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
一
“家训”，也称“家令”“家诫”“家戒”，是古人对父母、祖上训诫子孙的一种尊称。学界认为，《商书·盘庚上》中的训辞是我国家训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一篇家训。但这时的“家训”二字的意义还比较模糊。较为清晰的家训形式的出现，应当说是西周的周公姬旦的《诫子伯禽》，这篇文字以“教子言行”的方式训诫其子伯禽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家训最基本的元素。总的来说，先秦时期，家训还处于萌芽时期，这个时期的家训思想只是见于一些先秦古籍的记载中，没有出现独立成篇、有意为之的家训作品。在这些零散的记载中，尤其以帝王的庭训为最多，所以这一时期的家训形式带有极浓的国家政治色彩，“家”的概念还没有具体成型。
到了两汉时期，家训才慢慢地开始成型。“家训”一词最早出现于《后汉书·边让传》，蔡邕在向何进推举贤才边让时，说他“髫龀夙孤，不尽家训”。与“家训”同义的“诫子书”“家诫”一类的典籍形式主要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据王长金考证，《艺文类聚》中引用《诫子书》《家诫》等有十多家，其中最早的有汉代刘向的《诫子歆书》，之后有张奂、司马徽、马援的《诫子书》等，“训”“诫”在当时已经作为独立的文体出现了。西周末年，国家分崩离析成大大小小的诸侯国、相互杀伐吞并，宗法制度崩坏，礼仪制度已无人遵循，这几百年间许多国家的存在如白驹过隙，匆匆而逝。这时，依靠血缘维系组成的社会最基本的“原子”—“家庭”“家族”，在乱世之中慢慢地凸显出来，并最终成为最坚固、最稳定的社会基本组成单位，并由此一直延续了几千年之久，成为华夏文明的一个突出的标志。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说：“中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这一语确实道破了中国社会的一个本质。此外，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对“家”的溯源是这样定义的：“中国古史上的王朝，便是由家族传袭。夏朝王统，传袭了四百多年，商朝王统传袭了五六百年。夏朝王统是父子相传的，商朝王统是兄弟相及的。”这表明中国古代的政治统治体系是“家”“国”合一的“家天下”式的，其中“国”是“家”在政治领域上的扩大和延伸，“家”是“国”的社会基本细胞。这是从正、反两个方向定义了“家”与“国”的关系。不管怎样，“家”是几千来年中国社会最稳固、连续、绵长的一个“原子”。钱穆认为“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他甚至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的一切。”再通俗一些讲，即儒家经典《大学》中提到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也就是后世被奉为儒家经典八条目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修学次第。正是由此，从汉代将儒学奉为正统之后，中华文脉之中“齐家”的思想也逐渐成为一个坚定的符号存在下去，而如何齐其家，怎样使家齐，便也成了日后士大夫，隋唐之后儒生，再之后所有有责任心、使命感的国人一项坚定的使命，于是维系家族的昌盛，使家族源远流长，也便成了家训的一个清晰的目标与责任。
