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1926年

一

大伯是我爷爷的长子。我爷爷和我奶奶生有三个儿子：长子贺廷勇，即我大伯；次子贺廷智，是我二伯；三子贺廷诚，即我父亲。我爷爷给他们取名时说，孟子有云，勇者无惧，智者无惑，诚者有信，仁者无敌，故三子起名依次取勇、智、诚三字。倘有第四子，那勇、智、诚、仁便全了。遗憾的是，我奶奶在生下我父亲后便没有再生养，而曾姨进门后也未诞下子嗣。

在我父亲三个兄弟中，我大伯出生是最不顺利的。那时正是辛亥革命爆发前夕，我爷爷由于参加马炮营起义受到通缉，我奶奶在田家老屋冒险生下我大伯，由于身份不明，差点母子命丧黄泉。每每提及此事，我奶奶总是感慨不已，说我大伯是她所有三个孩子中最不省心的。的确，相比我二伯和我父亲而言，我大伯的出生简直充满了磨难。那是一段提心吊胆的日子，我奶奶常说，得亏老天开眼，才保下了性命。为此我奶奶庆幸不已。

据家里的老人说，我大伯从小就特有主见，这一点似乎是遗传了我奶奶。从长相上看，他比两个弟弟矮了半头。我二伯和我父亲都是高个儿，身高都在一米八左右，而我大伯只有一米六七，乍一看简直不像同父同母所生。“他是俺捡来的。”我奶奶常开玩笑说。有一种说法，我大伯之所以长成这样，有可能与我奶奶怀他时营养不良有关。这很可能是对的。“那时节，”我奶奶说，“吃不着，喝不着，还成天担惊受怕。”按照现代妊娠学、营养学和心理学分析，这说法倒也不失科学依据。

不过，尽管个头存在差异，我大伯与两个弟弟的模样和神态却极其相似。他们都有浓密漆黑的眉毛，一双细长柔和的眼睛，鼻梁高挺，嘴巴宽阔，既继承了我爷爷的坚毅英武，又兼具我奶奶的温柔高雅。解放后，我大伯一直在北京工作，我偶尔进京才能见到他。他给我的一个突出印象就是常年生病住院，整天病歪歪的，显得弱不禁风。在外人看来，他根本不像一个曾经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将军。

据我父亲说，我大伯年轻时身体很好。尽管我奶奶怀他时营养不良，但他打小就注意磨炼自己，刻苦锻炼，爬山、游泳样样在行。他能一口气登上百米的山头，还能一个猛子扎到水里，游十几米才露头。在学校里，他的体育课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百米跑达到十三秒，铅球能推出近二十米，引体向上能连做一百个不带喘气的，此外还能在单杠上“打车轮”。“别看他个头瘦小，”我父亲说，“他身上全是肌肉，摸上去一块块的，硬得像铁，按都按不动。”在学校谁也不敢小看他，就连那些比他大的学生也不例外。后来，他因多次负伤，身体这才垮了。据说，有一次子弹穿透了他的肺，他昏迷了三天三夜才醒来。到他去世前，身上还有二十二处弹片没有取出来。

关于我大伯的故事有许多，但他自己很少提及。尤其是对我第一个大伯母，更是不愿多谈。据我父亲说，他对这个伯母感情特别深。两人同生共死，经历了种种磨难。

我第一个大伯母名叫费伊蓉，长得端庄漂亮，在学校里就是一个美人儿。她与我大伯有一张合影，年代不详，背景是一条河，他们站在河边的柳树下，费伯母剪着短发，侧身斜倚柳树，一副小鸟依人的样儿，而我大伯站在一边，双手掐腰，昂首挺胸，显得英气勃勃。他们都穿着军装，腿上还打着绑腿。脸上满是笑容，显得十分幸福。可惜的是，由于当时照相技术不行，加上年代久远，照片并不清晰，尽管如此，仍能看出我费伯母身材苗条，气质优雅。

费伯母的父亲费经三是当地名人。他曾做过霍川县的县太爷。据县志记载，费经三，字采臣，安徽桐城人。其父做过教谕，所以费经三自幼受到良好教育，能文善诗，曾中乡试，后赴保定莲池书院，师从清末大儒吴汝纶。吴是淮系重臣，做过李鸿章的幕僚。在他的举荐下，费经三年纪轻轻便获得了霍川知县的委任。

