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1910年
一
我奶奶嫁给我爷爷是在光绪三十四年，那年她刚十七岁。这是我爷爷考入讲武堂的第二年。据我奶奶说，我爷爷去安庆前与她有过约定，等他毕业后就来向她提亲。在这之前，我爷爷和我奶奶早已是你情我愿，但双方并未挑明，直到我爷爷要去安庆的前一天才公开向她表白。
我奶奶家住在霍川以西的田家岗。这里离我爷爷的村子大贺村约有七八里路。我的外曾祖父有三个女儿，长女香梅，次女香菊，三女香桃，长女香梅就是我奶奶。据说，我奶奶出生时正是梅花盛开的季节，我外曾祖父便给她取名叫香梅。
我奶奶认识我爷爷时年纪还很小，起先对他印象并不深。据她说，我的太奶奶（即我爷爷的母亲）姓姜，与我奶奶的生母是同村人，有一点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出嫁前两人就是要好的姐妹。因了这层关系，两家便攀上了亲戚，我爷爷也一直对我外曾祖父以姨父相称，其实就宗亲关系而言他们八竿子也打不到边。
我爷爷家是个穷剃头的，我太爷爷（即我爷爷的父亲）经常挑着剃头挑子走村串乡，每次去田家岗总在我奶奶家落脚，一来二去关系自然熟稔起来。后来，霍川灭门案发生，我太爷爷不幸卷入其中，死于非命，我爷爷便重操父业，每去田家岗剃头同样也会像我太爷爷一样在我奶奶家落脚。
这种情况前后持续了三年。就在这三年里，我爷爷与我奶奶开始好上了。据我大姨奶田香菊说，我奶奶年轻时长得很漂亮。这话我毫不怀疑，我看过奶奶年轻时的照片，是她和两个妹妹的合影照。照片上的奶奶楚楚动人，气质高雅。虽然我两个姨奶都称得上是美人坯子，但与奶奶相比气质上还是略逊一筹。
我想，这可能与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关。由于外曾祖父家境殷实，加上他走南闯北，思想并不保守，家里三个孩子虽是女孩，却也延师开蒙，教她们读书识字。后来我爷爷流亡日本时，我奶奶随同前往，又就读于东京女子学校。这所学校除了教授文化知识以外，还设有一些关于女性规范和礼仪的课程。我奶奶在这所学校受到熏陶，举止言谈自然不同凡响。见过她的人，都被她的高贵气质折服，夸她知书达理，温文尔雅。
我爷爷去安庆报考讲武堂前，专门来到田家岗，把我奶奶约到村外的小河边。那次谈话，我爷爷下了很大的决心，用他的话说，是成败在此一举。可与我奶奶见面后，他又胆怯起来，吞吞吐吐不敢开口，云山雾罩地说了一大通废话。倒是我奶奶不耐烦了，问他究竟想说什么，我爷爷做贼心虚地躲躲闪闪，一个劲地绕圈子。我奶奶扑哧一声笑了。“你是不是想和俺好了？”她直截了当，一下子捅破了窗户纸，那口气半真半假。
我爷爷顿时大窘，一时乱了方寸。他没想到自己憋了半天难以出口的话竟让我奶奶一下子说了出来。他感到有些沮丧，甚至是气恼。他简直有些恨自己了。这话本来应该由他说的，现在却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抢了先。这还不是问题的重点，我奶奶这话究竟是啥意思？是真是假？是挖苦，讥讽，还是嘲笑？他也不清楚。从她的口气看像是真的，又像是假的。他有些不知所措了，脸红得像刚出锅的大麻虾，说话也结巴起来，有点前言不搭后语了。
我奶奶看着他那模样，又好气又好笑：“你到底想说啥？一个大男人，能不能干脆点？”
我爷爷突然有些恼火了，不是冲我奶奶，而是冲他自己。“香梅，”他大声说道，“俺想告诉你，俺不光想和你好，这还不够！”他扭过脸去，不看我奶奶，但表情已十分决绝。“那你还想干啥？”我奶奶问。
我爷爷这时反正豁出去了。“俺想娶你！俺要你给俺做老婆！”他几乎是用一种悲壮的口气大声说。我奶奶抿嘴一笑，红着脸低下头去。她心里美滋滋的，正等着这句话哩。
我爷爷说到做到，讲武堂一毕业，他就来我奶奶家提亲了。据我大姨奶说，我爷爷来家里提亲是在中秋节前几天。他特地请假回来，穿了一身灰布军服，头上戴着大檐帽，腰上扎着皮带，看上去十分英武。我外曾祖父从未见过他这副穿戴，不禁有些诧异：“文贤啊，你咋弄的这身打扮啊？”我爷爷告诉他，他已经毕业了，特地来看望姨父。说着把手里提着的糕点盒子放到桌子上，腾出手来，向他敬了一个军礼。“毕业？”我外曾祖父一愣，随后想起来了，“哦，是啥的讲武堂，对吧？”他说。
“是的，是安庆讲武堂。”我爷爷补充道，脸上满是兴奋的表情。他把安庆两字咬得很重，因为安庆当时是省城，是大城市。但没想到，我外曾祖父一开口便当头给他泼了一瓢冷水。
“文贤啊，”他说，“你这孩儿，不是俺说你，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你好好的有门子手艺，咋弄的要去吃这兵饭啊？这不是瞎胡闹吗？”我外曾祖父边说边摇头。
我爷爷脸一红，半天无语。他本来就感到自卑，从家境上讲，他家一个穷剃头的根本无法与我外曾祖父家相比，况且灭门案发生后，我太爷爷死于非命，家境更是一落千丈。他一直没敢提亲，就是羞于出口。本以为上了讲武堂，地位有所改变，哪知在我外曾祖父眼里，这“吃兵饭”的甚至还不如剃头的。他的信心饱受打击，一时无语。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重新鼓起勇气，向我外曾祖父解释说，讲武堂毕业与旧式军人不同，是新式军人，而且出来就是军官，将来干得好可以大有作为。我外曾祖父听了，哧地一笑，啥的新式旧式？说到底都是丘八，这有啥不同？至于作为，他更是不屑。“你呀，”他挖苦道，“想得倒美，就怕你们老贺家祖坟不冒青烟啊。”说着，咧开豁牙的嘴巴咯咯笑起来。
