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窘迫(2)

在医院住了二十多天之后，某天晚上，阿克斯勒没有像平时那样，在夜里两三点钟醒来后在恐惧中毫无睡意地躺到天亮，而是一觉睡到早晨八点钟。按照医院的标准，这个时候已经晚到需要护士上房间来叫醒他跟别的病人去餐厅吃七点三刻开张的早点，然后开始当天的活动，包括小组治疗、艺术治疗、一场跟法尔医生的咨询、一场跟理疗师的讨论，这位女医师正竭尽全力医治他的慢性脊椎疼痛。清醒的每个小时，各种活动和会见安排得满满的，目的是为了不要让患者回到房间忧郁沮丧，痛苦不堪地躺在自己的床上，不要像某些人那样，晚上围拢在一起探讨曾经尝试过的自杀手法。

有好几次，阿克斯勒跟那伙要自杀的病人坐在娱乐室的角落，听他们回忆策划一死了之的那股热忱劲儿，然后又哀叹没有如愿以偿。每个人依然沉浸在自杀企图的崇高的幻觉中，为最终活了下来而感到羞耻难当。有人真的下得了手、真的能控制自己的死亡，这种境界让他们所有的人迷恋不已——这是他们天经地义的话题，就像男孩子谈论体育运动一样。有些人把那种感觉描述得非常像一个精神变态者杀害别人时产生的冲动，当他们打算自杀时会铺天盖地涌过来。一个年轻女人说：“你好像对自己、对周围的每个人都麻木不仁而且完全无动于衷，可是你却能做出最困难的行为的决定。这令人欣喜，令人鼓舞，令人痛快。”“没错，”某人会说，“这里有某种残忍的快感。你的生命在瓦解，已经失去了核心，而自杀是一种你能控制的行为。”一个年迈的老人，一个曾想在车库吊死自己的退休中学教师，向他们发表过一场关于“外行”如何看待自杀的演讲。“人们总想解释自杀是怎么回事，解释它，评判它。对那些事后幸存者来说，需要找个方式来思索它，这想来简直令人惊心。有人觉得自杀是懦弱的行为，有人觉得自杀是犯罪，是针对活人的犯罪。另有一派思想认为自杀是英雄壮举，是勇敢的行为。于是就有了纯粹主义者的主张。对他们来说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自杀是正当的吗，有充分的根据吗？心理医生的观点更具临床色彩，既没有惩罚的意味，也不予理想化，只是想描述自杀的精神状态：他自杀时处于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此人每晚都不厌其烦地沿着这条思路苦思冥想，似乎他不跟别人一样是个备受煎熬的患者，而是一个客座讲师，请来阐述这个让大伙昼夜寝食不安的话题。一天晚上，阿克斯勒忽然开始夸夸其谈——他意识到这是在表演，是放弃表演以来当着最多一群观众的表演。“自杀是你们替自己写的一出戏，”他告诉大家，“你们依附于这出戏而存在，表演这出戏。全都是精心的舞台设计——人们在什么地方找到你们，以及如何找到你们，都做过精心设计。”他又补充了一句，“只许演一次的戏。”

在他们的谈话中，丁点儿隐私都痛快地昭然若揭，而且暴露得寡廉鲜耻。好像自杀是多么崇高的目标，而活着是多么可恶的状态。因为演过好几部电影，阿克斯勒碰到的某些患者立刻认出他来，可是这些人完全沉溺在自己的苦苦挣扎中，对他的关注程度绝对不会超过除了自己之外的任何普通人。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阿克斯勒在戏剧界的赫赫声名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分神太久。在这家医院，他不仅完全不获得别人的认可，连自己都不认识自己。

从他再次发现睡了个通宵的奇迹的刹那，不得已被护士叫醒吃早饭之后，他就开始感觉到那种可怕的昏沉了。他们在未经本人许可的情况下给他服了一种治疗精神忧郁的药物，然后又服了一次。最后，服完第三次后并没有引发什么难以忍受的副作用，但是至于有什么好作用，他自己都说不上。他绝不相信自己的好转跟药物、心理咨询、集体治疗、艺术治疗，所有这些感觉恍若空洞无物的训练有任何关系。随着出院时间逐渐临近，继续让他感到恐惧的是，自己身上发生的这一切好像查不出别的原因。当他告诉法尔医生——此人也在竭尽所能，试图在他们会面探讨时找出个原因来让自己更感心安——没有说得过去的理由，他却丧失了作为演员的魅力，而且好像不由分说那种结束自己生命的欲望开始退潮，至少暂时如此吧。“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没有什么理由好说的。”那天晚些时候他对医生说，“得之失之——世事从来无常。无常的威力无限巨大。颠倒翻转大有可能。没错，随时有不可预料的逆转，力量格外强大。”

