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天问》宇宙源

问天何时有

求索创《天问》

作诗欲寻天地源

犹如当今宇宙论

思考当理性

激情出诗人

宇宙创生曾有时

无中生有出混沌

长诗哲思索

“无用”遭史喷

曾经闪亮如流星

今愿借光梦燎原

浪漫国诗祖

把酒谈天伦

屈公观念源老子

一脉相承成永恒

从时间上看，本书中距我们最久远的一位人物就是中国战国时期的诗人屈原了。因此，本书还想延续上一套书[《玩转科学的“艺术家”（上、下册）》]的做法，以时间顺序来确定人物的出场顺序——这样做既给人一种顺应时间的历史学之感，也避免了以谁先谁后来定艺术家之重要性的嫌疑。但让笔者事先没预想到的是，横跨本书一头一尾的两位人物竟都是中国人：打头的自然是屈原，而结尾的一位则是中国当代著名国画家高云——这反倒给我们以中国诗画是国人坚持“文化自信”的底气之感。实际上屈原离我们也“很近”，每年端午节中国本土人民和全世界华人都会从思想和情感上亲近他，因为他不仅让我们品尝到了一种叫“粽子”的美食，还“发出”了我们所见的一切从何而来、往何处去的，被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称之为“一篇宇宙学论文”的《天问》。

至于对《天问》答案的追寻，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文学艺术领域都有“作品”诞生，就像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建筑学家和建筑画家钟训正在本书“推荐语”中所说的，“艺术和科学是从主观、客观两个方向看世界的方式……”，这也正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所在。“什么”“为什么”“怎么”是人类思维活动必然经历的阶段，比如宇宙、生命和意识“何以诞生”“如何演化”“未来如何”等等。但至今为止，人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还只停留在“是什么”的阶段，如科学家认为宇宙大爆炸导致了我们这个宇宙的诞生，但如果要问为什么是大爆炸而不是其他方式的话，你得到的答案可能是“科学到此为止”；《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是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油画巨制，它用绘画艺术的语言，从人类生存与演化的视角提出并试图回答世界的来龙去脉的大问题——也属“天问”级别的问题。但如果我们要问人类最早的艺术性和科学性兼具的作品《天问》来自何方、何时、何人的话，那答案可能就只有一个：“中国，战国时期，屈原。”

科学精神的至早至真

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屈原被誉为“辞赋之祖”“中华诗祖”。他的作品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他的主要作品有《离骚》《九歌》《九章》等。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楚辞》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之一，与《诗经》中的《国风》并称为“风骚”，对后世的诗歌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不知为何，这么一位浪漫色彩十足的诗人竟写出了现在被认为充满科学精神与理性思考的伟大诗作《天问》来。这不能不让我们更加坚信，艺术与科学浑然一体的情况应该在人类的早期文化中即已出现，只不过越到后来二者分化得越厉害而已。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产生了音乐和科学同出一辙的观念[参见《玩转科学的“艺术家”（上册）》的“毕达哥拉斯篇”]。

在屈原的诸多作品中，《天问》是一篇极富科学思想内容和巨大理性价值的诗作，也是一篇有力地体现科学精神的诗作。它运用的是以求真为目标，且与现代科学思想同属一类的思维方式。这种纵观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看起来思维方式另类的光芒闪现并没有得以持续和发展。但无论如何，它早在2000多年前诞生于中国实属不易，它的出现甚至使身处今日的中国人都深感诧异——想想我们的思想史，因为前有老子，《天问》的诞生似乎才事出有因。学者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指出：“老子学派的发展有两个趋向：其一是发展为庄子哲学，其二是发展为稷下精气说。稷下精气说在南方的代表是屈子哲学。”

《天问》从一开始便提出宇宙生成的大问题，然后把宇宙间包罗万象的林林总总都视为探究的对象。重视自然的《天问》仿佛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十分相似，而东方宗教对宇宙的边界（包括道教的“道”、佛教的“梵”在内）多不加追问，唯独道家学派的这一分支“敢问路在何方”。这是值得深究的一个问题。在此，我们不能不说屈原独特的思维方式使艺术和科学的交融之势呈现了出来，它道出的是一个“有骨有血”的天大的问题。《天问》探究的是自然及人类历史的真相，或自然现象和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其价值观是求真，也是人类最早的科学精神之体现：勇于质疑的探索精神、崇尚实践的实证理性主义精神、严格精确的分析精神。

《天问》所涉及的自然问题包括宇宙起源、日夜交替、天地四方结构和历法编年等方面，这些问题大多在早期神话和诸子百家著作中有提及，但《天问》以寥寥1500字，就涵盖了时空、物质和运动等系统化的科学知识，这是我国古代典籍中所罕见的。《天问》在开篇就以一种严肃拷问的态度向先哲们提出了质疑：“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闇，谁能极之? 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明明闇闇，惟时何为? 阴阳三合，何本何化?”这段文字主要是对中国早期哲学家的宇宙起源论的质问，体现了屈原勇于质疑的探索精神。而作者的“宇宙从何而来”“时间以哪儿为开端”以及如何考证等大问题，至今仍是哲学、神学、艺术和宇宙学所探索的重大课题。屈原虽然与近2000年后的莎士比亚一样，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但是他们在探求真理的“修远之漫漫长路”上的“上下求索”是完全符合真正科学家的坚强不息与勇于探索的精神的。

