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肿瘤生物治疗临床应用规范

肿瘤生物免疫治疗（bio－immunotherapy of cancer）是通过直接或间接调节机体免疫反应达到肿瘤治疗目的的治疗方式，包括过继性免疫细胞治疗（adoptive cellular immunotherapy）、肿瘤疫苗治疗（cancer vaccine therapy）及免疫调节剂治疗（immunomodulator therapy）等。

肿瘤生物免疫治疗有以下特点：运用生物制剂调动机体自身免疫达到抗肿瘤目的，副作用小；通过主动免疫激发全身性抗肿瘤效应，作用范围广泛，疗效持续时间长。

肿瘤过继性免疫细胞治疗（adoptive cellular immunotherapy，ACI）是运用生物技术和生物制剂，将患者体内采集的免疫细胞进行体外培养并扩增后回输到患者体内的方法，以激发、增强机体自身免疫功能，从而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过继性免疫细胞治疗不仅可单独用于治疗肿瘤，更重要的是能够与手术、化疗、放疗联合应用，提高疗效和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

自1985年Rosenberg首次报道应用LAK/IL－2治疗晚期恶性肿瘤以来，ACI研究进入高潮，目前应用于临床的ACI主要有淋巴细胞因子活化的杀伤细胞（LAK）、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CIK）、肿瘤浸润的淋巴细胞（TIL）、树突状细胞（DC）、自然杀伤细胞（NK）、树突状细胞联合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DC－CIK）等。

肿瘤过继性免疫细胞治疗是一种新兴的肿瘤治疗模式，目前还受多种客观因素的制约，如体外激活、增殖时间；ACI治疗方案、疗程；疗效评价标准的制定和实施等。虽然有大量ACI方案在临床试验中取得了良好的疗效，但仍缺乏大宗样本的循证医学证据。

1.间质来源的恶性肿瘤；

2.各种造血系统肿瘤（T细胞来源肿瘤除外）；

3.免疫原性强的肿瘤，如肾癌、黑色素瘤、肺癌等；

4.常规放化疗后、介入治疗及射频消融术后多采用含DC细胞方案；

5.可采用DC、CIK、NK等多种免疫细胞联合的“鸡尾酒”疗法。

1.18岁以下儿童、孕妇和哺乳期妇女；

2.T细胞淋巴瘤患者；

3.精神病患者；

4.严重心、肝、肺及肾功能不全者；

5.KPS评分低于40分者；

6.器官移植者；

7.急性肝炎或其他急性传染病活动期、HIV感染者；

8.近期接受过免疫抑制剂治疗者；

9.对IL－2等生物制品过敏者；

10.患自身免疫性疾病者，如慢性甲状腺炎（桥本病）、溃疡性结肠炎、重症肌无力、多发性硬化病、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红斑狼疮、混合型结缔组织病等。

1.患者入院。

2.完善相关检查 心电图、胸片、血常规、感染免疫学（HAV、HBV、HCV、HEV、HIV、RPR、TPPA）、自身免疫抗体、寄生虫、肝肾功能、电解质等检测。

3.会诊 对患者健康状况进行评估，确定是否适合细胞治疗，若合适，患者签署知情同意书。

适宜细胞治疗的病例选择标准：

（1）无性别限制；

（2）年龄在18～80岁之间；

（3）相关检查：

血常规：白细胞≥3.0×10 ⁹/L；中性粒细胞≥1.0×10 ⁹/L；

血小板≥100×10 ⁹/L；白蛋白≥80g/L；

肝肾功能：总胆红素≤1.5mg/dl，AST和ALT≤正常值上限的2倍；

肌酐≤2mg/dl，肌酐清除率≥60ml/min；

感染免疫学：甲肝、乙肝、丙肝、戊肝、HIV、RPR、TPPA阴性；

心电图、胸片正常；

无自身免疫性疾病；

无结核、寄生虫、肝炎等传染性疾病。

（4）疾病的发展阶段：术后、放化疗后的肿瘤患者（清除体内微小病灶，预防复发转移，提高生活质量）；晚期肿瘤患者（提高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

（5）预计生存期＞3个月。

4.采血 目前的采血方式主要包括手采外周血和白细胞单采。

随着近年来外周造血干细胞移植的开展，血细胞分离机被广为使用，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术作为难治病和重症的有效治疗手段，已被广泛应用于临床多种疾病的治疗。治疗性血液成分单采术（therapeutic hemapheresis operation）指应用血细胞分离机分离供者或患者的血液成分，采出其中一种成分，回输其余成分的过程。其包括治疗性血细胞单采术（therapeutic cytapheresis）和血浆置换疗法（plasma exchange），血细胞单采术包括白细胞单采、红细胞单采和血小板单采。

5.细胞培养。

6.细胞回输。

7.随访。

过继性免疫细胞治疗简易流程见图3－1：

1983年，Grimm EA等首先报道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中加入IL－2体外培养能诱导出一种非特异性杀伤细胞，即LAK细胞。LAK可识别并杀伤多种不同来源的肿瘤细胞，而正常的组织细胞则不会被LAK识别和杀伤，这可能与LAK的异质型及表面存在的多种与肿瘤识别有关的特异性分子有关。LAK可以杀伤对CTL、NK不敏感的多种肿瘤细胞，其识别和杀伤作用是非特异性和非MHC限制性的，具有广泛的靶细胞杀伤谱，对自体肿瘤细胞、同种或异种的肿瘤细胞均有杀伤作用。LAK细胞杀伤肿瘤细胞的作用机制包括：与靶细胞结合后，通过分泌细胞毒颗粒，直接杀伤靶细胞；通过LAK细胞表面的杀伤分子直接杀伤靶细胞；通过分泌其他细胞因子间接杀伤靶细胞。

