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友人

承转示曹君函，知彼谓宋儒末流近禅，或不免禁欲，要非程朱诸老先生之过。弟则请曹君将程朱诸大师遗书细玩一过，看他有禁欲意义否？弟虽粗妄，何故读《论语》不起此感，而读有宋诸大师书便起此感？如欲检取文证，亦不难具举，顾不必如是烦琐耳。明儒陈白沙先生亦云，斯理也，宋儒言之备矣，吾恶其太严也。此言婉而深。夫束缚甚者，不足向上，而反益趋下。宋人委靡自私，终以覆亡。程朱诸大师所振救者几何？又云，末流乖本，故不得以其末之失，为其本之过。然何故成为如此之末流，则自其本必已有不得不如此之趋势。履霜坚冰，由来者渐，此义不可不知。独谓矫弊不当为过激之谈，是见道语。尝以为老庄非礼，薄仁义，岂谓礼与仁义真可非可薄哉？亦恶夫礼与仁义之名立，而以之率天下，则人遂袭而取之以作伪耳。矫伪之弊，遂不惜过激而为已甚之词。故非礼，薄仁义，将使人尽去其一切可尚之迹，而反之天性，自然莫非仁也，自然莫非礼也，老庄用心盖亦如此。然而老庄过激之论，其影响卒至废礼而灭绝仁义。如魏晋人之颓废放纵，此岂老庄所及料哉？世人或以魏晋尚虚玄者，亦不尽可非，如王辅嗣之睿智，阮嗣宗之孤心，何可多得？不知任何衰俗中总可得一二佳人。魏晋习老庄者，以其颓废放纵，习为风尚，传播社会，自是当时事实。唯其薄仁，故流于麻木、昏暗、冷酷、无生理，而颓放矣；唯其薄义，故流于委靡、污贱、虚诳、无生气，而颓放矣；唯其非礼，故流于摇荡、散乱、内容空虚、无以自固，而颓放矣。魏晋人以颓放故，沦于胡虏，蔑能自振。此在历史可按。安得谓其间有王辅嗣辈，遂饰称尔时尚虚玄者无颓放恶俗耶？即就辅嗣辈而论，亦少惇大笃实气象。嗣宗畏葸，而托放荡以自免。君子居仁由义，吉凶与民同患，履虎尾而不惧，何至若是？要之，魏晋人之颓放，实为老庄非礼薄仁义之过激主张所必有之影响，此可戒也。弟亦知当今之患，诚在纵欲，固宜诵法程朱以拯生人。然欲不可纵，亦不可禁。故弟自中年以来，于程朱诸大师拳拳服膺，不敢轻叛。虽谓禁欲主张稍过，然深以不许纵欲为真理所在，实未敢攻击程朱。如老氏所为过激之论，终不忍效尤也。今人破坏固有的道德，社会上也是一种颓放现象，如魏晋人一般。有问，如袁世凯一辈人虽是作恶，却甚勇猛，似非颓放。曰：否、否。看他勇于作恶，正似飞蛾奔火。他是无生命无理性的东西才忙迫胡乱去，此正是颓放，非勇猛。唯强为善者，才是勇猛。

曹君又云，饮食男女之欲，性也，此不可禁，外此则皆习气耳。此说大有病在。宋儒有知，决不愿闻。饮食男女之欲，谓为非性乎？则生人之欲，岂有不依天性而动者耶？而天性又岂是顽空耶？若谓饮食男女之欲即性乎，则“紾兄之臂而夺之食”，“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是为顺其性耶？而谓宋儒见地乃如此乎？曹君本不识性，吾亦无从与之言性。必不得已而有言，则将曰：饮食男女之欲，自然有则而不可乱者，是所谓性之欲，即此谓之性可也。若饮食男女之欲，发而无则，以成乎乱，此即阳明所谓随躯壳起念，全乖其性，而纯成乎物之动。以其天性沦没殆尽，只是一团物质，故其动也，但为物之动，而不得言性之欲也。此事须切己体会，不可徒作道理讲说。至曹君别习气于饮食男女之欲之外，亦复未审。欲动而失其则者，即染污习气现行也；欲之发而有则者，亦即清净习气现行，是顺本性而起者也。凡欲皆是习，曹君殆未体究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