费经三出任霍川知县是在光绪三十二年，当时年仅三十一岁。此时，霍川灭门案已经过去了四年。此案令人发指，朝野震动，我太爷爷也不幸卷入，死于非命。面对复杂局面和各派势力，费经三上任后极力周旋，慢慢立住脚跟。人们都说他年纪不大，但老于世故，是一个会当官的人。看来此言不谬。他上任以来，一直主张多栽花少栽刺。在任期间，勤于职守，大力兴办公共事业，比如修路修桥、办水利和建学校等，但对那些错综复杂的家族矛盾和人事关系则谨慎小心，左右逢源。不过，费经三虽然看似老好人，实则并不糊涂。辛亥革命时，他顺应潮流，响应起义，使得霍川和平光复，受到赞誉。此后，他一度被推举为霍川临时军政府都督兼民政长，民国后还短暂出任过县知事（即县长），直到民国二年改任省议会议员。

费伊蓉是费经三最小的女儿。她与我大伯是在北辰中学相识的。北辰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由英国教会出资创建，时在光绪三十三年，即费经三出任知县的第二年。应该说，这件事得益于他的大力支持。他以知县名义出面号召，还动员当地士绅商民集资襄助。学校地点就设在原先的北辰书院旧址上，最早的名称叫北辰学堂，民国后改为北辰中学。

北辰中学的校长也是霍川名人，名叫涂啸寰，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后至英国伯明翰大学深造，学贯中西，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一副绅士派头，穿西装，戴礼帽，手持“司的克”（文明棍），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嘴唇上留着两撇精心修剪的黑胡须。他还养了两条高大的爱尔兰猎狼犬。该犬浑身乱毛，体格高大结实，训练有素，动作敏捷，时常围在他的身边，根据他的指令或手势，或卧或立或奔，几乎与他形影不离。涂校长为人孤傲，目空一切。他崇尚西式教育，提倡德、智、体、群、美五育并举。此外，学校高薪延揽名师，除了国内的，还有英、美等国外教多名，这在当时并不多见。

民国初年，学校始设体育、音乐课程，但大多为摆设，并不重视，然而，涂校长却与众不同。“诸位，都听好了，”他常说，“别的学校我不管，也管不到，但北辰的学生不能再做老大病夫！”据说，他在国外读书时曾被人讥为“老大病夫”，这让他深以为耻。每次开学典礼上，他都要大谈全身训练的重要，并用文王武王之例加以说明：昔者，武王师事姜尚，兴兵伐纣，开周朝八百年之天下，止戈为武，武王之所以为武，盖以武功成之也。武王之父文王，亦师事姜尚，但是不重武功，虽有盛德，终被囚于羑里。“有文无武近乎懦，有武无文近乎野，”他强调说，“能文能武，斯为俊杰。”这后八个字成了他的名言，经常挂在嘴边。他还告诫学生，外国人骂我们是病夫，皆因我们只知摇头晃脑地读书，不重锻炼身体，这样的人面黄肌肉，呆头呆脑，手无缚鸡之力，风一吹就倒，又有何用？“治世修文，乱世尚武，文能安邦，武能定国，两者相辅相成，方为有用之才。”

为了加强体育课，学校专聘了体育教师。有时涂校长还亲自任教，严加督导，对于体育不及格者一律留级，毫不通融。这在当时绝无仅有。他还购置了先进的体育器械，修建了足球场，并组织足球队，经常进行训练比赛。只要有空，必亲自到场，或充当教练，当面指导；或亲自上场示范。据说他在英国读书时踢过中锋，其盘带技术相当娴熟。“休派的（蠢）！休派的！”每当看到有人出现低级失误，他便会挥起双手，大喊大叫，完全失去了绅士风度。

至于音乐课，学校主要教唱英文歌曲，内容多为圣咏歌曲，如《平安夜》《圣母颂》等等。不过对民歌、戏曲等，校方也不排斥。学生们既可排练西方话剧（如莎士比亚、易卜生等人的作品），也可排练京剧、庐剧和黄梅戏，涂校长一律支持。在这方面，他表现得相当开明。不仅如此，他还提倡民主，学校里言论自由，并不限制任何思想、主义。他本人虽是基督徒，但他并不强求别人信教。在北辰中学，你可以信教，也可以不信；在课堂上，教师可以讲三民主义，也可以讲共产主义。读书也没有限制。据我大伯说，他在校时学生们就传看过《新青年》《向导》《共产主义ABC》等书刊——在当时均属禁书，但在北辰并不禁止。有人告到上边去，说他纵容赤色主义，但涂校长毫不理会。

“谁是校长？”他反问道，“你们？还是我？要是让我干，就得听我的。”他态度坚决，一点也不妥协，甚至以辞职相威胁，“不行，我可以走人，你们另请高明吧。”