在科学精神的驱动下，理性思维必定是最佳的解答方式。《天问》无疑是这种理性思维的产物之一，《天问》中诸如“何由考之?”“何以识之?”“孰营度之?”“孰初作之?”“何以兴之?”“何以迁之?”的反问句式达二十多个，这种否定和质疑的行文风格中蕴涵着屈原探索和验证真理的强烈愿望。虽受限于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客观条件，但是屈原突破东方传统理念的禁区、敢于提出众多“天问”已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对很多天文与地理现象提出精确定量的追问，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典籍中恐怕唯有《天问》：“隅隈多有，谁知其数?”提出了“九天”边角相交的数量问题，“天何所沓? 十二焉分？”提出了黄道如何划分十二区的疑问，“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进行了太阳在整个白天行进的路程的思考。除此之外，还有“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和“增城九重，其高几里?”等量化的思考。《天问》中的此类表达对神话和诸子典籍中的笼统模糊的表达习惯提出了质疑，更是对擅长定性综合分析的传统研究模式提出了挑战。在《天问》里，屈原力求得到自然界物质的数量以及相互制约关系的答案，使自然现象在数理逻辑上能够符合人们的观察和实践经验，这正是现代科学实验和精确分析的科学精神萌芽之体现。

发光至今的宇宙诗篇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劳克林在其著作《不同的宇宙》第一章中写道：“我所研究的科学分支——理论物理——关心的是事物的终极原因。物理学家显然无权垄断这种研究，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关注着它。”显然，2000多年前的屈原就是这样的。不过，那时还没有“理论物理学家”之说，他是以诗人的身份、用一行行诗句提出了“天问”。不光如此，近代美国诗人爱伦·坡也从科学视角解答了宇宙的“夜黑之谜”，并以诗对诗地回答了屈原诗中的一些问题（参见本书“爱伦·坡篇”）。

诗人尚且如此，画家自然也不甘落后。与爱伦·坡同时代的欧洲后印象派画家高更的《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是他晚期的一幅具有“天问”气质的鸿篇巨制，画中提出了人生要追问的3个基本问题，它们等效于科学欲回答的终极问题。因为地球人类作为宇宙演化过程的具有灵性的见证者，应该说是宇宙学中最重要、最非凡的一部分，因为没有人类就没有反观宇宙的主体存在，科学与艺术都失去了载体。就这个意义而言，艺术与科学等价且同源。因此，追溯人类的源头、演化过程，展望其未来，在深层意义上讲就等于探寻宇宙的来龙去脉——哪怕是其中“高、精、尖”的一段。

高更的这幅画给人们的感觉是画家用绘画语言表现了人生的3个重要阶段，并象征性地回答了3个问题：通过婴儿，它解答了我们来自何方；通过青壮年男女，又回答了我们是什么；通过年迈的老妇，则解答了我们去向何方。因此，笔者从一名画者的视角看，《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就是古今中外所有大智者终身所要进行的“天问”，它同屈原具有宇宙学思想的诗作《天问》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与我们的考虑角度不同，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在研读屈原的名篇《天问》后，发现这是中国古代大诗人以诗的形式写就的一篇宇宙学论文。李政道引用诗作中的两段并给予了解析：“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东西南北，其修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他认为，屈原在诗中进行了科学解析推理，假定天空的形状是半球形，若地是平的，天地交接处就必定会有许多奇怪的边边角角。到底是什么东西放在了那里呢？它又属于什么？宇宙的这种非解析几何形状太不合理了，因此，这种东西是不应存在的。屈原据此得出结论，地和天是不可能互相交接的，既然天是圆形的，地也应是圆形的，天像蛋壳，地像蛋黄，它们各自都能独立转动。这似乎为后来中国东汉时期天文学家张衡关于宇宙的“浑天说”提供了借鉴，甚至今天的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对此都赞赏有加[参见《玩转科学的“艺术家”（上册）》“张衡篇”及《玩转科学的“艺术家”（下册）》“李政道篇”]，成为发光至今的伟大宇宙诗篇。

