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三位一体”
——暴力、饥荒和瘟疫
从空间上看，对战争的恐怖程度进行人口统计学的衡量距离死者依然太过遥远，但报道者的自述却拉近了我们和死者间的距离，那些惊魂未定的文字令人心生恐惧。这些日积月累下来的自述中内含大量的灾难经历，一方面，面对可怕的细节，今人会产生窥探隐私般的凄惨之感；另一方面，当代研究中尚有诸多分歧，因而现在并不是让这些经历消失在视野中的时候。基数庞大的战争记录使人们认识到这一危害体系的整体规模和运作方式。事实上，人们在日记、编年体史书和档案中，以及格里美尔斯豪森反映当时情形的文学改编以及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10)后来的文化史改写中，总能读到同样的内容。在音乐界，作曲家维瓦尔第（Vivaldi）一度饱受同行嘲讽，因为他把同一段协奏曲写了百来遍，但是，（当人们认识到）它不是一种空转的风格，而是指涉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时，（人们便会发现）该曲调持续重复并带有变化，展现了持续的战争暴力所带来的典型危害，即许多人丧命。
在编年史和教会的损失登记簿中，人们会反复碰上一种不祥的“三位一体”，从而联想到传统连祷中的请求：“主啊，请保佑我们远离瘟疫、饥荒和战争!”上巴伐利亚安德希斯本笃会修道院院长毛鲁斯·弗里泽内格（Maurus Friesenegger）就曾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在战争这一上帝的惩罚之后还紧跟着饥荒和瘟疫？他得出结论：“因为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违背上帝的意愿行事，于是上帝便以牙还牙，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予以还击。”将苦难阐释为上帝的惩罚是帮助人们走出战争阴影的策略之一，上帝的“三位一体”似乎是用不祥的“三位一体”进行惩罚的，即悬在人们头上的死亡威胁。一本牧师登记簿记载道：“如果此时在我们的国家充斥着这样那样的悲伤、恐惧、贫困和愁苦，那是因为上帝不仅仅用战争、用敌人的刀剑，而且用瘟疫”和“大饥荒打击了我们”——这份记录迅速得出这样的结论。接地气点儿说，三重灾难的侵袭宣告了邦国的彻底凋敝，“因为敌人尚未屠戮的、瘟疫尚未杀死的，都被饥荒从这片土地上赶走了”。即使是行政官员哈佩（Happe）这样的世俗编年史学家，也认为“三大主要惩罚”应对巨大的死亡人数负责，早在1626年他就写道，人们“现在正不幸地遭受着战争、物价飙升和瘟疫等所有的主要惩罚”。自那以后，时不时地出现或相互关联或单独的有关三大折磨所造成的最糟糕情况的描述。其他编年史学家也感知到了这一情况。女历史学家、克鲁森斯滕的贝尼希娜（Benigna von Krusenstjern）编撰的目录列出了百余篇有关三十年战争的自述，如果通过主题提示浏览下来，会发现任何一位时代见证者都记录了战争中所受的折磨，更多的人往往记载了全部三项，抑或是亲身经历。而整个威胁体系则是从一个灾难三角的致命尖角发展而来的。