1984年11月Rosenberg研究组经美国食品和药品检验局（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批准，首次应用IL－2与LAK协同治疗25例肾细胞癌、恶性黑色素瘤、肺癌、结肠癌等肿瘤患者，治疗用LAK细胞数量在（0.6～18.4）×10 ¹⁰，单次IL－2用量（2.8～3.32）×10 ⁶ U/kg。治疗后11例患者肿瘤缩小超过50%，1例完全消退。1988年，Rosenberg研究小组再次总结IL－2与LAK细胞协同治疗肾细胞癌、黑色素瘤、肺癌、结肠癌等222例肿瘤患者，其中16例患者肿瘤转移灶完全消退，26例患者肿瘤消退50%以上，显示较好的肿瘤治疗效果。

然而，Law TM等在LAK/IL－2或IL－2治疗晚期肾癌的临床试验中，LAK/IL－2组患者总反应率仅为6%，且与IL－2组相比无统计学差异。后期在大样本长期随访的临床试验中发现，LAK细胞与IL－2联合应用与单用IL－2相比未见明显临床获益，因此LAK的临床应用仍需大量的循证医学依据。

1）采集患者外周血40ml，肝素抗凝，移入50ml离心管中。

2）700g，室温离心20分钟，上层为血浆层，下层为血沉棕黄层（buffy coat）和红细胞。

3）吸出上层液体，56℃，30分钟水浴；4℃，静置15分钟，800g，4℃，离心20分钟，上清液为自体血浆备用。

4）加生理盐水或培养基到下层，采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单个核细胞。

5）配制细胞悬液：用LAK培养基（无血清培养基+自体血浆+1000μg/ml IL－2）将单个核细胞浓度调至（1～2）×10 ⁶/ml后移至培养瓶内，于饱和湿度、37℃、5.0%CO ₂的培养箱中培养。

6）4～5天后，收集细胞，用生理盐水洗涤三次后，悬于含2%～5%人血白蛋白的生理盐水中。

7）将配好的细胞悬液封口，仔细核对患者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病区及治疗项目，确保无误后贴标签，送至病区进行回输。

细胞收集前48小时抽样进行细菌、真菌培养检测，回输前1小时进行内毒素检测。

回输前进行细胞活性检测，首次回输的细胞存活率必须大于90%，经冻存后复苏的细胞存活率大于70%，且LAK细胞计数达到1.0×10 ⁸以上。

目前，LAK细胞的定义是从功能上而非形态界定的。LAK细胞可表达多种表型，包括被激活的NK细胞（CD3 ^－CD56 ⁺CD16 ⁺）和细胞毒T淋巴细胞（CD3 ⁺CD8 ⁺）等。

LAK细胞的治疗方法国内外报道不一，IL－2的用法及用量直接影响LAK细胞的临床疗效。国外为了取得更好的疗效，在输入LAK细胞的同时输注大剂量IL－2，然而大剂量IL－2不仅费用昂贵，而且可引起许多严重毒副作用。Rosenberg等总结的283例大剂量IL－2联合LAK治疗标准方案治疗失败的转移性恶性黑色素瘤和肾癌患者中，3例患者发生治疗相关性死亡，影响LAK细胞疗法的实施。因此，IL－2的用量是LAK细胞疗法在国内推广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令人感兴趣的是，国内临床研究结果表明，小剂量IL－2联合LAK细胞治疗取得与国外大剂量IL－2联合LAK细胞相似的疗效，该方案不但降低了治疗费用，而且减少了大剂量IL－2所带来的毒副作用。

国外应用LAK细胞多采用静脉输注的方式，Rosenberg实验室采用IL－2 10万IU/kg，静脉滴注，8小时一次，连用5天，停药7～10天后给予LAK细胞，每天一次，共5天的方案。国内多采用IL－2 10万IU肌注，每天一次，连用5天，第6天分离外周血诱导LAK细胞，约1周后回输，隔天1次，共5～6次。

由于静脉滴注聚集于肿瘤部位的LAK细胞较少，而局部给药可增加LAK细胞在肿瘤部位的浓度，能增强疗效。因此，国内在应用LAK细胞进行全身治疗的同时又开展了多途径的给药方式，如胸腹腔内注射、瘤体内注射、椎管内注射、肝脾动脉内注射等。

国外采用LAK细胞联合大剂量IL－2治疗时，可出现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血液系统及皮肤等不良反应，主要与IL－2剂量相关，减量或停药后症状均可逐渐消失。国内采用LAK细胞联合小剂量IL－2治疗除出现一过性的发热，个别患者出现恶心、呕吐等反应外，无其他严重不良反应。

1991年，斯坦福大学的Schmidt Wolf等报道了一类由多种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即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cytokines induced killer，CIK）。CIK细胞是由血液或骨髓的单个核细胞在体外与多种细胞因子共同培养获得，由于该细胞同时表达CD3和CD56两种膜蛋白分子，故又称为NK细胞（自然杀伤细胞）样T淋巴细胞，兼有T细胞强大的抗瘤活性和NK细胞的非MHC限制性杀瘤特点，是一种具有强大杀伤能力的过继性肿瘤免疫治疗效应细胞。

