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传统医疗健康痛点分析

健康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得到迅猛发展，医疗健康服务内容和模式不断完善，服务水平和能力持续提升。深化医药卫生事业改革是关乎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民生工程。新医改明确了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方向和框架，为建立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制奠定了坚实基础。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2018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了支持“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的鲜明态度。2019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成立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出台《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发展战略，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也为解决传统医疗健康痛点指明了方向（见图1-1）。

1.1.1 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

医疗卫生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社会在提供医疗卫生服务过程中占用或消耗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总称，是人们开展医疗卫生服务活动的人力、物力、财力、技术、信息等的基础，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优质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主要是指优秀卫生人员的过度集中和不匹配，不仅仅表现在数量上，还体现在质量上。

根据2018年国家卫生健康统计年鉴，从东、中、西地区每千人口卫生人员分布情况看（见图1-2），2017年东部地区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6.8人，而中、西部地区为5.9人、6.5人；2017年东部地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为2.7人，而中、西部地区均仅为2.3人；2017年东部地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为2.9人，而中、西部地区均仅为2.5人、2.8人。

从城市和农村地区每千人口卫生人员分布情况看（见图1-3），2017年城市地区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为10.87人，而农村仅为4.28人；2017年城市地区每千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为3.97人，而农村仅为1.68人；2017年城市地区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为5.01人，而农村仅为1.62人。

从我国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人员学历分布情况看（见图1-4），2017年我国医院卫生技术人员的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数占比为41.00%，其中研究生占比7.4%，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数占比为30.80%，其中研究生占比1.3%，乡镇卫生院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数占比为12.40%，其中研究生占比0.1%，从中可以看出大医院的高学历人员分布密度明显高于基层医疗机构。

总体来看，我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东部地区的优质医疗资源多于中西部地区，城市地区优质医疗资源多于农村地区，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多于基层医疗机构。

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医疗机构面临诸多障碍。一方面，基层医疗人才流失，主要流向大城市的医疗机构或者大医院。另一方面，城市或发达地区医院强有力的人才吸引力，阻碍了优秀人才向基层和中西部地区医疗机构流动。全科医生在基层承担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转诊、预防保健、病人康复和慢性病管理等一体化服务，并为个人和家庭提供连续性、综合性和个性化的医疗卫生服务，在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作为群众健康“守门人”的全科医生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不足。在医疗联合体或县域医共体的模式下，医疗资源的流动仍然缓慢，上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畅通，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资源稀缺。

因此，我国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或大城市，是我国医疗健康服务的一大痛点。

1.1.2 推行分级诊疗阻力大，运行效率低下

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部署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形成科学有序就医格局，提高人民健康水平，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着力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努力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马晓伟强调，某种意义上说，分级诊疗制度实现之日，就是我国医疗体制改革成功之时。分级诊疗是指为了提高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效率、公平可及性和可负担性，根据区域卫生规划和各医疗卫生机构的功能定位，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不同类型的医疗卫生机构承担不同类型疾病或疾病不同阶段的治疗，在三医联动的基础上，以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为核心，以完善服务网络、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为保障，形成科学合理的就医秩序（见图1-5）。

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平衡，真正实现分级诊疗制度困难重重。比如基层首诊，现实情况是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严重缺乏合格的全科医生，在非强制基层首诊前提下，患者去什么样的医疗机构就医完全由自己决定，基层首诊制度不完善，首诊程度不足。分级诊疗制度是好制度，但是实施效果不理想。根据2015年我国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见表1-1）显示，从就诊人次看，2018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达83.1亿人次，比2015年增加6.1亿人次，增长7.92%；三级医院诊疗人次达18.5亿人次，比2015年增加3.5亿人次，增长23.33%；而一级医院总诊疗人次为2.2亿人次，比2015年仅增加0.1亿人次，增长4.76%。从病床使用率看，2018年全国三级医院病床使用率为97.5%，比2015年降低1.3个百分点；而一级医院病床使用率为56.9%，比2015年降低1.9个百分点。这反映出我国分级诊疗制度运行效率低下，实施效果不理想，亟待新路径来推动分级诊疗制度落到实处。

1.1.3 患者就医流程烦琐，医患关系紧张

在传统环境下，医生执业地点固定在医疗机构内，否则可能面临非法行医的尴尬境地，医生和医疗机构之间是严格的隶属关系。医生代表医疗机构向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看病找医生就必须到实体医疗机构，形成传统的单向诊疗模式。

患者看病就医需要复杂的流程，并且伴随产生间接的医疗费用，增加医疗成本和额外经济负担。从患者就医流程来看，主要包括挂号、预交费、候诊、就诊、医技科室检查和治疗、取药、离院、留院观察或入院。有时还要向上级医院转诊治疗，同样需要复杂的流程。具体来看，患者前往目的医院，需要走以下一系列的程序或步骤（如图1-6所示）：

