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与六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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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候,谁都不像罗丝·沃特福德那样关心我。她集男性的才智和女性的任性于一身,她的小说既有独创性又令人困惑。有一天,我就是在她的家里遇见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妻子。沃特福德女士正在举办茶会,她的小房间比平时更加拥挤。每个人似乎都在和别人交谈,而我呢,则默默地坐着,觉得很尴尬;可是我太羞涩,不愿冒昧地加入别人的谈话,他们似乎都在专注地谈论着自己的事。沃特福德女士是个很周到的女主人,看见我的窘态便来到我面前。

“我想让你跟斯特里克兰太太谈谈,”她说,“她正夸赞你的书呢。”

“她是做什么工作的?”我问。

我意识到自己的孤陋寡闻。我想,如果斯特里克兰太太是个知名作家的话,我在跟她谈话之前不妨先确认一下。罗丝·沃特福德庄重地低下眼皮,好让回答有更好的效果。

“她专门举办午餐会。只要你的呼声高一点儿,她就会邀请你。”

罗丝·沃特福德是个玩世不恭的女人。她把生活看成写小说的机会,把公众当成素材。如果有些人表现出赏识她的天才,又适度慷慨地款待过她,她有时便会邀请他们去家里做客。对于他们追捧名人的弱点,她虽持有平和的鄙夷态度,但仍彬彬有礼地扮演着著名女作家的角色。

我被领到斯特里克兰太太面前,我们一起谈了十分钟。我没注意别的,只注意到她的声音很动听。她在威斯敏斯特区有一套公寓,俯瞰着尚未完工的大教堂,我们两人因住在同一地段而感觉友好。对于住在从泰晤士河到圣詹姆斯公园这一地带的人来说,陆海军百货商店成了一种联系的纽带。斯特里克兰太太找我要了地址,几天之后我就收到了午餐会的请柬。

我那时没有什么约会,因此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那天我到得有点晚,因为我怕去得过早,先在大教堂周边遛了三圈。我到达的时候,发现客人已经到齐了。那里有沃特福德女士,还有杰伊太太、理查德·特文宁、乔治·罗德。我们都是作家。当时正值早春,天气晴朗,大家的心情都很愉快。我们无话不谈。沃特福德女士先前曾犹豫,参加聚会是按她年轻时的审美标准穿灰绿色裙装并拿一支水仙花呢,还是按成年后的随意风格穿高跟鞋和巴黎连衣裙呢;这次她戴了一顶崭新的帽子。新帽子让她情绪高涨。我还从来没听过她如此恶毒地谈论我们共同的朋友。杰伊太太明白,出格的言语是风趣的精髓,于是她用近乎耳语的声调议论别人,她的话简直会让雪白的桌布泛出红晕;理查德·特文宁滔滔不绝地发表新奇的谬论;乔治·罗德知道自己无须展示几乎尽人皆知的才智,他张开嘴巴只是为了把食物塞进去。斯特里克兰太太虽然说话不多,但有一种令人愉悦的天才,能让谈话围绕着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出现冷场的时候,她立刻说上一句恰当的话,让谈话继续下去。她是一个三十七岁的女人,个子较高,体态丰满而不肥胖;她并不漂亮,但是脸让人喜欢,也许主要是因为她有一双慈祥的棕色眼睛。她的皮肤发黄。黑头发是精心梳理过的。三个女人当中,唯有她是颜面没有化妆的,相比之下显得很朴素,不做作。

她家的餐厅是按那个时期的优雅风格布置的,非常简朴。墙上有很高的白木护墙板,绿色的壁纸,挂着几幅惠斯勒[30]的蚀刻画,都镶在简朴的黑画框里。印有孔雀图案的绿色窗帘垂下来,形成了一道道竖褶;绿色地毯上有白兔在繁茂的树丛中嬉戏的图案;这窗帘和地毯都显示出受威廉·莫里斯[31]的影响。壁炉台上摆着代尔夫特蓝陶器[32]。在那个时期,伦敦一定有五百个餐厅装饰得与此一模一样。其特点是淡雅,具有艺术性,并显得沉闷。

离开斯特里克兰家时,我跟沃特福德女士一起走,晴好的天气和她的新帽子促使我们漫步穿过圣詹姆斯公园。

“刚才的聚会挺不错的。”我说。

“你觉得饭好吃吗?我告诉过她,如果她想请作家,就必须给他们吃好的。”

“这个建议太好了,”我回答,“可是她为什么要请作家呢?”

沃特福德女士耸了耸肩。

“她觉得作家们很有意思。她想附庸风雅。我认为她的头脑比较简单,可怜的人,她认为我们都很了不起。不管怎么说,她很高兴请我们参加午餐会,这对我们也没有坏处。我喜欢她这一点。”

当时有很多人热衷于追捧名人,他们从汉普斯特德的高级府邸直追到柴尼道[33]上最简陋的工作室;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斯特里克兰太太是所有追捧者中最单纯的一个。她年轻时在乡下过着清静的生活,穆迪图书馆[34]提供的书籍不仅给她带去浪漫故事,也带去了关于伦敦的浪漫传奇。她对读书有真正的热情(在她这样的人中,这种热情很少见,多数人对作家比对其作品更感兴趣,对画家比对其画作更感兴趣)。她营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自由自在地生活在里面,这种自由是她在日常的世界里从未得到过的。她逐渐地了解作家们的时候,就像登上一个过去只能隔着脚灯观看的舞台进行探险。她用戏剧的眼光看待作家们,真的觉得自己似乎过着更大范围的生活,因为她款待了他们,还造访了他们的森严壁垒。她认可他们的人生游戏规则有合理性,但从来没想按照他们的规则去调整自己的行为。他们道德上的怪癖,正如他们的怪异着装、荒谬理论和悖论一样,是让她深感兴趣的节目,但对她的信念却没有丝毫影响。

“有没有斯特里克兰先生?”我问。

“有啊;他在城里做事。我想是个证券经纪人吧。他很乏味。”

“他们两人关系好吗?”

“他们相互爱慕。如果你在那里吃晚饭,会见到他的。可是斯特里克兰太太不常请人吃晚饭。斯特里克兰先生不爱说话。他对文学或者艺术一点儿兴趣都没有。”

“为什么好心的女人总会嫁给乏味的男人呢?”

“因为聪明的男人不愿意娶好心的女人。”

对这个观点,我想不出什么话来反驳,于是我就打听斯特里克兰太太有没有孩子。

“有啊,她有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两人都在上学。”

这个话题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聊起了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