目前关于CIK细胞对靶细胞的杀伤原理尚未完全阐明，其抗肿瘤作用机制可能为以下几种：①直接识别并杀伤肿瘤细胞。Cooper等的研究显示，CIK细胞表面表达的Fas－L（fas配体）与相应肿瘤细胞识别结合，可激活细胞内源性DNA内切酶，从而起到杀瘤作用。②CIK细胞可因表面CD3受体结合而激活，CD3与TCR或TCRγ结合，参与信息传递，导致胞浆毒性颗粒释放而产生溶瘤作用。③通过分泌细胞因子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细胞的生长。大量实验证明，CIK可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如TNF－α、IL－2、GM－CSF、IFN－γ等，不仅对肿瘤细胞有直接抑制作用，还可通过调节机体免疫系统而间接杀伤肿瘤细胞。CIK细胞还能分泌IL－2、IL－6等细胞因子，提高细胞毒作用或者调节肿瘤细胞对CIK的敏感性。④通过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抑制肿瘤生长。研究指出，CIK能活化肿瘤细胞凋亡基因，使得FLIP、Bcl－2、Bcl－xL、DADI和Survivin基因上调，来实现诱导肿瘤细胞凋亡。

临床上CIK细胞常用于手术、放疗和化疗后或无法接受常规治疗的肿瘤患者。目前CIK细胞治疗逐步成为肿瘤治疗中重要的治疗方法，特别是对常规治疗效果不理想的肿瘤患者，在提高生活质量和延长生存时间上已取得较好的临床效果。Hontscha C等对多项临床试验归纳发现，治疗的384名患者中，24人完全缓解，27名患者部分缓解，仅有3名患者肿瘤体积增大；另有研究报道了应用CIK细胞治疗的63例肿瘤患者，其中肝癌15例，胃癌14例，食管癌11例，肺癌6例，乳腺癌5例，其他肿瘤12例，结果显示CIK细胞对实体瘤疗效显著，无毒副作用。意大利学者Sangiolo将2011年以前多家单位的临床试验治疗数据（包括肠癌、肾细胞癌、非小细胞肺癌、胃癌等）进行搜集、汇总，同时将患者疾病进展状态、副作用、临床疗效加以比较分析，对CIK疗法的临床作用和有效性给予充分认可和肯定。但由于单一的CIK细胞难以达到缩小肿瘤体积的疗效，因此CIK细胞常常作为辅助治疗，与手术或放化疗联合应用。

中国是世界上临床应用CIK细胞治疗最广泛的国家，早在1996年国内已有CIK细胞治疗技术临床应用的研究论文发表，目前国内有超过百家的医疗单位开展了该项治疗技术的相关临床应用与研究。

1）根据患者3天内的淋巴细胞绝对值计算手工采血量 ^＊；

^＊i.3天内的血常规，要求白细胞在正常范围，淋巴细胞绝对值（LYM）＞0.8×10 ⁹/L；

ii.满足抽血条件情况下，抽血量取决于LYM：

2）采集患者外周血，肝素抗凝，移入50ml离心管中；血细胞分离机采集，经1000～1500ml血液循环后，将收集到的血细胞移入50ml离心管中。

3）700g，室温离心20分钟，上层为血浆层，下层为Buffy coat和红细胞（机采血：上层为血浆层，下层为细胞层）。

4）吸出上层液体，56℃，30分钟水浴；4℃，静置15分钟，800g，4℃，离心20分钟，上清液为自体血浆备用。

5）加生理盐水或培养基到下层，采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单个核细胞。

6）配制细胞悬液：用CIK培养基（无血清培养基+自体血浆+IFN－γ1000IU/ml）将单个核细胞浓度调至（1～2）×10 ⁶/ml后移至培养瓶内，于饱和湿度、37℃、5.0%CO ₂的培养箱中培养。

7）24小时后，加入CIK细胞混合因子培养基（100ng/ml anti－human CD3、1000IU/ml IL－2、1ng/ml IL－1α）于饱和湿度、37℃、5.0%CO ₂的培养箱中。

8）每天观察细胞生长状态，根据生长情况每2～3天扩瓶、传代培养。

9）14～15天后收集细胞，生理盐水洗涤三次后悬于含2%～5%人血白蛋白的生理盐水中。

10）将配好的细胞悬液封口，仔细核对患者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病区及治疗项目，确保无误后贴标签，送至病区进行回输。

细胞收集前48小时抽样进行细菌、真菌培养检测，回输前1小时进行内毒素检测。

回输前进行细胞活性检测，首次回输的细胞存活率必须大于90%，经冻存后复苏的细胞存活率大于70%，且CIK细胞计数达到1.0×10 ¹⁰以上。

同时用流式细胞仪检测CIK细胞免疫表型：HLA－DR、CD3、CD4、CD8、CD56、CD25等的表达，其中CD3 ⁺不低于80%，CD3 ⁺CD56 ⁺不低于20%。