我爷爷受到了羞辱，当然咽不下这口气，当即与我外曾祖父较起劲来，认为他这样说不对，因为旧军和新军当然不同，不仅不同，而且是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如今中国积弱，亟待自强，而新军就是中国的希望。他还说到甲午、庚子之耻，凡我血性男儿，岂能甘于沉沦？那种看不起当兵的，早已是一种过时的偏见。我爷爷侃侃而谈，长篇大论（这两年军校可没白上），似乎已经忘了他前来的目的，完全偏离了主题。不过，他说得可真好，我大姨奶后来对我说，当时她和二妹就在客厅板壁后面偷听。我爷爷的这番话让她们感到很新奇，也很有吸引力，可我外曾祖父丝毫不感兴趣。在他看来，这纯属夸夸其谈，毫无用处。他一边喝茶，一边用草棍剔着牙，终于不耐烦打断了我爷爷的话。“孩啊，”他说，“你红口白牙的，不着边际，说这些有啥用呢？国家的事要你烦啥神？你烦得了吗？你还年轻，别弄那些花里胡哨的，咱平头小百姓，好好的有口饭吃就不错了。外边的事不是你管的，你也管不了。记住俺的话，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说着摆摆手，瞅了一眼桌上的糕点盒子，问，“你今天来还有啥事吗？”
“这个……”
我爷爷被他一问，才想起了此行的目的。刚才光顾着较劲，差点把正事给忘了。可是，一说到正题，他又有些发怵，不知从何说起了。本来按照规矩，应该请个媒人才是，可我太奶奶（即我爷爷的母亲）不同意，她说两家门不当户不对，这个亲没法提，也提不起。我爷爷与我奶奶一商量，只好硬着头皮自己来了。
但这个口实在不好开，特别是我外曾祖父刚才对当兵的看法，更让我爷爷凉了半截，半天说不出话来。我外曾祖父也好生奇怪，说你这孩啊，刚才还小嘴吧啦个不歇，这会儿咋倒没话了？据我爷爷后来回忆，那场面尴尬极了，他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俺真恨自己没用。”不过，还算好，他憋了半天，最后总算把要说的话说了出来。“就差没死过去。”他形容道。然而，没想到的是，外曾祖父一听便蹦了起来。
“啥的？你说啥？你想打香梅的主意？”他吊起眼睛，声音完全变了调。我爷爷连忙解释，他没有别的意思，他是真心的，他会对香梅好，一辈子好好待她。可我外曾祖父根本不想听他解释。“你给俺住嘴！”他气呼呼地打断他，话也越说越难听，“真心？亏你想得出！”他歪起嘴巴（一生气便是如此）说，俺家香梅也是你想娶的？“这决不可能，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门都没有！”
我爷爷被他一通臭骂，垂头丧气，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即便如此，他仍然没有放弃。“姨父，”他说，“请你相信俺。”他用一种沉稳的声调（尽管受到了极大的伤害，还是竭力保持应有尊严）说，“是的，眼下俺很穷，但俺会努力，将来一定要让香梅过上好日子。”他向我外曾祖父保证，并希望给他一点时间。
但他的话没说完又被我外曾祖父打断了。
“得了吧，”他说，“你别再说了，说下大天也没用。哪怕你将来大富大贵，那是你的福分，俺们田家不稀罕。这事到此为止吧，你也趁早死了这条心。俺们田家再不济，还没到闺女嫁不出去的地步。”说着，拎起桌上的糕点盒子，往我爷爷手中一塞，就向外撵人。
我爷爷无地自容了，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就在进退两难之际，我奶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了。
“爹，”她叫了一声，“你这是干什么啊？”
我外曾祖父正在气头上，瞪起眼睛喝道：“你来干吗？给俺走！”
“俺不走。”
“这里没你的事。”
“谁说的？”她说，“文贤哥是为俺而来。”
“啥的？”我外曾祖父的嘴巴差点没扯到耳朵根。原来这小蹄子早就与人串通好了，而他却蒙在鼓里。“滚！”他说，“你这个小不要脸的！”
“俺不走，”我奶奶倔强地说，“这是俺的事，俺自己愿意。”
“啥的？”我外曾祖父暴跳如雷了，“你再说一遍？”
“俺愿意！”
她的口气异常坚定。
“反了！”我外曾祖父气得浑身发抖，“你这个死丫头，还要不要脸！你，你，你再敢说一句，看老子抽死你！”他说着扬起手来，我奶奶头一昂迎了上去。“抽啊，”她说，“抽死最好！”她那决绝的神情让我外曾祖父有些不知所措了，举起的手在空中晃了晃，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气急之下朝外喊了一声：
“来人啊！”
宋妈应声而入，我外曾祖父气急败坏地指着我奶奶说：“快，快，快把这个不要脸的给俺拖下去！”
这件事发生后，我外曾祖父警惕起来。早先不断有人来提亲，我奶奶一个都看不上，他也没在意，心想女儿年龄不算大，可以从容物色。没想到竟让一个小剃头的勾了魂，这要传出去，坏了名声，那还了得？于是，赶紧找人为我奶奶说亲。不久便物色到一家，是个做巡检的，家境不错，儿子是生员。我外曾祖父很满意，当即拍板定了下来。事不宜迟，很快又请人择定吉日，男家也下了聘礼。可是，就在定亲的前一天，我奶奶突然跑了。
我外曾祖父派人四处寻找，几个月后才传来消息，原来我奶奶去了安庆，与我爷爷住在了一起。我外曾祖父气得暴跳如雷。“这个不要脸的，”他连声大骂，“俺没这个女儿，田家的脸都让她丢尽了！”从此宣布与我奶奶断绝了关系。
