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重新思考价值的概念和度量——层次跨越、时间尺度与信息的影响
陈禹，信息社会50人论坛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信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前理事长；曾任国际信息处理联合会（IFIP）信息系统专业委员会（TC8和WG8.1）委员，国际信息系统学会（AIS）中国分会副主席，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信息系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关于疫情导致的社会和产业的震动，本书各部分进行了多侧面的深入讨论。这无疑是非常需要的，对于这样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理所当然的、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人类怎么了？人类怎么办？现实问题需要现实答案，对此毫无异议。然而，这并不等于不需要理论思考。随着时间脚步的前进，理论思考必将提到日程上来，而且将越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现在来谈此事，也许还有点早，但相关的理论议题的大致轮廓已初见端倪。在此我试图做一些初步的探索。
一、对于价值问题的思考——历史的回顾
简单地说，我们的看法是，核心的问题是价值，包括价值的意义和度量。社会科学各领域，特别是经济学界对此历来多有讨论。最近姜奇平教授的文章《数字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与定性、定量两种分析框架》对于价值理论的研究历史进行了梳理，为这里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基础。
正如姜奇平教授文中所详细回顾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人们理解价值的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由他开始的近代经济科学，发展出劳动价值论和交换价值论两大派系，它们各执一端，争论了两百多年。关于这个议题的讨论不计其数。确实，从今天世界各国的GDP计算到每个家庭的柴米油盐，无不与价值的判断和计算紧密相连。两大派系之争的核心就在于，价值是如何创造出来的，价值如何衡量和计算。
对此，我们的基本看法：两大派系都有一定的道理，都指出了客观存在的一个方面；然而也都陷进了简单化、绝对化的窠臼，犯了“以偏概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毛病。一方面，劳动确实是价值创造的基础；另一方面，没有社会环境，没有社会化的分工合作，价值的创造也就无从谈起，价值的衡量更是不知所云。亚当·斯密的贡献就在于从历史的迷雾中，首次抓住了分工这个关键，价值的确是人的劳动创造的，但它是由在社会分工合作这个整体中的人创造的，孤立的、与社会隔离的人的劳动并不会产生对社会有意义的“价值”，更谈不上比较和度量。简单地说，价值的创造既和个人有关，也和整体——社会有关，这两个方面都是实实在在的客观事实。这难道不是简单而又明显的实际情况吗？一定要在两者之间说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来，那就只能说明自己的头脑有问题。
所以，从复杂性研究的理念来看，这场关于价值的争论已经陷入了“盲人摸象”式的、学究式的清谈。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社会上对于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多有批评，认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和教学急需改革。这方面的典型表述当数赫伯特·西蒙的《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一书中的经典断语。针对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的问题，他在书中说：“我发现学生对现状存在很大的不满，甚至变得虚无起来。一些学生着迷于数理经济学的艰深工具，靠复杂的智力操练来掌握和应用这些工具。而更多的学生对它们失去信任，为不得不把研究时间花在毫无结果的形式主义上面而懊恼不已。”“由于得花大量精力谋求发表，以取得终身职称来摘得学术生涯的桂冠，经济学研究生涯并无乐趣可言。”对于这种状况的出路，他指出了两点：“首先，我们需要修改课程，从而使经济学专业的学生能接触到我讨论过的那些实证研究的技术……其次，我们需要重新审查评判待发表的论文稿及擢拔教师的程序，提高论文的现实意义在决定其影响和被接受发表方面的权重……”最后，他表示：“朝着这个方向走，我们就能期待经济学出现新的活力。现有的经济学理论不足以应对国家和整个世界面临的一些复杂问题，这是可悲的。我们在提高和改进那方面的理论上应该不懈努力。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学科如经济学上，哪怕稍微取得一些进展，都将给整个世界的公共事务和私人事务带来巨大的价值。”
西蒙教授二十年前的这些表述，就像是针对我们今天的情况讲的。近年来的世界经济现实，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经济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暴露无遗，各种应对措施的捉襟见肘处处可见。本书提供的案例都生动地表明了这点。这些案例为我们进行广泛深入的理论思考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下面仅围绕价值问题，提出三点思考：层次、时间和信息。
二、思考之一——跨越层次的价值判断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在价值研究中引入层次的理念。
层次是复杂性研究的一个重要理念。有人会说，这并不是新的理念，人类历来就知道层次。然而，在传统的科学中，层次只是数量的增加和减少，没有质的意义，所以也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作用。比如在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间就存在一道鸿沟。具体到价值问题上，宏观经济学所依据的价值只是微观经济学中的相应数值的累加而已。这从对GDP的误读和滥用中就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与任何复杂系统一样，经济系统的复杂性来源于个体构成整体后，新的主体、新的目标、新的规律的涌现。当个体劳动者组成企业、单个企业形成供应链、多种相关产业形成市场、多国组成世界市场时，新类型的利益主体不断形成。这种新的主体在整个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原有的主体是不同质的。例如，在个体劳动者组成企业时，企业（包括它的利益代表者——企业家）和它的员工的利益追求就有了本质的区别。员工的利益追求和企业的利益追求之间，既有共同之处，又有不同乃至矛盾冲突之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当讨论经济活动产生的价值时，当然也就必然有一致的地方，也有不一致甚至冲突的地方，因此对于评价和分配也就必然有不同的观念与要求。其他各层次也是一样，此处不详述。
面对这种情况，近年来出现的“要素说”就是应运而生的一种折中方法，即承认各种要素（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都有用、都是必要的。然后，设计和研究这种结合中各自作用的比例，用方程和函数（基本上都是线性的）来进行计量与分配。这对于绝对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教条来说，是一个进步。然而，这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这还是一种“一加一等于二”的传统思维。而且，对于各种要素的作用的不同估计，又引发了一系列纠葛，大大制约了理论的实用性和实际作用。
