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也有怕的？

是否有人可以约束中国古代的皇帝？诚实的答案是：没有人。这样一来，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什么都不怕了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讲一个故事。唐太宗得到了一只鹞子。鹞子是体型最小、杀伤力最强的猛禽，是猎人的宝贝。唐太宗是好猎之人，而这只鹞子，俊异绝伦，太宗喜欢得不得了，就把它架在手臂上细细把玩。正在欢喜处，远远望见魏徵来了，就赶紧把鹞子藏进了怀里。魏徵明明看见了，却假装不知，一本正经地跟太宗聊起古代帝王喜欢打猎耽误政事的教训，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太宗担心鹞子会被闷死，可是又素来敬畏魏徵，只好听他说完。结果魏徵说了大半天，那只鹞子果然闷死在了太宗怀里。这个故事试图告诉我们，太宗怕魏徵，怕到连心爱的鹞子都被闷死了。

可是，唐太宗真的“怕”魏徵吗？魏徵死后，唐太宗发现魏徵推荐过的两个宰相之才都出了问题，而且，魏徵竟然把自己劝谏皇帝的言辞往复都记录下来，并且给史官褚遂良看了。太宗很不愉快。他原来答应把衡山公主嫁给魏徵的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对魏徵家人的眷顾也消退了。魏徵再善谏，说得再有道理，唐太宗也是不怕“他这个人”的。然而，那只鹞子终归是被闷死了，唐太宗也不是无所畏惧的。那他畏的究竟是什么？

再讲一个故事。某一天，宋太祖在盛怒之下，祭起手中玉斧，砸掉了一位官员的两颗门牙。这位倒霉的官员忍着剧痛，把门牙捡起来，用手绢包好，装进袖袋里。这一举动把宋太祖看傻了，不禁问道，你收拾这牙齿，难道还打算去告我不成？这官员说，我当然没办法告陛下。可是，史官自然会把这件事情记下来的。史载，宋太祖闻言，“悦，赐金帛慰劳之”，不但顿息雷霆之怒，而且还很高兴，赏赐了这个耿直的倒霉蛋。宋太祖当然不怕这个倒霉蛋，但他显然还是有所畏惧的。宋太祖畏的究竟是什么？

作为帝制时期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皇帝有“三畏”。

皇帝的第一畏是历史。他害怕自己成为遗臭万年的昏君。“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中国古代的大人物，对自身的历史形象是非常在意的。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历史是最公正的法官。权势可以掩人耳目于一时，却无法遮住千秋万代的视听。

皇帝的第二畏是古圣先贤、列祖列宗。古代圣王的原则、本朝列祖列宗，特别是开国皇帝的说法与做法对后世的皇帝都有规范作用。周公的榜样、孔子的教诲、“五经”当中的名言警句，到任何一朝都是有力的思想武器。唐朝有《贞观政要》，宋朝有《宝训》《圣政》，明朝有《皇明祖训》，传承着本朝的“祖宗之法”。当然，古圣先贤、列祖列宗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约束当今皇帝胡作非为，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当今皇帝的创造性。当周围环境发生极大变化的时候，死守古圣先贤、列祖列宗，显然会限制因应能力。

皇帝的第三畏是天。对于上天降下的灾异，皇帝必须认真对待。“天人感应”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最核心的内容是：人间统治与天道之间是关联互动的，人间统治出了问题，天就会对统治者予以警告，这就是所谓的“灾异示警”。天不会说话，它的示警方式就是降下灾异，比如地震、水灾、旱灾、日食等等。而人间统治者在接收到这些警告信息的时候，就必须做出悔过姿态，检讨政策措施，减轻民间疾苦。悔过姿态包括：其一，皇帝本人的检讨，从最基本的减膳撤乐，到最高级的下诏罪己。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灾异罪己的皇帝是汉文帝。其二，行政首长宰相的检讨，汉代曾经出现过因为灾异罢免三公的做法。其三，面向百官甚至全民开放言路，鼓励臣民上书批评政治。今人站在现代科学立场，见古人在自然现象与人间统治之间生造因果，胡乱联系，初见之下，便欲嘲其愚昧迷信。殊不知，古人之保守“灾异示警”学说的目的，却是要皇帝心生畏惧。宋神宗的宰相富弼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皇帝不畏天，国家就离混乱甚至灭亡不远了。“灾异示警”学说，实为帝制时期兴亡攸关的政治理论。斥“畏天”为“迷信”而“弃天弗征”者，不免堕入新迷信——对科学的迷信，对人类能力的盲目自大。

