安全保障环境、加强发展政策战略对接、推进互联互通务实合作。同年10月1日，商务部与欧亚经济委员会共同签署《关于实质性结束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经贸合作协议谈判的联合声明》，协议的达成对于中国及联盟各成员国都具有重大意义，双方将进一步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营造产业发展的良好环境，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

关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深层次的动因，国内学者一直在尝试挖掘。具体来看，主要可以分为内因和外因，内因主要包括经济动因和国家安全动因；外因则主要是大国之间的角力因素。

（1）经济因素。在所有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解读中，经济动因是学界公认的推动力量，也是官方公认最为直接的动因。肖琳（2014）指出，随着中国经济经过若干年增长后的趋缓以及面临转型的强大压力，中国政策制定者需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²⁾周俊生（2014）认为，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转型，需要找到国外新的市场来消化过剩的产能。⁽³⁾何瑾（2015）也指出，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目前中国传统的欧美出口市场的增量空间并不大，且西方国家目前正值经济疲软周期，以欧亚为主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开拓出口的理想抓手。⁽⁴⁾

（2）国家安全因素。不少学者认为，基于中亚的资源禀赋优势，中国在“一带一路”中谋求能源方面的安全，一方面致力于实现能源来源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希望保障能源运输渠道的安全。黄日涵和丛培影（2014）指出，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利于打通欧洲、中亚至中国的能源通道，然而打造“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目标则聚焦于保障“石油生命线”的运输安全。⁽⁵⁾

（3）大国角力因素。许多学者认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是领导层对美俄主导的欧亚战略的一种被动反应，也就是说，美国提出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促使了中国推出“一带一路”计划。杨鲁慧（2014）认为，美国在亚太咄咄逼人的气势导致在亚太地区形成了经济合作与安全体系相分离的二元格局，即小国在安全上依赖美俄，在经贸上依赖中国。同时，美国竭力推进的欧亚地区经济一体化战略——“跨太平洋协议伙伴关系（TPP）”也使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受到了战略上的排挤。⁽⁶⁾然而，薛力（2015）则反对并认为美国亚洲再平衡的战略并不是为了遏制中国，中美的战略目标依然有大量的交集空间。⁽⁷⁾

另外，始终与中国保持良好战略关系的俄罗斯，近年来对外国与自己的“后院”国家的亲近关系一直都十分警惕。出于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考虑，俄罗斯近年来始终试图弱化上合组织的经济功能，并且大力推动自身主导的欧亚经济一体化，为中国在欧亚地区的许多合作设置障碍。在此背景下，中国只能另辟蹊径，努力推动“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经济合作。冯维江（2014）并不认为“一带一路”目的在于中国规避内外部威胁、风险或者压力，而是迎合中国开展“离岸一体化合作”的大趋势，追求的是共赢发展。⁽⁸⁾

2．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内涵的争论

针对“一带一路”的具体定位，国内学者有“倡议说”和“战略说”两大类，并且争论不断。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倡议，也是战略，其实这是个内外有别的问题。对外，这是愿景，向这个“带”沿线国家的人民发出“共建”的倡议，对内则是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即在今后一个很长时间里推进、实施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央三部委2015年3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更加明确了对外是倡议而对内是战略的主要构想。赵华胜（2014）认为“一带一路”的具体实施应该注重于不断向西部发展。针对中亚大国关系，他认为俄美的战略竞争是中亚博弈的主要内容，中俄应该在中亚保持共存与合作的状态，不应该互相对抗。通过与西部邻国的经济合作，中国政府可以缩小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贫困地区的差距。⁽⁹⁾

关于“一带一路”的目标，国内学者主要有三种论点：“能源合作论”，即认为能源合作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的主要引擎。部分学者主张“占领市场论”，即通过“一带一路”将中国产品全面推向外国市场，赚取大量的卢布和欧元等。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化解我国过剩产能的机会，即“化解过剩产能论”。

