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历史中国的空间、时间与中国人

历史中国的空间

先来看历史中国的空间。历史是时间的故事，为什么先说空间而不是时间？因为文明早期的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地理环境。越是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就越大，而这些影响会深深地烙印在群体的记忆当中。

简而言之，中华文明的生长环境位于欧亚大陆东部、太平洋西岸的这片土地，高原、大海、大漠和草原就像一个温暖而安全的怀抱，紧紧包围着它。

毫无疑问，地理中国是相对独立、自成一格的；但这绝不是封闭、孤立的，不管是远古时期的中原还是后来的中华帝国，都绝非如此。相反，中国是开放的——这一点，应当成为我们认识空间中国的前提。

高冠凤鸟佩是商朝武丁时的玉器，于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妇好墓出土，9.9厘米×2.7厘米×0.3厘米，目前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玉凤鸟呈站立状，头顶有高冠，冠上刻有简单的纹理，冠边呈齿状，凤尾分开呈双叉状，体型颇为粗壮。凤首长羽冠的形态较为独特，带有神话色彩的意味。在当时，凤被商人作为神鸟崇拜，玉凤鸟佩形样别致，多为商代贵族佩戴，以此物向神灵祈佑。

1976年，考古学家发现了商王武丁的配偶、女将军妇好的墓，这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妇好墓中出土了一些非常精美的玉器。为研究这些玉器，请来了不少专家。结果，考古专家还没说话，玉雕场的老师傅眼睛先亮了：“这不就是和田玉吗？”

是的，妇好墓中出土了和田玉。妇好墓在河南安阳，和田在遥远的新疆，两地相距四千千米。以今天的交通水平，从安阳到和田自驾大概需要五十个小时。妇好的时代距今已有三千两百多年，那个时候的交通工具，除了人的腿只有马车，我们按照每小时五千米的行进速度算，跨越四千千米需要八百个小时。可是那个时候的路哪有今天这么好，两地之间的实际道路里程绝对远超四千千米。然而，就是在这样的交通条件下，和田玉抵达了安阳，成为殷商王室的珍宝。

中国一直在持续不断地输入与输出。输入的例子，除了妇好墓中的和田玉，还有：葡萄是汉武帝的时候由张骞从西域带回来的；面食来自中亚，东汉以后才开始流行起来；菠菜在唐朝传入中国；玉米、白薯、花生、辣椒、西红柿都来自美洲，明朝开始进入中国。输出的例子，更是尽人皆知，不胜枚举。沿着陆地与海上的“丝绸之路”，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在全世界热销。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后，英国人还是更喜欢买中国瓷，商人们甚至抱怨英国人不拥护“国货”。

《张骞出使西域图》为莫高窟第三二三窟一幅初唐时期的壁画。壁画右上方是汉武帝与众臣来甘泉宫瞻仰“祭天金人”的场景；下方为汉武帝在群臣簇拥下，骑马送张骞前往西域，张骞手持笏板，在汉武帝面前跪拜辞别；左边介绍张骞一行前往西域的情况：一位僧人模样的人在前引路，两个持旌节的人紧随其后，其中之一为张骞。左上方是崇山峻岭掩映下的方城大夏国，张骞历尽险阻，最终抵达目的地。壁画中有五个榜题，多已模糊不清。敦煌壁画常会在一个画面中展现出一个完整故事，如同连环画，从故事的来龙到去脉皆有体现。张骞的此次出使成为历史上的“凿空”之行，此行开辟了“丝绸之路”，促进了中原与西域各国经济文化间的深入交流。

明白了中国在空间上的开放性，再回看这片土地，便可以发现，原来这片相对独立的土地，存在着那么多通向外部世界的门户与道路：向西，通过河西走廊、新疆，可以通向中亚、西亚和地中海沿岸；向南，从四川再向西南，翻越喜马拉雅山脉，可以进入南亚次大陆；东面的大海也从来没有挡住过中国人，尽管在某些历史时期，朝廷会实行海禁政策，但是，自宋元至今，在大多数时候，中国的海船还是扬帆往来于大海之上，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海上贸易和海外移民。有的学者因此认为闭关锁国根本是一个伪命题。

有创造的能力，也有海纳百川的心胸，这才是空间中国的真正形象，是空间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本来面貌。

回到内部，空间中国也是在不断成长中的。这里所说的中国，不是现代主权国家的领土概念，而是指历史上中国人繁衍生息的土地。就其大体而言，空间中国的成长经历了黄河流域的整合、长城以南的统一，以及长城南北的大统一三个阶段。

大约在四千年前，黄河中游的各个原始部落互相融合，形成华夏民族的核心，并建立了国家，他们所生活的土地就是“中原”。空间中国的成长故事从中原开始，然后向四周延伸，速度缓慢，但从未停歇。

中原之外，在今天的中国境内，北到内蒙古、辽宁，东到山东，东南到长江流域，西南到四川盆地，南到珠江三角洲，都有活跃的人类活动。所以，考古学上有所谓“六大区系”（六大文化圈）的划分。这些早期的人类文明，原本是各自繁荣、自成一家的。随着中原文化的拓展，它与各地原有文化开始碰撞、融合，空间中国也由此成长壮大。

公元前11世纪西周建立之后，周人分封各方，建立了诸多诸侯国。它们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向南也抵达了淮河流域和长江中游的江北地区。这些诸侯国就是中原文化的扩展者，它们驱动着空间中国的生长。

时间向前推进到公元前8世纪，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中原文化继续向南与楚文化，向东南与吴越文化相互碰撞。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中国完成了长城以南农业区域的整合。而包含长城南北的大统一，则要等到13世纪元朝的建立才能实现。

