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胜利
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大家知道。斜塔边上有座圣墓园,诸位知道吗?很惭愧,我不知道。去年(2013年)夏我闯进墓园,意外看见一幅从未见过的巨大壁画,当场魂灵出窍。文艺复兴大部分名作,我自以为知道,怎么这等伟大的画,从来不知道呢?
这就是无知的好处。
你熟悉一位画家,终于站在真迹前,是大快乐;你完全不知道一位画家,忽然撞见了,更是大快乐。那种惊讶、欢喜,等于变回小孩子。上回说到王希孟,没有18岁上的大欢喜和大惊讶,没有《千里江山图》。
请诸位好好守护心里的孩子气——假如你还有的话——木心先生说:“所谓元气,就是孩子气。”同意吗?不同意,也好,你肯定很有学问,很成熟。
话说二战期间,比萨城给联军炸得一塌糊涂,战后,巨大的回廊修复了。2008年,我在佛罗伦萨美第奇—里卡迪宫的告解室看了戈佐里画于1459—1461年的《博士来拜》(亦称《三王之旅》),佩服极了,偷偷拍了几幅照片,他是15世纪意大利大画家,后来从画册里知道他还有很多大画在比萨墓园,去年就特意寻过去,啊呀,果然都在,高高的墙上一幅连一幅,每幅六七米见方,虽然残破、斑驳,色彩看不清了,还是好壮观。
我一幅幅看着,在回廊一间巨大的偏室,意外撞见陌生的大画,名叫《死亡的胜利》,墙角还有更大的壁画,叫作《最后的审判》和《地狱》,我站在那里看,心里吓坏了。
赶紧看说明牌,作者名叫博纳米科·布法马可,是前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活跃于14世纪前半,那时乔托还在世。这几幅画的年份很确定,是1336—1341年,比那位戈佐里早一百多年,相当于我们的元末。
进入元末,中国绘画最辉煌的年代早就过去了。可是在西洋人那里,14世纪上半等于是文艺复兴的早晨,曙光散去,天色大亮。可是西洋人要是提到13世纪、14世纪的绘画,好比我们讲到汉魏隋唐的绘画,算是很古很古了。
岔开去,讲个偏见。我以为欧洲真正伟大的画,不是油画,而是湿壁画。中国呢,要论斯文深秀,那是文人画,要论高贵、伟大,非得看魏晋唐宋的工笔重彩画,最佳的例子,就是王希孟。可惜传世的魏晋隋唐,数得出几件,意大利的湿壁画却是数不清,十之七八还在教堂的墙面上,只是干透了,加上岁月的包浆,比当年更好看,更恢宏。
所以历史短有历史短的好处,高峰期来得晚,有来得晚的道理,人家的材料又耐久,占了时光的便宜。
话说14世纪、15世纪这两百年,意大利出了一堆壁画家。乔托是老祖宗、开山人,在他之后,一个接一个,安吉利科、马萨乔、弗朗切斯卡、利皮、吉兰达约,还有戈佐里……他们包揽了无数教堂的壁画工作。后来,所谓文艺复兴三杰,被我们说了又说的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拉斐尔,至少等于当时的八〇后。
可是呢,别的麻烦又来了——经典油画挂在美术馆,印出画册,又好看,又容易传播,我们就一天到晚赞美油画。湿壁画实在太大,缩小到画册,意思全没了。而且顶重要的湿壁画,你得去一个一个城镇,一座一座教堂,专门找。布法马可这几幅画原来在哪座教堂呢?不知道,因为教堂挨了炸了,意大利人好不容易修复了这幅画——说起轰炸,神了,达·芬奇著名的《最后的晚餐》(1498年)也在教堂里,二战期间,教堂炸毁,可是不长眼的炸弹好像认识达·芬奇,偏偏躲开了《最后的晚餐》。黑白照片里,只见那幅画的墙面孤零零站在一片废墟中,居然没毁损。我曾亲眼看过原作,不怎样激动,倒是吉兰达约画的《最后的晚餐》(1486年)还挂在圣马可修道院的售票厅,美不可言。此外,至少20位画家画过《最后的晚餐》,各有各的好。
所以美术史其实很势利。这份势利,以后可以专门讲。
现在大家来看《死亡的胜利》。画面左侧,画着棺材、死人堆;画面右侧,画着游冶奏乐的贵族男女;当然,少不了飞翔的天使。几年后,黑死病肆虐欧洲,瘟疫过后,据说人们对这幅画大为崇拜,也在死人堆旁宴饮作乐。《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还因此获得灵感,他写了不少这位画家的故事,原来布法马可是个著名的捣蛋鬼,专闹恶作剧。
再看《最后的审判》和《地狱》,有大群的圣徒、判官和恐惧的人民,有上帝,有军人,有砍头,有将要砍头,还有地狱的惨象,下油锅的鬼,毒蛇缠绕的鬼,等等,等等。古人看了,一定像北京话说的那样,吓得“肝儿颤”。
我今天还是只讲一个点:请大家注意早期作品。
德国人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说: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春夏秋冬和少壮老迈。每个艺术时期,长几百年,短几十年,也各有少壮期、老年期。我看了好多画,越来越注意早期作品,为什么呢?