庞中英（2016）从政治逻辑的角度来诠释“一带一路”的意义，他认为“一带一路”就像欧元区一样，是我国在国际上的一次重大政治工程，是中国全力支持全球化和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全球治理的计划。“一带一路”的经济内涵需要与政治内涵相结合来看待。⁽¹⁰⁾胡键（2016）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以经济发展为目标，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提倡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随着中国在周边以及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不断扩大，成为了带动全球经济走出低迷的重要引擎。相比较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合作方案，中国的“一带一路”更加侧重公平、合作以及共赢，并不会以牺牲落后国家的利益为代价。因此，联合国也将中国的“一带一路”作为平衡地区发展差异的方案。⁽¹¹⁾同时，部分学者将“一带一路”建设的目标上升到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¹²⁾储殷等（2015）指出，“一带一路”不仅仅是经济联盟，更是一个以中国为主轴的国际区域里的政治联盟，该计划的实施需要除了经济层面以外更冷静的思考。⁽¹³⁾

3．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一路”）实质的争论

2015年3月，外交部、商务部、发改委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之际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与行动》），系统勾勒了“一带一路”的具体路线图和实际计划。

《愿景与行动》明确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致力于亚非欧大陆以及附近海洋的互联互通，主要着力于构建各国之间互联互通的网络，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促进各国之间的投资与消费，加强区域内的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区域内国家资源禀赋差异较大，经济和政治互补性很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立足于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以及民心相通五方面来加强合作。

国内部分学者将“一带一路”的实质看作是中国引导的亚洲再平衡计划，⁽¹⁴⁾他们认为只有推动亚洲一体化，在合作过程中共同建设繁荣的亚洲，“一带一路”才能真正重新构建亚洲的政治经济格局（张蕴岭，2014）。⁽¹⁵⁾张业遂（2014）认为，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需要将国内的过剩产能有机地输送到沿线国家，同时亚洲各国之间进一步合作的需求也在不断上升，先前美国版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已经不能满足亚洲国家内部发展的需求，而中国的“一带一路”致力于提升亚洲内部的一体化水平，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均衡增长，将来对亚太地区国际秩序也会产生重大影响。⁽¹⁶⁾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可能性

2015年1月1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三国在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的基础上正式启动欧亚经济联盟。同年1月2日和8月12日，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先后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欧亚经济联盟成为拥有约1.8亿人口，GDP总量约1.62万亿美元的横跨欧洲和亚洲的经济一体化组织。⁽¹⁷⁾实际上，早在2011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就表达了建立欧亚经济联盟的意愿，并期望最终发展成为世界的新一极——欧亚联盟。无论从覆盖区域还是从启动时间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都有许多交叉。因此，从2015年开始，国内学者开始着手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问题。⁽¹⁸⁾尤其是2015年5月8日中俄共同签署《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以来，国内研究二者对接合作的热情空前高涨。

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可能性，研究者分别从二者共性、欧亚经济联盟的利益诉求、俄罗斯的态度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分析。

1．二者的共性为其对接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共性探讨二者对接合作的可能性是早期研究者的主要研究思路，研究者主要从地缘因素、成立背景、利益诉求等方面进行分析。李兴（2015）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作为一种地区经济合作倡议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组织，既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又具有不同之处。笔者认为二者在地缘经济因素、成立的历史基础、动力来源和外部环境等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但在目标、性质、内容、推动力等方面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尽管这些差异导致二者在资源、吸引力和影响力方面存在一定的竞争，但二者不是零和博弈关系，而是正和博弈，其功能有重合、有交叉，更有互补、有互撑。笔者认为，“中俄两国高层在丝路经济带和欧亚联盟的相互关系上已经逐渐达成共识，这一共识为两大战略的和谐共处与合作奠定了政治基础”。⁽¹⁹⁾王维然（2015）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尽管性质不同，但二者地域范围的重合和本质属性的相似构成了二者合作的基础，而改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基础设施成为二者能够对接的物质基础。⁽²⁰⁾李永全（2015）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二者属于不同的合作形式，但二者的利益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实现协同发展，从而应对来自各方的挑战。李文还乐观地认为，2015年中俄两国签署的《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预示着中俄两国在二者对接问题上完全达成了共识和理解。⁽²¹⁾秦放鸣和冀晓刚（2015）认为，尽管“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在区域开发和合作模式、受益主体、项目推进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二者在地域上具有重合性、经济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共同任务上具有契合性，共同之处多于不同之处。因此，二者的合作对接对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都有好处，而2015年5月8日中俄两国签署的“联合声明”也标志着二者战略层面对接合作的开始。⁽²²⁾陆兵（2016）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二者之间的异同点，认为二者在经济制度、国际政治环境等六个方面具有相似之处，仅在发展模式、性质等方面存在差异，相似点大于分歧。因此，二者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不会产生较大的冲突。⁽²³⁾

