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马基雅维利主义：一种新文化
文艺复兴是西方世界的历史分水岭，一种与中世纪文化极为不同的现代文化开始萌发，这种现代文化的某些要素构成了西方工业文化的内核。由于意大利是古罗马帝国的中心区域，因此，以复兴古典文化为形式的文艺复兴起源于意大利是不足为奇的。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具有双重特性。一方面，意大利在欧洲最早形成了一种新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打破了中世纪天主教的神学束缚，主张客观认识与处理国家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并强调人的个体精神；[22]另一方面，意大利分裂成了多个城市国家，这些城市国家在竞争中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与经济的试验，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汇票、信贷、铸币、银行、期货、财政金融、公债、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及社会动乱、劳动力的完善、阶级斗争、社会凶残、政治暴行等，一切都早已存在。”[23]这些试验诱发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并孕育了西方工业文化。
在实践层面，意大利城市国家间的竞争需要借助制造业创造财富和生产武器，由此引发了统治者对制造业的关切，并促使国家采取相应的政策扶植制造业的发展。例如，费拉拉的阿尔方索一世通过到法国、英国和尼德兰旅行，获得了关于这些国家工商业的准确知识，而这位君主在闲暇时会干和铸炮有关的镟工活。[24]不过，对于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城市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水平不宜夸大。直到16世纪，在地中海地区，制造业总是在远离海洋因而交通不便的城市，或是在运输业和商业面临威胁的城市，才取得欣欣向荣的发展。[25]这说明，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早期阶段，制造业还不是国家积累财富的主要部门，商业尤其是远程贸易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但是，在思想层面，一种在日后能够支持制造业发展的新观念产生了。这种新观念就是国家理由，或者可以如德国史学家梅尼克（Fridrich Meinecke）那样称其为“马基雅维利主义”。[26]国家理由是欧洲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
政治学家瑞安（Alan Ryan）指出，中世纪的思想与之前和之后的历史时期都完全不同。[27]在欧洲的古典时代，古希腊世界的诸国竞争催生了一种重视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政治思想。历史学家、政治家修昔底德曾借笔下的雅典人之口表达“强权即公理”的观点：“弱者应当屈服于强者，这是一个普遍的法则。同时，我们也认为我们有统治的资格。”[28]在同一语境下，雅典人指责了斯巴达人的伪善：“直到现在以前，你们也常认为我们是有资格统治的；但是现在，你们考虑了自己的利益之后，就开始用‘是非’‘正义’等字眼来谈论了。”[29]这一坦率的发言开启了西方的现实主义政治思想史，并在国家理由学说兴起前将国家理由植入西方的文化传统中。现实主义政治肯定了国家对于权势追求的正当性。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引用《死海古卷》，揭示了国家对更大权势的追求古已有之，国家间的权力斗争植根于人性而“无所不在”。[30]但是，在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在一个缺乏强大国家的环境里压制了这种现实主义政治。作为一种宗教，天主教是一种道德化的价值观体系。由于教权在中世纪的欧洲足以制衡君权，普世宗教天主教确立了国家也必须服从的道德原则，并将宗教道德的彼世价值凌驾于权力政治的现世价值之上。[31]进一步说，天主教压制世俗国家的依据在于“自然法”。在从希腊城邦向罗马帝国过渡时，欧洲出现了自然法和现行的帝国法律之间的二元区分，所谓自然法，是具有普遍性的不变的道德规范或法则，从逻辑上说必然凌驾于具体的可以变更的现行法律之上。起初，诠释自然法的权力掌握在罗马皇帝手上，自然法可以用来为帝国现行法律辩护。后来，罗马皇帝将诠释自然法的任务委托给天主教会，随着帝国的衰落，天主教就取得了对世俗统治者进行合法批判的权力。[32]于是，中世纪欧洲出现了天主教用基于自然法的普遍道德压制各个世俗政治实体的现象。然而，由于天主教会本身也是一个追求世俗利益的政治实体，其所倡导的道德政治就会被一些人视为一种伪善的权谋。