CIK细胞回输方案国内外报道不一，国内各机构也不尽相同。目前主要采用静脉滴注的回输方式，也可采用胸腹腔灌注。

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部的Laport GG等对18例经造血干细胞移植后复发的恶性血液病患者进行CIK输注治疗，输注剂量以CD3 ⁺T细胞每千克按1×10 ⁷、5×10 ⁷和1×10 ⁸递增。经过20个月的持续输注，统计结果显示：18位患者的中位生存期达到28个月，中位无病生存期达到4个月，其中仅有2例发生急性移植物抗宿主病（graft－versus－host disease，GVHD），1例发生慢性GVHD。实验证明，CIK输注治疗可以降低GVHD发生率，同时能够增强移植物抗肿瘤作用，提高生存率，延缓复发时间。Paola Olioso等对9位恶性肿瘤患者进行CIK细胞输注治疗，入组患者共接受3个周期细胞输注，每次输注CIK细胞数≥1× 10 ⁷/kg，CD3 ⁺CD56 ⁺细胞≥20%，回输3次后进行评价，如果病情得到控制，3周后再行第二疗程的治疗，方法同第一疗程。回访结果显示：3位患者达到了CR（肾细胞癌、肝癌、非霍奇金淋巴瘤各1例），2位进展期肾细胞癌患者达到了SD，CR和SD患者的总生存率分别为36个月和18个月。

国内天津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任秀宝等用CIK治疗转移性肾癌48例的疗效预测因素分析中采用的CIK治疗方案为，每一个细胞治疗周期分2次给药，（13.07±1.37）×10 ⁹/次，间隔1天，每月1个疗程。北京军区总医院对8例恶性淋巴瘤患者使用CIK细胞治疗的临床研究的回输方案为每疗程回输2～5次，每次细胞数≥10 ⁹，总细胞数＞5×10 ⁹；第一年每3～6个月行一次CIK细胞治疗，第二年每6个月1次，之后每年1次。北京解放军302医院王福生等为280例肝癌患者行CIK细胞治疗，采用每个疗程分3次经静脉回输，每次间隔2天的方案。我中心采用每疗程回输3次，连输3天，回输总细胞＞1×10 ¹⁰，每年4个疗程的方案；另有每个疗程回输4次，连输4天，回输总细胞（4～5）×10 ¹⁰，每月一疗程的方案。

CIK细胞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发热，国内外多项临床应用均报道患者有不同程度的发热，体温38℃左右，多数可自行缓解，体温超过38.5℃可给予解热镇痛药治疗，一般无严重相关不良反应发生。

肿瘤浸润性淋巴细胞是继LAK细胞之后的第二代抗肿瘤免疫活性细胞。1986年Rosenberg等报道，体外经IL－2刺激后活化，杀瘤活性较LAK细胞强50～100倍，同时具有显著的靶细胞特异性，与IL－2有协同抗肿瘤作用。

TIL细胞主要由肿瘤抗原特异性T淋巴细胞和其前体细胞构成，对TIL细胞研究显示，浸润细胞大多聚集在肿瘤周围或其间质中，呈套状围绕癌巢，而在肿瘤实质中分布极少。TIL细胞主要是CD3 ⁺T细胞。TIL细胞表型具有异质性，不同肿瘤来源的TIL中，CD4 ⁺ T细胞、CD8 ⁺T细胞的比例有较大差异，但大多数情况下，以CD8 ⁺T细胞为主。

TIL细胞因其较强的杀瘤活性和靶向特异性，一直是国内外恶性肿瘤生物治疗的热点之一。1988年Rosenberg应用TIL静脉回输并联合IL－2、CTX治疗20例转移性黑色素瘤的试验中，12例患者临床获益，显示TIL较强的疗效。TIL细胞对于癌性胸腹水的治疗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疗效。同时有研究报道，TIL与化疗的联合应用或交替应用，在某些进展期肿瘤临床应用方面也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最常用的化疗药有CTX、DDP。但TIL细胞与放疗联合很少有报道。2005年，Rosenberg再次报道，应用TIL来源的抗原高亲和力CTL克隆联合淋巴细胞去除性化疗，治疗细胞因子治疗失败的转移性黑色素瘤35例，结果3例CR，15例PR，总有效率达51.4%，有效部位包括皮肤、皮下组织、淋巴结、肺、肝和脑，这一报道标志着TIL治疗跨上了新台阶。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TIL细胞作为一种特殊的CTL淋巴细胞群体，在很大限度上受到肿瘤特异性浸润的可获得性、体外扩增能力、体外培养后功能的可维持性的限制。所以TIL细胞分离培养成功率只有20%左右，难以成为常规治疗方法。我中心归纳总结的TIL细胞临床制备规范化研究从临床应用角度对TIL细胞的制备规范化进行初步探讨，推动了TIL细胞的临床应用发展。

临床应用的TIL细胞可以从实体瘤和胸腹水中分离培养，整个制备过程要求严格遵守无菌原则。

从实体瘤分离培养TIL细胞，肿瘤组织主要来源于手术活检标本。

1）无菌条件下获取肿瘤组织，置于冰盒转运至细胞培养室；

2）去除坏死组织和脂肪组织，将肿瘤组织剪成约1mm×1mm×1mm的碎块，加入胶原酶、透明质酸酶和DNA酶等消化，4℃过夜；

3）0.2μm滤器过滤，离心，收集细胞；

4）采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单个核细胞（包括肿瘤细胞和淋巴细胞）；

5）将单个核细胞按（1～2）×10 ⁶/ml重悬于无血清培养基中，加入植物凝集素（PHA）、2－巯基乙醇和CD3单克隆抗体等，同时加入小剂量IL－2（10～20IU/ml）诱导TIL细胞的增殖和活化；

6）在饱和湿度、37℃、5%CO ₂条件下培养7～10天，严密监测细胞数量并及时分瓶以维持细胞密度在（0.5～2.0）×10 ⁶/ml范围内；

7）收集细胞重悬于无血清培养基中，加入高剂量IL－2（5000～6000IU/ml），刺激TIL细胞大规模扩增；

8）根据生长情况，每2～3天进行扩瓶、传代培养，继续培养40～50天；

9）收集细胞，生理盐水洗涤3次后，悬于含2%～5%人血白蛋白的生理盐水中；

10）将配好的细胞悬液封口，仔细核对患者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病区及治疗项目，确保无误后贴标签，送至病区进行回输。