两汉时期的家训篇幅还比较短小，如刘邦《手敕太子》，全文不过两三百字，东方朔《诫子书》也只有百余字而已。但这时的家训明显已由先秦时期士大夫阶层对“国”的关注过渡到对“家”及“人”的关注，而且中心观点已逐渐清晰起来：一是为人处世，一是齐家守业。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整齐门内，提斯子孙”的思想更是凸显。比较典型的是司马谈的《命子迁》、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这里值得关注的是班昭的《女诫》，这部家训虽说只有两千零五十八个字，但在当时已属“鸿篇巨著”，而且体例完备，全书分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篇，卷首有自序。这部家训在当时已趋向于专著的模式，此外这部家训也是中国家训史上第一部针对女性书写的家训。除此之外，还有郑玄的《戒子益恩书》，这篇家书虽说只是一封家书，内容并不深刻，但作为儒学大家的郑玄，他的“介入”，无疑是将儒家的思想精华带入了家训之中，由此影响了后世儒生，并牢牢地将家训的形式、内容与儒家的思想紧紧相连。总的来说，汉代家训文章篇幅短小，主要采用的形式有家书、遗令或遗书等，在表达上情真意切、通俗易懂。汉代家训在家训史上属于一个发展的时期。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数量上较之汉代有了突飞猛进的增加。据相关统计，这时期家训作品达二百多篇，无论是内容还是文体都开始趋于成熟，而且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像以家书形式出现的家训有：王脩的《诫子书》、羊祜的《诫子书》等；以遗令、遗嘱形式出现的家训有：曹操的《遗令》、刘备《遗诏敕后主》、向朗的《诫子遗言》等；以歌咏形式出现的家训有：傅昭的《处世悬镜》等。而在思想内容上，两汉时期“以儒家思想观念作为立身处世原则，以儒家重要经典作为理论依据，以圣贤作为道德典范与行为楷模”的单一、简短的思想内容已经向多角度、广深度的内容发展，如在体裁上具有散文性质的颜延之的《庭诰》、嵇康的《家诫》等家训的出现，使之前的理性、坚硬的文体形式具有了感性、柔软的一面。这两篇作品的写作背景极其相似，嵇康的《家诫》是在他被绑赴法场前写给儿子的肺腑之言；《庭诰》则是颜延之在二次免官之后，居住在建康（今南京）长干里颜家巷时内心郁积时而作。这二人都是放诞任达、龙性难驯的性格，都不甘与浊世同流合污，然而又深知世道的险恶，生活当中随处潜伏着杀机，所以他们不希望子弟学他们的模样，成为狂狷之人，所以作此家训以警示后人。所以说，此时的家训内容已由先秦、两汉时期相对模糊、率性、随意的写作状态进到了“自觉”的写作状态，这时的家训更为丰富、深刻，也充分地说明了家训发展至此，有了从内容到文体、从思想到形式的全面发展。这样也是为魏晋后期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的出现奠定了思想与内容上的基础。《颜氏家训》被称为“家训之祖”，全书共有七卷，分为二十类，包括修身、齐家、治学、为人、处事、任官之道等方面的内容。其思想以儒家为宗，体例夹叙夹议，其训诫对象亦不仅限于一人一事，而是针对全家及后世子孙而言。由于《颜氏家训》的内容广泛、体例完备、思想深远，这些都远超此前的历代家训，所以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此外，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还有诸葛亮的两篇家书《诫子书》《诫外甥书》，这两篇家书，不仅展现出了家训内容的深刻，也折射出作者高尚而儒雅的文人气质，更是诞生了若干千古名句，像“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训还有一个独特的产生背景。这个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大震荡和大裂变的时期，动荡与杀戮几乎充斥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有识之士从自身的经历和感受出发，立足于“保宗兴族，不辱先祖”的目的而对后代、族人提出各自的训诫，这也是这一时期家训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选官机制上，这时期仍然注重道德与操行的选拔，一些世家大族为提高家族在政权中的影响和地位，一些普通家族为步入仕宦通途，都力图保持仁、义、忠、孝的美誉。于是他们将这些诉诸文字，以较为通俗易懂的方式，或作书、或书诫、或为训，以此教谕子孙后代，规范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其次，就深层原因看，魏晋南北朝已进入我国古代家族文化建设的相对自觉阶段。