从这次抗疫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如此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中，要想用一种简单化或线性分配的处理方式回答现实的政策选择是不可能的。例如，对于隔离的做法，无论是绝对地强调个体的自由，还是绝对地强调整体的安全，都是行不通的。这里需要的是因时因地的、权衡协调的不同层次之间的利益协调。在这里既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简单解决方案，也不会有固定的“比例分配”和“要素分配”，一切都是对于不同层次之间的、不同质的要求和目标的协调与平衡。而要做到这点，需要的首先就是，对不同层次的利益主体的利益追求和价值取向的客观认识。例如，对于所谓“合理的社交距离”的认识，对于公共卫生保障体系的地位、建设和管理的认识，对于一些产业（旅游、文体、服务等）的认识，对于“在线办公”的地位与可行性的认识等。所有这些政策研究和决策的背后，都存在对于多种利益主体的不同价值取向的理解和认识。而这种对于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认识，是与在传统经济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发展是硬道理”“GDP至上”“企业利益至上”等观念完全不相容的。
总之，现实告诉我们，面对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承认和认识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的不同需求，有意识地、主动地进行协调和化解，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而打破绝对化的价值观念，是做到这种有效管理和决策的基础。
三、思考之二——不同时间尺度的价值比较
疫情迫使我们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时间在价值判断问题上的作用和重要性。
在传统的价值理论中，经济系统是静态的、固定的，所以在判断和估计价值时，时间是被忽略的因素。近年来，特别是在疫情期间，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多的不同的时间尺度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在近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忽视长远影响，追求近期效益的案例比比皆是。这不能说不是错误的、绝对化的价值观念造成的恶果之一。
其实在经济生活中，时间因素的作用并不是一个新问题。我们早就知道，今天的一元钱，不等于十年后的一元钱。金融和保险的产生也发源于此，当然，保险还有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
与上面的层次问题相联系，在时间轴上，也有不同的层次。金融业、期货业的产生表明人们对此已经有所思考和认识。问题是，在绝对化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常常混淆了不同时间尺度对于价值问题的巨大影响，以至于对其可能产生的风险认识和准备不足。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由此引发的滞后作用和积累作用更加明显。在这里，有以下两个突出的问题有必要加以强调。一个是任期制的影响，这对于经济周期有直接的影响，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当然，对于其利弊的权衡和讨论一直都在进行中。我只是以此为例，证明一下关于价值判断与时间尺度的关系。系统规模的层次和尺度与时间长度的层次和尺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此有许多值得探讨的议题，这里不再展开。另一个是自然环境的影响和作用。关于环境污染，人们已经谈得够多了，这里不再展开。这里要说的是更广义的环境，是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界。例如，我们周围的微生物界，在这方面，此次的疫情再一次给人们敲起了警钟。从细胞层次到社会层次，看起来隔得很远，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然而现实告诉我们，在一定的条件下，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会联系在一起，成为因果链上的一个环节。在这种情况下，某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会成为可能。
总之，纠正在价值判断和评价问题上的绝对化，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和研究时间尺度上的复杂性。这对于我们纠正种种短视行为，追求社会的长治久安是十分重要的。
四、思考之三——信息和信息技术对价值比较的影响
关于信息和信息技术在经济中的作用，在信息经济学领域已经有许多讨论，这里不再重复。其中核心的问题是信息的不对称对于经济决策的影响。现代信息技术对于经济生活的影响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强调，这里只谈一下信息技术对于价值判断的影响。
人们能够方便地得到信息，这对于经济活动的效能和效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可以计量的。传统社会对于物质和能量具有价值一事早已能够接受，但对于信息的价值则是近年来才有了新的认识。随着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的逐步普及，关于信息是否具有价值的问题已经很少再有人提出了。因为这已经是事实了。然而，在经济理论领域，这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此次疫情也在这方面进一步推动了我们的思考。乌家培教授不久前提出了新ICT，即信息（Information）、信用（Credit）、信任（Trust）的理论构想。这就是说，信息的作用不仅限于技术手段，而且要深入经济活动的理念中去。信用和信任需要得到信息的保证，价值的实现需要信息的保障。当然，信息本身的价值也需要得到客观的承认和重视。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信息产品的价值问题。近年来，这个问题与知识产权、隐私保护等纠缠在一起，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这也和价值的概念和度量有关，值得深入研究。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进一步展开了。
五、结束语——期待一种新的博弈模型
最后，再补充一点。读者不难看出，上面的许多讨论与博弈论是密切相关的。的确，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研究方向。20世纪，博弈论在经济学领域曾经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有了蓬勃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但是，我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现有的博弈论模型往往只研究同一个层次中的、对等的主体之间的矛盾和博弈。现实表明，许多利益之争是在层次之间进行的，即个体和整体之间存在矛盾和博弈。我们期望能够出现表述这样的博弈的模型，这也许将带来博弈论发展的一个新的高潮。我们期待这样的新的博弈论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