1）无菌条件下抽取恶性胸水或腹水500～1000ml，加入肝素抗凝；

2）离心收集细胞后，采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单个核细胞；

3）重悬于含PHA、2－巯基乙醇和CD3单克隆抗体等的无血清培养基中，同时加入小剂量IL－2（10～20IU/ml）诱导TIL细胞的活化和增殖；

4）根据生长情况，每2～3天进行扩瓶、传代培养；7～10天后，加入高剂量IL－2（5000～6000IU/ml）刺激TIL细胞大规模扩增，继续培养40～50天；

5）收集细胞，生理盐水洗涤3次后，细胞悬于含2%～5%人血白蛋白的生理盐水中；

6）将配好的细胞悬液封口，仔细核对患者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病区及治疗项目，确保无误后贴标签，送至病区进行回输。

上述培养方法虽能获得足量的活性TIL细胞，但其培养时间过长，TIL细胞的临床应用受到限制。我中心对TIL细胞的培养方法进行改良，缩短了培养时间，使其更便于临床应用。现将培养方法介绍如下：

1）无菌条件下，从肿瘤组织或胸腹水中分离获取单个核细胞后，采用贴壁法去除肿瘤细胞，留取悬浮细胞（即TIL细胞）；调整细胞浓度为（1～2）×10 ⁶/ml，接种到Retro Nectin包被的培养瓶（专利名称：杀伤性淋巴细胞的制造方法；专利号：国际W02003/080817、中国CN1656215A）中加入含PHA、2－巯基乙醇、CD3单克隆抗体等的无血清培养基，同时加入高剂量IL－2（6000IU/ml），诱导TIL细胞的活化和增殖。

2）根据生长情况，每2～3天进行扩瓶、传代培养，并维持细胞密度在（0.5～2.0）×10 ⁶/ml的范围内；第13天，加入Survivin和MUC1等肿瘤抗原，进一步激活TIL细胞的杀伤活性。

3）第14天，收集细胞，生理盐水洗涤3次后，悬于含2%～5%人血白蛋白的生理盐水中制成TIL细胞悬液。

4）将配好的细胞悬液封口，仔细核对患者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病区及治疗项目，确保无误后贴标签，送至病区进行回输。

细胞收集前48小时抽样进行细菌、真菌培养检测，回输前1小时进行内毒素检测。

回输前进行细胞活性检测，首次回输的细胞存活率必须大于90%，经冻存后复苏的细胞存活率大于70%，且TIL细胞计数达到1.0×10 ¹⁰以上。

同时用流式细胞仪检测TIL细胞免疫表型：CD3、CD4、CD8、CD16，CD56、CD19、CD25、CD71和HLA－DR等的表达。

临床应用的TIL细胞主要来源于手术切除或活检所得的瘤体组织、癌性胸水、腹水中淋巴细胞及转移淋巴结。Saito T等相继报道应用恶性胸腹水体外分离TIL后培养、灌注能显著控制胸腹水，鉴于其分离方法简单和控制胸腹水的效果明显，目前此方法在临床上应用最多。

国内外报道TIL对多种肿瘤均有治疗作用，尤其对肾癌、黑色素瘤、卵巢癌以及恶性胸腹水的临床疗效显著。国内文献报道TIL反复回输（一般3～4次）治疗癌性胸腔积液有效率为70%左右。目前为了提高TIL细胞治疗的临床效果，研究者采用了多种方法：①培养特异性的TIL进行回输：Labarriere N等用转移的淋巴结组织培养TIL治疗Ⅲ期黑色素瘤患者，患者的生存期明显延长。②TIL细胞与化疗、放疗协同作用，最常联用的有CTX、DDP。Frost P等应用TIL联合化疗治疗肾癌和前列腺癌时发现，可以克服肿瘤细胞TIL抗性，同时可以减少化疗药物的剂量，增加化疗药物的敏感性。③建立特殊的回输通道，包括胸腹腔灌注、门静脉输注等。大量的实验表明，TIL区域性回输治疗效果优于全身静脉输注。Quattrocchi等研究TIL细胞治疗复发性恶性神经胶质瘤，表明局部注射TIL和IL－2没有毒副作用，且该免疫疗法是长期和安全的疗法。李小军报道12例肝癌患者行门静脉输注TIL细胞治疗，结果全部获益。本中心对多例癌性胸腹水患者抽取胸腹水培养TIL细胞后行胸腹腔灌注，胸腹水均得到很好的控制。

目前我中心TIL细胞胸腹腔灌注的具体方法：TIL细胞收集后重悬于20～40ml生理盐水中行胸腹腔灌注。灌注前尽量放完积液；灌注细胞的同时给予IL－2（50～200）万IU治疗；灌注完毕用生理盐水冲管，嘱患者变换体位，以使细胞悬液均衡分布胸腹腔；灌注后3天内不再放液。

自体TIL细胞治疗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发热，但体温一般在37.5～38.5℃，极少患者体温超过39℃，给予解热镇痛药即可缓解，但应注意恶心、呕吐、皮疹、寒战等症状。