所以，建设家族文化，增强家族凝聚力，越发显得必要和迫切。人们在保全门户观念的规约下，主动地以儒家文化价值观念为依托，整合现实的社会价值观念，施教于门户之内，自觉地进行家族文化建设。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当时门第观念的共同理想，所期望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其前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风，后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所以家风作为这一时期家族文化建设的一大内容，直接促成了家训数量的猛增。而这一时期，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家训作品大都出自这些门阀大族中的精英子弟之手。如出自“琅邪王氏”家族的王祥、王僧虔；出自“太原王氏”家族的王昶；出自汉魏名门士族的羊祜；出自“顺阳范氏”家族的范晔；出自“弘农杨氏”家族的杨椿等。这不能不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精英子弟在有关家族文化建设上的主动性与奉献精神较之各代更为鲜明而无私，期望也更为迫切，所以这时期的家训作品也较之前代更具有深刻性与普遍性。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时期，它结束了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连年战争，重新完成了大一统的局面。这时士族阶层也发生了变化，由于科举制度的兴起，选才制度的更新，从此士族阶层不再独占文化上的优势，并将文化逐渐传递给了社会其他各阶层，而家训在此之前因为历经千余年，已经有了极其丰富的积累，所以到了唐代，家训的创作便呈现出日益完备日趋成熟的特色。尤其是儒家纲常伦理思想更是通过各种途径深入家庭、宗族之中。在内容上也随着家训观念的成熟而臻于完善，而其中教诫的内容更是多方面的，并不像魏晋、六朝时期专注于某一个或两个具体的问题。唐代家训的内容可以说涉及人生与社会的各个领域，几乎无不涉及，如：日常的洒扫庭院、应对进退、待人接物、爱亲敬长、尊师重道、衣冠服饰、言行步履、读书作文、修身齐家，以至治国平天下。
关于唐代家训的主核是否依然传承自汉代以来“儒家学说”一以贯之的局面，学术界曾有过不同的声音，国学大师梁启超就曾说过：“六朝隋唐数百年中志高行洁、学渊识拔之士，悉相率而入于佛教之范围。”学术界或许如此，但从唐代家训的考察中发现，家训的思想内容却并非如此，这一时期几乎所有家训的篇章依旧深深浸润着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首先从士大夫阶层来说，像李翱的《寄从弟正辞书》、李华的《与外孙崔氏二孩书》、柳玭的《柳氏家书》，这些家训作品中或明或暗地都传递着儒家的伦理思想。出自社会底层的《太公家教》也是如此。而来自统治阶层的代表，像李世民的《帝范》、李治的《诫滕王元婴书》，也无不以儒家的思想为基础进行有的放矢的阐发。而产生这样结果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无疑是如学者刘宏斌所说的，“隋唐以后的科举考试把这种尊一罢百的局面推向顶峰，使家庭教育的内容成为彻头彻尾的儒学说教”。另外，家训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伦理的教化功能，它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家族子弟通过道德等方面的修养而达到个人的自律和家庭的和睦。只有个人修养和个人道德行为自觉程度的提高，才能更好地调适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只有家风的整齐和家庭成员各种关系的和谐，才能实现社会各个细胞组织的和谐有序发展，以此为社会的整体平衡与稳定发展提供条件。而这一目标无论于国于家来说都是符合他们的利益要求的，所以对于家族的治乱与国家的兴衰来说，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而家训便自然而然地承载了儒家的入世思想的内核，所以上至皇族，中至士大夫，下至贫民，儒家的伦理观成为他们共同遵循的思想观念。