他的强硬态度让那些领导无可奈何，北辰毕竟是教会学校，涂校长和外国教会的关系很好，因此他们不敢轻易招惹。另外，一位有着“北洋”和“伯明翰”背景的校长毕竟难找，当初为了请他大驾，时任县太爷的费经三可谓几顾茅庐，费了老大劲。按涂校长的话说，要不是他涂某人念及桑梓之情，才不会屈尊俯就哩。

我大伯是一九二二年进入北辰中学的。在这之前，他一直随我爷爷在北京读书。那时，我爷爷在北京陆军部任职。直皖战争前夕，时局紧张，战云密布。为安全计，我爷爷把我大伯送回老家，进入北辰就读。北辰的学生中有不少来自上层家庭，如本县和周边几个县的官员绅商子弟。霍川县商会会长卫孝衡的孙子卫登辉也在该校就读。

卫家是霍川大户，曾与我们贺家（准确地说，是与我太叔爷贺恺年）有过密切交往，可灭门案发生后，卫、贺两家便彻底闹翻了，从此水火难容。卫登辉比我大伯大两岁，长得人高马大，仗着家里有钱有势，平时趾高气扬，吆五喝六，行事十分嚣张。同学们背后都骂他“卫螃蟹”，寓意横行霸道。

我大伯初进校时，便与卫登辉杠上了。两人互相看不顺眼，也互不买账。“这小子想找死啊！”卫登辉恶狠狠地说。有一次，在饭堂打饭时，两人迎面而过。卫登辉扩开肩膀，有意撞了我大伯一下，然后大摇大摆走了过去，明摆着，这是存心找碴儿。可他没想到，我大伯也不是怕事的人，回身一把抓住他。卫登辉正愁找不到机会整治我大伯，于是抬手一拳打过去，但却被我大伯一把抓住手腕，手上一用力，把拳头扭到一边，痛得卫登辉差点叫出来——我大伯还算给他留面子，没把他的胳膊拧到后边。同学们一见都围了上来。就在这时，庶务处主任出现了，我大伯便松开了手。

这次短暂的交手，表面看双方谁也没吃亏，但卫登辉却掂量出我大伯的厉害。“这小子劲儿不小！”他事后嘀咕过。打这，不敢再轻易惹事。

这事发生后，同学们不禁对我大伯刮目相看。“别小看这侉子，”大家都说，“倒有两下子，连卫螃蟹也不放在眼里！”当地人都把北方人称作侉子，我大伯因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满口京腔，因此同学们都叫他小侉子。不过，这个叫法并无贬义，相反倒有高看一眼的意思。

北京过去是皇城，如今又是首善之区，我大伯在那儿待过，见多识广，自然令人羡慕。课余时间，或放学之后，很多人都爱围着他听他侃北京的见闻，譬如火车、电影，还有皇家园林、万里长城等等，这些对于地处大别山腹地的学生来说，简直天方夜谭，无比新奇。

渐渐地，在我大伯周围便聚拢起一些人来。这些人大多是贫民子弟。他们中不少人曾受过卫登辉的欺侮，敢怒不敢言，于是都聚到我大伯身边。我大伯对他们一视同仁，不分贵贱，平等交往。其中同宿舍的卢庆竹更是成了他的铁杆儿。

卫登辉一手遮天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他本是个欺软怕硬的家伙，自那次与我大伯动手后，很长一段时间，两人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相安无事。直到几年后，当费伊蓉转学来到北辰中学后，他们的矛盾才不可避免地又一次激化了。

二

费伊蓉转学来北辰中学是民国十四年秋天。这一年，我大伯十五岁，已经升入高中部。北辰中学分初中部和高中部，学制各为三年。费伊蓉原在省城安庆读书，由于她爹费经三辞去省议员之职，称病还到霍川，她便转学来到了北辰中学。

费伊蓉长相出众，不仅身材姣好，清纯秀丽，而且举止高雅，多才多艺。她的到来很快引起了注意。北辰中学向来倡导全面发展，学校业余时间经常举办各种文体活动，这给了费伊蓉大显身手之机。她积极参与学校的各类排练和演出，除了话剧演得好，京剧、庐剧和黄梅戏等也都在行。她还会弹风琴，编剧本，显出了过人的艺术天赋。就连一向眼界甚高的涂校长也给予她很高评价。“许多漂亮的女孩不长脑子，”他说，“长脑子的又多不漂亮，此女两者得而兼之，难得！”

费伊蓉比我大伯大一岁，进校后，卫登辉便盯上她了，成天像苍蝇似的围着她转，嗡嗡叫着，飞来飞去，大献殷勤。费伊蓉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她想要什么，他就千方百计满足她，还经常买些好吃的零食水果讨她欢心。就连上课、去饭堂吃饭，都抢着替她拎包，还帮她排队买饭。在他看来，费伊蓉非他莫属，别人谁也别想染指。哪个男生要和费伊蓉走得太近，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她是俺的，”他多次在背后扬言道，“谁也不准打她的主意。”有人把这话告诉了费伊蓉，费伊蓉就很生气。