早在20世纪70年代，Cohn和Steinman就已鉴定出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DC），并依据其有较长的树突状突起这一独特的形态而加以命名。而后，人们难以对DC的特性进行详细的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研究者利用重组细胞因子发展了现在的DC培养技术，从而确定了DC在抗原加工和呈递中的关键作用。DC是目前发现的功能最强的专职抗原呈递细胞，能激活静息T细胞，能够诱导特异性的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cytotoxic T lymphocyte，CTL）生成，在抗肿瘤反应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DC是骨髓产生的一群异质性的细胞，含不同表型、功能和分布的亚群。主要分为两大类，即髓源型DC（myeloid DC）和浆细胞型DC（plasmacytoid DC），后者主要来源于淋巴系统，形态特征同浆细胞相似，主要分布在血液、周围淋巴器官和胸腺中，约占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的0.4%。DC是体内IFN－α的主要产生细胞，在抗病毒的初始免疫应答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浆细胞型DC处理递呈抗原和刺激T细胞的能力较髓源性DC弱，且不易大量制备，故临床应用尚未得到有效开展。髓源型DC约占外周血单个核细胞的0.6%，在摄取和处理抗原以及控制免疫反应的启动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DC存在3种不同的分化状态，即DC前体细胞、未成熟DC和成熟DC。血液和组织中分布的DC均为未成熟DC，未成熟DC捕获抗原的能力强而刺激T淋巴细胞的能力弱。未成熟DC在捕获抗原后，在感染或炎性相关的促成熟信号的作用下，演变为表型和功能成熟的DC。成熟DC的主要功能是递呈抗原和激发免疫反应，并且只有成熟的DC才能刺激初始T淋巴细胞并激发免疫反应的发生。DC成熟的重要特征包括MHC－II（HLA－DR）类分子的表达明显增加并伴有共刺激分子的高表达，如CD80、CD86和CD83等，以及IL－12等细胞因子的分泌，以利于刺激T淋巴细胞反应。成熟的DC常表达CC趋化因子（CCR7），它是巨噬细胞炎性蛋白3－β（MIP3－β）的受体。CCR7的表达增加有利于DC向引流淋巴结迁移，能诱导免疫反应的发生。

由此看出，DC不仅起抗原提呈作用，还能提供共刺激分子和细胞因子以防止补充的效应T细胞凋亡性死亡。新近研究表明，肿瘤患者体内DC存在缺陷，其外周血DC的含量较正常人减少一半以上，而在晚期肿瘤患者，这种差异可达4倍以上，并且这种降低仅发生在髓源性DC。DC数量与许多肿瘤类型的预后相关联，包括肺、头颈部、乳腺、子宫内膜、食管、结直肠和前列腺癌等。这些发现证明了DC治疗能纠正肿瘤患者DC功能异常和数量不足的状况。

DC细胞治疗通过主动免疫能够激发全身性的抗肿瘤效应，作用范围广泛，特别适用于多发病灶或有广泛转移的恶性肿瘤；目标明确，对肿瘤细胞以外的正常细胞无影响；对不宜进行手术的中晚期肿瘤患者，能够明显遏制肿瘤的进展，延长患者生存期。新近研究发现，DC细胞可以促进NK细胞的杀病毒和肿瘤细胞的免疫活性，NK细胞也可以促进DC细胞的成熟和免疫活化能力，可作为一种细胞联合方式用于治疗肿瘤。多项试验证实，以DC细胞为基础的生物治疗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采集患者外周血（采血量计算同CIK细胞），肝素抗凝，移入50ml离心管中；血细胞分离机采集，经1000～1500ml血液循环后，将收集到的血细胞移入50ml离心管中。

2）700g，室温离心20分钟，上层为血浆层，下层为Buffy coat和红细胞（机采血：上层为血浆层，下层为细胞层）。

3）吸出上层液体，56℃，30分钟水浴；4℃，静置15分钟，800g，4℃，离心20分钟，上清液为自体灭活血浆备用。

4）加生理盐水或培养基到下层，采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单个核细胞。

5）弃上清液，用无血清培养基重悬分离所得的淋巴细胞于培养瓶中，于饱和湿度、37℃、5.0%CO ₂的培养箱中培养0.5～2小时。

6）轻摇细胞瓶，将不贴壁的悬浮细胞吸走，贴壁细胞用含有IL－4 30ng/ml、GM－CSF 100ng/ml和自体血浆的无血清培养基重悬细胞，置于饱和湿度、37℃、5.0%CO ₂的培养箱中培养。

7）观察细胞生长状态，适时进行半定量换液。

8）第6天，加入TNF－α，使其终浓度为10ng/ml。

9）第8天，收集细胞，生理盐水洗涤3次后悬于含2%～5%人血白蛋白的生理盐水中。

10）将配好的细胞悬液封口，仔细核对患者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病区及治疗项目，确保无误后贴标签，送至病区进行回输。

细胞收集前48小时抽样进行细菌、真菌培养检测，回输前1小时进行内毒素检测。

回输前进行细胞活性检测，首次回输的细胞存活率必须大于90%，经冻存后复苏的细胞存活率大于70%，且DC细胞计数达到1.0×10 ⁶以上。

同时用流式细胞仪检测DC细胞免疫表型CD1a、CD11c、HLA－ABC、HLA－DR、CD40、CD80、CD83和CD86等的阳性表达，国内多家单位检测结果显示CD86 ⁺均在60%以上。