这时期比较有名的家训作品有：柳玭的《柳氏家书》、李恕的《诫子拾遗》和另一位女性作者宋若莘创作的《女论语》。还有一部极具黑色幽默趣味的家训，值得一提，那便是于义方的《黑心符》。这篇揭露批评家庭主妇“暴虐、乱道”的家训，可以说是家训中的另类。此外唐代家训中还有两篇特例作品需要介绍一下，这两篇家训都是中国古代家训中的名篇，同时作品也都吻合了盛唐大气磅礴的气势，而独特之处在于它们摆脱了自先秦以来家训主题谆谆于修身的叮咛，而另辟蹊径，一个是教儿子如何做皇帝，一个是教儿子如何做宰相，这两篇作品便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帝范》和唐中宗时宰相苏瓌的《中枢龟镜》。《帝范》一书共分十二篇，另有《序》和《跋》。在《序》中唐太宗讲述了自己这篇文章的创作动机，是太子李治因年幼“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自己“每思此为忧”，“所以披镜前踪，博览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耳”。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化的帝王家训，《帝范》对后世影响很大，不但为历代有识之君所关注，也为普通士子所欣赏。而《中枢龟镜》这部家训是唐中宗时期宰相苏瓌在相位时，认为自己的儿子苏颋颇有宰相之才，所以他处处以宰相的标准对儿子加以培养，并结合自己的为政经验，前后编选出二十七条训诫加以警示。内中阐述为官的道德原则，传授仕宦的哲学，曲折地反映了当时官场的复杂现实。所以这部作品极为后世的官宦所青睐，尤其是到了宋代，一时朝中高官相互传抄，被定义为“宰相事业之书”，这在中国古代家训大观中也属独特的一类。与盛唐气象相对应，唐代家训的成熟还体现在文体结构上，较之汉魏六朝更为庞大，内容更为丰富。如李华的《与外孙崔氏二孩书》，文章虽不长，但却涉及遵家礼、勉学、谨行、顺亲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这在汉魏六朝时期篇幅相当的家书中是相当少见的。而唐代像这样的家书还不在少数，如舒元舆的《贻诸弟砥石命并铭》、元稹的《诲侄等书》、李翱的《寄从弟正辞书》等，均可谓长篇的架构，由此可以看出唐代家训作者在家训观念上比汉魏、六朝时期的家训作者要更清晰，不再只就事论事，而是以多角度、多方面的视角对子孙阐述各种道理。
我国传统家训发轫于先秦，发展于汉魏六朝，成熟于隋唐，真正步入繁荣鼎盛时期是宋元明清时期。这一时期的家训数量空前，单据《中国丛书综录》所列的“家训”书目，就有几百种，而宋元明清几代竟然占了五分之四。回顾家训史的发展，我们发现，先秦时期的家训在思想内容上虽然面面俱到，但大都是一笔带过，没能充分展开。而到了汉魏六朝时期，那时的家训在思想内容上虽然较先秦时期要具体得多，但也仅仅停留在“治人”方面，至于“治家”，则较少涉及。到了唐代，这时期的家训在思想内容上不但重视“治人”，而且兼顾到了“治家”，但所论还比较单一，不够全面。到了宋元明清时期，则上述两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其中尤以“治家”方面更为突出，不仅出现了诸如《恒产琐言》《居家正本制用篇》《经锄堂杂志》等专门讨论居家理财类的专著，而且还出现了诸如《居家杂仪》《家礼》《郑氏规范》《家规辑略》及家谱中的家训等专谈家规、家仪类的专著或专篇，使我国传统家训的“治家”思想最终得以完善。另外，家训形式更加多样，家训专著大量涌现，蔚为盛观。专著产生了多种新体式，如家训集、家规、家仪、家书集、家训诗集等等，且各种书写形式也更加系统专业。其中，以专著形式出现的家训有：叶梦得的《石林家训》、陆游的《放翁家训》、范仲淹的《家训》、司马光的《家范》、袁采的《袁氏世范》、赵鼎的《家训笔录》、刘清之的《诫子通录》等；以书、信、铭、文、帖、诗歌的形式出现的家训有：苏洵的《安乐铭》、胡安国的《与子寅书》、朱熹的《与长子受之》、陈定宇的《陈定宇示子帖》、方孝孺的《幼仪杂箴》等。此外这个时期的家训作者中，出现了一种世代相袭，父子、子孙相继的家训创作局面，如宋代的范仲淹、范纯仁父子，元代的郑太和及其子嗣，明代袁黄一族，清代张英、张廷玉父子等，都有出色的家训传世。