二
我奶奶去安庆时，我爷爷已分配到新军第六十二标炮营任排长。那一年，我奶奶十七岁。她到了安庆后，我爷爷在营区附近租了一处房子，把家安顿下来。
庚子事变后，清廷改革兵制，仿西方国家营制，采用洋操训练，使用洋枪洋炮，同时大规模扩军（曾有全国扩军三十六镇的打算，后半途而废），这就需要大量的新型的军事人才，于是各地纷纷办起讲武堂。
我爷爷报考安庆讲武堂得到了吴先生的推荐，当时彭兆栋在讲武堂任教官，他是吴先生在芜湖公学任教时的学生，所以对我爷爷很关照。我爷爷录取后，分在炮科，彭兆栋正好也是炮科的教官。
开学两个月后，炮科插班进来一个学生，我爷爷没想到竟是郑先滔。这让他有些意外，因为他来讲武堂时，吴先生并未提到他也要来。我爷爷十分惊喜。郑先滔是吴先生的弟子。他是组织上的人，这一点我爷爷早就知道。
“郑大哥，你咋来了？”我爷爷又惊又喜。
“嘘——”郑先滔朝我爷爷使了个眼色，把我爷爷拉到一边，“是吴先生让我来的。”他悄悄告诉爷爷，由于临时决定，所以事先没有告诉他。
“是不是有啥任务？”我爷爷问。
郑先滔点点头。他没有多说，我爷爷也不便多问。事后，他才得知郑先滔是岳王会和同盟会派来讲武堂开展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秘密发展会员，准备武装起义。
郑先滔是安徽芜湖人。郑家是当地有名的大户，拥有田产数百亩，城内还开有当铺、绸庄、米店等。郑先滔在芜湖上学时，成了吴先生坚定的追随者。他既是吴先生的学生，也是一个得力助手。后来，吴先生在芜湖的活动引起当局的注意，被迫转至霍川，郑先滔也跟随前去。就在这期间，我爷爷认识了吴先生和郑先滔。
郑先滔比我爷爷年长一岁，我爷爷一直叫他郑大哥。考入讲武堂后不久，经郑先滔介绍，我爷爷也加入了岳王会。据我爷爷回忆，那天入会的有七个人，炮科三人，步科、马科各两人。地点在小同街六号，这是岳王会的秘密联络点。仪式由彭教官主持，他是岳王会讲武堂支部的支部长。他先是简略介绍了岳王会和同盟会的革命纲领，然后问大家是否接受。大家都说接受。接下去便是宣誓。我爷爷记得，誓词中有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
岳王会有严格的保密制度，总会下设分会，分会下设总支部，总支部下再设支部，支部下还分若干小组。我爷爷入会不久，组织上便通知他搬到了小同街六号居住。那里离奚家花园不远，附近有一家旅馆，名叫萃萍旅馆。与他们同住的就是彭兆栋夫妇。据我奶奶说，那个房子分前后两进，彭教官夫妇住后进，我爷爷和我奶奶住前进。
彭兆栋高个头，身材匀称，眼睛细长，面色红润，是讲武堂公认的美男子。他注重仪表，衣冠整洁，挺着笔直的腰板，脚上的黑皮马靴永远擦得锃亮，时时保持良好的军人姿态。他妻子姓杨，我爷爷和我奶奶都叫她杨大姐。她是一个能干的女人，说话做事干巴利脆，有一股子泼辣劲，就连彭兆栋也惧她几分。
彭兆栋是安徽和县人，曾去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当时国内新式军事人才奇缺，彭兆栋自然受到重视。在讲武堂，他的地位很高，就连督办、会办也对他礼敬三分。由于吴先生介绍，彭兆栋对我爷爷一直关照。我爷爷报考讲武堂时，他曾辅导过他，后来我爷爷以高分被录取，也与他的辅导大有关系。当时与我爷爷一起接受辅导的还有一个人，是彭教官的同乡，与我爷爷合租一间房子，后来也考上了讲武堂，成了我爷爷的同学。此人就是胡宣武。胡宣武长得很胖，外形圆滚滚的像个球。彭教官经常骂他，说你光长肉不长脑子，你要有贺文贤一半就好了。我爷爷学东西很快，而且肯动脑子，因此彭兆栋很欣赏他。“这小子脑袋好使，将来必成大器。”他曾这样评价我爷爷。我爷爷搬去小同街六号也是他提出的。后来两家同住在一起，相处得也不错。应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爷爷都对彭兆栋颇为敬重。
就在我奶奶去安庆前一年，安庆发生了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一案，朝野为之震动。彭兆栋也受到牵连，因为在查抄巡警学堂（徐锡麟时任学堂会办）时，发现了他与徐的来往书信。臬司衙门将其抓捕过堂，打得皮开肉绽，但他坚不吐实，而仅凭书信（就其内容而言，只是泛泛交谈，并无违碍言行，且彭与徐在日本时相识，后在安庆相逢，又同在军警界共事，相互来往也属正常）并不足以构罪，更无法证明他是徐之同党，最后只能将其释放，恢复职务。这一来，彭兆栋威望大增，在岳王会内的地位也陡然提升，并被推选为岳王会讲武堂支部支部长。
对此，彭兆栋也颇为得意，常常扒开衣服，亮出身上的伤疤给人看。“瞧瞧，瞧瞧，老子可不是个软蛋。”他说，“革命就得不怕死，脑袋砍掉不过碗大的疤。”说这话时他满身豪气，确有几分英雄气概，大家都很佩服他，包括我爷爷在内。
不过，彭兆栋虽然是个人物，表面光鲜，但相处久了，他身上的毛病也渐渐显露出来。他爱出风头，唯我独尊，除此之外，还爱钱爱女人。最让我爷爷看不惯的是，他常常背着杨大姐在外边偷鸡摸狗。我爷爷曾劝过他，说是杨大姐对你这么好，你可不能这么干。彭兆栋听了，哈哈直笑，他说男人哪有不好色的？这是雄性动物的本性，你懂不懂？“军人得有两把枪，”他拍着我爷爷的肩膀说，“一把是手上的枪，一把是下边的枪。光有上边的枪可不行，下边的枪也得利索了，否则哪像个男子汉？”我爷爷不赞成他的说法，认为爱是忠贞的，爱一个女人就不能对不起她。彭兆栋说这是两码事，你不要搞混了，“爱女人和睡女人不是一回事。”他还对我爷爷说，女人和女人可不一样，千差万别。“你是没尝过滋味，千万别在一棵树上吊死了。”