但是，在战争频仍的世界里，罗马天主教会的伪大一统无法为欧洲各政权提供事实上的安全保障，以生存为首位的政治实体必须以非道德化的手段追求非道德化的目标。至少，中世纪道德已不能满足近代国家的需求。于是，新的价值观必须为国家在现实政治中采取的有违旧道德的行为辩解。首先宣扬这种冷峻的现实主义新价值观的人物是意大利人马基雅维利。有学者认为马基雅维利的著作是与中世纪思维方式的彻底决裂，甚至是与基督教传统的总决裂。[33]马基雅维利教导君主“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称“如果没有那些恶行，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的话，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34]。所以，不难理解的是，梅尼克将欧洲思想史中的国家理由系谱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梅尼克如此界定国家理由：“‘国家理由’是民族行为的基本原理，国家的首要运动法则。它告诉政治家必须做什么来维持国家的健康和力量。国家是一种有机结构，其充分的权势只有依靠允许它以某种方式继续成长才能够维持，而‘国家理由’为此类成长指明途径和目的。”[35]早于摩根索，梅尼克已经指出“权势属于国家的本质”，盖“没有权势，国家就无法贯彻自己维护正义和保护社会的任务”[36]。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谋求更大权势，是国家理由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于是，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各城市国家竞争的格局催生了用于指导国家间竞争的国家理由，国家理由是一种为实现国家利益而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的价值观体系。与中世纪天主教的自然法理论相比，国家理由就是一种回归了修昔底德传统的西方世界新文化。唯为国家理由的首倡者，马基雅维利为君主们提出的冷酷无情的建议，实际上从侧面反映了文艺复兴时代的统治者及其统治的国家皆处在一种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中。唯其如此，马基雅维利才会建议：“君主既然必须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37]然而，从根本上说，马基雅维利实际上鼓吹的是人以自由意志来塑造现实世界：“不能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消灭掉，我认为，正确的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38]因此，马基雅维利主义体现的是文艺复兴式个性觉醒，是一种主张人通过自身努力去控制命运的价值观。这与天主教神学主张屈服于环境相比，确实是一种新文化。
尽管马基雅维利的主张被简化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本人也常常被丑化为替专制君主辩护，但其实马基雅维利只是一个追求意大利统一的爱国者，至于由谁以何种方式统一意大利，那不是他所介意的问题，而这正是他鼓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真实内涵。实际上，马基雅维利虽然支持开国者“使用非常的手段”，但他也同时希望“以霹雳手段追求长治久安的人应该兼顾智虑与德行，不要把自己掌握的权力当作遗产留给别人”[39]。马基雅维利理想中的政治经济模式建立在自由发展的基础上：“各方面都自由的城镇和地区无不受益无穷。那些地方人丁旺盛，因为婚姻自由，大家喜欢结婚，每一个人都乐意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量生养小孩。他们不担心祖传的家产会被充公；他们不只是知道自己生而自由、不是奴隶，而且知道凭自己的德行就有可能出人头地。他们看得到财富大量倍增，来自农业的和来自技艺的都一样，因为每一个人都愿意增产，并努力获取他相信一旦获得就能够享受的产物。因此而来的是互相竞争的人将会兼顾私利与公利，并且两者相得益彰。”[40]马基雅维利鼓吹的政治经济模式反映了新兴的资本主义在保护私有产权和鼓励市场竞争上的诉求。