2．欧亚经济联盟的利益诉求为其对接合作提供了需求前提

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国，中国在提出该倡议之初就明确表示，“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一个开放、多元的合作进程，中国并不谋求地区事务的主导权，更不划势力范围。而欧亚经济联盟作为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具有较为明显的排外性。因此，二者能否进行对接合作取决于欧亚经济联盟，而非“丝绸之路经济带”。李建民（2015）认为，由于欧亚经济联盟推进速度过快，俄罗斯经济能力不足、成员国产业结构同质化等因素的存在，欧亚经济联盟的前景并不乐观。⁽²⁴⁾李文认为，欧亚经济联盟面临的诸多困难迫使其必须与域外国家和组织进行合作，而合作的首选则是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而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为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域外组织提供了便利。李文同时也认为，互联互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重要引擎。熊琛然等（2016）从欧亚经济联盟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认知和利益诉求方面阐述了二者对接的可能性。熊琛然等认为，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中俄关系的不断深化，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认知会经历一个从质疑到理解再到达成共识的过程，而政府方面的沟通与俄方的理解和支持是二者对接的良好基础。从利益诉求来看，一方面，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经济实力相差悬殊，俄罗斯“一超独大”导致成员国之间经济利益无法协调一致；另一方面，欧美对欧亚经济联盟有可能成为“苏联替代物”的担忧致使其对欧亚经济联盟采取战略挤压对策，这种“内忧外患”成为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需求前提。⁽²⁵⁾刘清才和支继超（2016）认为，一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将给欧亚经济联盟带来新的投资、装备、技术和产能合作，提供巨大市场，为其发展提供新的发展动力；另一方面，中国拥有大量优势产业和富余产能，而欧亚经济联盟面临资源丰富与开发能力不足，发展潜力巨大与产业基础薄弱等矛盾；此外，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与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国家发展战略相吻合。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具有极大的互补性、巨大的合作潜力和广阔的合作空间。⁽²⁶⁾

3．俄罗斯的态度成为制约二者对接合作的关键因素

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过程中，中俄的态度非常重要，一旦两国中的一国排斥二者对接合作，其对接合作就不可能成功。显而易见，中国对二者对接合作的态度是积极的，希望二者能够实现对接合作，那么，俄罗斯的态度就成为制约二者对接合作的关键因素。王海滨（2016，2017）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可以简化为中俄两国的合作，可以从中俄两国的战略需要和合作方向来谈二者对接的可能性和合作的路径。中俄两国及其他“带盟”国家的战略支持、经济务实合作、欧亚经济联盟内部一体化和相关国家内部主流社会观点的支持等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提供了有利的基础，这些基础“保障了对接的持续发展和不断深入”。⁽²⁷⁾

李新（2018）认为，出于地缘政治考量，俄罗斯需要“向东转”并建立一个以俄罗斯和中国为核心的非西方地缘政治集团。尽管俄罗斯希望与中国通过“带盟”对接建立一个地跨欧亚的共同体，但是俄罗斯并不信任中国。⁽²⁸⁾王宪举（2016）分析了俄罗斯在二者对接中的态度。俄罗斯对二者的对接态度较为复杂，既支持又有条件、既参与又留有余地，表现在实践中，一方面，俄罗斯口头上表示积极支持二者的对接，与中国发表支持二者对接的联合声明；另一方面，俄罗斯又拒绝与中国就建设自贸区问题开展实质性的谈判。俄罗斯这种矛盾心态来自其既想利用中国资金缓解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经济困难的目的，又担心中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增加而影响俄罗斯对中亚的控制。⁽²⁹⁾

三、关于实现“带盟”对接的建议

目前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建议的研究主要涉及对接的路径、面临的挑战与问题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在二者对接中的作用。国内普遍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的合作大于竞争，二者可以并行不悖。