有一次周末，彭兆栋让胡宣武来找他，叫他一起出去玩玩。“去哪里？”我爷爷问。胡宣武开始还卖关子，不肯说。到了怡红院门前，我爷爷才知道是逛妓院，说什么也不肯进去了。“这地方你们也敢进？”我爷爷事后对胡宣武说，“就不怕逮着了被开除？”当时有规定，军人不准逛妓院，条例上写得很清楚。“放心吧，”胡宣武说，“我跟你说吧，标统也来过，我曾见过他。他开除谁啊？”我爷爷说这简直是堕落，胡宣武说你真是少见多怪，没见过世面。“这有啥吗？玩玩而已，你何必当真？”
事后，彭兆栋得知了很不开心。他多次说：“文贤啊，你什么都好，就是太书生气了。”言外之意是说我爷爷太古板。胡宣武也劝过我爷爷，说你这是何苦呢？放着乐子不找，还偏偏给人添堵。老彭对你可是器重有加。他把你当作自己人，才带你玩，这是看得起你啊。“俺可不稀罕，”我爷爷说，“这种事俺也干不来。”胡宣武咧起嘴巴笑，“有啥干不来的，不就是打炮吗？”他说，“克虏伯（德国炮）咱都能打，下边的还打不了？”我爷爷说，你们是不是常去那鬼地方？胡宣武并不否认。他说老彭就好这个。他嫌家里的女人太刻板。见我爷爷不明白，他又说，他喜欢从后边上。我爷爷惊诧莫名，说你咋知道？胡宣武说：“他让我帮他找过书。就是那种书，春宫三十六式什么的——你想不想看？我那里有。”他嬉皮笑脸地说。“去你娘的，”我爷爷说，“你们太不像话了，这哪里还像个新军？”
此后不久，这事不知怎么传到杨大姐那里，她与彭兆栋大吵了一通。彭兆栋怀疑是我爷爷讲出去的，便把他大骂一顿。我爷爷申辩说，这事和他可没关系，但彭兆栋并不相信。“那是谁说的？”他问。“这俺哪知道？”我爷爷恼了，他对彭兆栋凭空怀疑自己很不高兴，话也难听起来，“俺可以告诉你，”他说，“俺不但没有说，而且连说这话都感到脏。”
我爷爷一发火，彭兆栋的怀疑反倒解除了。他对胡宣武说，这事不像是贺文贤干的。胡宣武也赞同。他说这家伙性子有点耿，但他只会阳谋，不会阴谋。过了几天，彭兆栋才弄明白，原来是吴先生的信（彭兆栋放在口袋里）被杨大姐洗衣服时发现了。在那封信中，吴先生对他逛妓院进行了严厉批评。事后他才得知这事是郑先滔向吴先生告的状。从此，他与郑先滔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
郑先滔在岳王会担任讲武堂支部委员。虽然从公开职务上，他只是普通学员，但在组织内部却属于领导成员，加上他行事公正，平等待人，因此在会员中威望很高，甚至超过了彭兆栋。这让彭兆栋很不舒服。后来，两人又在一些问题上看法相左，关系渐渐变坏。彭兆栋认为，他仗着家庭背景和吴先生的关系，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而郑先滔认为，彭兆栋生活不检点，行事武断，不讲原则，而且听不得不同意见，发展下去很危险。
有一次，围绕发展会员，郑先滔认为某人不够条件，暂时不宜发展。彭兆栋觉得这是郑先滔有意给他难堪，因为这人是他提出的，非发展不可。他大发雷霆，说我是支部长，我要发展谁就发展谁。郑先滔坚持己见，这事后来闹到总支部去了。总支部的意见是发展会员要慎重，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清廷对革命党血腥镇压，更应慎之又慎，这等于否定了彭兆栋的意见，这让彭兆栋大为光火。打这，他开始千方百计地排挤郑先滔，有时故意找碴，利用教官的身份，在公开场合体罚、羞辱郑先滔。他还以撂挑子相威胁，要挟组织，要把郑先滔赶走。眼看着两人闹得水火难容，从大局（当时安庆革命党起义在即）出发，上级决定将郑先滔调离。彭兆栋这才感到出了一口气。
郑先滔离开时，我爷爷去码头送行，心里很伤感，也很不理解，都是革命同志，咋会像个仇人似的，闹到了这般地步？郑先滔的情绪倒很平静。他即将前往南京新军第九镇任职，这也是组织的安排。他劝我爷爷说，到哪里都是革命，南京与安庆很近，将来起事时，我们或可联手，共举大业。郑先滔对彭兆栋看法是，这人有能力，但私欲膨胀，拉帮结派，一心只想着自己，并不可靠。不过，他也认为，大敌当前，我们的主要敌人是满清，要凝聚一切力量，包括彭兆栋。“不要因为我，影响你们的关系，”他交代我爷爷说，“彭兆栋只要革命，就是我们的同志，我们就要团结他，你要记住这一点。”
郑先滔的话让我爷爷很感动。他后来对我奶奶说，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同是吴先生的学生，境界却天壤之别。“郑大哥有胸怀，”他说，“就凭这一点，俺就服他。”
我奶奶来到安庆后，在我爷爷的影响下也积极参与岳王会和同盟会的活动，帮助传递情报，参与联络工作。当时很多有名的革命党人，我奶奶都见过，像柏文蔚、陈仲甫（独秀）、倪映典、熊成基、范传甲等。许多年后，我奶奶还常常提起这些往事。她说，倪映典是合肥人，说话一口合肥腔，语速很快；熊成基相貌英俊，说话做事都很沉稳，而范传甲长相老成，表情严肃，平时不苟言笑；范是寿州人，说话总是带着“俺”“啥”的北方腔。我问奶奶见过陈独秀和柏文蔚吗？奶奶说，当然见过，不过是在光复以后。光复前，陈、柏都不在安庆。陈是岳王会的创始人，安徽巡抚恩铭遇刺后，他逃往日本，柏在南京任职。民国二年，柏文蔚督皖，陈独秀任秘书长，那时你爷爷在讲武堂任教官，柏、陈都来我们家吃过饭。“陈先生还夸过俺的厨艺哩！”奶奶说，表情颇为得意。