“你这叫啥话？”她找他质问，“谁是你的？你要再这么说，俺就不理你了。”

卫登辉连忙抵赖。“没的事，”他说，“俺可从没说过，谁说谁是小狗。”他还赌咒发誓，追问这是谁说的，哪个敢编排他的瞎话，他可轻饶不了。

费伊蓉当然不信他的话，只不过暂时对这个厚脸皮的卫登辉也无可奈何。

几个月后，北辰校庆，学校排练莎士比亚话剧《十二夜》。费伊蓉饰演薇奥拉一角，大获成功，名气越来越大，走到哪里都众星拱月一般，受到追捧。可是，尽管到处都是羡慕的眼光和笑容，偏偏有一个人好像把她忽略了，不仅不搭理她，甚至连看她一眼都懒得看。

这个人就是我大伯。

当然，我大伯不理费伊蓉，不是不想搭理她，谁会讨厌一个漂亮的女孩，而且是一个才艺出众的漂亮女孩呢？他也不是害怕卫登辉，用我大伯的话说，他是不想犯贱。“俺可不会像卫登辉那样，”我大伯回霍川不久，便很快学会了霍川话，满口俺的啥的，“简直恶心透了，成天像个跟屁虫似的跟前跟后！”他还表示，哪怕天女下凡，俺也不会那么轻贱。至于费伊蓉，他却为她惋惜。“好好的人，咋会香臭不识，和那种人混在一起？简直是糟践自己！”对于这种人不理也罢，我大伯这样想，于是躲得远远的，有时碰上了也低头而过，视而不见。

费伊蓉有些奇怪。她早就注意到我大伯了。我大伯在北辰也是一个名人。他功课好，体育出众。由于涂校长的大力倡导，体育在北辰受到格外重视，每次比赛都会引起全校关注，而那些获胜者更是令人瞩目。我大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不仅是百米跑和铅球的纪录保持者，而且还是足球队主力队员之一。费伊蓉也喜爱体育，但凡学校有比赛，她都要到场观看，呐喊助威，欢呼雀跃。有一次，百米比赛，我大伯第一个冲线，费伊蓉激动得满脸通红。

“他是谁？”她问身边的同学。

“贺廷勇呀，咱们学校的体育明星。”

“好厉害呀！”

她情不自禁跑上去给我大伯递毛巾。这是公主的礼遇。换了谁都得受宠若惊。我大伯心里也挺激动，但接过毛巾，却故作淡然，扭过脸去不看她，好像她无足轻重，擦着汗和别人说话去了。

这让费伊蓉有些失落。他难道不知道俺？这不可能啊？她心里有些疑惑。慢慢地，她发现一个奇怪现象：我大伯好像是有意躲着她。这让她好生纳闷。

有一天，从食堂出来，她便叫住了他。“贺廷勇。”她在背后喊了一声。

我大伯扭过头来，有些意外。“你叫俺？”

“是啊。”

“什么事？”

“俺想问问你，”她说，“俺哪里得罪你了吗？”

“没有啊。”

“那你干吗不理俺？”

我大伯一下被她问住了，因为这话来得突兀、直接，让人意想不到。“没啊……”他下意识地咕哝了一句。

“还说没呢。”费伊蓉噘起嘴巴，漂亮的眉毛向上轻轻一挑，那模样既妩媚又可爱。我大伯心里一动，连忙扭开脸去。

费伊蓉扑哧一声笑了：“俺看你是心中有鬼！”

“胡说啥呢？”我大伯像被针扎了一下，连忙否认。

“俺说错了吗？”

“没有的事，”我大伯急了，连忙辩解道，“俺只是不想……”

“不想什么？”

“那家伙，”我大伯说，“俺讨厌那家伙！”

“哪个家伙？”

“你心里明白。”

“你是说卫登辉？”

“还能有谁？”

费伊蓉扑哧一声又笑了：“你就为这个？”我大伯突感失言，无地自容——这不是不打自招吗？你讨厌卫登辉，与人家何干？这不正好暴露自己心中有鬼吗？正尴尬时，看见卫登辉老远地跑过来，嘴里叫着费伊蓉的名字。费伊蓉皱起眉头来，噘起小嘴，脸上现出厌烦的神情。“你说得不错。”她突然压低声音对我大伯说。