快出院的时候，阿克斯勒认识了一个朋友，每天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她就反复向他讲述自己的故事。他最初是在进行艺术治疗时认识她的，之后，他们经常隔着餐厅的双人桌面对面能坐上两个小时，絮絮叨叨地聊着天，像一对在约会的恋人，或者说——考虑到三十岁的年龄差距——更像一对父女，虽然讲述的全是她自杀的念头。他们邂逅的那天——她到后没几天——艺术室里除了治疗师外只有他们两个人，治疗师对待他们就像幼儿园的两个孩子，给每个人发了一张白纸和一盒彩色蜡笔玩儿，告诉他们随心所欲画什么都可以。他想，那个房间最缺的就是那些小桌小椅了。为了讨好治疗师，两个人默默地画了十五分钟，然后又为治疗师着想，专注地听着对彼此画作的评价反应。她画了一幢房子，一座花园，他画了一幅自己在绘画的画儿。治疗师问他画了什么时，他说：“画的是一个情绪沮丧、老琢磨着自杀的家伙，主动来到一家精神病院接受艺术治疗，治疗师让他画一幅画儿。”“如果给你这幅画取个名字，西蒙，叫什么合适呢？”“很简单，就叫《他妈的我上这儿来干吗》。”

另外五个约好要接受艺术治疗的病人，要么回自己的床上休息，除了躺在床上哭泣，完全无所事事；要么好像得了急病重症，不经预约就冲进自己医生的办公室，坐在候诊室里准备哀怨妻子、丈夫、孩子、老板、母亲、父亲、男朋友、女朋友——无论谁吧，总之是自己再也不想见到的那个人，或者只要医生来了，没有咆哮，没有暴力或者暴力威胁，仍然愿意再次见到的那个人，或者自己思念得要命却无法生活在一起的那个人，以及只要能挽回对方、做什么都可以的那个人。每个人都在坐等某个转折点的到来，然后去挞伐亲人，诽谤兄弟姐妹，贬低配偶，替自己辩护或者批判和怜悯自己。他们中有那么一两个人也许还能集中注意力——或者假装集中注意力，或者努力集中注意力——做些事情，而不是守着自己的悲苦不放，同时又等待医生，比如浏览《时代》或者《体育画报》，或者捡起地方报纸试着做做字谜游戏。其他人都郁郁寡欢、沉默不语地在那儿坐着，内心高度紧张，独自排练着——用流行的心理学或者喷涌而出的猥亵或者基督徒般的痛苦或者妄想病理学的语汇——戏剧文学古老的主题：乱伦、背叛、不公、残忍、报复、悲伤。

她是个鬼怪精灵、肤色苍白的棕发女人，像个只有自己实际年龄四分之一的病恹恹的女孩，瘦骨嶙峋得好像随时会折了。她叫西比尔·冯·布伦。在这位演员看来，她那三十五岁年华的肉体不仅拒绝变得强壮，而且害怕显露出力量。然而，以她那副柔弱娇嫩之身，居然在通往艺术治疗主大厅的路上告诉阿克斯勒：“你愿意跟我一起吃晚饭吗，西蒙？”太奇妙了。她内心还有某种憧憬没有被吞噬掉。或许她请求阿克斯勒陪在身边是希望侥幸能在他们之间点燃某种东西，能够完成她未竟的作为。就这个活儿来说，他的块头显得太大了点，远比鲸鱼相对于她这般小簇浮游生物的块头大。即便在这里——如果没有药典的支持，任何稳定的假象，更不要说鲁莽了，都不可能长久地抑制住在这道大峡谷后面打着旋儿的恐惧涡流——他仍然没有失去那个总喜欢把自己塑造成原汁原味的奥赛罗的不祥男人的散漫松垮、大摇大摆的步态。哦，没错，如果她还有彻底沉沦的任何希望，也许这个希望就在于奉承他。总之，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初，他就是这么想的。

“我在谨小慎微的压抑中生活得太久了，”第一次共进晚餐的时候西比尔就这样对他说，“要做一个能干的主妇，懂园艺、会缝纫，样样东西都会修理，同时还热心举办排场的晚餐聚会。要做那位富有而强势的男人沉默寡言、坚定不移、忠心耿耿的密友，对抚养孩子怀着毫不含糊、全心全意、传统老派的奉献精神。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凡人最普通的生活方式。没错，我经常出去买些日用品——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凡俗的吗？为什么世人会担心这个呢？我把我的女儿撇在屋外小院的后面玩儿，把我们的小男孩搁在楼上的小床上睡觉，我那富有强势的第二任丈夫看着电视上的高尔夫球联赛。我出去转了圈又回到家里，因为到超市时才发现忘了带钱包。小的那个孩子还在睡觉。起居室里那场高尔夫球赛还在进行，可是我的八岁女儿却直挺挺地坐在沙发上，没有穿内裤，我那富有强势的第二任丈夫跪在地板上，脑袋埋在女儿肉乎乎的小小的大腿中间。”