我奶奶到安庆半年后就怀孕了，有一次她去军营送布票（入会表格），遇到密探跟踪。当时，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一案刚发生不久，安庆的形势很紧张。为了摆脱跟踪，我奶奶加快脚步，由于天降大雨，路面湿滑，不小心摔了一跤，回来后便流产了。这事让我奶奶很伤心。我爷爷安慰她说，没关系的，孩子以后还会有的。熊成基有一次来家里见到我奶奶，说小妹很了不起，为革命做出了牺牲。我奶奶由于年纪小，当时很多会内的同志都称她小妹。
光绪三十四年冬，即我奶奶前往安庆的第二年，轰动全国的马炮营起义爆发了。
事情的酝酿早已开始。在这之前一年多，徐锡麟刺杀巡抚恩铭被捕后，被凌迟处死，刽子手割下他的头颅，剜其心脏，供祭恩铭。恩铭的卫队中还有人将其肝脏烹而食之。官府的残暴不仅没有吓倒革命党人，反倒激起了他们的斗志。有一次革命党在小同街六号开会，与会者纷纷发言，都说革命党人的血不会白流，这个仇一定要报，这笔血债也要满清狗官加倍偿还。那次会议革命党骨干来了不少，有熊成基、薛哲、范传甲等，他们都做了发言。彭兆栋撸着袖子说，大不了就是一个死，一百年后咱又是一条好汉！我爷爷也做了发言，他义愤填膺，慷慨激昂，最后还高声背诵了徐锡麟写的一首诗：“军歌应唱大刀环，誓灭胡奴出玉关。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在场的人热血沸腾，我奶奶也很激动。当晚，她对我爷爷说：“文贤，俺没看错人。做男人就得像你这样，顶天立地。俺会永远跟着你，哪怕是死也会跟着你。”我爷爷说，你能这样想很好，革命就会有牺牲。他自打加入岳王会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但你不能死，你得好好活着。我奶奶说，如果你牺牲了，俺活着还有啥意思？“不，你错了，”我爷爷纠正她说，“革命是一代一代前仆后继的事业，一个人倒下了，另一个人再站起来。你还要为革命养育后代，十几年后这些后代长大了，又会成为革命者。革命党人是杀不完的，革命的胜利早晚有一天要实现。”我奶奶听了热泪盈眶。那是一个激情如火的年代，我爷爷的革命精神深深打动了我奶奶。她紧紧搂着我爷爷，泪流满面，对他爱极了，也崇拜极了。
十一月十九日晚，起义打响了。我奶奶那晚和部分女眷集中在小同街六号，负责印刷告示、传单，制作旗帜等工作。“天刚擦黑，大家都忙活起来。”我奶奶回忆说，几个人做了分工。我奶奶管油印，两位女眷打下手。还有几位女眷在缝制旗帜。另有两位女眷担任放风。她们一个守在前门，一个留在后院。杨大姐负责指挥协调。屋子里气氛紧张极了，谁也不说话，大家既兴奋又不安。不知啥时候，城外的炮声突然响了。大约是九点多钟，大家放下手上的活计，一起拥到院子里。
炮声隆隆地响着，持续不断。听声音是从菱湖方向传来的，像在北门附近。接着东边的迎江寺、集贤门方向也响起了枪炮声。接着，不知哪里燃起了大火，街上传来了大呼小叫声，还有杂沓的脚步声、马蹄声，乱糟糟的，响成一片。看样子是行动开始了。大家都兴奋起来。“快，快，”杨大姐这时说了声，“大家抓紧干！”众人一听便又回到屋子，各司其职，可心里却惦记着外边的情况。杨大姐安慰大家说，别担心，安庆城里空虚，大部队都去太湖了。朱家宝也不在城里，正是动手的好时候。
朱家宝是安徽巡抚。起义发生前，他奉命前往太湖参加秋操。按照原定计划，驻安庆的新军第三十一协也将参加会操。秋操的决定早在年初就有了旨意。所谓秋操，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军事演习，目的是为了检验新军编练成果，向外界宣示武力。秋操的规格很高，规模也很大。除了朝廷高官驾临，各省督抚代表、西方各国驻华武官也应邀出席。可没想到的是，秋操即将举行前，两宫突然驾崩。这时前往参加秋操的安庆新军只去了一个营，其余的尚未来得及开拔。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革命党领导层围绕要不要按原定计划起义进行过讨论，有人认为，两宫驾崩，朝野震动，人心惶惶，正是天赐良机，事不宜迟，应该马上举事。这个意见占了上风，于是决定起义计划不变。
但是，起义的当天中午，忽然有消息传来，说是朱家宝从太湖回来了。后来才得知，他风闻安庆新军不稳，匆匆赶回，并紧急布置，以作预防。下午，城里的气氛骤然紧张。新军各部都接到命令，要求严加防范乱党，并对枪支弹药进行严格管控。之后戒严的命令下达了。大街小巷，布满兵丁，巡防营和各衙门卫队纷纷出动，在城门口和重要部门、交通要道增加了兵（警）力。种种迹象表明，官府好像听到了什么风声。但大多数革命党人并不知道这一情况（虽然有人得知了消息，但由于戒严，消息并未送出），包括小同街六号在内。因此她们当时有理由对起义前景感到乐观。
枪炮声持续了几个小时，至夜间十一点多钟渐渐稀疏下来。这个情况有些不妙，众人停下手中的活计，再次来到院子里，议论纷纷，但外边的情况如何谁也不清楚，也不便外出打探，只能干等着发急。又过了几个时辰，还是没有消息，大家都不安起来。此时已是深夜。忽然，前院传来了敲门声，担任望风的女眷跑过来，满脸紧张地询问怎么办。
砰，砰，砰……
砰，砰……
那声音力道很大，也很急。众人屏住呼吸，都看着杨大姐，等她拿主意。“自己人！”杨大姐说。果然，再仔细一听——三长两短，是自己人的暗号。“可开始太紧张了，”我奶奶说，“居然没有听出来。”