“什么？”我大伯一时没明白。

费伊蓉朝卫登辉跑来的方向示意了一下。“俺与你有同感！”她说着笑了起来，并朝我大伯扮了个鬼脸。

原来，他们想到了一起。我大伯心花怒放。仿佛心有灵犀，费伊蓉的一句话便把他们之间的关系拉近了。打这，他不再回避费伊蓉，与她来往也多了起来。以前费伊蓉她们排练，他从不去看，现在却成了常客。看到精彩处，还会鼓掌叫好。费伊蓉也常来体育场找他。有时他的训练结束，或她的排练收工，他们还会一起去散步，与知己的同学聚会，谈天说地。

费伊蓉喜爱文学，她的笔记本上整齐地抄录着一些中外诗歌和名人名言。比如拜伦、海涅、泰戈尔、蒋光慈、闻一多、汪静之、徐志摩等等。她还读过不少书，思想活跃，具有文学修养，就连教国文的史先生也夸过她。据费伊蓉说，她爱好文学是受表哥影响。她表哥叫沈泽远，曾在上海念大学。每年放假回家，表哥都会带回许多新的书刊，包括一些中外文学作品，并和她一起阅读探讨，让费伊蓉大开眼界。

在这些诗作中，费伊蓉最喜欢的是秋瑾的诗作，像“秋风秋雨愁煞人”“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等诗句都常挂在嘴边，对秋瑾也极为崇拜，视其为女中豪杰。我大伯曾感到诧异。“你一个女孩子家，怎么喜欢秋瑾？”他说。

费伊蓉道：“俺就知道你们会这样想。在你们看来，女人除了操持家务，相夫教子，难有作为。古有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今有秋瑾投身革命，女人哪点不如你们男人？”她还声称将来要做鉴湖女侠这样上马能携刀，提笔能写诗的女英雄。

我大伯本来对文学并无太多兴趣。他过去曾看过一些古本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五义》等，但对新文学知之甚少，与费伊蓉交谈起来，常感难以应对，自觉矮了半截，于是便抓紧补课，找了不少文学作品来看。渐渐地他与费伊蓉的话题多了起来，费伊蓉很高兴，将我大伯引为知己。有一天，费伊蓉拿了一本书来找他，问他看过没有。我大伯一看，是蒋光慈的小说《少年飘泊者》。“写得真好，太感动了！”费伊蓉说着，眼圈红红的。“你怎么了？”我大伯问她。她说她昨晚边看边哭，哭了一晚上。

我大伯听她这样说，便连忙借了回去，一夜未眠，一口气看完了。佃户少年汪中的飘泊史深深打动了他，书的最后写到主人公为革命牺牲了，他的心窝也阵阵发热。第二天，他便迫不及待地去找费伊蓉讨论起书中的人物和情节。他们还把书借给好友卢庆竹和黄静雯看。在学校他们四人最为要好。黄静雯与费伊蓉同班，两人形影不离，卢庆竹与我大伯睡上下铺，十分投缘。只要有好书，他们都会相互传阅，一起讨论。蒋光慈是诗人，他的小说语言也充满了诗意，令人激昂陶醉。

这时已至深夜，明月一轮高悬在天空，将它洁白的光放射在车窗内来。火车的轮轴只是轰隆轰隆地响，好像在呼喊着：

光荣！光荣！无上的光荣！

他们几个轮流诵读，激动不已。有一次，史先生看他们在讨论这本书，便问他们这本书好在哪里？大家七嘴八舌，说了不少。史先生微笑地听着，等他们说完了之后才说：“你们说的都对。好的作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我认为，这本书最打动人的地方，是人物的命运，是主人公不平凡的革命经历。黑暗的中国需要光明，光明在哪里？需要我们去寻找，去探索，这就是汪中最可贵之处。”众人都说对。史先生又说：“梁任公有云：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中国的希望在青年，希望在你们的身上。”

史先生的话使大家颇感振奋，久久难以平静。在他走后，费伊蓉对我大伯说，她表哥也说过这样的话。她还告诉我大伯，《少年飘泊者》也是表哥寄给她的。她表哥正是看了这本书离开上海，和几个同学一起奔向广州，像这本书的主人公汪中一样，报考了黄埔军校。她表哥的来信中谈到，为打倒军阀和封建列强，开辟崭新的世界，他们随时准备奉献生命。信中还描述了军校的训练和生活，令我大伯十分向往。“等俺毕业了，”他说，“俺也要报考。”费伊蓉说：“俺也想去，只是那里不收女兵。”话语中流露出不小的遗憾。

他们越走越近，仿佛成了知己的朋友。卫登辉看在眼里，简直气炸了。他曾发出警告，可我大伯却置若罔闻，这无疑是给他难堪。他的狐朋狗党们也愤愤不平，声言再不管管，“嫂子”就成别人的啦！还说这家伙蹬鼻子上脸，根本不把大哥看在眼里，实在太过分了。