处在所有灾难的金字塔尖的，是直接的战争暴力。这在战争中不足为奇，它对人们的身家性命和家庭财产所造成的伤害几乎是对战争全部的感知。除了这些某种程度上的常规负担外，多种极端的痛苦折磨带来了多重致命侵袭，展现出战争最恐怖的一面。其中比较典型的是因弗赖塔格而扬名的上法兰克牧师马丁·伯岑格（Martin Bötzinger）的一生。一开始，他先后遭到帝国军、瑞典军洗劫，在身陷囹圄、性命攸关之际出逃后又被抓住，剥光衣服，饱受刀砍的凌虐，所幸再次逃生。当他回到自己的牧区时，碰上一座多人墓穴，里面埋葬着17位被打死的民众，其中一位死者是他的岳父，而他的岳母则被人用手枪和螺丝施刑并被画上记号，折磨致死，而他的妻子则完全靠侥幸才得以两次自救于极端的险境。事后，伯岑格写道：“1634年，怒火更甚。”为什么呢？没错，“瑞典饮料”(11)出场了。在被人粗暴地灌入粪水的过程中，他所有的牙齿被打断；此外，还被施以特殊的水刑（Wasserfolter），这位神职人员被捆着双脚在水里拉上拉下，直到将他折磨得半死。他再次死里逃生，但回家后发现，他那个教区连藏起来的最后一批豌豆都被抢光了，村民大多饿死。“残存的八九个灵魂，1636年后完全丧命或是逃走。”情况就这样往下发展，于是那里再也没有瘟疫什么事儿了。
这些疯狂的暴力行为在三十年战争期间所有流传下来的地方志中随处可见。把来自纽伦堡旁小县城的罗特（Roth）的恐怖报告进行重新编排对比后可以证明，弗赖塔格笔下的主要证人是多么地具有代表性。科恩贝格尔牧师（Pfarrer Kornberger）正是一个人及其家庭所能够遭遇到的一切厄运的受害者代表。首先，他像一般人那样，失去了军队逼近时藏好的家财，包括牲口和储存的粮食。第二年，他被打得浑身青紫，“用土耳其的方法”从脚或脖子处吊起来，并且用上了旋钮战争刑具，即用旋转可致肢体残废的麻绳折磨他。后来，他逃走了，但在逃跑的路上，他的妻子被骑兵抓住，骑兵拖着她的头发穿过田地，用靴子和武器残忍地将她打伤。在继续逃难的途中，这个新教家庭在天主教地区的罅隙里暂时找到了一个容身之所，最后得以在罗特接管了一个空缺的新教牧师的职位。结果好，一切就都好吗？并非如此，他最终在罗特死于瘟疫。很多人的情况并不比他好：他的邻居是一位校长，报告了自己染上瘟疫的消息；市政厅书记员(12)约翰·雅各布·菲克勒（Johann Jakob Fickler）在其妻子被鞭打致死后，自己也死于毒打；在附近的格雷丁（Greding），短短几天内就有18名市民被杀，包括市长在内。这样的情况并未停止，且蔓延到其他许多地区。肇事者是到处抢劫、来自各路军队的正规士兵，当然也有可怜的战争魔鬼，他们为生存而战，压榨勒索存粮，但很显然，接连不停的战局也释放出了人们对暴力的过剩欲望。
尽管这些报告的流传背景不太清楚，但其可信度无须怀疑，文书卷宗和档案室可以给它们作证。在某些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案例中，极端暴行被精确地记录下来，包括名字、亲属、出生地和受害者的死亡方式，从而印证了一整套传言的真实性。比如在黑森的一个小地方，士兵们猖獗地用刑，导致6位女性和12位男性命丧黄泉。而在一份损失列表中，先是众多妇女被强奸，接着士兵们将数名男子从其外生殖器处吊起，最后将所有人拖曳致死。人们在和平时期曾目睹女巫审判等迫害行为，因此，这个时代的人们早已习惯了暴力。但即便如此，报告中依然流露出人们对战争暴力的恐惧。法兰克地区的最新史料将其他时代的犯罪称为战争犯罪，但此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搞清楚什么违背了准则、什么已成为战争常态。一位观察者作出了如下概括：“那些横行霸道的兵痞用旋转麻绳、‘瑞典饮料’和夹手指的方法给被逼无奈的可怜人带来痛苦，愤怒则成了他们的帮凶。可他们中的有些人，曾经是正直有礼的小伙子和绅士，更别提做出侮辱妇女这样的事。”这一概括实际上颇为讽刺地宣告了对市民施加战争暴力已经成为新的行为习惯。