1.“带盟”对接合作的路径

路径的选择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路径选择正确，则二者的对接合作就会顺利；反之，二者的对接合作就可能要走弯路。目前的文献对二者对接合作的路径选择持两种态度：一是支持二者在部分领域开展对接合作；二是支持二者开展全面的对接合作。前一种观点是目前的主流观点。

（1）部分领域开展对接合作。关于二者对接合作路径的选择，研究者的观点较为分散，有的认为应以金融领域的合作为基础（唐朱昌，2014），有的认为应在交通运输设施、基础设施、能源、经贸等领域选择一个或者两个作为二者对接合作的重点（陆南泉，2015；吴大辉和祝辉，2015；熊琛然等，2016；王彦芳和陈淑梅，2017）。

唐朱昌（2014）认为金融合作是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进行合作的基石，可以通过构建能源金融合作平台、拓展基础设施建设投融资合作、创新贸易结算等方式开展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合作，这是国内较早论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相关文献。⁽³⁰⁾陆南泉（2015）认为，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应以双边合作为主，以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能源两个领域的合作为重点。⁽³¹⁾吴大辉和祝辉（2015）则提出通过构筑丝路经济带能源共同体的方式实现二者的有效对接。⁽³²⁾熊琛然等（2016）认为，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首先集中于基础设施和经贸合作两个领域，但又不能局限于这两个领域。⁽³³⁾王彦芳和陈淑梅（2017）运用实证分析方法重点考察了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状况，认为中国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贸易基础良好，合作潜力巨大，因此，建立自由贸易区是二者对接的重要途径。⁽³⁴⁾

（2）开展全面的对接合作。部分研究对二者对接合作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认为二者可以实现全方位的对接。冯玉军（2016）认为二者对接的路径包括制度、产业、具体领域与项目的对接，这种对接不是单一领域的对接，而是包括运输、投资、金融、通信等多领域的全方位的对接。⁽³⁵⁾万青松（2016）在分析了欧亚经济联盟内部和对外经贸关系困境的基础上，认为二者对接不能停留在仅仅强调贸易层面的对接，而应通过认清各方对接的真实目的，正确定位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及考虑各方的现实需要等，实现投资、金融等多层面的有效对接，在平台构建方面应以中小企业为主体。⁽³⁶⁾王海燕（2016）认为二者对接可以从战略、贸易投资便利化入手，开展产业合作和加强金融领域多元合作，拓宽人文领域合作，从而实现二者全方位的对接合作。⁽³⁷⁾

（3）对接路径研究的评述。近年来，中亚地区最受关注的两大事件莫过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倡议的提出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启动。两者的实施必将影响到中亚地区的经济、政治以及国际地位。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关系到中亚的局势，而且也影响到中俄关系的发展。

国内学者对二者的对接合作所持态度比较积极乐观，认为无论从地缘角度还是历史角度，无论是政治背景还是经济利益诉求来看，二者的合作大于竞争。这些文献对促进二者的对接合作具有积极作用，但却存在以下四方面的问题：

第一，过分重视俄方态度，忽略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的立场。虽然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中的地位至关重要，但并不能完全决定欧亚经济联盟的行动。其他成员国一方面希望利用欧亚经济联盟发展本国的经济，另一方面对俄罗斯可能利用欧亚经济联盟干预本国内政存在疑虑。尽管这些成员国曾经是苏联的一员，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重新回到苏联时代，同时，克里米亚事件也使这些成员国担心重蹈乌克兰覆辙。以上问题的存在可能促使欧亚经济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寻求外部力量来平衡内部力量不均衡问题。因此，不应忽视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的态度。此外，如果中国和俄罗斯在二者对接问题上高度一致会导致欧亚经济联盟其他成员国的担忧。如果按照中俄的意愿对接成功，联盟内的小国必然会担心既要面对俄罗斯这个军事强国，又要面对中国这个经济大国，也必然会担忧其可能遭受两个大国的挤压，成为两个大国的附庸，丧失本国在一些区域事务中的话语权，从而危害本国利益。