现在，让我们稍稍停留，来看一看长城以南的中国的空间。在秦统一之后的地图上，“中国”的边界向东、向南都到了大海。当然，帝国在南方的统治主要集中于交通干线附近，江南和岭南的丘陵、山地仍然是越人控制区。向西南，秦朝修筑了栈道，已将四川盆地纳入版图。向北，中原的农业文明抵达了其北部界线——长城。长城以北就是骑马民族匈奴人的地盘了。

长城以南的中国地域已经非常辽阔。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流淌着黄河与长江这两条华夏文明的母亲河。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和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互相补充、互相支撑，给华夏文明以充足的给养。

作为农耕中国，北方与南方的分界线在秦岭—淮河一线。北方与南方，有着不同的历史命运。北方开发较早，人类活动频繁，又直接经受着长城以北游牧民族的打击。由于战争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自3世纪之后，北方的自然环境逐渐恶化，粮食产量和人口密度都在慢慢下降。当然，此时北方的整体水平仍然高于南方，只是它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与此同时，南方却享受着“后发优势”，开始走上坡路。南方的自然环境本就优于北方。在游牧民族的打击之下，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又把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到南方。先进技术与优越的自然条件结合，使南方的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北方向下，南方向上，这一上一下在6世纪时完成交替，中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了南方。从此之后，南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高于北方。南宋时已经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明清时期，江南的太湖流域成为经济最发达地区。甚至到了鸦片战争之后的19世纪50年代，在英国人看来，苏州老百姓的生活水准仍然是世界一流的。

然而，当我们把经济地理与政治地理结合起来时，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帝国的经济重心虽已南移，政治中心却仍在北方。隋唐的都城在今天的西安，北宋的都城在今天的开封。为什么？因为敌人在北方，帝国的传统根基在北方。元明清三代，出于不同的战略考虑——明代要抵御蒙古，元、清要靠近统治民族的发祥地，首都反而转移到更靠北的北京。

《姑苏繁华图》（原名《盛世滋生图》），清代宫廷画家徐扬绘，1225厘米×35.8厘米，属于国家一级文物，现藏辽宁省博物馆。该画创作历时24年，比宋代《清明上河图》（528.7厘米×24.8厘米）还要长。作品以散点透视法，为我们呈现了当时商贾云集，络绎辐辏的苏州市井景象。图中展现了渔民收获后，满载稻米来苏州进行交易的盛况。江南鱼米之乡的富足与交易时的热闹场景在画面中一览无余，仿佛都能听到交易时的交流与喧闹声，很好地印证了“苏湖熟，天下足”这句民谚。

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的南北分离，凸显了运河的地位。在现代交通工具——汽车、火车、飞机发明之前，最便宜的大宗运输方式是水路运输。中国地势西高东低，主要河流多自西向东流淌，缺乏具有较高运力的南北向的天然水道。所以，开凿运河、沟通南北就显得尤为重要。不要轻信隋炀帝开凿运河只是为了到扬州看琼花，他其实是一位真正有雄才大略的皇帝。

长城以北，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即使是最耐旱的小米也种不活，只能放牧牛羊。换句话说，传统中国农业经济区的北部极限就是长城，所以，中原王朝要在这里的崇山峻岭上修筑防御工事，保卫农业文明的果实。

分享一个小插曲。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来到中国，留下了一部《马可·波罗行纪》（Les voyages de Marco Polo），它是西方人了解东方特别是中国的最重要的参考书，哥伦布远洋航行时曾经把它带在身边，北京的卢沟桥在英文中的名字就是马可·波罗桥（Marco Polo Bridge）。但是，有人怀疑马可·波罗根本就没到过中国。

怀疑论者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马可·波罗在其行纪中没有提到过长城——那么宏伟的长城竟然被马可·波罗遗漏了，那他肯定没到过中国。这是怀疑论者的说法。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我们能否认为行纪没有提到长城，就能证明马可·波罗没到过中国？恐怕不能。何以言之？第一，我们现在看到的如此雄伟的长城，是明朝才出现的。换句话说，马可·波罗经过的时候，长城并不像现在这样醒目。第二，更重要的是，在元朝，长城已经失去了战略意义，因为元朝实现了长城南北在政治上的统一，是一个跨越长城南北的大中国。长城失去了其保卫农业文明的传统防卫功能，而现代旅游业尚未展开，所以长城年久失修、无人维护，被暂时“遗弃”了。

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把历史中国的空间发展史做了简单的梳理：首先是四千年前黄河流域的整合，然后从黄河出发向长江、向大海、向珠江不断拓展，到秦汉时期完成了长城以南农业经济区的统一，最后是长城南北、农业和牧业两种经济区的大统一。就空间而言，中国是缓慢成长的，它的地域相对独立，但从不封闭。空间中国的成长过程，也是华夏汉人与周边各民族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最终成为一个新的像大雪球一样的中华民族的过程。

这部制作于约1350年的手抄本是现存最古老的抄本之一。《马可·波罗行纪》是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于13世纪下半叶在中亚和远东的旅行经历记述。在父亲尼可罗和叔叔马飞阿的陪伴下，马可·波罗于1275年经陆路到了中国。行纪的译者序中提到，他在中国待了17年，曾担任枢密副使，并做了3年扬州都督，其间得到元世祖极大信任。而后他于1295年经海路回故乡，后因遭遇战争被俘收监。在坐牢时，他将自己的旅行经历口述给了同牢房一个名为拉斯提新（Rusticin）的书记员，该人将口述内容记录在了羊皮纸上。译者序还提及，该书近2/5在描写元朝，被认为是一部绝好的元代初期社会状况写真，也是一部珍贵的社会史料，更是一份旅行报告和实用信息的汇总，因此被称为《寰宇记》或《东方见闻录》。该书是欧洲人了解中亚及中国历史和地理的重要入门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