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化趋势下的中日美三国关系

在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此次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发生，使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将重点探讨其对中美日三国关系的影响。

一、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强化了三国的合作要求

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使人类与自然界矛盾的积累，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同时，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使人类共同风险与共同利益增加，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独解决人类面临的能源和气候等方面的问题。

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三位的美中日三国，在石油消费上也位居世界前三位，在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则居世界一、二、五位。这种状况，不但在三国间产生了诸如在石油价格等问题上的相近要求，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酝酿着世界性风险的问题上，三国如果不合作，将会给三国以及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在世界发生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为了克服经济困难，三国都需要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市场，而“节能减排”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就蕴涵着极大的商机，三国在此问题上有竞争，但三国各自拥有的特点，又使它们的合作变得必要。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时指出：“日本在环保技术等方面，立于高端，在人类必须发展经济而不损坏环境的目标面前，美国乐意成为日本重要的伙伴”；奥巴马在访华时表示：“作为能源的最大消费者和生产者，如果没有美国和中国共同努力的话，这个挑战是得不到任何解决的。”

二、在金融上和经济上形成了相互支撑结构的中日美三国，为纠正世界经济的失衡更需要合作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间的依赖关系加强，而中日美三国由于经济规模的庞大以及各自经济模式的特殊性，更在经济上和金融上形成了相互支撑的特殊结构。

当代美国的经济模式，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里根当政期间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形成的所谓“新美国模式”。该模式主张“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强调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主要通过金融市场融资，“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其积累的决策权，主要在私人公司，它们可以自由地追求短期利润目标，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本”。“新美国模式”与美元的霸主地位及美国透支消费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了美国经济独特的“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

中国的经济模式基本是出口导向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了解决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以各种优惠措施特别是廉价优质的劳动力吸引外资，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到中国市场。同时，由于国内消费能力的提升与市场的发育需要一定时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赖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程度。中美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位居第三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日本头号贸易伙伴。

日本是一个居制造业高端的国家，其出口产品呈高附加价值化的特点，与高速发展时期相比，日本内需虽有较大提高，但外贸依赖度仍比较高。为降低生产成本，日本把大批劳动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将中国作为一个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它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具有鲜明的出口导向性质。依据相关性计算，1994—2005年，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美出口额之间的相关度高达0.88。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日本大幅度扩大了向亚洲出口半成品的数量，而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则在扩大向美欧出口成品的数量。例如，日本电器、机械与运输设备等制造行业，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这些行业中的企业不断扩大在华投资和生产规模，其最终产品则回销或销往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日本对华投资对中美贸易产生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

因此，日本经济学家若杉隆平指出：“在日本、美国和中国或东亚之间形成了贸易三角。这个贸易三角以美国为最终市场，从日本出口或在当地进行生产。日本向美国的出口虽然没有显著增长，但日本向中国的出口一直增长，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也有大幅度增长。”

上述模式使中日特别是中国对美贸易持续保持着相当高的顺差。同时，由于美元所具有的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以及贸易顺差国需将其贸易盈余用以维持出口部门的增长和本国货币对于美元的长期价值稳定，而不得不将相当部分的贸易盈余投资于美国债券。据统计，美国国债于2008年9月超过10万亿美元，2009年11月16日增至12.031万亿美元，外资持有的国债金额中，中国居首，持有7989亿美元，日本次之，持有7515亿美元。

上述模式曾支撑了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监控不力，让美国金融资本的疯狂逐利突破了这一模式应有的平衡限度，从而使世界陷入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要从根本上摆脱当今的危机，必须重建世界经济的平衡，显然，作为世界现有经济模式主要支撑者的中日美三国，在此重建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必须进行合作，目前突出的问题是防止与克服贸易保护主义。

三、支持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共同立场，使中日美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的分歧有可能得到协调

世界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发生，使东亚共同体进一步成为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中的热门话题。这一问题与中日美三国关系有着密切联系。