卫登辉忍无可忍了，有一天，他叫住我大伯。“你给俺离她远点，”他威胁道，“她是俺的。”他还强调说。

我大伯感到可笑。“你凭什么？”

卫登辉扬起拳头：“俺已经忍了很久了，你可别逼俺！”

“你想怎样？”

“别自讨没趣！”

我大伯冷笑道：“就凭你？”

“那好，咱们小树林里见！”卫登辉瞪起眼睛，向我大伯下了战书。

小树林位于校外，那是一片天然的杂木林，面积不大，地点荒僻，与校园隔着一条河，河上有座小桥相通。下午五点，我大伯如约而至。他压根儿没把卫登辉放在眼里。不过，尽管如此，他还是找了一根锹把，以防万一。卫登辉已经先到了一步。他冷笑道：“没想到，你还真来了？”

我大伯说：“你以为俺不敢吗？”

“好，算你够种。”卫登辉说，“俺再问你一句，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少废话！”

“看来你是铁了心，那就别怪俺不客气了！”

卫登辉嘿嘿一笑，忽然把手指伸进口中，打了个响亮的呼哨。树林里一下子蹿出十几个人，都是卫登辉的狐朋狗党，每人手中都提溜着刀棍，看来他们事先早有谋划，我大伯有点始料不及。“这算啥本事？”他说，“有种的一对一。”

卫登辉咬着牙说：“你个狗杂种，死到临头了，还不识相？老子警告过你，你偏不听，你想找死，那就别怪俺了！”

我大伯这时已无退路，只有拼死一搏。多亏带了一根锹把，他暗自庆幸，随后便快速闪身，退到一棵树前。这是格斗的基本常识，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后方。“狗日的，来吧！”他大吼一声，与其说是发威，不如说是给自己壮胆。

卫登辉瞪起眼珠，冷笑起来。

“给俺上！”他吆喝了一声，“打死这猪弄的！”那伙人立时围了上来。我大伯挥动锹把，横砍竖劈，极力抵挡。但对方人太多，我大伯身上接连挨了几下棍棒。显然，这是一边倒的战争。如果持续下去，我大伯非吃大亏不可。就在紧要关头，忽然救兵从天而降——树林外呼啦啦跑来一些人，约有二十多个，口中喊着“不准打人，不准欺侮人”。我大伯一看，领头的是卢庆竹，他们手中个个也都操着家伙。

“这下好了！”我大伯大叫一声，“庆竹，你来得正好！”原来，卢庆竹得知我大伯与卫登辉单挑，很不放心，便叫上一些要好的同学赶来助阵。这一下，形势发生了逆转。卫登辉有些发蒙，但似乎心有不甘。手下的人都问他咋办，他说别怕，看老子收拾他们。嘴上发狠，心里也含糊。正僵持间，有人喊道：“校长来了！”

话音刚落，眼前如同闪电掠过，两条高大的爱尔兰猎狼犬已经跳跃着，蹿到跟前。紧接着，涂校长出现了。他满脸怒气，手拄司的克，笃笃地戳着地。同学们都有些慌了。有人见势不妙，拔腿想溜，涂校长一声断喝：“都不许走！”所有人又都乖乖站住了。因为那两只高大的猎狼犬早已高高地竖起耳朵，抖着浑身的长毛，吐着血红的舌头，虎视眈眈。谁敢违抗命令，后果不堪设想。

“Shame（耻辱）！”涂校长开口骂道，“不成体统！真是北辰中学的耻辱！你们与地痞流氓何异？北辰没有这样的学生，我涂某也没有这样的学生。”他下令严惩，并吩咐跟随前来的庶务员记下名字。“开除，”他说，“一个不留。”庶务员惊讶道：“全部吗？”“全部！”涂啸寰的司的克往地上猛地一戳，丝毫不留余地。

这一下，情况严重了。谁不知道涂校长脾气，向来说话一言九鼎。同学们顿时乱了套。小树林里一片叫屈声、求饶声，可涂校长根本不理，他背起手，吹了一声口哨，两只猎狼犬一跃而起，奔至他的脚下——这是要走的信号。

“校长！”

我大伯这时叫了一声，涂校长回过头来看着他。我大伯说：“这事不怪他们。”

“那怪谁？”

“这是俺和卫登辉的事，”他坦然道，“要罚就罚俺两个，不要连累大家。”

“是吗？”涂校长说，不知是因为我大伯的勇气，还是其他原因，他突然来了兴趣，问道，“那你俩又为何事？”

这一问，倒把我大伯问住了。因为事情牵涉到费伊蓉，他不知从何说起。于是说：“你问他。”用手一指卫登辉。

“问俺干吗？”卫登辉说。

“是你先找的事！”我大伯说。

“你胡说！”