目前DC细胞治疗多采用皮下注射及静脉给药的方式，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李杰等对3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慢性期患者进行自体DC细胞静脉输注治疗，每次回输细胞数1×10 ⁷，每周1次，共回输4次，结果显示：3位患者Ph染色体阳性细胞数和BCR－ABL融合基因阳性细胞所占比率均有下降的趋势。北京军区总医院郭智等对16例化疗结束后完全缓解的淋巴瘤患者各个浅表淋巴结区皮下注射DC细胞10 ⁶/次，每2～3天注射1次，共6次。经过治疗，16例患者均未见复发，目前已经有15位患者存活2年以上，其中5例无病生存达5年以上。

军事医学科学院附属医院陈虎等对13例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自体骨髓移植后的患者采用DC细胞皮下注射联合静脉滴注治疗，培养第6天或第7天选取2个注射点，每个注射点注射1.5×10 ⁶/0.2ml细胞，培养第11天，收集细胞注射方式同上，同时收集1.5×10 ⁷细胞悬于100ml生理盐水中进行静脉滴注，培养第13天再次收集1.5×10 ⁷细胞静脉滴注。结果表明，无一例发现与DC细胞免疫治疗相关的严重不良反应；Kaplan－Meier生存分析结果显示，DC细胞组五年生存率为75.52%，非DC细胞组五年生存率为45.71%，DC细胞组在累计生存率上明显优于非DC细胞组。另有实验室采用皮下注射，每周1次，连输3周为一个疗程的治疗方式。

收获DC细胞后除当天回输外，其余DC细胞冻存于液氮罐中待用，细胞的冻存及复苏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1）细胞冻存液的配制：目前常用的冻存液为混合配制法，白蛋白∶培养基∶DMSO= 5∶4∶1，我中心采用德国慕尼黑大学冻存液配制法，操作如下：

A.细胞冻存液A：向培养基中加入等量白蛋白，保存于4℃备用；

B.细胞冻存液B：向4份培养基中加入1份DMSO，保存于4℃备用。

2）将细胞悬液移至离心管中，离心、弃上清，计数。

3）按1×10 ⁷/ml计算冻存液的量，加入冻存液A重悬（液体量为总量的1/2），置于冰上，然后缓慢加入预冷的冻存液B（液体量为总量的1/2），充分混匀，均分到若干个1.8ml的冻存管中置于预冷的铅盒中。

4）将冻存管放入程序降温仪中，24小时后移至液氮罐冻存。

5）复苏时从液氮中取出细胞，37℃水浴迅速溶化。

6）抽取细胞至含10%人血白蛋白的生理盐水中，离心；生理盐水洗涤2遍即可回输。

细胞冻存及复苏注意事项：

1）遵循“慢冻速溶”的原则，减少冻存和复苏过程对细胞的损伤，勿将细胞置于室温太久。

2）为了减少冻存对细胞的损伤，尽量保证细胞悬液沿管壁加入，降低表面张力。

3）冻存管－20℃预冷，细胞冻存液需要提前配制并置于4℃进行降温。

NK细胞属于淋巴细胞谱系细胞群，来源于骨髓造血干细胞，主要分布于外周血和脾脏，占外周血淋巴细胞的10%～15%，淋巴结和其他组织也有少量分布。NK是天然免疫反应的重要组成部分，机体免疫防御系统的第一道防线。人类NK的表面分化抗原主要有CD56、CD16、CD57、CD94等。CD3 ^－、CD56 ⁺、CD16 ⁺的淋巴样细胞被认定为NK，其中CD16为低亲和力的IgG Fc受体，主要通过ADCC介导NK的非特异性杀伤作用。基于NK细胞表面CD56表达的密度，将其分为CD56 ^bright和CD56 ^dim两个亚群。CD56 ^bright表达高水平的CD56和低水平的CD16（即FcγRⅢ），是主要的免疫调节细胞，能够产生大量的免疫调节因子，包括IFN－γ、TNF－α、GM－CSF、IL－12等，较少表达抑制性NK受体，表现较低的细胞毒性。CD56 ^dim表达低水平的CD56和高水平的CD16，广泛表达抑制性的NK受体，主要发挥自然细胞毒作用，分泌细胞因子能力较弱。

NK细胞功能不同于T淋巴、B淋巴细胞，对靶细胞的识别无MHC限制性，无需预先致敏直接杀伤肿瘤细胞及病毒感染细胞，所以NK细胞是人类病毒感染和恶性肿瘤的免疫过继治疗的潜在效应分子。活化的NK细胞还可分泌IFN－γ、TNF－α等细胞因子发挥免疫调节作用，因而NK在抗感染、免疫调节、免疫监视和免疫防御中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NK的杀瘤机制主要包括：①释放胞浆颗粒杀伤靶细胞。NK可通过释放穿孔素、颗粒酶等引起靶细胞凋亡，是NK清除肿瘤细胞的重要途径之一。②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如IL－12、IFN－γ、TNF－α、GM－CSF等，破坏肿瘤微环境，激活机体免疫系统，增强机体的抗肿瘤免疫。也有人认为细胞因子介导肿瘤DNA断裂，引起肿瘤细胞缓慢凋亡。③死亡受体介导的靶细胞凋亡。NK至少表达3种死亡配体，包括TNF、TNF相关凋亡诱导配体和FAS配体，他们可与肿瘤细胞表面相应死亡受体结合而诱导肿瘤细胞的凋亡。④抗体依赖性细胞介导的细胞毒效应（ADCC）。NK膜表面的分化抗原CD16能识别并结合IgG1、IgG3的Fc段，导致自身的活化，进而引起靶细胞的破坏。ADCC是NK抗肿瘤活性的另一个重要机制。

