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用“小米加步枪”战胜“飞机加大炮”

在近代中国革命的早期，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条件是有限的，而且所面临的形势又相当严峻。中国革命的先驱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道路，一方面依靠人民、服务人民，另一方面高度重视精神要素，最终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道路将走向何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难的探索。直到1930年的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红军战争和根据地建设的过程中，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是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奋斗中开辟出来的。毛泽东首先把武装斗争的立足点放在农村，在革命的早期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从理论上对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作了初步的说明。

在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过程中，毛泽东曾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并且“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在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反动统治者总是依靠暴力来维持其统治。因此，在还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作为前提的情况下，共产党不可能通过合法的斗争来教育群众、引导群众。所以，中国共产党最终选择了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1928年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全会作出决议，断定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小块根据地是散乱的，是不相关联的，进行的游击战争是必致失败的。所以他们要求中国共产党“反对对于游击战争的溺爱”，并强调要以城市为中心，“准备城市与乡村相配合相适应的发动”。同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上作报告，仍然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应以城市为中心，反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当时的中共中央也主张以城市为中心。包括当时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是逐步地认识清楚的。

1928年5月和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就是在这两次会议上，毛泽东开始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并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但是，毛泽东当时仍然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并且他始终还是抱着影响和配合党的城市工作的目的而在闽浙赣边界建设根据地的。但后来在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的实践中，毛泽东就已经逐步开始认识到了建立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在这个时候，广大的农村地区的游击战争已经有了广泛的发展。当时的中国革命实践表明，中国革命要走上胜利发展的道路，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从中国国情出发，经过探索并总结经验，最终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

1930年1月，毛泽东指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36]。他指出“中国是一个许多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半殖民地”，由此就发生统治阶级内部长期混战的现象，有了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有了在四周白色政权中小块红色区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批评把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与发挥农民的革命主力军作用对立起来的观点，并进一步重申中国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思想。他总结各地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指出执行单纯的流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必须采取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政策。他着重地指明坚持农村根据地斗争的意义，认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37]。

中国共产党人最终选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选择把工作重心放在乡村，一方面由于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广大农村应当成为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另一方面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中国民主革命的长期性。

需要说明的是，“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不是某个人的思想，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创造。它反映的是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正确地认识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却是非常难得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早期，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些都严重地阻碍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人突破教条主义束缚，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走出来的一条全新的道路。走这条道路，不可避免地遇到来自教条主义者的重重阻力。为了反对党和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1930年写了《调查工作》[38]，深刻地阐释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为了与唯心主义做斗争，他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人民群众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刻地认识到了，他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他号召人们“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因为坚持了这样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善于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的实践经验，所以才能够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关头，表现出革命的创新精神，显示出巨大的勇气，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思想，为中国革命创新性地提出了一条全新的正确的道路。[39]正是这条全新道路的开创，扭转了中国革命的形势，为后来一系列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而此时，国民党蒋介石始终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中国共产领导的红军进行疯狂“围剿”。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危难之际，中共中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由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占领了统治地位，虽然很多委员和代表提出过一些正确的主张，但最终并未得到彻底的执行。1931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兵士和学生联合起来，提出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3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明确了关于停止进攻苏区、保卫民众的民主权利、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对日共同作战协定。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在反日统一战线之内。4月20日，《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抗日救国的六大纲领。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党中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地位，结束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

1935年7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决定在国际上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政策。中国代表团成员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八一宣言”，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形势，指出中华民族正处于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一切爱国的军官和士兵，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华侨和国内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宣言一再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事业而奋斗。宣言提出各界立即进行协商、谈判，召集各界的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的实际工作。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深入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最终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路线。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指出目前中国时局的基本特点是日本要把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他指出，“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而且“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40]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就需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41]。在当前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工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坚决抗日的，民族资产阶级中间的一部分也是有参加斗争的可能的。因此“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42]。

1936年，党中央认识到“只有全中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全中国人民及武装部队的总动员，我们才能给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而取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43]。于是，党中央决定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提出在日本帝国主义又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其总方针是：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

1936年12月12日，在全国上下反日情绪进一步高涨的情况下，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中央提出新的方针：“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进而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其中，“五项要求”的主要内容是：1.停止内战，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作战的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

“四项保证”的主要内容是：1.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2.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3.特区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持执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随着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后来在原则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并在实际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最终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深入中国国土、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环境下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开辟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元，使得中国抗战力量的阶级组成和群众动员的规模更加广泛，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站在国家和民族大义的高度，团结了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提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发展道路，为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力量保证。

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人民战争的思想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毛泽东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和中国的国情，提出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的人民战争的思想，这些思想指导着中国军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近代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人民战争的基础。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农民占人口的绝大部分。这些特点都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与广大农民紧密地相联系。中国革命能否得到坚持和发展，根本在于能否紧紧地依靠农民，领导农民进行革命战争，而中国革命能否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自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已经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变成一个代表地主阶级和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国民党不仅建立了庞大的军队和特务系统，还进一步加强对人民、对舆论的控制，并严酷镇压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暗杀中共党员和民主分子，这使得中国革命转入了低潮。为了挽救革命，挽救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反击国民党反动政策的措施。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彻底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毛泽东在大会上做报告，提出了依靠农民和“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思想。