东亚共同体是一个综合概念，有若干层次。目前讨论的东亚经济共同体，主要指东亚自由贸易区。此次世界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美国在调整经济发展方针，正由原有的债务推动型向出口推动型转变，要求进一步开发迅速崛起的亚洲市场。日本与欧盟相比，市场较为单向，此次危机使日本对美国的直接、间接出口明显下降。为走出经济困境，日本提出“内外一体”，变亚洲的需要为日本的内需等主张。中国对美国出口也有所下降，中美贸易摩擦有所增加，中国对亚洲市场的需求也在增加。加快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显然有利于亚洲市场的扩大。

在此背景下，中日美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的分歧和共同要求都有所发展。中方主张，以“10+1”（东盟十国分别加中国、日本、韩国等）为基础，以“10+3”（东盟十国加中国、日本和韩国）为主渠道，以东亚峰会为重要的战略论坛，推进东亚共同体的进程；同时，支持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欢迎美国作为亚太国家发挥建设性作用。

日方主张，东亚共同体以“10+6”（“10+3”+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主。日本外长冈田表示，美国不应该成为东亚共同体的正式成员。日本首相鸠山虽表示东亚共同体不应排除美国，然而也没有明确否定冈田的意见；同时，日本也支持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但是主张日美同盟是亚太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基础。

美国则表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反对被排除在东亚共同体之外。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如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积极推动环太平洋自由贸易协议等；同时，主张实现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

显然，在东亚共同体的问题上，中日美之间既有不同要求也有共同之处。能否协调好三国在此问题上的矛盾，不仅关系到三国的关系，关系到东亚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成功与否，而且关系到东亚乃至亚太的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如何转变。由于三国都支持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这就使三国的矛盾有了协调的基础。从实际出发，可考虑将三国的主张作为三个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阶段性目标：第一阶段，以“10+3”为主渠道，推进东亚共同体建设；第二阶段，可扩大为“10+6”：第三阶段，则可扩大为亚太自由贸易区。总之，既要有所区别，又不能将区别绝对化；既照顾到各区域的特殊利益，又逐步扩大各区域间的共同利益与联系，才能积极稳妥地推进东亚及亚太区域合作。

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使国家间关系以及各国所面临的外交任务发生了重要变化，中日美关系正向相对“平衡”的方向发展

经济全球化使国家间的关系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敌友分明，而往往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世界多极化的发展，特别是这次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影响，使各国的利益进一步趋向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能够也必须更多地考虑外交关系的“平衡”。中日美关系的发展，也出现这种趋势。

（一）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显示出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以对华外交为重点的方向

奥巴马以访日为起点开始了其亚洲政策的调整。综观奥巴马的亚洲政策，可见以下特点：

其一，奥巴马的亚洲政策在美国的世界战略中占据了冷战后前所未有的地位。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中国等亚洲新兴国家的迅速发展，使亚洲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奥巴马与他的前任相比，目光更加集中地投射到了亚洲，他明确表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主张太平洋不是美国与亚洲间的障碍，而是将双方联系起来的纽带。

其二，在强化同盟关系的同时，要求进一步发展在亚洲的伙伴关系。

亚洲在美国世界战略中地位的上升、面临挑战的增加，以及与亚洲国家共同利益的发展，使美国必须也能够在亚洲建立更加广泛的合作关系。因此，奥巴马在表示坚持与深化美日同盟的同时，强调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快速发展将会有助于全球发展，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并欢迎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三，积极开辟亚洲市场，重视亚太区域的经济合作。美国为了摆脱金融及经济危机，确定了经济发展的新战略。其基本内容是：增加储蓄，减少支出，改革金融体系，削减长期的财政赤字与负债，重视制造业，增加出口。为此，就必须积极开辟亚洲市场，奥巴马主张亚洲国家减少对外贸的依赖，扩大内需，并希望在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

其四，奥巴马政府在显示出较为宽容的文化姿态的同时，继续高举美国价值观的旗帜。坚持美国价值观是美国政治家一贯的基本选择。在美国相对优势减弱，美国模式受到挑战的当今，坚持美国价值观具有了新的现实意义。