来人是岳王会的联络员小于，他是讲武堂的学员，杨大姐和我奶奶都认识他。小于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一进门来不及打招呼便说，情况不好了，城里没有动起来（他指的是城里的响应起义的部队），你们赶快走，这里可能暴露了。杨大姐问他究竟出了什么情况，小于也不大了解。“抓人了！到处都在抓人！”他说，城里大街小巷都是巡防营的人，起义各部也联系不上，四城紧闭，外边的部队也打不进来。他还说讲武堂的学员都被堵在校舍里，他好不容易跑出来通知她们。“老彭呢？”杨大姐问。“没见着，晚上吃完饭后就没见到。”他说。我奶奶询问城外的部队情况如何，她很关心我爷爷，因为我爷爷在炮营担任行动队长，可小于对城外的情况一无所知，也没时间细说。“快走，快走吧，天亮就来不及了！”他心急火燎说，一边抹着脸上的汗，一边说他还得通知其他联络点。
据我奶奶说，那天晚上，导致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是城内的部队没能按计划行动。驻扎安庆的新军是陆军第三十一混成协（协相当于现代的旅；混成协相当于加强旅）。该协是在清末扩军计划中建立的，下辖六十一标和六十二标（标相当于团）。六十一标大部驻城内，六十二标驻城外。按照起义计划，驻扎城外的六十二标马炮营首先发难，六十一标从城内响应。当时马营驻地在城外西门山上，我爷爷所属的炮营驻东门外迎江寺。起义开始后，马炮营按计划先后发动，在占领菱湖嘴火药库后，向北门发起进攻。我爷爷指挥炮队向城内抚署和督练公所频频发炮。但奇怪的是，城内迟迟不见响应。后来才知道，是城里起义部队领导人发生动摇，致使起义受阻。
第二天清晨，江面上的炮舰开始向城外起义军阵地发炮。“那炮打得轰轰响，房子都被震动了。”我奶奶说，这之后不久起义失败的消息便传来了。革命党人遭到残酷镇压，被捕杀的党人、士兵及进步学生多达三百余人。小同街六号也被查抄了。好在前一天晚上，我奶奶就和几位大姐已转移了出去，这才捡了一条命。
三
马炮营起义失败后，我爷爷随着起义残部退往桐城、庐州一带，生死不明。安庆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杨大姐带着我奶奶躲在省立政法学堂的一个教师家里。这位教师是杨大姐的一个亲戚。我奶奶和杨大姐在他家躲了半个多月，待局势平稳后才逃出安庆。
我奶奶回到了霍川，虽然逃脱了危险，但更大的麻烦接踵而至。由于她没有与我爷爷正式成婚，按习俗不能进入夫家，只好又回到田家岗。我外曾祖父大发雷霆，说你这个不要脸的货，还好意思回来？他跳着脚，指着我奶奶的鼻子骂，说俺没你这个女儿，你从哪来给俺死哪去，别给俺丢人现眼。我奶奶一声不吭，甚至连看我外曾祖父一眼都没看，任他骂个沸反盈天——一路上我奶奶担惊受怕，好不容易回到家，早已疲惫不堪，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直到她父亲骂累了才说：“爹，你骂也骂了，气也出了，你不认俺这个女儿，可俺不是你的女儿又是谁的女儿？难道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我外曾祖父一听这话，气得两眼直翻，从椅子上一蹦而起，火冒三丈地喊：“你个不要脸的货，你给老子耍泼皮啊？你给俺滚，马上滚！”
我奶奶说：“俺哪儿也不去！要死也死在这里。”她的声音平静，但态度坚决。我外曾祖父拍桌子打板凳，又喊又叫，还抓起鸡毛掸子要打我奶奶。大姨奶、小姨奶这时都跑过来，跪在外曾祖父面前哭着喊：“爹，爹啊，你让姐去哪儿啊？你就饶了她吧。”
外曾祖父的心有些软了。在三个女儿中，他向来最宠我奶奶。就连二娘（我外曾祖父的续弦，我奶奶她们叫她二娘）也看出来了，进门后从来不敢惹我奶奶，而且处处让着她，甚至还有些怕她，因为只有我奶奶敢于顶撞她，相反对我大姨奶和二姨奶却是另一副嘴脸，动不动就整治她们。我大姨奶和小姨奶都说，二娘是个势利眼，专拣软柿子捏。不过，从心里说，她对我奶奶烦着哩，可不希望她再回来。于是便悄悄地给我外曾祖父上小话。二娘说，大小姐回来倒没啥，只是她那个男人可是个革命党，官府要追究起来，只怕家里也要跟着吃挂落。这话实在阴毒，我外曾祖父一听便怕了，因为就在前几天官府还差人去大贺村搜查，把我爷爷的家也抄了。
正犯难之际，族长九叔公出面说话了。他说这孩也怪可怜的，男人不知下落，夫家又去不了，毕竟是田家的后代也不能不管。“这样吧，”他想了一个折中的法子，“让她去老屋住吧。今后各过各的，井水不犯河水。将来官府过问，你们也好撇个干净。”
这个主意倒是不错，我外曾祖父便就坡下驴，答应下来，说：“那好，那好，就照九叔公说的办吧，以后要是有事，九叔公可得出面替俺们说话啊。”
“那是自然。”九叔公一口应承。
于是，我奶奶便搬进老屋去了。老屋是我们家的老宅子，位于村头的一个山坡下，与村子隔了一条小河。这房子是我外曾祖父的爷爷修建的，后来外曾祖父造了新宅子，这个老屋便空置下来。有一年，村里有个老先生借这个房子办学，办了没两年，老先生身体不好，这学也办不下去了。房子又空了下来。
我奶奶搬进去后，打扫了一番。屋子虽说老旧了些，多年没人居住，有些屋墙也倒塌了，院里长满了杂草，有几间偏房年久失修，屋顶也开始漏水，但前院的几间正房还算不错能够住人。我奶奶为了收拾这个房子可没少花力气。宋妈找来家里的佃户帮着整理，几天下来倒也收拾得差强人意。于是，我奶奶就在老屋里住了下来。