第二，对中俄之间战略互信对“带盟”对接影响的研究还有待加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在与中国的交往过程中基本上是将中国作为其处理国际事务的一枚“棋子”，俄罗斯通常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改变这枚“棋子”的位置和作用，有时甚至做出严重危害中国利益的行动，中俄之间缺乏充分信任的基础。从当代中俄关系的发展也可以看出，俄罗斯从未放松对中国的“戒心”，这种戒心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俄罗斯视中亚为自己的实力范围，中国在中亚的经济扩张会影响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这种结果是俄罗斯不愿意看到的；另一方面，俄罗斯希望通过联合加强本国实力，使俄罗斯在未来的世界中成为一极，而目前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格局中重要的一极，从而抑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不能不说会成为俄罗斯的一种既定战略。这种戒心不会因为几份联合声明的发布而消除。在中俄一些共同事务中，中国通常会支持俄罗斯所提出的倡议，而俄罗斯在很多事情上往往与中国不一致。大部分文献将中俄联合声明的发布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政治基础，乐观地预测二者将实现有效对接。

第三，对“带盟”对接影响和中亚地位的估计过高。将二者的对接合作置于美国、欧盟主导的国际关系的对立面，这不仅使中亚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定位过高，也夸大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二者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诚然，中亚在国际事务中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但并不是美国和欧盟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丝绸之路经济带”作为一项倡议，本身是开放的，包容的，并不是要和美国、欧盟在中亚开展角逐与竞争，其提出是中国基于对自身状况的考量，是为了发展自身经济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争夺在中亚的主导权，划分势力范围。欧亚经济联盟能否成为世界的一极尚不明朗，即使其成为世界的一极，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能力和影响也不可能与欧盟相提并论。

第四，路径的选择不能仅考虑宏观架构和自身需求。判断“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成功与否的标志不是签署了多少双边或者多边协议，而是要看具体开展了多少具有实际内容并获得各国民众认可的项目，前者是宏观架构，后者是微观内容。这些微观项目能够获得成功的首要前提则是合作的各方都能够从合作项目中获得相应的利益。中国拥有庞大的资金和过剩的产能，中国需要大量的资源，在资金和产能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在资源方面具有比较劣势；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拥有丰富的资源，但交通运输设施落后，产能不足，其在资源方面拥有比较优势，在资金和产能方面具有比较劣势。表面上看，二者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可以作为二者对接的领域。但这种考虑恰恰是仅从中国的需求出发的，而没有考虑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需求。众所周知，金融、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问题，政治敏锐性远远超过经济利益。即使欧亚联盟成员国期望中国帮助其建设基础设施，但必然不愿意向中国让渡这些基础设施的控制权。基础设施投资大、回收周期长，一旦中国不拥有这些基础设施的控制权，中国将很难收回在这些国家基础设施上的投资。

2.“带盟”对接合作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必然面临风险与挑战，对这些风险与挑战的分析可以增强各方面对二者对接的认识，从而采取有效措施规避风险，迎接挑战。

（1）宏观层面的风险与挑战。目前关于二者对接合作面临的风险与挑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万青松（2016）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较为突出的问题有五个方面：分别为对二者的定位、对接模式、对接的具体内容和长远规划、对接机制、目标方向等。张艳璐（2016）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面临着结构差异、战略行为不确定和安全保障缺乏等方面的障碍。张艳璐认为，结构差异导致二者对接过程中产生执行主体不匹配、重复谈判等问题；无论从战略行为不确定性的内部维度还是外部维度来看，其都有可能对二者的对接产生诸多障碍；而安全保障的缺乏则可能是二者对接过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欧亚经济联盟周边存在安全威胁，“丝绸之路经济带”也受到诸如暴力恐怖、民族分裂和宗教极端势力等势力的威胁。⁽³⁸⁾王海燕（2016）认为欧亚经济联盟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在安全、标准、基础设施、人才配备、沟通、各国重视程度等六个方面面临着挑战。王海滨（2017）认为，可能干扰和阻碍“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因素有以下四点：俄罗斯国内对中国“一带”倡议的担忧与怀疑、西方国家的干扰、相关国家的利益冲突以及中亚国家非传统安全等。而其他一些较小的因素如技术标准的差异、营商环境不佳等也会影响二者的对接。⁽³⁹⁾