从上述亚洲政策出发，奥巴马提出了其对华与对日政策。对华政策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即预防与合作。在坚持建立对华战略预防的同时，对华战略借重的要求增强，特别是在经济上，奥巴马说：“我相信美国的未来维系于向全世界出口美国制造的商品，而中国正在成为美国商品的最大市场之一，亚洲也是，因此美国自己封闭市场也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对亚洲的出口哪怕仅仅是增加一个百分点，那也意味着能够创造出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工作岗位，这是容易做到的。”因此，在合作方面，奥巴马政府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要求建立与深化双边战略互信；要求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希望采取实际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对日政策基本内容也有两个方面，即控制与结盟，从此立场出发，奥巴马政府在坚持美日同盟仍然是美国亚洲政策基轴的同时，要求适应形势需要，深化美日同盟，扩大美日合作内容。

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曾提出建立以北美为基础向亚太辐射的扇形结构的战略设想，这个扇形结构，以美日同盟为轴心，以美国与韩国、东盟一些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双边同盟关系为扇骨，以APEC为扇面，其目标则是构建以美国为中心的新太平洋共同体。这一战略设想已考虑到同盟关系与多边合作的联系。而目前地区与世界形势的变化，使奥巴马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一些，奥巴马的亚洲政策显示出在亚洲以美日等同盟关系为基础，以对华合作为重点，以同盟关系与对华合作相互制约，又以多边合作加以联系与整合的方向。

（二）鸠山政府的外交政策，强调在美国与亚洲之间取得平衡

日本民主党政府也提出了对美对华政策的调整主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日本政府与美国“对等”的要求加强。

冷战后，苏联解体，日本消除了战后最主要的安全威胁，国内自主意识抬头。在这样的条件下，小泽一郎首先提出了要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口号，这一口号虽然主要想摆脱战后雅尔塔体系给予日本的限制，但也包含有改变美日关系主从化的要求。近年来，特别是以美国为源头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使美国的相对优势减弱，日本的这一要求更加强烈。民主党提出了与美国建立“紧密而对等”关系的主张。所谓“对等”，就是主张更多地从日本利益与民众愿望出发，处理对美关系。鸠山内阁与美国政府在印度洋供油与普天间机场迁移等问题上的分歧之所以难以调和，是因为这些分歧不仅涉及具体利益，更关系到日本能否在与美国“对等”的要求上有所突破。

其二，日本政府开始更多地考虑美国与亚洲外交关系的“平衡”。

美日同盟的限制，使日本外交带上了单向性，当年日本政府不愿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原因正在于此。但是，随着中国等国的迅速发展，国际格局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日本无论在安全上还是经济上，仅仅依靠美国难以获得保障，在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发生的今天，尤其如此。例如，经济上，日本的头号贸易对象国虽然已变为中国，但是日本对华投资相当大的部分只是把中国作为生产基地，产品最终还是出口到美国。因此，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后，日本经济受到明显影响。同时，美国针对此次危机发生的原因，提出了将“债务推动增长模式”转换为“出口推动增长模式”。由于美日都居制造业高端，美国的这一转换，势必加强与日本在相关领域的竞争。这种情况下，日本提出了“内外一体”“将亚洲市场视为内需市场”等口号。

正是基于这种需求，鸠山首相表示，日本“此前有些过于依附美国。虽然日美同盟很重要，但作为亚洲国家，日本将制定更为重视亚洲的政策”，希望与美国建立“紧密而对等的同盟关系”，力图更加自主地谋求日本的利益。因此，在普天间基地迁移问题上，不愿按照原有方案行事。但是，战后日本的特殊发展道路，使日本对美国形成了深刻的依赖，加之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倾斜的压力等原因，鸠山内阁无力迫使美国接受其方案。

鸠山下台后，菅直人内阁消极接受教训，修改了鸠山时期的对美、对华政策，强调：“对中国正在增强军力一事必须给予严重关注。有个词叫作‘势力均衡’”。并表示：“亚洲局势处于高度紧张，美军正在发挥威慑作用。”日本《防卫白皮书》则渲染所谓“中国军力与意图的不透明”，建议强化西南群岛的军事部署和日美防务合作。