涂校长火了：“都住嘴！我可没闲工夫听你们扯皮。”

这时不知谁在人群中叫了一句：“他们是为了费伊蓉！”话一出口，现场一片哄笑。事实上，这在学生中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没想到，这句话救了大家。

接下去发生的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涂校长在问清情况后，放走了所有的人，只留我大伯和卫登辉。“好嘛，”他说，“我没看出来，你们还都是情种啊。”他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他们，接着说打架不对，打群架更不对，但追求爱是每个人的权利，普希金就是为决斗而死，这没什么丢人的。“现在，”他说，“我就给你们一个机会。”

“啥机会？”卫登辉说。

涂校长没有直接回答，而是退后两步，用司的克朝身前的空地上画了一下。“好了，”他说，“就在这里，你们做个了断吧。”

“了断？”我大伯一时有些迷惑。涂校长说，你们可以在这里打，怎么打都行，打死了也没人管。但打完了之后，谁也不准再生事，这就是他给他们的机会。

我大伯差点乐了。天哪，亏他想出来，开始我大伯以为涂校长是在说气话，但看他脸上的表情，却是郑重其事。说完之后，涂校长就转身走了。

小树林里这时只剩下我大伯和卫登辉了。我大伯问他怎么打，徒手，还是持械？卫登辉早没了底气，他咕哝了一句：“没劲！”接着扔掉手中的棍子。

“你不打了？”我大伯问。

“有啥打头？”他摆出一副不以为然的架势，实际上是在给自己找台阶。

“这可是你说的？”我大伯道。

卫登辉哼了一声，转身走了。尽管表面上没有认输，但实际上已经示弱了。

第二天，涂校长宣布了决定，罚我大伯和卫登辉扫操场两个月，其余同学一律赦免。许多年后，有一年我去北京看望大伯，向他求证这件事，他仍然开心不已。“可不是？”他说，“也许没人相信，但涂先生就是这么怪。”据我大伯说，涂校长当年在英国留学时也曾为一个女人打过架。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他放了我大伯和卫登辉一马。

三

打架的事发生后，我大伯的声望大大提高了。卫登辉也老实了不少。外边都传，那天涂校长走后，卫登辉吓得尿了裤子，一个劲向我大伯讨饶。这当然不是事实，可大家宁愿相信，乐见其闻。更让我大伯高兴的是，他与费伊蓉的关系进一步密切了，起码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其实，费伊蓉是后来才知道打架的事。她很不高兴，当众说过她和谁也没有关系，别把她扯到这件事里。但说归说，她与我大伯走得更近了。一次周六，费伊蓉约我大伯礼拜天一起出去。“还有谁？”我大伯问道。

“没别人。”

“就咱俩？”

费伊蓉点点头。“俺有事对你说。”

“啥事啊？”

“到时再说吧。”费伊蓉的表情显得有些神秘。

我大伯又惊又喜。虽然他们过去多次出去，或游玩，或聚会，但总是和其他同学一起，从未单独过。这意味着什么？我大伯难免心猿意马。

他们约定的地点是香荷洲。香荷洲位于城外的一个大河湾里，风景优美。周围绿树成荫，河内长满荷花。一到夏季，荷花盛开，清香浓郁，遂有香荷洲之名。

礼拜天上午，我大伯早早就赶到了香荷洲。果然，费伊蓉一个人来了。我大伯心里十分高兴。从费伊蓉约他那时开始，他一直在想这件事，费伊蓉找他为啥呢？究竟有何话对他说？而且还约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地方，这不能不引起他无限遐想。他甚至想到，她会不会向他挑明关系？如果——如果她真要对他敞开心扉，最好由他先开口。“有些事，”他想，“还是男方主动的好。”其实，他早有此意，只是不想贸然行事，谁知道她心里是咋想的？万一他理解错了，岂不难堪？想到这里，他不能不提醒自己：分寸！一定要把握好分寸，不能操之过急。因此，见到费伊蓉后，他反倒拘谨起来，话也少了。他们并肩沿着河湾漫步了一会儿。时值春季，护城河的两岸的桃花、迎春花都开了，红的、粉的、黄的，一片斑斓。天气也很好，艳阳高照，春风和煦。

“你怎么不说话？”

“没啊。”

费伊蓉笑了。

“你知道俺今天找你为啥吗？”

“不知道。”