如上所言，皇帝是有所畏惧的。他畏惧自己的历史形象，畏惧古圣先贤、列祖列宗，畏天。皇帝的“三畏”，是“抽象的皇帝”向“具体的皇帝”所悬示的道德高标。而负责对“具体的皇帝”时时提醒的，是士大夫。

在传统中国的伦理秩序当中，论现实权势，皇帝最大；论观念秩序，“道理最大”。而能够把道理讲明白的，是官僚士大夫。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了帝制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而士大夫是儒家思想的继承者和代言人。引经据典、解释天命，阐扬古圣先贤、列祖列宗，为天下人请命，让皇帝和王朝统治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这就是传统中国士大夫的责任。

然而，“儒家经典”“古圣先贤”“列祖列宗”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不严密。不管是儒家经典记载的古圣先贤，还是本朝列祖列宗的光辉事迹，其中都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此，想要向东走的人，可以从中找到“奔流到海不复回”的理由，想要向西走的人，也可以从中找到“江潭落月复西斜”的道理。质言之，用古圣先贤、列祖列宗来约束皇帝，很容易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境地。

而士大夫的说理方式，以及隐藏在此种说理方式背后的思想方法，也普遍存在问题。他们规劝皇帝的文章通常是这样写的：以一两个漂亮的句子开头，接下来引用几个同样类型的史实。比如，论证“红颜祸水必然导致亡国”，就先讲夏桀宠妹喜、商纣爱妲己、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三个故事；然后再引用几个前人警句，要来历不凡、铿锵有力；最后，再来两个漂亮的句子，呜呼一叹，结束了。这种说理方式与思想方法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举例言之。在历史教科书上，宋朝政治家司马光是顽固守旧的代名词，其标志性话语是“祖宗之法不可变”。这话司马光真的说过，是在给宋神宗上课的时候。那堂课的核心史事是汉初的“萧规曹随”，前宰相萧何创制立法，后宰相曹参亦步亦趋。讲完之后，司马光总结说：曹参不改变萧何的法度，深得守成的精髓。所以孝惠帝、吕太后的时候天下太平，百姓衣食充足。

神宗显然是不以为然的，他问道：汉朝一直固守萧何的法度不变，行得通吗？

司马光回答说：何止是汉朝，假定夏朝能遵守大禹的法度，商朝能遵守商汤的法度，周朝能遵守周文王、周武王的法度，恐怕会一直延续到今天。周武王征服了商朝之后，说“乃反商政，政由旧”，所以，即使是周，用的也是商代的法度。《尚书》有云：“无作聪明，乱旧章。”汉武帝采用了张汤的建议，对汉高祖的法度进行了大肆改造，结果盗贼半天下。汉元帝改变了汉宣帝的做法，汉朝由此走向衰弱。因此说，祖宗之法不可变。

这就是司马光的论述方式，他选取了正反两类例子：一类是不变祖宗之法，天下安乐的；另一类是变了祖宗之法，统治衰亡的。除正反两类例子之外，还引用了儒家经典《尚书》的警句进行加持，最后得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结论。这个论述是不是很有力？似乎很有力。有没有问题呢？仔细想想，太有问题了——司马光的“祖宗之法不可变”是一个全称否定判断，因此，反驳者只要从历史中找到一个“祖宗之法变了反而更好”的例子，司马光的论证顿时就会摇摇欲坠。

吕惠卿就是这样反驳司马光的，他给神宗举例说：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的，比如“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有五年一变的，比如“巡狩考制度”；有三十年一变的，比如“刑罚世轻世重”；还有百年不变的，比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