第一步是挂号，挂号又分现场挂号和预约挂号，患者就医前需经历办理一卡通、挂号、预交费用等流程。很多患者因不了解预约挂号流程而选择现场挂号，导致就诊当天无法挂到相应科室医生的号，尤其北上广深的大型医院专家预约挂号时间长达半个月，等待既耗时又费钱，严重影响患者就医体验。

第二步是找科室。大型综合医院的科室划分较细且分布广泛，寻找就诊科室和检查科室需要花费不少时间。

第三步是候诊。科室分诊台登记，电脑叫号就诊，在门诊候诊人数较多的情况下，排号叫号需要花费1～2个小时的时间。

第四步是就诊。患者陈述病情，医生进行相应的问诊，医生通常问诊几分钟后，依据经验确诊并开具处方单，患者遵循医嘱用药即可；候诊和问诊的时长差别太大，患者的心理会出现不平衡现象，这也是激化医患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五步是检查检验。医生问诊后不确诊患者依据检查单，往往需要排队几小时去不同的医技科室完成检查和化验，且大部分检查当天无法获得结果，导致患者一次看病多次挂号的现象普遍，待拿到结果找原医生仍需等待。

第六步是取药或者住院。患者取药需要去划价窗口划价，拿着缴费处方单去中药房或西药房取药，但仍然需要排队等候。患者办理住院，因大多医院门诊部和住院部不在一栋楼，首先需要前往住院部缴费窗口预交费用，办理入院或转院手续，外地或跨省患者住院还需提供转院证明，没有的还要两地奔波补办。其次，患者需要进行身高、体重、血压常规检查，之后，前往病区护士站登记入院，但能否入院需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如无床位，仍需等待通知。

第七步离院。患者需要医生开具出院证明，到护士站签字盖章，然后拿着出院证明和医保卡前往缴费窗口办理出院，缴费窗口和出院手续办理窗口通常不在一个楼层，因患者或家属不清楚出院流程，往往来回多次才能完成，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

综上所述，传统就诊环节最大的痛点就是就医难、就医繁和就医“三长和一短”。其中，“三长一短”指挂号时间长、候诊时间长、缴费时间长、诊疗时间短。传统的人工挂号，不仅速度慢、等待时间长，而且有可能遇到当天专家号已满的情况，导致患者长时间排队等候又没看上病。传统的候诊，需要患者在诊室外的候诊人群（通常是拥挤、混乱的场面）中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无法准确估算、预判就诊时段，只能等候。传统的结算，在挂号、检查、取药等环节均可能需要到收费窗口缴费，无法利用互联网技术实时缴费。传统住院流程包括检诊、查房、会诊与病例讨论、治疗等环节，需多学科多部门协作完成。住院期间的医患之间接触比较频繁，一个环节出现差错都可能引起医患关系紧张。传统医疗信息化藩篱现象，致使患者看病可能需要携带各种检查化验单、CT胶片等，甚至做重复的检查和化验。

1.1.4 监管机制不完善，传统医疗行为监管能力不足

传统医疗健康行业由于其行业的专业性、严谨性和封闭性而壁垒深厚，当前的医疗模式仍然无法有效对医生诊疗行为和患者满意度进行监管。

传统的“重医疗，轻预防”模式，以医院为中心，以诊疗为核心，所有业务都在医院里面对面地完成。医生的核心任务是给患者把病看好，而不是指导患者如何预防疾病的发生。究其原因是医生无法对患者实现远距离监测、问诊及跟踪治疗，医疗纠纷认定难。

近年来，各级政府通过完善全民基本医保制、医保省级统筹、改革医保支付方式等多种措施减少“大处方”“大检查”等过度医疗现象；引导社会力量增加医疗卫生资源供给，放宽市场准入、人才流动和大型仪器设备购置限制，加强医疗服务行为监管；推动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减少群众“跑腿”“垫资”；严厉打击欺诈骗保等行为，尤其是医生与患者联合骗保行为。

数据显示：2018年打击欺诈骗取医疗保障基金专项行动期间，全国检查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19.7万家，查处违法违规定点医药机构6.6万家，约占抽查机构的1/3，占全部定点医药机构的1/9，其中解除医保协议1284家、移送司法127家，查处违法违规参保人员2.4万人。

事实说明，传统的医疗健康服务行为无法进行实时信息监控，无法及时分析医院医生的诊疗行为。随着“互联网+医疗”技术的成熟和行业应用，监管机构有望依托实时医疗数据分析，对医疗服务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判断医生的医疗行为是否合规合法。

综上所述，我国传统医疗健康痛点主要集中在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导致优质医疗资源过度集中，推行分级诊疗阻力大导致运行效率低下，患者就医流程烦琐导致医患关系紧张，监管机制不完善导致传统医疗行为发生变化四个方面。要解决传统医疗健康痛点，需要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运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全新的医疗体验，尤其是运用5G技术，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改变传统的医疗行为，实现分级诊疗制度，推动健康中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