我大伯摇头说。其实他已猜到了几分，不过他不能先说出来。他们来到一棵大柳树下，费伊蓉提议坐一坐，我大伯说好。树下有几块大石头，他们在上面坐了下来。费伊蓉从袋子里取出瓜子花生。我大伯这才想起他从家里带来的驴打滚、牛舌饼，都是我爷爷从北京带来的糕点，便忙不迭地拿出来，递给费伊蓉，一边介绍，一边让她品尝。

“好吃吗？”

“好吃。”

费伊蓉一边吃一边称赞，表情甚至有些夸张。他们从北京糕点开始，说到八大件、八小件，都是传统的名点。七扯八拉说了一阵，终于要说正题了。费伊蓉咬了咬嘴唇，显得有些犹豫。“你让俺咋说呢？”她扭过头去，看着远处的景色。“这确实有些难。”我大伯心里想。毕竟这不是一般的事，何况还是一个女孩子。“有话就说嘛，”他鼓励她道，“咱们之间还用得着见外吗？”

“那是啊。”费伊蓉笑道。不过，她仍然没有像以往那样快人快语，直奔主题，而是拐了个弯，首先检讨起了自己。“都怪俺不好，”她说，“害得你们差点打起来。”

“没事的，”我大伯听她提起这事，便安慰她道。“这个混蛋，”他说，“俺早想教训他了。”

“别这样，”费伊蓉说，“廷勇，俺知道你们都是为了俺好。”

“你们？”我大伯心想这叫啥话嘛，他马上纠正道，“别把俺和他扯到一起！俺是为你好，他可不一定。”

费伊蓉笑了。“就算是吧，”她说，“不管咋说，俺不希望你们为俺再惹出事来，好歹大家同学一场，这也是缘分，应该珍惜才对。”

“鬼的缘分！”我大伯火了，“俺和他才没缘分哩！”

“也许吧，”费伊蓉退了一步，“即便没有缘分，也没必要像仇敌吧？”

“你究竟想说啥？”我大伯有些坐不住了——真见鬼，她怎么站到他那边去了？“好了，”费伊蓉知道我大伯误解了，便说，“你别多想，俺只是不希望你们再起误会，而且是为了俺。”接下去，她终于说到主题了，“廷勇，俺今天找你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啥事？”

“是俺表哥，”她显得有些难以启齿，“俺以前和你说过。”

“是你的沈表哥吗？”

“嗯。”

“他还在黄埔军校？”

“嗯。”

费伊蓉拿出表哥沈泽远的照片给我大伯看。照片上是一个英气勃勃的年轻人，身着军服，神采飞扬，背景就是黄埔军校的大门。大门是一个两柱牌坊式欧陆造型，顶部为三角形，两边辅以葫芦状柱头，上书 “陆军军官学校”六个大字。

“好潇洒！”我大伯赞道。

“俺一直想告诉你，”费伊蓉解释说，“可这种事不好说的，你明白。”说到这里，她有些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

“这有啥不好说的？”我大伯心里想，直到这时，他还没有明白费伊蓉的意思。费伊蓉不得不实言相告，她说起与表哥的关系，从青梅竹马说起，一直说到他们约定了将来要永远在一起。这回我大伯总算明白了，如同当头挨了一棒，好半天说不出话来。其实，他早该想到了，费伊蓉不止一次地提起表哥，嘴上表哥长表哥短，表哥给她寄书，给她写信，但不知为什么我大伯偏偏没往这上面想，抑或是根本不愿想。

费伊蓉还在继续说着，但我大伯什么也没听进去。严重的挫败感像暴风雨袭来，打得他晕头转向。“这简直太可笑了！”他在心里想。其实，自从与费伊蓉交往以来，他并没想得太多，也没有急于向她表白。他们还年轻，时间有的是。至于对手（他的假想敌一直是卫登辉），他也没放在眼里。可现在他才明白了，他完全错了。

费伊蓉爱她的表哥，这一点不难看出。况且她表哥样样优秀，无论相貌，还是才华，都十分出众，而且还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将来出将入相，好不威风，自己一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哪里能比？想到这里，我大伯好不沮丧。费伊蓉看他不说话，便推了他一下说：“廷勇，你生俺的气了吗？”

“没有没有，这是好事啊，俺为啥生气。”我大伯连忙摇头否认，还故作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这就好，”费伊蓉说，“俺知道你对俺好，俺很感谢，也很珍惜。如果你愿意的话，”她看了我大伯一眼，接着说，“俺希望咱们今后还做好同学，好朋友。”

“这是当然。”我大伯爽快地答道。尽管饱受打击，他还是很快调整自己，像个男子汉一样向她表示了祝福。

“你真心的？”费伊蓉问。

“真心。”

“你真的不生气？”她不放心地又问。

“为啥要生气？”

费伊蓉舒了一口气。

“俺好担心的，”她说，“现在好了。廷勇，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