（2）中观和微观层面面临的风险与挑战。目前，关于二者对接合作在中观和微观层面所面临的风险与挑战的研究并不多。陆兵（2016）认为，二者对接过程中主要面临的风险是一些意识和微观层面的风险，如中国企业对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法律不了解、环保意识薄弱等，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普遍的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意识残留、缺乏契约精神等。⁽⁴⁰⁾张金萍和项义军（2017）分析了中国与欧亚经济联盟在能源领域合作所面临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经济实力差异悬殊导致的经济一体化目标不一致、利益诉求差异较大、能源的政治属性与能源政策的多变、国际能源价格的大幅波动、“中国威胁论”以及管道油气来源的不稳定等七个方面。

还有不少学者从更微观的角度探讨了“一带一路”面临的风险，如技术风险（汤敏，2015）⁽⁴¹⁾、道德风险（王义桅、郑栋，2015）⁽⁴²⁾、气候变化风险（王志芳，2015）⁽⁴³⁾、中国国内问题风险（何茂春等，2015）⁽⁴⁴⁾，并探讨了相应的策略。

（3）对接风险研究的评述。目前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面临的风险与挑战的研究相对较少，大部分文献都是在研究二者对接合作的可能性与路径时顺带提及其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仅有张金萍和项义军的文章专门研究了能源领域合作所面临的风险。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部分合作项目的开展，对项目风险的评估越来越重要。毕竟，二者对接合作的具体内容必须由具体项目来完成和体现。

目前的研究基本上涵盖了宏观上二者对接合作可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这些研究为各方正确评估二者对接合作提供了条件，也为二者对接合作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各方所需努力的方向。但目前该方面的研究需要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加强：

第一，相关研究停留于理论描述，缺乏实地考察。对现有部分文献的关注可以发现，目前的诸多研究是以学理层面的解释说明为主导，实践相对不足。多个理论视角的研究确实能够增强论证的学理性，但纯粹从理论方面分析，不足以说明沿线国家的实际国情，因而有必要加强基础性研究，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实地考察，以便进行科学的实证分析。

第二，从研究主题看，政策分析是主流，风险分析有待深入。无论是针对宏观层面的研究还是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目前的文献往往仅将问题罗列出来，对于这些问题的缘由、具体表现、解决的思路等都没有涉及。就“一带一路”倡议“五通”分别进行风险研究的成果也十分有限，多数成果停留在现状描述或是评估层面，而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的建议或方案的操作性明显不足。

第三，从研究内容看，对一些重要的现实问题有所回避。受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和兴趣所限，较多成果更偏重于对“带盟”对接指向国家现实情况的梳理或描述，虽然不少成果分析了对接中可能面临的风险，但没有就应对风险、改善环境等诸多实际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例如，阿富汗局势会给“带盟”对接造成怎样的影响，鲜有学者深入分析。

第四，“带盟”对接的个案研究尚不深入。中国企业已经在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开展了一些具体投资或者合作项目，这些投资或项目获得了哪些成果，遇到了哪些风险，面临哪些挑战，国内并没有系统的研究。欧亚经济联盟国家企业为何对开拓中国市场的积极性、行动和效果有限？它们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又是什么？国内亦没有系统的研究。毕竟，“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政府只能“搭台”，最终的落脚点还要归结到双方企业的投资与合作上。因此，加强个案研究，积累双方投资合作的经验，有利于促进二者的对接合作。

