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由来已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曾表现出逐渐强化的趋势，它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协调发展，成为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问题。已有的研究表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缓慢，整体上表现出反复波动与强化趋势；各地区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其二元经济结构变化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在整体上呈现出弱化趋势，西部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则在波动中逐渐强化。从结构转换的角度来看，区域之间发展的差距在进一步扩大，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滞后也导致其实现城乡协调发展这一目标的难度增大。因此，研究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影响因素与路径，对完善二元经济理论、促进西部地区城乡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具有独特的意义。

加快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需要系统地研究以下问题：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主要动力机制是什么？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有哪些特征，其演变受到哪些有利或不利因素的影响？这些有利因素或不利因素的状况如何，它们的变化发展受到其他哪些因素的制约？应该如何消除这些制约因素以加快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书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对以下内容进行研究，主要包括：总结主要发达国家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经验与教训，探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动力机制；对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对所识别的主要因素（包括工业化、服务业发展、城市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的发展现状及其制约因素进行分析。在研究过程中，本书采用统计指标测度方法、Panel-Data模型、DEA-Malmquist指数等统计分析与计量分析方法，研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发达国家实现二元经济结构的成功转换是工业化、服务业发展、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等多重动力机制共同作用及其协调发展的结果。工业化、服务业发展与城市化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拉力机制。农业的发展是二元经济顺利转换的基础，农业现代化是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重要推力机制。实现上述动力机制的协调发展，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

第二，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在波动中逐渐强化。虽然其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逐渐下降，但由于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下降较快，两部门差距扩大。西部、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农业与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都不断下降，但西部地区的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并且正在以更快的速度下降；西部地区的非农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因此，西部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逐渐强化，而东部和中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则缓慢弱化。

第三，实证分析表明，工业化、服务业发展、城市化和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促进西部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换，但其影响力度有所差异：服务业发展与工业化的影响力度最大，城市化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影响力度相对较小。发挥工业化与服务业发展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拉动作用的关键在于，通过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长吸纳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第四，对工业和服务业就业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表明，工业经济总量扩大有利于增加工业就业，但资本深化和重工业比重提高对工业就业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工业和服务业产出增长、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服务业的就业增长，且工业产出增长对就业的影响大于服务业产出增长带来的影响。因此，在现阶段，工业化是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主导力量。西部地区不仅要致力于提高工业化水平，还要慎重选择工业化模式，不宜过早地加快重工业化进程，而应立足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第五，城市化对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具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偏低，人口城市化与劳动力非农化、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镇化发展不协调，半城市化等问题不利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稳定转移。实证结果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城市化的重要驱动因素，城市收入房价比的提高有利于促进人口的城市化，但集中型城市化模式，导致西部地区城市与全国城市公共服务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扩大，不利于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

第六，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利于促进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西部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源于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率不高；存在较为明显的农业纯技术无效率。实证结果表明，农村人力资本存量、财政支农支出比重、科教文卫支出比重、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农业就业比重的下降都有利于西部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农业区位熵、以产值比重表示的工业化率、有效灌溉面积比重和公路网密度的增大，则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负面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书提出促进西部地区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政策建议：

一是积极促进非农产业发展，提高就业效应。具体包括：改善投资环境，积极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加快工业结构调整，鼓励轻工业发展，培育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对县域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实施政策性倾斜，提高县域工业化水平；通过加快非农产业发展，提高就业增长率。

二是转变城市化模式，以城市群作为城市化的主体形态，将承接产业转移、产业集群培育与西部地区重点城市群培育统筹推进，促进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合理控制城市化成本，缩小与其他地区城市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对农村流动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三是加强乡村振兴的制度供给，培育农业发展新动能。加大对农业、农村的财政投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业生产要素质量，尤其是加大对农民和农村教育的投入，加强对农民的技能培训，提高农业技术推广服务能力，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加强乡村振兴产业规划与空间布局，优化村镇建设格局，推动“三产融合”，加强特色镇、特色村庄的产业支撑。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振兴乡村文化，培育社区发展新动能。

四是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继续深化户籍制度和土地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放松城市户籍限制，引导在城市有稳定职业的流动人口有序向城市（城镇）转移。稳定土地承包权，加强耕地保护，明确土地产权，加强对农民合法权益的保护，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为提高农业规模效率和土地利用效率强化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