从安庆逃回来到辛亥光复，我奶奶在老屋住了两年零十一个月。这期间，她的生活极为清苦。本来她的积蓄就不多，在安庆时跟我爷爷后搞革命活动，也没攒下钱；后来修房子买材料，又卖了首饰，几乎到了身无分文的地步。为了维持生计，她不得不揽些女红来做。她还在院子前后开了一些地，种些蔬菜瓜果，勉强度日。好在老屋与村子隔了一条河，平时倒也安静，除了宋妈和我大姨奶、小姨奶经常过来看看，很少有人走动。
起义失败后，我爷爷一直没有消息。不过，官差倒是来过几次，查问我爷爷的下落。官差每次来，我奶奶都暗自高兴。“看来他还活着。”她兴奋地念叨着，仿佛看到了指望。可是，好景不长。有一天，我奶奶从集镇上回来，忽然哭得像个泪人似的，大家才知道我爷爷死了。
原来，那天我奶奶去镇上碰上了陶顺良。陶顺良绰号陶二狗，是小陶岭的人，与我爷爷是老相识了，又同在六十二标共事，前两天回乡探亲，我奶奶知道了，便去找他打听我爷爷的情况。陶顺良说，你还不知道啊？起事人员从安庆败退后，在三河遇到河南提督姜桂题的部队，被包围了，死了很多人，贺文贤也在其中。我奶奶并不相信，问他打哪来的消息。陶顺良肯定地说，这事错不了，因为死亡人员名单后来上报到了标部，他在标部亲眼看到的，上边就有贺文贤的名字。我奶奶一听这话，身子一软，便昏了过去。幸好当时宋妈在身边，一把抱住了她。
很快，我爷爷的死讯便传开了，村里人都很同情我奶奶，背后议论说，这孩年轻轻就守了寡，今后可咋办呢？只有我外曾祖父松了一口气，因为我爷爷一死便不会再连累他们了，况且他对我爷爷拐走我奶奶一直耿耿于怀，气愤难消。“死了好，”他说，“这个丧门星，不死将来还不知要咋害人哩！”
我奶奶痛不欲生。爷爷的死讯几乎把她击垮了。自那以后，她就像变了一个人，本来话就不多，这时更少了。以前她常爱唱几句黄梅戏或小刀戏，现在也不唱了。人也变得诡秘起来，平时深居简出，一副神经兮兮的样子，就连大白天也门窗紧闭，有时要敲上半天她才磨磨蹭蹭来开门。过去，宋妈和我两个姨奶奶去看她，她都很高兴，现在却对她们说，没事就不要来了，俺想一个人静一静。对于我奶奶的状况，我大姨奶、小姨奶都很担忧。她们说，姐是太苦了，这样五迷三道的下去，非作出病来不可。不过，宋妈倒并不太担心，她说日子一长就会好的，俺男人刚死那阵子也是这样。宋妈守寡好多年了，一副过来人的口气。
日子过得说快也快，说慢也慢。转眼到了宣统二年。这是我奶奶从安庆回来的第二个年头。这一年开春不久，我大姨奶出嫁了。男方家是霍川东阳关人，家里有几十亩地，城里还有一家粮铺，家境殷实，我外曾祖父很满意，便大操大办起来。那段时间，家里洋溢着一片喜庆，大家都忙忙碌碌的，谁也没有注意我奶奶。然而，就在这时，一个塌天的大事发生了。
那是我大姨奶出嫁的当天，我奶奶在老屋里悄悄产下了一个男婴。当时，大家都忙着送亲，没有一个人注意，直到我小姨奶去给她送喜糕时才发现，简直惊呆了。我奶奶居然一个人把孩子生了下来，据说她自己咬断了脐带，完成了分娩。“俺的天啊！”小姨奶说，“当时俺看到姐就躺在床上，脸上白绡绡的，被褥上全是血，那个孩在一边张着嘴哭个不停。”
这事一下炸了锅！
我奶奶怀孕事前谁也没发现，她也没对任何人说，包括我大姨奶、小姨奶和宋妈。我奶奶身材小巧，当时是冬天，她裹了不少衣服，虽然身子有些沉了，但谁也没有往那方面想。宋妈倒是说过，大小姐胖了不少，可谁也想不到她是怀了孩子。这下事情闹大了，我外曾祖父一听，简直羞辱难当。
“孩？哪来的孩？”他怒气冲天地问。我奶奶从光绪三十四年冬回来，至今已有一年半时间了，这孩子的降生显然来路不正，这可是一桩天大的丑闻。我外曾祖父捶胸顿足地哭喊起来：“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怎么出了这种事啊？”
祠堂里议事很快有了结果——沉塘！这是族里的老规矩。但族长九叔公还是想给我奶奶一个机会。他让人把我奶奶带到了祠堂。由于失血过多，我奶奶十分虚弱，连站的力气都没有，是宋妈把她背到了祠堂。那天村里来了很多人，大家都对这种风化案充满了好奇和兴趣。九叔公要我奶奶如实交代事情的经过，我奶奶知道大祸临头，哭着哀求，说是香梅死不足惜，但求能保孩子一命。九叔公说你一个弱女子，受了人家欺侮，只要你说出奸夫是谁，便答应你的要求。“孩啊，”他说，“九叔公也不想这样，但族规如山，俺也包不了你，但只要你说出那个野男人，俺就留孩一条命。”可我奶奶任凭九叔公一遍遍盘问，就是不肯回答。九叔公有些恼了，在桌子上磕了磕烟袋，说：“你这个丫头死犟死犟的，好嘛，你搞死不说，那就别怪九叔公了。”
“去，去把兴泉找来！”他接着又吩咐道。
兴泉是我外曾祖父的名字。那天祠堂断案时，我外曾祖父自觉丢脸，躲在家里没有去。现在九叔公派人来唤了，他不能不露面了。
“兴泉啊，”九叔公对我外曾祖父说，“好话歹话俺都说了，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可这丫头就是不开口，你说俺咋办？”
我外曾祖父说：“该咋办就咋办！俺没这个女儿，田家也没这个孽种！”他咬着牙齿说，腮帮上的牙槽骨一鼓一鼓的，嘴巴早就歪到一边，那模样实在气得不轻。
“唉，”九叔公叹了一口气说，“那好吧，兴泉啊，这事也怨不得俺了，就按族规办吧。”
当天下午，我奶奶便被剃了阴阳头，游村示众。村里人都出来围观，人群里窃窃私语。有人说，这丫头平时不吭不哈，原来是个闷骚。还有的说，色胆包天啊，啥事都敢干，先是私奔，这男人前脚刚死，后脚就偷起人来了。我外曾祖父感到奇耻大辱，气得倒在床上，一连半个多月都起不了身。
