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新文化运动的基调与民国初年摄影的生态
辛亥革命（1911—1912）的爆发表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破产，清廷的反复无常，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让大多数人相信只有推翻清政府的封建统治，以革命暴力的方式，仿效西方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制度才是中国唯一正确的出路。而中国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让这种努力变得充满困难和未知。其中最主要的阻碍之一，就是长期以来在封建制度和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禁锢下，广大民众远远落后于共和所需的思想文化素质。对于那些接受过西方文明熏染的新兴精英知识分子来说，“中国的改变必须是政治上的，因为制度禁锢了人们的创造力；中国的改变必须是思想文化上的，因为儒家思想没有提供关于科学的思想与方法……大多数人相信：简单地学习技术无济于事，必须从思想与文化上改变中国人。”[2]这种观点也体现在经历了“幻灯片事件”的鲁迅写在《呐喊》的自序文字中：“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图2-1 梅兰芳《春香闹学》戏装照，佚名摄，1920年
曾被视为“奇技淫巧”的摄影本身就是西方“赛先生”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因而受到新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推崇和重视。一时间，大批报刊、摄影画报和新闻机构涌现出来。特别是上海和北京，成为宣传革命和提倡新知的重要阵地，同时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摄影作品和摄影记者。显然，在这个特殊的救国存亡的历史基调下，中国摄影的发展总体来说独立性、自主性和学术性较弱，对摄影的本体思考不足，更多地体现为强烈的工具色彩。
随着摄影力量的壮大和摄影文化生态的丰富，摄影的多元化思考和本体化探索成为可能。而且，在中国强大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文人士大夫艺术体系，以及民国初年的特殊政治语境下，这种思考和探索就显得尤为可贵。虽然这些思考和探索在今天看来也许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突破，这些民国摄影先行者所面临的困惑和争论时至今日也没有停息，但我们依然不能无视刘半农、郎静山等人的巨大成就和贡献，他们基于对摄影和艺术的挚爱，基于对中西方文化不知疲倦的思考与实践，既充盈了自己的人生，丰富了中国摄影本体和本土化的理论及实践，又用一种相对温和的方式浸润着这个社会，有力地响应了蔡元培先生的“美育代宗教”说。
注释：
[1]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版，第443页。德先生，即democracy，民主；赛先生，即science，科学。
[2] 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导言，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