在死亡三角上，相比令人惊恐万分的战争暴力这一角，饥荒和瘟疫这两点似乎更严重地威胁到整个文化和社会。尤其是饥荒，它并不只是一种附加的痛苦折磨，而是战争暴力的直接后果。相关报告往往将财物损失和人员伤亡置于完全同等重要的地位，如果这样的话，掠夺和压榨赖以生存的最后的粮食与钱财，则与凌虐肉体一样，会产生致命的后果。然而，这背后则完全是一场有意识的、应归因于战争的粮食危机。本笃会修士约翰·伯岑哈特（Johann Botzenhart）是他所在的乌尔姆附近的埃尔兴根（Elchingen）(13)修道院的厨房主管和酒窖技师，负责置办食品，因此他对当时每况愈下的粮食状况有一定的认识。“在穷人中间，嗜血的饥荒一日强过一日，因此每天都有很多人死去”，这是对饥荒的一个小结。不过，这不仅仅适用于穷人，也适用于客观上没有磨坊而缺少面粉的富人；人们不仅仅会饿死，也会被冻死。饥饿和冻伤往往被并称为两大致命杀手。
此时，“小冰期”似乎获得了机会——这一论点认为，17世纪普遍的气候变冷缩小了粮食供给的回旋余地，饥荒触发了分配冲突。事实上，这位厨房主管观察到了经常出现的气候变化现象：那时候，“基督圣体节”(14)还会下雪，或者秋天像“人类有记忆”以来从未有过的暖和，于是，越冬作物的秧苗或许能安然过冬。不过，没有人将粮食供给紧张归咎于整体气候变差。因为当土地无人耕作、役畜征作军用、磨坊毁坏无法磨面时，其他的解释都是多余的。有人死去，是因为他冬天不得不“光着膀子”逃命而冻死，他的死因在于天气或战争状况，不会怪到“小冰期”的头上。“小冰期”或许存在，但它只是在时间上模糊地与三十年战争同步，这也是有争议的。然而，人为造成、或许也会由人类终结的暴力及其后果，足以解释这样的灾难。我们从巴特克罗伊茨纳赫（Bad Kreuznach）附近的农民、葡萄园主塞巴斯蒂安·文德尔（Sebastian Wendell）的家庭收支账簿这一第一手材料中可以知道，农田耕种和粮食收获是如何在军队横扫及其进攻下被迫中断，又是如何在农民重伤而丧失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走向完全停滞的。在这种情境下，没有人人饿死反倒令人惊讶。
哈佩全面的战争编年史也对饥荒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如果把那些声声泣血的消息连成报纸的头条的话，那么从字面上便能了解到1626年的大致情况：“人们因饥荒从哈勒（Halle）逃往吕内堡（Lüneburg）”“伯爵领地施瓦茨堡（Schwarzburg）饿殍遍野”，最后是“从未经历的物价上涨和饥荒”。其后果是请愿民众“每天有500人聚集在宫殿前”。在17世纪30年代的危机中，“法兰克尼亚地区发生了可怕的饥荒，使妇女和小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为了面包逃往图林根”，但噩耗又来了，“数千人因饥荒死于图林根”。编年史中还有吃人的可怕细节，食用那些现在看来很恶心的腐烂食物和昆虫，饿死的人像俗语中说的那样，真的被“咬进了草里”(15)，再也无法开口。此时，出版业和印刷业正日益兴起。或许，这位真正忧心忡忡且心怀善意的、身处管理岗位的编年史学家应当刊登一些号召力强的大字标题，敦促政客们有所行动。事实上，他自己也时而从报纸中获得消息，身处政界的他深知，如果这么做于事无补的话，那么也没有更好的方法了。
第三重恐怖即死亡三角底边上的另一角则是瘟疫，其中首推“鼠疫”，也包括其他致命的传染病，或是能叫出名字的红痢疾。瘟疫的痛苦闯入人们的生活，它是如何逼近、侵袭编年史学家们及其周围的人，如何使一部分人虔诚地屈膝投降、一部分人暴怒得不知所措的，读来令人动容。着眼于世界的史学家哈佩不得不经历亲友一个接一个地染上这种令人不适、厌恶又残酷无情的疫病而死去，他给他们记下名字、亲属关系和职业，留作纪念。哈佩携妻儿出逃，瘟疫过后，他们返回家乡，“看看我那些最爱的朋友们是否还在人世”。1626年，在小小的格罗伊森（Greußen），最糟糕的一个月里死去了344人，全年有843人丧命，这丝毫不奇怪。17世纪30年代，图林根附近的其他村庄也受到几波瘟疫的侵袭，直到最后，哈佩本人在听到接二连三的死讯后也宿命般地染上了瘟疫。其中最可怕的是施瓦本的一个小地方比贝豪（Biberau），一场时疫过后，300多名居民中仅25人被有名有姓地记载下来，但是，记载下来的不是死者姓名，而是仅有的幸存者。由瘟疫引起的大规模死亡，也曾在奥格斯堡、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等大城市肆虐，人口成片地锐减。瘟疫带来的死亡风险与战争暴力相比，似乎也不遑多让。