游街的第二天，便要沉塘。这几乎成了一个盛大的节日，周围几十里的人纷纷赶来看热闹。族丁们连夜把沉塘的竹笼子都编好了，到时把罪人关进笼子，沉入塘底，这是一个古老原始的习俗，整个过程充满了令人窒息的刺激和残忍。原定的沉塘的时间是午时三刻，地点就在村前的大池塘边。早上吃完饭就陆续有人来了，不到十点池塘前已是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大家兴高采烈，谈笑风生，只等着一场大戏开演。
时间很快就到了，可迟迟不见动静。人群开始出现骚动，人们七嘴八舌地叫起来，等得不耐烦了。过了许久，九叔公终于现身了。谁也没想到，一夜之间，他竟改变了主意，宣布暂缓沉塘。
“咋啦？”
“这是为啥啊？”
人群中响起一片失望和不满的声音。
“肃静，肃静。”九叔公摆了摆手，然后从容不迫地开始解释。原因很简单，因为奸夫还没抓到。“这事不能算完，俺们不能便宜了那家伙。”他强调说，等抓到这个人再办不迟。他的话一说完，人群里又是一片嘈杂。有人感到扫兴，纷纷抱怨，说这是搞啥名堂嘛，没见过这么折腾人的。也有人感到有理。“是啊，不能放了那个野男人，”他们说，“光处置这丫头也不公平。”
谢天谢地！九叔公的决定挽救了我奶奶。村里人都说，我奶奶命大，不知哪辈子烧了高香，土都埋到脖子根了，又一口气喘了上来。
不过，我奶奶虽然活了下来，日子却更艰难了。以前村里人看她日子过得紧巴，有心接济她，常有人送些吃的用的，家里有女红啥的也都送过来让她做，可现在她的名声坏了，人们唯恐避之不及，谁还愿意上门啊？就连她婆家的人——我太奶奶她们——也感到丢脸，与她断了来往。我小姨奶（大姨奶此时已出嫁）和宋妈有时偷偷给她送点东西，现在也不行了。我外曾祖父看得很紧，他说，你们谁要再和那个不要脸的来往，看俺敲断她的腿。二娘更是变本加厉，隔三岔五就要对家里的粮食、衣物等进行清点。发现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便兴师动众，挨个盘查。即便我小姨奶和宋妈有心接济我奶奶也做不到了。
那段日子，我奶奶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家里能卖的都卖了，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大人还好办，孩子一饿就嗷嗷哭叫。为了省下粮食给孩吃，我奶奶每天只喝一点米汤，有一次竟昏倒在地。多亏了我大姨奶，她得知消息后，便不断从夫家送来接济，加上我奶奶在前后院子和河边上开荒种地，这日子总算勉强撑了下去。
其实，生活艰难还不算什么，最难的是名声坏了，没人再愿意和她来往，大家看见她就像躲瘟神似的躲得远远的。人们鄙视的目光令人心寒。当地的混混也开始打起她的主意，不时对她骚扰。为了防备不测，我奶奶便在门后藏了根扁担，还在怀里揣了把剪刀。有一次，一个混混调戏她，她便拼死反抗，并用剪刀划破了他的脸。这事让我大姨奶知道了，十分担心，便把这事告诉了自己的男人。大姨奶的男人姓左。左家在城里的粮店就由他打理，因而人们都叫他左老板。左老板很同情我奶奶，他提议重新给奶奶说个人家。“你姐长得标致，又读过书，年纪也不大，找个人家怕也不难。”左老板说。大姨奶觉得这也是个办法，便向我奶奶提起这事，我奶奶一听就摇起头来。
“这可不行。”她说，“俺走了，九叔公怎么交代？俺可是答应过他。再说他也不会让俺走的。”
“嗨，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大姨奶说，“他不让走，咱偷偷走呗，这事俺家老左有办法。”
我奶奶还是摇头。
“咋了？”我大姨奶疑疑惑惑地看着她说，“你不要跟俺讲，你还在等那个人吧？”
“快别胡说了，”我奶奶叹了一口气，说，“这都啥时候了？俺答应过九叔公的，不能说话不算数。”
“那你告诉俺，那人是谁？”
我奶奶苦笑了一下，说：“事情都过去了，还说他干吗？”
尽管我奶奶三缄其口，但人们私下里的猜测却从未停止。我奶奶在村里很少与人来往，去她那里的人也屈指可数。这个男人究竟是谁？村里人排来排去，最大的嫌疑有两个。一个是贺维贤，他是我奶奶的小叔子，我爷爷的胞弟。我奶奶从安庆回来后，他时不时地前来看望，送些东西，帮着干活。贺维贤比我奶奶小一岁，人也机灵，与我奶奶关系一直不错。后来突然有一天，他就不来了。等到我奶奶产下孩子时，人们才发现他已去向不明。至于贺家人，对他的行踪也讳莫如深，一会说他去河南投亲戚了，一会又说他去江西跑生意了。从他离村出走的时间计算，约在我奶奶生产前五至六个月。人们推测，他一准是发现我奶奶怀孕后，感到掉不了爪子，这才脚底板抹油一走六二五。
除了贺维贤，还有一人嫌疑很大。这人是淮北来的一个泥瓦匠。人长得高高大大，是那种典型的北方人，国字脸，浓眉大眼，胳膊和腿都很粗壮。他是我奶奶请来修老屋的，一连干了半个多月。每天歇工后，人们便看到他在河边上擦洗身子，虽然时值冬季，但他丝毫也不怕冷。有小媳妇到河边洗衣裳，看到了便私下议论，说这人皮肤光光滑滑的，胳膊上也满是老鼠肉（指肌肉），一动就乱跑。一个死了男人的年轻寡妇碰上这种烈燥的男人，难保不出事情。我奶奶出事后，还有人先见之明地说，俺早看出来了，这事有名堂。当地泥瓦匠有的是，我奶奶偏偏不找，反倒舍近求远，大老远请一个外乡人来修屋，这事想想就不对头。但这些议论除了供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外，并无根据，何况不论是贺维贤，还是那个淮北泥瓦匠，以后很长时间都没露过面，想查也无从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