宋元明清时期的家训在内容上还有区别于前代的一个突出特征，便是从劝勉为主的家训形式开始向惩戒方向发展。其中比较早的应该是范仲淹的《义庄规矩》、郑太和的《郑氏规范》、曹端的《家规辑略》，他们开始将“家法”“族规”一类的惩戒性的条例注入其中，使我国的传统家训自宋代以后逐渐走出了个人垄断时代，即由贵族家训时代转向了平民家训时代。因为，这类家训作品大多保存在当时家族的谍谱之中，而自宋代之后家族修订家谱的宗旨又发生了变化，家谱的形式变得更加丰富。在一部谍谱之中，除了记载有全家族的血缘关系图表、祠堂、族田、祖茔以及对家族历史相关的描述外，还有“全文刊载本族有史以来制订的各种家法族规、家训家范、祖宗训诫子孙的言论等”的文章，而将此类家规族训载入家谱的用意是便于读谱时向子孙宣讲，要求族人永远恪守，并使族长能依据此类家法来惩罚不服统治的族众。这样，随着家族的繁衍，大量的族规、训诫类的文字便流传下来，成了我国古代家训文献中庞大的一部分。据相关统计，中国现存家谱族谱光是中国内地就有28500余种，加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和美国，共约42990种。当然，宋元之后家训因为搭乘了家谱这一载体，使家训这一超越个体的“贵族专用”文体“走入了寻常百姓家”，但数量的庞大并不代表质量的提升，在这类家训之中，训诫文字虽各族不同、名各有异，但其内容却基本千篇一律，一般都是讲诸如重纲常、祭先祖、孝父母、友兄弟、敬长上、睦邻里、严家法、节财用、戒恶癖、尚美德等事项的，其区别仅在于条款不齐、详略有差而已。这基本是在模仿，甚至抄袭。在上述提到的若干作品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所以说，宋元明清时期的家训作品在普及性之外真正的上乘作品还是主要产生于士大夫阶层的精英人群之中。
另外在宋元明清时期，家训的体例中还出现了一种叫“俗训”和“乡约”的形式，它所面向的对象不再是自己家庭或家族中的子弟，而是转向了整个社会。例如流传甚广的《袁氏世范》这部家训专著，貌似一部体例标准的家庭训诫，但实际情况是，这部书是作者袁采在担任乐清县令时为“厚人伦而美习俗”而专门撰定的，书名原题名为《训俗》。此外，在清人陈宏谋编著的《五种遗规》中，将《司马温公居家杂仪》《倪文节公经锄堂杂志》《朱柏庐劝言》等家训名篇合编在了《训俗遗规》中，这说明在陈宏谋的心中这些家训本身也具有训俗的功用。除《袁氏世范》外，其他比较著名的俗训类家训文献还有吕祖谦的《少仪外传》、吕本中的《童蒙训》、王结的《善俗要义》、吕得胜的《小儿语》、吕坤的《续小儿语》等。
此外，宋元以后统治阶层普世观增强，家训内容由最初只对皇家子弟的教诫，转变为在家训中注入化导天下思想的内容。如宋太宗的《戒皇属》、清世宗的《庭训格言》等帝训之作外，还有明仁孝文皇后撰写的《内训》。另外，这一时期统治阶层更加注重家训作品的流传与宣化作用。如清初的孝庄皇后就曾命大学士傅以渐撰写女训之作《内则衍义》，清世宗曾命蒋廷锡等编著了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其中的《家范典》和《闺媛典》就是专门性的家训类图书的集合，这种现象是宋以前所没有的。
到了清末，传延了几千年的家训形式，在西方文明与列强的坚船利炮的轰击下，也发生了变化。这时期的代表是晚清的一些洋务派，如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等人。他们将一些新的思想与灵活多变的生活态度融入其中，对子孙或是劝诫，或是勉励，但他们依旧坚守着儒家的伦理纲常与济世修身之道。
二
绵延了几千年的中国家训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华夏先人塑造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创造史。我们在浩如烟海的训诫、劝勉、箴规、铭文、书信、法约中，发现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实际早已悄然存于其中，只不过是以一种支离破碎的、若隐若现的方式存在。其内在的思想内容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点：