早期作品一定面对两个历史任务,换句话说,也是历史的机会。什么机会?简单说,就是主题和工具。每个周期的开端,一定最早开发新主题,寻找新形式,所以有原创力。同时,它也最早使用新工具——譬如湿壁画——或者说,用新工具寻找最好的方法。新工具和新主题,互为因果,这层关系,以后再细说。
各个时期的艺术,慢慢成熟壮大,根子,都在早期,和幼童少年的身体怎样成长、性格怎样形成,是一个道理。所以早期作品都很简单,但是生猛,都显得幼稚,但是天真,它难免粗糙,但是精力饱满,用古语形容,就是,元气淋漓。
怎么形容布法马可的画呢?我们来看敦煌壁画。敦煌壁画从魏晋延续到唐宋和辽金,尾端甚至进入明清,前后逾千年。唐宋的敦煌,公认是黄金时代,可是最有力量、最动人、最能显示敦煌风格的,还是北魏,公元400年前后,也就是敦煌的早期。1979年我去那里考察,南北美院的师生都抢着临摹那幅有名的《舍身饲虎图》,我也临摹了,有一阵迷得不行,简直想放弃油画。
大家有机会再去洛阳的龙门石窟看看,去大同的云冈石窟看看,前者是唐代盛期,后者是北魏,相差两三百年,要论单纯、雄大、气魄,无疑是云冈石窟。“文革”中,法国总统来访,不记得是不是蓬皮杜,周恩来问他想去哪里,他说哪里也不去,就想去云冈看看——法国人爱中国,也懂中国——另一位法国总统,我也忘了名字,去西安看秦始皇兵马俑,一进去就退出来,说他吓坏了,不敢立即看。
看伟大的画,伟大的雕刻,是要给吓着的。有位美国抽象画家说,他去看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一进展厅就给吓得退出来,在街上转悠很久,才走回去慢慢看。前两年我在马德里索菲亚王后艺术中心总算看见了《格尔尼卡》,很失望,站了几分钟就走了。现在想想,也许我早就看过云冈石窟,看过粗犷有力的北魏,毕加索那点意思,吓不着我,他要是见了云冈石刻,倒恐怕牛眼睛瞪出来,吓个半天吧。
但布法马可吓到我了。他的生猛和力量,他的肆无忌惮,他疯狂的想象力,他的神奇感,我想说,一种神奇的残暴感,正好比北魏的壁画。论造型,论解剖知识,他远远不如米开朗琪罗,就像北魏人,一张脸都画不像,一条腿也画不准,哪里比得过唐宋?他们还不那么会画画,还不那么懂画,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可是,艺术顶顶要紧的,不是知识,不是熟练,而是直觉,是本能,是骚动,是崭新的感受力,直白地说,其实,是可贵的无知。
布法马可的时代,无疑是文艺复兴早期,他比乔托才晚一点点。那么,王希孟怎么解释呢?他活在中国宫廷绘画的全盛期、黄金期,所以我抓住一点:他画《千里江山图》,只有18岁——他活在他自己的早期。
可是我们常常看不起全世界的早期作品,总是留心盛期,盯住最有名的作品看。实在说,艺术,各时期有各时期的好,晚期的好,盛期的好,中期的好,我们往下慢慢看,慢慢说。可惜现在大家在视频上看画面,不过杂志大小,用手机看,还不如女孩子的巴掌大,实在是委屈了伟大的绘画了。
