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社会的崩溃

北方权贵大批南下，强烈刺激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资源禀赋的变化，推动南宋商业革命向纵深推进。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在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的笔下，蒙元入侵的前夜，南宋的临安宛如又一幅《清明上河图》。

尽管蒙古人已经饮马江淮，随时准备“提兵百万西湖上”[3]；尽管国库已连年空虚，不得不靠滥发纸币维持运转；尽管商业税、专卖税等间接税种的开征使得农村日益凋零、农民日趋贫困；但这些似乎并没有影响到杭州城内的豪奢生活。

衣服一定要用丝制作，特殊场合，还要在锦缎上绣上金花。宴会讲究的就是排场，200道菜肴要一起上，还要100多种饮料、点心。由于房屋鳞次栉比，火灾隐患不断，这里成立了世界最早的城市消防队。饱食宽坐之后，便是多姿多彩的娱乐：魔术、音乐、麻将、骨牌、烟花柳巷，临安城内专业的澡堂就有3000多家，还有数以千计的茶肆、酒楼和勾栏（谢和耐，1995）。

蒙元入侵前夜的临安，已经透出了中国的近代曙光。有人认为，如果南宋没有遭遇蒙古的铁骑，可能会产生工业革命。

但事实不会如此轻易。在1273年襄樊失守前，南宋军队曾多次战胜蒙古，御敌于国门之外。在这之后，宋军才开始崩溃，直到1279年，南宋在崖山海战失利后悲凉谢幕。

外敌入侵只是压死南宋这个复杂社会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中国历史上，开国之初，皇帝们一般都会吸取上个王朝的教训，推行轻徭薄赋的政策，也能够容忍并支持商业活动和资本积累。但这样的黄金时代往往十分短暂。

因为，压力和动荡是任何一个复杂社会的恒定特征，像特权腐败、气候变化、外敌入侵、叛乱起义之类的危机，总是定期爆发于国家的某个地方。

为了增加农业产量，开垦更多荒地，必须增加人口和官僚机构；为了澄清吏治，必须增加监察人员，加大对官员的管理力度；为了赈灾济民，加强对河道的治理，国库里就必须有充足银两；为了边疆安全、平息叛乱，除了增加军事投入，还要强化政治合法性，增强信息沟通效率，建立各种意识形态组织和特务机构……

由于系统内各部门相互关联，当某个部分被迫朝增长的方向发展时，其他各部分也必须进行相应调整。这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复杂。

起初，这些对复杂社会投资的成本-收益曲线表现出可喜的增长。

但面对持续的动荡和压力，到达一个边界后，边际收益不可避免地递减。美国学者泰恩特证明，一个增长的社会文化体系最终达到边际收益曲线的一个点后，继续进行复杂化的投资，也许能够带来回报的增长，但伴随边际收益下跌，终将进入一个崩溃性日渐增强的阶段。

为了应付纷至沓来的危机，帝国只能不断提高税率、增加税种、通货膨胀，搜刮民脂民膏。最可怕的状况可能出现，这些资源大部分投向军备和官僚，作为解决所有问题的途径。对官僚机构、特权阶层、军队建设的投资，最终挤占其他行业的发展空间。于是整个社会陷入工商业停滞、产能下降的恶性循环。

当复杂帝国的运营成本太高，一个科层相对简单的机构就会取而代之。

在中国，周期性的王朝更迭特别明显。

费正清说：“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因而不断产生令人感到乏味的重复：创业打江山，国力大振，继而长期的衰败，最后全面崩溃。”

和所有复杂社会一样，南宋的灭亡遭遇了边际递减后崩溃的魔咒。

首先，简陋的融资制度无法满足复杂社会的需求，资本积累成本越来越高。

南宋后期，出现了持续而严重的“钱荒”。1234年，宋蒙战争爆发，朝廷不得不维系一支庞大的军队。同时，对奢侈品的扭曲消费，导致巨额外贸逆差，贵重金属和铜钱流向国外。为此，南宋和他们的“前任”一样，选择了一条饮鸩止渴的道路。为了应付财政危机，朝廷编排各种名目搜刮民财，征税、加费、滥发纸币。通货膨胀带来严重经济危机，最终砸了自己的脚。宋理宗时期，年财政总收入的货币收入就达到了10650余万缗钱。到了宋度宗时期，经过户部系统征收的货币收入，以咸淳三年为例，仅5000万贯左右。（黄纯艳，2013）。

其次，不断增加的社会投入并没有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南宋的商业繁荣除了制造奢靡之风，并没有实质性地带动产业的明显进步。除了醉生梦死之外，南宋的商业资本找不到更好的投资机会。

最后，复杂社会组织的资本形成效率日益低下。

南宋后期，官僚队伍不断膨胀，特权阶层越来越多，腐败现象日益严重。市井中弥漫着享乐的气息，仿佛过着持续不断的节日，而乡间农民却在艰辛、俭朴、单调的生活中摸爬滚打。

有限的增长随着社会的复杂化而备受挤压，并日益萎缩、崩溃消失。

南宋就像一个很大、很美却又很脆弱的气泡，轻轻一触，就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