不过，马基雅维利的学说主要指向纯粹的政治博弈，他对行使权力所必需的经济条件知之甚少。[41]在《佛罗伦萨史》中，马基雅维利论述了热那亚将政府权力让渡给了替政府还债的圣焦尔焦银行，而圣焦尔焦银行通过给城镇贷款，“竟将热那亚领域内大多数城镇置于它的管辖之下。这些城镇由银行派人治理和保卫；银行每年选出自己的代表前往各地主持政务”。马基雅维利感叹道：“像圣焦尔焦银行这样的机构的例子，在古今学者所曾撰述或想象过的任何共和国当中都是从来都未曾有过的。”[42]敏锐的马基雅维利观察到了资本主义崛起的新现象，但他并未深入研究这一新事物，只是不自觉地在自己的著述中表达了若干符合资本主义发展诉求的观点。因此，马基雅维利本人还算不上西方工业文化的开创性人物。但是，制造业或此后的工业是在国家设定的制度框架内发展的，并与国家自身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于是，主张国家利益至上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历史进程中，成为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干预经济的理论依据，并进而成为工业发展的文化内核。
如果说国家理由为国家间竞争提供了合法性辩护，那么，这种竞争总要依托于具体的手段，制造业的价值遂由此凸显。自国家这种暴力组织诞生以来，人类的制造活动就不单纯是为了满足生产与生活需求。制造业对于国家间竞争的作用至少体现在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国家间军事斗争的武器是由一部分制造业直接提供的；另一方面，另一部分制造业通过创造财富，为国家供养纯消耗性的军事组织提供了财政收入。修昔底德在考察古希腊世界的大国争霸时，就注意到金钱、制造业、技术与国家扩张之间的关系：“因为希腊的势力增加，获得金钱的重要性愈来愈明显，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建立了僭主政治。收入增加，造船事业兴旺，于是它们的野心开始倾向于海上势力了。一般人都认为科林斯人是最早采用近代方法建造航海设备的，据说，希腊最早的三列桨大船是在科林斯建造的……历史上所记载的第一次海军战役是科林斯人和科西拉人间的战争……科林斯因其财富而势力增加……”[43]制造业与国家竞争之间的关系表明，对民间的制造业经营者来说，他们自己的工作不过是为了生活或发财，但对国家而言，制造业是可以在权势斗争中使用的工具。无疑，民间的制造业经营者要面对的主要是同行间的市场竞争，他们的行为准则是以计算成本与收益为核心关切的市场理性。然而，一旦制造业被国家视为竞争工具，则国家理由将占据主导地位，马基雅维利主义将从政治领域延伸至经济领域。相对于制造业经营者之间的竞争，国家间竞争的层次更高，这是因为任何制造业经营者都必须接受特定国家的统治，所以，在现实世界中，国家理由对市场理性起着决定作用。国家理由的决定性并不意味着国家理由会时时干预市场理性，也不表示国家理由与市场理性是对立的，相反，国家理由很可能放任或利用市场理性来为自己服务。但是，国家理由的决定性，给了国家理由在其自认为的关键时刻或适宜时机凌驾乃至压制市场理性的权力。换言之，从理论上说，国家理由在经济领域里同样会奉行为赢得竞争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利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与工业文化之间的关系，可由图1-1简单示意。
图1-1 马基雅维利主义与工业文化的关系
正如国家理由在西方世界的传播经历了欲拒还迎的漫长过程，[44]渗透至经济领域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也必须在思想观念的交锋中，逐渐确立其地位。马基雅维利主义若欲在经济领域取得在政治领域中的类似胜利，有大量问题必须从思想和理论上予以回应，举其要者：在一个农业社会里，如果农业经济足以自我循环，为什么必须将资源导向制造业？发展制造业要采取何种手段，是指望市场自发诱导还是依靠政府投资培育？当政治上的国家理由明显与经济上的市场理性相违背时，要如何取舍选择？……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这些问题或不难寻到答案，但在历史按时序展开的过程中，这些问题远非不言自明，历史行动者不得不为自己的行动寻求合理性的依据。于是，新的观念体系在这个过程中生成，这种观念体系便是西方世界工业文化的母体，是一种关于制造业的文化。国家间的竞争使马基雅维利主义成为文艺复兴时代以来西方政治文化的内核之一，而同样的竞争也使同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成为西方工业文化的内核之一。然而，国家间的竞争必须成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稳定结构，马基雅维利主义才有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