李政道还认为，屈原在诗中进一步推断，地的形状也许不是完美的圆形，因为他开始思考地球的东西直径与南北直径哪个更长，也就是说，赤道圆周与极径圆周哪个更长呢？李政道说，屈原在诗中巧妙地运用了几何学和物理学的对称性原理。在2300多年前，他就提出了这样的科学假设：地球是圆的，而且可能是个东西向与南北向不一样长的扁椭圆球体，这是一个惊人的科学推测。15世纪，哥伦布进行的环球探险证实了地圆说；16世纪，哥白尼提出日心说；直到近代，科学家才测量出地球的赤道半径约为6378千米、极半径约为6357千米，地球果真是东西长、南北短的扁椭圆球体。而生活在2300多年前的中国诗人屈原相当准确地提出了类似的科学假设和疑问，并且用诗的艺术形式来表达，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用康德的哲学观点来分析，《天问》的思维方式是纯粹的理性思维，可惜它就如同划过夜空的流星，最终被夜幕掩盖了。但它所发出的光始终在时空中行进，最终走到了今天，并为现代科学大家所赏识。在诗作里，屈原力求得到自然界物质之间的数量以及它们的相互制约关系的答案，使自然现象在数理逻辑上能够符合人们的观察和实践经验，这正是现代精确分析之科学精神的早期萌芽的体现。而在屈原离世整整1820年后，哥白尼以《天体运行论》这部具有现代精确分析之科学精神的著作部分回答了屈原在《天问》中提出的问题。

诗性宇宙蕴含的科学

1725年 ，被人们誉为“历史哲学之父”的意大利启蒙思想家乔巴蒂史达·维柯出版了他的哲学巨著《新科学》，维柯在该书中认为在人类智慧的发展史上，诗性智慧在前，而抽象的理性智慧在很久以后才产生。诗性智慧是《新科学》一书中的核心概念，它指的是世界最初的智慧、原始人的智慧、神学诗人的智慧。在希腊文中，“诗”即“创造”的意思。它的特点是想象、虚构和夸张。因此诗性智慧是一种创造性的智慧 ，它以具体的形象作为思维的内容。今天看来，诗性智慧好比是形象思维，是人类艺术创造之源；而理性智慧则是以抽象的概念为思维内容，是哲学和科学的基础。所以，在本书中屈原、卢克莱修与爱伦·坡等中西方诗人的诗性智慧造就了属于他们那个时代的宇宙论和原子论，它们又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宇宙论、原子论，但这些人完全就是他们那个时代的“玩转艺术的‘科学家’”。当然，我们从中也能看出中西方诗人看问题视角的不同。

李政道认为，《天问》是中国古代大诗人以诗的形式写就的一篇宇宙学论文。既然是宇宙学论文就应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如果有，占比为多少？美国著名宇宙学家哈里森在其著作《宇宙学》中讲道：“宇宙学就是对宇宙的研究。从最广泛的意义说，它是科学、哲学、神学和艺术结合的伟业，它寻求什么是统一的，什么是基本的。”如果哈里森的这个关于宇宙学的最广泛意义的定义正确，那么占据其中1/4的艺术中就有诗歌的内涵，维柯所说的诗性智慧就在其中发挥着作用——就其创造性而言，诗性宇宙的框架能更好地被创造性所支撑。所以说，狭义的科学性只是可被作为进行对称性定量分析的属性，而广义的科学性则被认为是最广泛的人类文化。特别是对于宇宙学而言，它的来龙去脉和科学内涵就是4个字：“无所不包！”你能说诗性宇宙没有科学性？何况屈原的诗性宇宙中充满了定量的概念和科学精神。

屈原的哲学思想和对宇宙的思索，最为集中地表现在被誉为“空前绝后的第一等奇文字”的诗篇中。这种天道观是以提问题的方式提出的，是以诗歌的形式表达的，与近300年后的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的长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参见本书“卢克莱修篇”）。不过西方学者尤为关心更实在、更具体的方面，而中国学者擅长更宏大、更和谐的方面。东西方智者各有所长，只有相互结合，才能真正解决好自然宇宙的根本问题。屈原的《天问》似乎努力做到了这一点。

《天问》也是人类理性精神第一次大觉醒时代的产物，它认为人类不能对宇宙的初始情况有确实可靠的知识，这是对一切有关宇宙起源的神话传说的否定。但时至今日仍有神话科学存在的迹象，像人们对量子力学的过分依赖，可能就会造成现实版的新神话传说的出现。实际上，世界宇宙学界在处理宇宙起源的问题时依然遵循“单调的”量子力学，由于量子涨落造成的大爆炸的初始机制仍然存留，但它永远无法被直接观测到，因而也就只能依靠基于量子力学的逻辑判断了。这是由于现代科学出现了普遍数学化的倾向，也就是把关于自然的知识数量化，但无论怎么算，可分析量化的事物都太少，大多数且基础性的事物都是人类无法通过直接，甚至间接探测能得到的，更不要说什么实验验证和化为方程式了。所以，计算本身并不能产生实在的意义，关键还需要基于艺术想象力的概念集——这也是从屈原开始的。

说来也很巧，中国的古代诗人屈原离世整整1820年后，近代一个叫哥白尼的波兰神父在他的弥留之际出版了一本书——《天体运行论》。在这本书中，屈原关于宇宙和社会的172个“天问”中的部分问题有了科学的答案。1953年，就在屈原逝世2230周年之际，世界和平理事会通过决议，确定屈原与哥白尼入选当年所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此外还有法国作家拉伯雷和古巴作家马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