孝养双亲。中华民族是一个讲究孝道的民族，“孝”之一字，几乎贯穿在每一篇家训之中。“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司马谈《命子迁》）“孝敬则宗族安之，仁义则乡党重之。”（王昶《家戒》）由此可见，在古代以“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信念之下，其中枢是家与国，而在古代统治阶级来看，无论是家还是国，支撑其发展兴盛的基本信条是“孝”，因为不能孝亲而能忠君是不可能的，所以历代统治者都是大肆鼓吹以“孝”治天下，并由此将尽孝抬升至了精神信仰的高度，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
勤俭持家。齐家即治家，而治家的根本，古人认为就是勤劳与俭朴。遍观历代的家训，不论是官宦还是寒门，这四个字始终作为长者对子孙的谆谆教诲。“勤是无价之宝，学是明目神珠。”（佚名《太公家教》）“七诫我儿莫好奢，闲居勤俭度年华。”（黄峭《黄氏峭山公训子诗》）清代官吏、学者许汝霖《德星堂家订》针对当时的奢靡之风，分别规定了“宴会”“衣服”“嫁娶”“凶丧”“安葬”“祭祀”几个方面的礼节及标准。司马光认为治家之道应“制财用之节，量入以为出，……裁省冗费，禁止奢华”（《居家杂仪》）。勤与俭，在古人的思想中，与释、道的“福报”观紧密相连，古人认为每个人“生之为人”一生的“福报”是一定的，消费完了就消失了，所以平时要以“俭”来惜福，而勤则是创造福报的源泉，只有勤劳才会增加福报，并使之源源不绝。
矜惜名节。重名声，讲节操，倡导良好的家风，这是古代家训的一个鲜明特征。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开篇中述及写作家训的目的时，就谈到他家夙重家风的事，他说“吾家风教，素为整密”。尽管时代不同，门第、家境各异，但其基本内容无外乎要家人清白做人，自立自重，忠君爱国，宽柔慈厚等等。罗伦在《戒族人书》中说：“谓有好名节，与日月争光，与山岳争高，与霄垠争久，足以安国家，足以风四夷，足以奠苍生，足以垂后世。如汴宋欧阳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有了一个好的名节，古人认为便可以与日月争光了，足以名垂后世，历代都把欧阳修、文天祥作为榜样楷模，足以见证这一点。
慎重交友。社会就像是一个大染坊，古今一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所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与之俱化。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矣。”（王结《善俗要义》）至于慎重交友，朱熹在《与长子受之》中就告诫儿子要交“敦厚忠信，能攻吾过”的“益友”，而不要交“谄谀轻薄，傲慢亵狎，导人为恶”的“损友”。不妄交友，便成了一种积极的保身避祸的手段。
谨言讷行。中国经历了漫长的两千余年的封建时代，君即是法，官即是律；强权政治，豪强府衙，构成了当时社会的普遍的黑暗与不平。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如何能保全自身？这种思维造就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两条强有力的支脉——道家的无为避世，儒家的无为而为。实际上这些都是一种时代的无奈。而落实到现实当中，对于无权无钱的平民百姓，只有谨言慎行才可能生存下来、保护自己，久之便成了一种生存的智慧。明仁孝文皇后在《内训》中便这样叮嘱后代：“修身莫切于谨言行，故次之以‘慎言’‘谨行’。”一国之母尚且如此，一个平头百姓就更可想而知了。因而许多家训都一再叮嘱家人、子弟要谦恭谨慎，宽厚待人。张履祥说：“子孙以忠信谨慎为先，切戒狷薄。不可顾目前之利而妄他日之害，不可用一时之势而贻数世之忧。”（《杨园先生全集·训子语》）真可谓经验之谈。
清廉自律。在历代的家训中很多都是从政为官者所写，所以在涉及为官之道时，便留下了诸如陶侃母“封鲊教子”之类诫子勿贪的感人故事。赵鼎《家训笔录》认为“凡在士宦，以廉勤为本”。对贪官疾恶如仇的包拯，在家训中甚至说“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并要人将此训刻在石上，以诏后世。