这个节目让大家看画,但我不会仔细解说。为什么呢,我看画讨厌有个人给我讲,因为我也长着眼睛。我同意贡布里希的话,他说,美感是需要引导和学习的,但我不是导游,不是讲解员,不是教授,我不喜欢这个视频变得像在上课。文艺复兴画家,敦煌的画家,他们上了什么课?上过什么学?意大利有个小山城叫作奥维耶多,年轻时代的米开朗琪罗特地远道而来,爬上山,进教堂,去看一位前辈的壁画,他是去上课吗?他是去取真经,当然,取经也看谁在取——他是米开朗琪罗。
最后说个现象:布法马可画屠杀、画尸体、画棺材、画地狱,这是西方艺术自古以来反复出现的死亡主题。罗兰·巴特说过一句我很难忘的话,他说:“尸体作为尸体,是活生生的。”中国人呢,也画鬼神,还有画鬼专家,譬如罗聘,但是敦煌无名画家笔下的地狱和鬼神,最生动、最传神。我曾经在很小的洞窟里临摹过,画满了鬼在满地跑着追活人,我一边临摹,一边吓得肝儿颤,可是我看罗聘的画,一点不害怕。
左:曼·雷拍摄的普鲁斯特死亡时的照片,1922年。右:纳达尔拍摄的雨果死亡时的照片,1885年。
最后,为什么中国人从来不画棺材和尸体?大家可以想想。
这个节目也许有一天讲到摄影,我有欧洲人拍摄的尸体照片给大家看。要是大家忌讳,我就罢休——总之,我们的绘画传统是《千里江山图》,不是《死亡的胜利》。
2014年12月10日
上:比萨斜塔。下:圣墓园。中午到达比萨,天气晴好,黄昏离开圣墓园时,已是大雨过后。
戈佐里比萨圣墓园壁画局部。
布法马可,《死亡的胜利》局部,1336—1341年,现藏于意大利比萨圣墓园。
在西班牙一座中世纪教堂,我见过另一幅巨大的壁画,画于12世纪——相当我们的北宋末南宋初——整个幅面几乎没有人物,唯十多具等大尺寸的棺材,二三鬼魂,从中跃出,构图有如立体派,横线直线、交错布列,贯穿教堂上端十余米墙面,好看极了。布法马可描绘这三具棺木,形式与手法近似中世纪,那时,透视法尚未成型成熟,画面的气势与气格,反倒更大,效果更猛。
布法马可画于尸体堆右侧的这一大场面,或许预示了近百年后波提切利美不可言的《春》——香草、天使、美树、美妇,雍雍穆穆,纷纷然。四五百年后,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仍可窥见文艺复兴人的欢情与启示。
布法马可,《最后的审判》局部,1336—1341年,现藏于意大利比萨圣墓园。
布法马可,《地狱》局部,1336—1341年,现藏于意大利比萨圣墓园。
中国绘画与西洋画,固然两回事,地狱的想象却是大致相似:有火焰,有巨兽,有蛇蝎。瞧右侧画中的一条条蛇!夏秋以来,我在乌镇为木心美术馆工作。某日晴好,抬脚出门,惊见一条美丽透顶的小青蛇,蜿蜒屈伸,缓缓移过宾馆的大理石地面。我站定细看,眼瞧她倏忽转弯,扭着,扭着,以不胜姿媚的娇态,钻进柱缝,不见了。
1945年5月8日,伦敦,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胜利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