然而，这些致命的疫病受到战争影响，应将其爆发归咎于战争。原因是：一方面，瘟疫通过军队的持续行军而四处传播。当符腾堡的神职人员还在尝试说服市民瘟疫是上帝的惩罚时，像哈佩这样的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只有当夺人性命的军队自己碰上惩罚时，才会近乎讽刺地请出上帝来利用一番。另一方面，由于灾民涌向敌后安全地区，敌后狭小的空间和糟糕的卫生状况必须负一部分责任。“那里民不聊生，饿殍遍野。我们在痛苦中互相枕藉。物价飞涨，饥肠辘辘不期而至，随之而来的是邪恶的病痛和瘟疫。于是，数百人死去。”关于传染病、食物短缺造成的疾病和死亡的情况，上文提到的、被迫逃亡的记录者黑尔勒如是说。下面主要谈谈食物短缺和传染病之间饱受诟病的相互影响：因为常年营养不良、丧失体力的人几乎没有抵御疾病的抵抗力，所以，他们事实上是死于战争导致的饥荒。这位编年史学家提到，“由于这场大饥荒造成了大规模的死亡和瘟疫，数千人死去”。事实上，1632—1635年的大规模瘟疫导致大量人员死亡，这样的情况在14世纪中叶的中欧黑死病之后还是首次出现。这场瘟疫前后均有过短暂的疫病感染，但其杀伤力证明了这场大规模传染病成为三十年战争中的最后一次瘟疫并非偶然。
因此，将暴力、饥荒和瘟疫织成一张死亡之网的源头，自始至终都是战争。概括起来说，有些细节依然明晰：如果资源被因发动战争而进行的征召、烧杀抢掠而消耗了的话，那么这首先应归咎于战争暴力，而不是怪到经济、气候等其他因素头上。由此产生的食物危机和饥荒让人们对传染病失去了抵抗力。各路军队以及逃离军队、躲到安全城墙后的人群造成的拥挤则催生了疫病的蔓延。为争夺最后的粮食库存，民兵和军队都准备好了使用暴力，饥饿则使得这一情况进一步尖锐化。这是一个应归罪于战争的危害体系，人成了它的牺牲品，并用暴力、饥荒和瘟疫构成的死亡三角敲响“丧钟三连”，威胁着整个社会及其文化。
末了，一位编年史学家作出如下判断：“这场战争、瘟疫、物价飞涨和大饥荒让邦国的人口急剧下降，少到令后人难以置信。”另一位编年史学家则对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过后是否还会留下后人感到怀疑。难道这样的担忧不是终止战争和持续摧毁文化的死亡三角的绝佳理由吗？
也许，此时应对神学家提出要求。从跨教派的宗教角度将战争疾苦解读为上帝的三重惩罚，有利于向民众解释并帮助他们克服心理障碍，但亦减轻了其忍受度。当时是一个神鬼之说横行的时代，是否有可能将战争解释为撒旦的三重杰作而非上帝的作品，并赋予背负责任之人与恐怖的“三位一体”作斗争这一基督徒的使命？事实上，沃尔夫冈·E. J. 韦伯（Wolfgang E. J. Weber）考据出的神学战争批判甚至大量使用上帝之惩罚威胁当权者，结果却完全背道而驰——它没有从战争中拯救人们的性命，而是妄图索取牧师的供养费，理由是战争导致的牧师缺位会影响到信众灵魂的救赎。直到1644年才有一位牧师站出来，指责其同僚“不仅没有反对战争，反而助长了嗜血的战争”，而彼时救世主已恩赐了和平。如果神学失灵了且将战争责任推卸到上帝头上，那么，就没有人能够承担战争的责任，并用仅存的理智去阻止这三重罪恶交织的疯狂。于是，我们再度且愈加迫切地提出如下问题：当时就真的没有人能够干涉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