3．上海合作组织在二者对接合作中的作用

2015年5月签署的中俄联合声明提出，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平台作用，开展“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从实际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最大的共同之处就是，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或为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或为观察员国（白俄罗斯），或为对话伙伴国（亚美尼亚），而“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上海合作组织的关系基本上也是这三种类型。因此，上海合作组织在地域、主体等方面与二者具有较大的重合性，其在推进二者对接的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二者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的关系。李新（2016）认为，一方面，上海合作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在宗旨、原则、内容、目标等方面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从成员国的构成主体来看，上海合作组织“其实就是‘欧亚经济联盟﹢中国’（5﹢1）的模式”。⁽⁴⁵⁾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必须有效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的作用。孙超（2016）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将改变上海合作组织的地位，拓展其功能，开辟新的合作模式。由于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既有中亚国家，又有南亚国家，所以二者的对接合作将使上海合作组织成为联通中亚和南亚的纽带，提高其处理地区事务的效率；而以一个组织为载体连接一个倡议和一个一体化组织的模式一旦成功，将对西方主导的国际治理模式产生冲击，也会为其他的区域合作提供一种新的范本。⁽⁴⁶⁾王晓泉（2016）认为，上海合作组织拥有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平台的良好条件，并面临着良好的契机，“上合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丝绸之路经济带’位于同一区域，发展目标相近、合作理念相通、主导机制相似”。⁽⁴⁷⁾因此，这三者的共同之处及其各自的特点使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二者开展对接的良好平台。同时，王晓泉也认为，俄罗斯已经放下了对“中国经济扩张”的疑虑，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态度日渐积极，这成为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的良好契机。

（2）上海合作组织在“带盟”对接中的作用及面临的挑战。李新（2016）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过程中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从《上海合作组织宣言》《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等文件以及现实的经贸合作来看，尽快落实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建设既符合2015年5月中俄签订的联合声明的要求，又符合二者对接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上海合作组织的安全合作可以为二者的对接合作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⁴⁸⁾王晓泉（2016）认为，上海合作组织在二者对接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促进规则和技术标准对接以及对合作项目提供综合保障；而其起作用的重点领域则为金融、交通设施、能源和农业四个领域。⁽⁴⁹⁾张宁等（2016）从制度建设方面谈到了上海合作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中的作用，认为二者的对接最迫切的是制度建设，只有这样才能破除现存的制度壁垒，实现二者顺利对接，而自贸区建设的首要条件就是相关国家关于经贸规则的协商与制定，因此，应该推进上海合作组织自贸区建设，将其作为二者实现有效对接的新平台。⁽⁵⁰⁾

孙超（2016）认为，尽管“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将给上海合作组织带来新的积极变化，但这种变化也包含着一定的风险：首先，二者的对接使上海合作组织的业务范围和政治定位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给其稳定性带来一定程度的挑战；其次，二者的对接要求中俄与中亚各国进行双边谈判，需要深入协商从而解决中亚各国对自身经济和政治独立性的担忧，从而增加交易成本；最后，作为一体化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与上海合作组织之间因业务的重合而产生某种程度的竞争。⁽⁵¹⁾

（3）上海合作组织与“带盟”对接研究评述。基于中俄联合声明的相关内容，研究者对上海合作组织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过程中的作用持有积极态度。这些研究分别从上海合作组织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关系、上海合作组织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了上海合作组织在二者对接中的作用，并分析了二者对接对上海合作组织可能产生的影响及面临的挑战。这些文献极大地丰富了现有研究，为如何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思路。但这些研究可能忽视两大风险：一方面，随着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的推进，在上海合作组织内部，在处理某些事务时，中国有可能要面对已经达成默契但又各自表决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另一方面，上海合作组织已正式扩员，印度、巴基斯坦的加入使得在涉及对接问题上的决策增加了很多变数，在“协商一致”的原则下，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反对立场都会使“对接”无法落地。

四、本节综述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问题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方面提出了各自的观点，这些研究使原本比较模糊的二者对接合作问题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目前的研究主要涉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是否能够进行对接、是否拥有对接的基础和保障、对接的路径选择是什么、如何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在二者对接中的作用等。国内研究对二者的对接合作基本上持积极态度。但目前的研究也存在着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如过分强调政治在二者对接中的作用，仅从自身需求方面考虑二者对接合作的路径选择等。

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推进和欧亚经济联盟一体化的进展来看，二者的对接合作基本上已经为各方所接受，而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对接路径的选择、对接的规制、对接的模式、对接的风险和对接的前景等，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索。

作为中亚地区已经存在的区域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处理中亚安全问题方面起着重要作用，随着其业务范围的扩展，其功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具有一定的交叉重合。如何发挥上海合作组织在二者对接合作中的作用以及二者对接合作可能给其带来的影响与挑战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目前的文献梳理了上海合作组织与二者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了上海合作组织在二者对接中的作用机制和面临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