1927年9月秋收起义爆发，毛泽东在准备攻打长沙的计划受挫后，率领起义部队南下，向着敌人控制力比较薄弱的湘赣边界农村地区转移并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不断扩大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共地方组织和工农民主政权（即苏维埃政府）以及地方武装，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1928年4月，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红军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12月，根据地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土地法，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广大农民以革命的形式获得土地。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这句话从根本上指出了中国革命和农民的关系，也指出了中国农民所关心的根本问题。1929年4月，根据地制定了第二个土地法，将“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项改动不仅扩大了我党的群众基础，而且在更高层次上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后来，党中央制定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的一条基本路线，即“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斗争，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加中共领导下的革命战争的积极性。这条基本路线，充分调动了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有利因素，从而保证了土地革命的最终胜利。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日军先后占领了北平、天津、太原、南京、武汉等一大批城市。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并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南京大屠杀”，被杀害的中国军民总数达到了30多万人。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老百姓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为了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一致对外，中国共产党极力争取国民党一致抗日。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派周恩来到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及蒋介石进行谈判，最终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最终做出了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的承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率先举起武装抗日的大旗，实行全面抗战路线，团结一切抗日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实行全民抗战，把抗日战争变成一场中华民族一致对外的人民战争。而国民党虽然在正面战场上对抗击日军起了重要作用，但蒋介石走的是单纯依靠政府军的片面抗战路线，因为他害怕广泛动员起群众会危害自身的统治从而最终导致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大多是以国军的失败和全面溃退而告终。

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论持久战》。毛泽东分析了抗日战争以来敌我双方的形势，提出若要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阴谋，就要把抗日战争变成一场持久战争，积小胜为大胜，以时间换空间，在长期消耗中打败日军。而持久抗战的关键是人民群众，只有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加到抗战中来，才能形成真正的铜墙铁壁。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中国，农民人口占全国绝大多数，广大人民群众遭到日军的残害，其仇恨远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受的压迫还要重。只有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坚持抗战，才能使抗战胜利最终属于中国人民。1937年8月，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放手发动人民群众、不争取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不发动人民使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是行不通的。

在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放手发动群众，制定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使群众最终成为抗战的主要力量。进步势力主要是农民群众，中间势力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而顽固势力则是以蒋介石集团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进步势力，我党广泛动员全国的劳动群众，发展起了全国民众的抗日运动。对于中间势力，我党在积极争取的同时也不忘尊重他们的利益。而对于顽固势力，我党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继续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经过14年的持续抗战，终于在1945年8月15日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紧接着就发动内战。蒋介石在完成军队调动部署后，立即撕毁停战协定，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全面内战爆发后，我党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一方面国民党军总兵力为430多万，且大多为正规军并配备美式装备，控制着全国3.39亿以上人口和7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几乎所有的交通要道都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之中。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总人口只有全国的三分之一左右，国土面积不到四分之一，并且大多属于农民武装，训练水平和武器装备水平都十分落后。站在强大的反动敌人面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退缩。毛泽东指出：“我们必须打败蒋介石，是因为蒋介石发动的战争，是一个在美帝国主义指挥之下的反对中国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的战争。”[44]“我们说，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暂时的现象，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也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战争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而在这方面，人民解放军则占着优势。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所具有的爱国的正义的革命的性质，必然要获得全国人民的拥护。这就是战胜蒋介石的政治基础。”[45]为了打退蒋介石反动集团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我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和人民群众紧密合作，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建立起了最为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由于国民党没有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年后，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总兵力下降了50多万而且官兵开始厌战，士气低落，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遭到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处境十分孤立，国民党政权濒临崩溃。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数急剧增加，广大人民群众为保卫胜利果实，积极参军参战，革命热情高涨。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毛泽东、朱德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是空前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人民军队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仅在淮海战役中，推着独轮车往前线运送粮食给养的山东老解放区民工就达到300多万人，陈毅元帅在新中国成立后动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区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可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更是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

“钢”与“气”的较量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饱受磨难的华夏子孙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正当中国人民满怀激情准备建设新生活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美帝国主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为了维护和平、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展开了殊死较量。

在朝鲜战场上，参战的美军大部分都是美军中的王牌军、常胜军，他们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掌握着绝对制空权、制海权，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向披靡，是世界公认的最强大的军队。然而，美军面对一个经济贫穷落后国家的装备原始的陆军，却束手无策、一败涂地，最根本原因就是我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拥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是人民军队不断发展的康庄大道”；“有了民心所向、民意所归、民心所聚，人民军队就能无往而不胜”[46]。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从弱小走向强大，从胜利走向胜利，一方面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断开拓创新的力量，另一方面是依靠人民，不断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过去，“小米加步枪”能战胜“飞机加大炮”；现在，装备过“小米加步枪”的人民军队已经发展成为基本实现机械化并朝着信息化迈进的强大军队，在新时代，强军的步伐不会停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任务依然需要我们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