（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努力使中日美关系顺应世界潮流，向着平衡、合作、开放的方向发展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中国作为其主要假想敌之一。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的作用有所变化，但是建立与增强对中国的战略预防，仍是其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同时，美国显示了在亚洲以美日同盟为基础，以对华合作为重点，将同盟关系与多边合作加以联系与整合的方向。日本则一度出现了在美国与亚洲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的要求。

针对上述变化，中国的对美对日政策也在发生调整。胡锦涛主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新形势下，中美两国在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和更加广阔的合作前景，肩负着重要的共同责任。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和全球性日益凸显。对中日关系，胡锦涛主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中日拥有的共同利益和面临的共同挑战都在增多，两国关系面临向更高层次、更广空间发展的重要机遇。中方愿同日方一道，着眼两国人民根本利益，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持续深入向前发展。虽然中美关系与中日关系相比更带全球性质，但是中国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均放在战略层面进行定位和运筹。同时，中国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不结盟，努力与世界各国搞好关系，对促使中日美关系顺应世界潮流，向着平衡、合作、开放的方向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五、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推动中日美合作关系发展：同时，也增加了三国关系和东亚地区的不确定性

中国等新兴国家的迅速发展，使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增强，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美国的“领导能力”，虽因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有所削弱，但尚未发生根本性动摇。世界秩序进入重大变化的过程之中。处于这一过程中的中日美三国，合作关系有所发展，同时，也增加了三国关系和东亚地区的不确定性。

2010年2月1日，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新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该报告作为奥巴马政府的主要战略报告之一，对未来数年的美国军事和安全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认为，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不断变化，充满不确定性”；当前地缘政治呈现四大趋势——大国崛起、非国家行为体力量日益增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性问题，这四大趋势将塑造未来的安全环境。该报告表明，现政府对美国安全利益的界定为“安全、繁荣、普世价值、合作性的国际秩序”。

依据上述判断与界定，该报告在谈及中国时，一方面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和成功的中国的崛起”；同时，指责中国发展“反介入”战力、军事透明度“有限”。因此，该报告认为，在中美关系上，美国应将“深化合作”与“管理风险”并重。

日本防卫政务官长岛昭久直白地说明了日本需对华采取双重政策：“中国不同于冷战时期的苏联。有的方面可以封锁，但必须作为市场去与之打交道。这是两难选择。”菅直人内阁在把握对美、对华外交的平衡度上更“现实”。日本防卫相北泽俊美在亚洲安全会议上发表演讲称，亚太海域的稳定“无法离开美国来谈此问题，能在这个海域全面铺开的只有美国”，正显示了上述趋势。目前来看，由于海洋权益与未来中日两国国力消长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海洋权益之争，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明显上升。上述趋势，在2010年“天安舰”事件发生后，更为明显。

7月22日，美韩两国外长和防长在韩国首都首尔举行了两国历史上首次“2+2”会谈。会谈后，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将扩大和深化同盟，并称，美韩将“通过在今后数个月内在韩国东部和西部海域进行的一系列联合军演，维持能够抵挡和击退朝鲜的任何一种‘威胁’的联合防卫态势”。其后，日本防卫省表示，日本海上自卫队官员将首次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日本《朝日新闻》称，此举标志着三国军事防卫合作的等级提高了。

总之，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发生，使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更为明显，这种变化对中日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新的合作动力，也使中日美关系出现了新的问题。三国的合作要求有所上升，这符合世界潮流与三国利益。三国应该进一步加强沟通，增强互信，努力促成平衡的、合作的、开放的中日美“三边关系”的形成，这对克服当前的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促进东亚以及亚太地区多边合作的发展，实现亚太及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对三国关系中出现的新问题，其中包括对朝鲜半岛形势的影响，不能掉以轻心，应立足全局，未雨绸缪，妥善处理。

（载《和平与发展》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