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傅斯年给儿子取名有学问

1935年，日本策动“华北特殊化”。时任冀察政务委员的萧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名人，企图劝说众人就范。出席的傅斯年闻言拍案而起，斥责萧氏卖国求荣。据参与此事的陶希圣回忆说：“孟真在萧振瀛的招待会上，悲愤壮烈地反对华北特殊化，这一号召，震动了北平的教育界，发起了‘一二·九’运动。北京大学同人在激昂慷慨的气氛中，开了大会，共同宣誓不南迁，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然作二十年的打算，坚持到最后一分钟。”自此，整个北平的混沌空气为之一变。

也就在这一年，某天，傅斯年对同学兼好友罗家伦说：“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个男孩，我要叫他仁轨。”

罗氏听罢，一时脑筋转不过来，便问道：“为什么？”

傅斯年仰天吐一口气，做不屑一顾状：“你枉费学历史，你忘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

罗家伦恍然领悟，长“噢”一声，深为感动。

1944年夏秋，日军围困湘中重镇衡阳，国民党军精锐方先觉第十军全军覆没，其他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也连连丧师失地。消息传出，傅斯年心情异常沉重，在流亡李庄的泥墙土屋孤灯下，为九岁的儿子傅仁轨书写南宋爱国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衣带赞》诸诗，并题跋曰：“其日习数行，期以成诵，今所不解，稍长必求其解。念兹在兹，做人之道，发轨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则必为生死所困，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