吕惠卿所举的这三个“变法”的例子，“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说每年正月，太宰都要把国家的重大法令悬挂在象魏（阙），公开展览十日，以供万民学习遵守。“巡狩考制度”，指的是圣王每五年巡行一次天下，考察改革制度。“刑罚世轻世重”，按吕惠卿的理解，三十年为一世，所谓“世轻世重”，就是三十年一变。

《耆英胜会图》由明代画家所绘，姓名不详。这幅人物长卷反映的是宋代的司马光、富弼、赵丙、张焘等众耆老在洛阳富弼家聚会的情景。画面中司马光正襟危坐，在为此次雅集作序，桌旁的富弼凝神看着正在构思中的司马光，一旁的赵丙与张焘也在尽兴交谈，身后两位童子，一个抱琴，一个持砚，随时等着几位耆老的召唤。左侧是忙着碾茶、烹茶、清洗茶盏并交谈的数个童子。画中人物面部轮廓流畅自然，表情生动，放大细看，可以看到年迈的赵丙脸上的老年斑和富弼黑白相间的花胡须。本文虽然只呈现了《耆英胜会图》的局部，却依旧能够感受到悠游的雅集之乐。

能够进入经筵给皇帝讲书的，都是博学之士。吕惠卿的论述似乎打动了神宗。神宗于是转过头问司马光，你觉得吕惠卿说得怎么样？

论学问，司马光比吕惠卿要扎实得多。吕惠卿所举的三个“变法”的例子，被司马光逐一破解。第一，“布法象魏”，布的是旧法，谈不上变法。第二，圣王的“巡狩考制度”，目的就是看看诸侯有没有“变礼易乐”的，一经发现，查处不贷，“王不自变也”。第三，“刑罚世轻世重”指的是“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根据统治区域的具体状况来决定采取何种控制力度，“非变也”。

我认为司马光对吕惠卿的反驳是可以接受的。但吕惠卿仍然可以纠缠下去，比如“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如果一个统治区域从“平国”转变成了“乱国”，控制力度自然也要从“中典”转为“重典”，这是不是“变法”？这个问题，司马光是没有能力回答的。而吕惠卿说不定倒有能力发问，因为他在给神宗的解释中区分了“每年一变”、“五年一变”、“三十年一变”与“百年不变”，他的思想方法比司马光更具分析力——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司马光的说理方式和思想方法的特点是，全称肯定或者全称否定，不做进一步分析；然后举正面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所举之例以一种非常浅表的方式出现，不做深入探讨；对于反例，则想办法否定它，而不是把它作为另外一种可能进行分析。然而，司马光绝非例外，因为他极其传统、极其主流，非常能代表大多数。王安石的说理方式也与此差不多。这一对政治冤家的故事我们后面会细讲。

那么，司马光真的主张一切“祖宗之法不可变”吗？绝非如此。细读司马光的奏议，便可清楚地了解，和同时代的大多数士大夫一样，司马光对本朝的政治状况是不满意的，他同样认为必须对某些具体的政策措施进行调整和改革。司马光坚持认为不可变的，是祖宗留下的那些抽象的政治原则，比如几乎每一个朝代初期都曾经有过的轻徭薄赋、与民休息，比如几乎所有值得颂扬的统治者所共有的、本朝列祖列宗所秉持的宽容异见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祖宗之法不可变”是长治久安的秘诀，司马光并没有说错。然而，也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祖宗之法不可变”才是正确的，“具体的政策措施”则处于永远的变化调整之中。

以上是我们的分析，我们的思想武器是现代教育所赋予的，它来自西方。司马光没有我们今天的思想武器，他没有能力将“祖宗之法”区分成“抽象的政治原则”和“具体的政策措施”两个层面。所以，他才会被政敌怼到墙角无路可逃；所以，他才会被蛮横地贴上“顽固守旧”的标签。

说回皇帝，在此做一个简单小结，传统时期的士大夫以“三畏”为武器，劝谏、约束“具体的皇帝”，希望他尽量符合“抽象的皇帝”的要求。但是，这三条约束都是软的，没有强制性。如果“具体的皇帝”两眼一闭，决心做个昏君，那是谁也拦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