“他在干吗？”

“做着男人在那儿干的那种事儿。”

阿克斯勒看着她哭泣，沉默不语。

“你看过我的画了，”她终于对阿克斯勒说，“阳光亮灿灿地照耀在一幢漂亮的房子上，园地里鲜花盛开。你了解我。人人都了解我。我凡事都往好处想。我更喜欢那种方式，我周围的人都喜欢这样。他膝盖离地站起来，镇定得要命，说女儿抱怨那里痒痒，老是不停地抓挠，所以，免得孩子抓伤了，他看了眼，要搞清没什么大碍。他安慰我说，孩子没事儿。他什么也没看到，没有丁点瑕疵，没有任何伤口，没有一粒皮疹……她挺好。‘好吧，’我说，‘我回来取钱包。’我没有到地下室去拿他的那杆来复枪把他打个千疮百孔，而是在厨房找到钱包说‘再见，大家’，然后去了商店，好像自己看到的一切不过是桩普普通通的小事儿。在茫然若失和无语发愣中，我把两个购物车塞得满满的。如果不是店老板看到我哭哭啼啼地要离开，过来问我还好吗，我可能会塞满不止两个、不止四个，甚至不止六个购物车。他开车把我送回家，我把我们的车扔在停车场，我让人给送回来了。我连楼梯都爬不上去了。我得扶着上床。我在床上躺了四天，不说话不吃饭，只能勉强拖着身子去卫生间。最后，我发了一场高烧，人都爬不起来了，要求卧床静养。我那个富有强势的第二任丈夫并没有显得更加焦急。我的小宝贝艾莉森温馨地拿来一个花瓶，里面插满从我的花园里采来的鲜花。我都问不出口，都不忍心问她：‘是谁脱掉你内裤的？你想告诉我什么？你到底真的有没有什么痒痒，你可以等等啊，你就不能等到我买好东西回来让我看看吗？可是，宝贝儿，如果你并不痒痒……宝贝儿，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你不想告诉我，因为害怕吗……’可是我却害怕了。我都问不出口。到第四天的时候，我自认为把一切都想了个遍，两个星期之后，乘艾莉森去上学，他在上班，小儿子在睡觉的工夫，我翻腾出葡萄酒、安定片和塑料垃圾袋。可是我却受不了那窒息。我心里慌极了。我吃了药片，喝了葡萄酒，我记得当时接触不到任何空气，于是匆忙撕开袋子。我不知道对哪个更后悔——尝试过呢还是尝试过却失败了。我就想毙了他。就在此刻他单独跟他们在一起，我却在这儿。他始终跟我的宝贝儿小女儿在一起啊！不能这样！我给妹妹打电话，让她跟他们在家待着，可是他却不让我妹妹在家过夜。他说没这个必要。她就走了。我还能怎么办呢？我在这儿艾莉森在那儿！我简直要瘫了！我本该采取的行动压根儿就没采取！我应该抱着孩子冲过去看医生！我应该报警！那是犯罪！法律是禁止这种事情的！可我什么都没有做！可他说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你知道。他说我这是歇斯底里，说我这是被什么蛊惑住了，说我疯了——可是我没有疯。我向你发誓，西蒙，我没有疯。我看见他在干那事儿了。”

“真是太可怕了。可怕的侵犯，”阿克斯勒说，“我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这事儿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这是罪恶啊。我需要找个人，”她用呢喃的声音倾诉着说，“杀了那个邪恶的家伙。”

“我相信你会找到一个愿意干这事儿的团伙。”

“你怎么样呢？”西比尔压低嗓门儿问，“我愿意出钱。”

“如果让我当杀手，我肯定无偿服务，”他说，抓住西比尔伸过来的手，“如果某个天真烂漫的小孩遭到侵犯，人们往往会怒不可遏。可我是个丢了工作的演员。我会把这活儿干得一塌糊涂，我们两个都会被投进监狱的。”

“哦，那我该怎么办啊？”她问阿克斯勒，“你会怎么办？”

“坚强些。好好配合医生，尽量快点坚强起来，这样你就能回家跟孩子们在一起了。”

“你相信我说的，对吗？”

“我相信你看到的不会有误。”

“我们能经常一起吃晚饭吗？”

“只要我在这里待着就没问题。”他说。

“我在接受艺术疗法时就明白了，你会理解。你的目光里有太多的痛苦。”

离开医院的这几个月，阿克斯勒妻子的儿子死于药物服用过量，这位失业舞蹈家跟失业演员的婚姻以离婚告终，互相结合却又不得幸福的男女的千百万篇故事从此又新增了一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