励志勉学。在家训中还有一部分是激励子弟勤奋学习，树立远大的志向、最终成就大器的家训。诸葛亮的《诫子书》在谈到志与学的辩证关系时说：“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王守仁更是把立志当成是“培根”之学来加以重视，他在《立志说》中强调：“学莫先于立志，志之不立，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此外还有一些家训的作者以自己的经验教训向子弟传授治学方法，培养他们从小立志勤奋好学。这其中较有名的如《颜氏家训》、叶梦得的《石林家训》、曾国藩的家书等等。
这七点品格在浩瀚的家训篇章中，只是几条主脉，有关家训传递出来的品格塑造还有许多，像持家中正、奉公无私、勤政爱民、善待乡里、体恤仆役、救危济困、淡泊功利……几千年来，这无数篇父与子、叔与侄、母与子、先祖对后辈的谆谆教诲之言，涉及了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从一条血脉相连的亲情中传递出一种殷殷爱怜之心。久之，这条血脉凝成的训诫之舟终于造就出一方带有浓郁华夏文明标志的文化符号，影响着一代代家族的成长，激励或劝诫着一个个鲜明个体的健康成长。今天我们撷取其中的一部分，只是希望这朵盛开了几千年的华夏文化奇葩更加艳丽芬芳。
三
陈宏谋在《教女遗规序》中说：“天下无不可教之人，亦无可以不教之人。”从周至清，正是在无数像陈宏谋这样悲天悯人、兼爱济世的贤儒之士的推动下，才涌现出了无数放眼于子孙与家族的发展，将自己的人生阅历或读书心得凝聚于笔端的家训作品。陈宏谋当年在编著《五种遗规》时，有人不解他为什么将大量的时间都投入到了这件烦琐而枯燥的工作中，而陈宏谋却说：他们不知道，这才是真正值得做、有利于子孙千秋万代的一件有意义的事。在儒家的人生追求中，当命运遭遇“不达”时，往往会做两件事：一件是闭门著书，一件便是开门授徒。翻开宋元、明清学案，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甚至是荣禄在身的王阳明亦将自己的一半精力投入到了讲学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儒张载的这段话无疑说出了千古儒家学人的一份责任与担当，他们认为人生最大的意义便是承担文化的传承与现实的移风易俗。
翻开一篇篇古代家训，这其中充分彰显着传承与移俗这两个鲜明的主题。我们看到历经千年，家训的著作者们，无论官商还是布衣，他们不厌其烦地叮咛子孙要勤奋读书，因为书中有他们希冀子孙承继的理想人格蕴含其中。明代著名谏臣杨继盛，在行刑前夜写给家人的书信中，没有一丝一毫对自身的顾念与恐惧，而是不住地叮嘱儿子如何做人，做一个怎样的人。希圣希贤，是儒家每一个读书人极力向往的一件事情。他们渴望能以身载道，成为一个完美的道德楷模。在他们眼里，名节操守要高于功名利禄，甚至是生命，正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移风易俗，是儒家弟子又一份难以推卸的责任。从家训中我们看到，历代读书人一直顽固地捍卫着儒家血统的清纯，他们在思想上排斥佛老、风水、卜筮等邪说，甚至是民风习俗也要加以矫正。在言行举止上他们全力惩息“人欲”，将一切带有私心的行为甚至是心念都剪除得干干净净。对待自己如此，对待子孙也是如此。在家训中我们看到，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对子孙进行着关于身行的诸多方面的规劝，并苦口婆心地勉励子弟做一个圣贤，以此光耀家族，并使家族能在历史的沉淘中尽量延续得更久远。这便是他们的苦心所在。几千年来，当这一篇篇凝结着百千先祖殷殷希望的训诫集结起来后，我们却发现它早已转化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份文化遗产存留下来。这或许便是古人的初衷，也是我编著这套《中华历代家训集成》的初衷。
石孝义
2017年4月10日于金德园、津门里完成初稿
2019年9月27日于俟庐改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