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618—1648年间的三十年战争曾令德国和欧洲摇摇欲坠。在欧洲人的历史记忆中，三十年战争始终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近乎神话般的色彩。这场战争，注定涌现出瓦伦斯坦（Wallenstein）、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f）等传奇战争英雄，亦不乏令人难以想象的大规模暴力和战争疾苦。诸位编年史学家和作家流传下来的相关作品则汇成一条宽阔的大河——格里美尔斯豪森（Grimmelshausen）在《痴儿西木传》（Simplicissimus）、弗里德里希·席勒在其三部曲戏剧《瓦伦斯坦》（Wallenstein）、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在《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Mutter Courage）、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相聚在特尔格特》（Das Treffen in Telgte）等世界文学名著中均纪念了这场战争，这些名著亦成为数百部有关三十年战争的叙事作品和戏剧文学作品中的翘楚。更不用提诞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尤为关注三十年战争的历史书写：这些历史书写既有对战争的整体呈现，又有偶像人物的传记，也有一系列对地方志感兴趣以及地区史方面的专业著作。由于战争现场和涉及的地区、地点数不胜数，人们尚无法一窥此类著作的全貌。

一大批研究近代早期史的现当代史学家已经按照不同主题分册著书立说，表达对三十年战争这一时代重大事件的观点，或是自行从不同侧重点出发，对其进行全景式展现，或是将其凝结成一段始于1618年的战争记忆。笔者曾在1992年撰写了某德国史系列丛书中有关三十年战争的小册子，那本书的侧重点所引发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一个400多年前的事件如此密集、持续地出现，令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这完全是一场“战争的战争”。原因是双重的，很难讲清楚它是好是坏。之所以被称为“战争的战争”，首先是因为在记忆文化中，这场战争持续的时间之长令人无法理解。在德国和欧洲，还没有哪场同一档次的战争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14—15世纪的“百年”战争是文学虚构，尼德兰的“八十年”战争始于16世纪，后成为三十年战争的一部分，后来爆发的破坏力毫不逊色的普法尔茨“九年战争”以及弗里德里希大王(1)的“七年战争”，甚至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在时长上都没有超越这个范畴。与同时代人的感知一致——一些政论家甚至在那个年代就已经将战争的年限计算进去——这场“战争的战争”已作为一段不同寻常的历程被载入史册，即在德意志民族之帝国及与之接壤的地区所构成的战场上，充斥着暴力，且久久不愿结束。

其次，称其为“战争的战争”，也是从单场战争的累积这一意义来说的。皇帝的主要对手一直在变换，据此这些战争被命名为波希米亚普法尔茨战争、丹麦尼德兰战争、瑞典战争和瑞典法国战争等，它们将欧洲秩序带入了更加广泛的冲突中。如果我们追问这场战争的主要特征的话，会得出更多结论。传统上三十年战争被视为宗教战争，现在依旧有人这么认为，但同时，它应当更多地被视为欧洲的建构国家之战（Staatsbildungskrieg），有时也作为德意志的立宪战争（Verfassungskrieg）而凸显其重要性。三十年战争的各个阶段和不同的冲突领域令其全然成为一场战争的模板。

然而，为什么我们需要一部新的、也许是别样的历史呢？事实上，这场大战提供了绝无仅有的、应得到全面利用的认知机会，即重新估量和平问题。因为正是其怪物般的时长和幅员辽阔到可怕的战场，为战争起因留下了最广阔的研究领域。大量互相扭结在一起的单场战争对于冲突分析、战争各阵营的动机、主要利益评估等方面提出了特别的挑战。许多领域尚待探索，一些领域已有研究涉及，但有待更新。因此，除去对其突出且多元的理解，三十年战争依然发展成为研究近代早期黩武性（Bellizität）及其缘由的范例。

有必要再度澄清的是，本书主要是为了帮助人们在拓宽视野方面有所突破。它不仅是为了厘清战争的起因，也是为了搞清楚有哪些可能的和平选项。近年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获得诸多赞誉，原因是缔结和约的各方成功化解了三十年的战争混乱，并将其引入帝国和全欧洲都能接受的秩序中。不过，之前也曾有过战争间歇的和谈停火，签署过十几份局部和约，也有过一些鲜为人重视的外交活动。如果说为了建立包含欧洲多个国家的所谓“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了更新德意志的宪法和宗教教义，真正花了4年时间协商，那么有必要打30年的仗吗？相关人员自己怎么看呢？他们和主政者都采取了什么措施？无论这场“战争的战争”多么漫长、如何多样，或许它只是一个建设和平的大工地。

纪念这一战争爆发400周年或许亦促进了从史学角度重新进行和平研究。2016年，时任外交部部长的现任德国总统瓦尔特·施泰因迈尔（Walter Steinmeier）在一次学术会议上向历史学家呼吁，在当今和平外交步履维艰的情况下，应主动寻求和平、协商策略，并借鉴成功的历史经验。施泰因迈尔在演讲中突出强调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显然也在此意义上把整个战争视为制造和平的车间，其成败能够“为今天的和平努力提供历史研究方面的实践之利”。

本书的历史呈现，尽量让这场战争保持其与众不同的历史语境，但在讲述这场战争时，又让人们寻找的“新观点、新思路”有迹可循。以上目标也许不能一一实现，但与这样一段过往对话亦能够服务于基于历史信息的政治咨询机构。最后，本书将肩负如下任务：厘清人们今天能从这场“战争的战争”中汲取哪些有益养分。

(1) 原来译为“腓特烈大帝”。——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