Gillgrass A等在临床前实验中证实NK细胞可以有效杀伤肿瘤细胞，Levy EM等的临床试验也已证实NK细胞安全可行。Aria等采用NK系NK－92作为异体NK细胞，对11例晚期肾癌患者及1例黑色素瘤患者进行Ⅰ期临床试验研究，结果发现，1名患者治疗后带瘤生存期达4年，另外2名患者微效（MR）。Krause等用自体NK细胞对12名晚期结肠癌及肺癌患者的Ⅰ期临床试验研究发现，2名患者SD。NK细胞疗法在日本已经比较成熟，且已广泛用于临床。

1）肝素抗凝管抽取患者外周血50ml，血清管采血10ml分离血清。

2）抗凝血700g，室温离心20分钟，上层为血浆层，下层为Buffy coat和红细胞；血清管37℃30分钟，4℃10分钟凝血后，2500转/分，离心10分钟，分离血清。

3）血浆和血清均经56℃，30分钟灭活；4℃，静置15分钟，800g，离心20分钟，上清液为自体血浆、血清备用。

4）加生理盐水或培养基到下层，采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单个核细胞。

5）弃上清液，用40ml NK专用培养基重悬细胞，加入包被的培养瓶中，于饱和湿度、37℃、5.0%CO ₂的培养箱中培养。

6）第3天，再次添加40ml NK培养基，于饱和湿度、37℃、5.0%CO ₂的培养箱中培养。

7）第5天，将培养瓶中细胞移至培养袋中，并适量添加NK培养基，之后每隔2～4天等体积添加培养基。

8）第20天，收集细胞，生理盐水洗涤3次后，悬于含2%～5%人血白蛋白的生理盐水中。

9）将配好的细胞悬液封口，仔细核对患者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病区及治疗项目，确保无误后贴标签，送至病区进行回输。

细胞收集前48小时抽样进行细菌、真菌培养检测，回输前1小时进行内毒素检测。

回输前进行细胞活性检测，首次回输的细胞存活率必须大于90%，经冻存后复苏的细胞存活率大于70%，且NK细胞计数达到2.0×10 ⁹以上。

同时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免疫表型：CD56 ⁺细胞不低于60%。

目前国内外报道的NK细胞以静脉回输为主。Escudier B等利用10例转移性肾细胞癌患者自体NK细胞进行体外活化和扩增，13～21天后进行回输细胞，同时联合高剂量IL－2治疗，4例患者获得完全缓解，2例患者肿瘤明显缩小，术后获得完全缓解。日本某实验室采用每周采血1次，连续采血3周，培养21天后每周回输1次，连续回输3周的治疗方案。苏州大学黄朝晖等对9例恶性肿瘤患者给予细胞因子诱导的NK细胞治疗，方案为两周左右开始收集细胞，重悬于含10ml人血白蛋白、20万IU IL－2的100ml生理盐水中静脉输注，隔日回输1次，共3次。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采用将细胞悬于100ml生理盐水中回输，每周1次，连输4～6周，1年1个疗程的回输方案。

NK细胞回输患者可出现较轻的副反应，主要为发热和低血糖，但都很短暂，无需药物处理即自行消退。

DC－CIK细胞（dendritic cells－cytokines induced killer，DC－CIK）因其高效的杀瘤效应，逐渐成为肿瘤过继性细胞免疫治疗的最佳方法之一。成熟DC细胞可有效地诱导抗原特异性T细胞增殖和活化，是机体抗肿瘤免疫反应的主要启动者和参与者。CIK兼有T细胞强大的抗瘤活性与NK细胞的非MHC限制性杀瘤特点。DC和CIK共培养，具有显著的协同抗肿瘤效应。研究发现，负载肿瘤抗原的DC与CIK共培养后，CD3 ⁺ CD56 ⁺CIK细胞的数量明显增多，增殖能力明显增强；具有更高的细胞杀伤活性且杀瘤谱广；细胞分泌IL－12和IFN－γ的量增多，持续时间延长；同时CIK能促使DC表面共刺激分子表达增加，提高其抗原提呈能力。

目前已应用DC－CIK细胞对多种恶性肿瘤开展基础及临床研究。一项利用抗原负载DC细胞联合CIK细胞治疗进展期25例胃癌患者的临床研究显示，PR患者16例，SD 5例，PD 4例，总有效率为64%（16/25）。Runbo Z等应用DC细胞活化的CIK细胞联合化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结果表明生存期延长，毒副作用明显降低。柬永前等应用CIK细胞与DC细胞联合治疗40例晚期实体瘤患者，症状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且无明显的毒副作用。

1）采集患者外周血50～100ml，肝素抗凝，移入50ml离心管中；血细胞分离机采集，经1000～1500ml血液循环后，将收集到的血细胞移入50ml离心管中。

2）700g，室温离心20分钟，上层为血浆层，下层为Buffy coat和红细胞（机采血：上层为血浆层，下层为细胞层）。

3）吸出上层液体，56℃，30分钟水浴；4℃，静置15分钟，800g，4℃，离心20分钟，上清液为自体血浆备用。

4）加生理盐水或培养基到下层，采用淋巴细胞分离液分离单个核细胞。

5）弃上清液，用无血清培养基重悬分离所得的单个核细胞于培养瓶中，于饱和湿度、37℃、5.0%CO ₂的培养箱中培养0.5～2小时。

6）轻摇细胞瓶，将不贴壁的悬浮细胞吸至另一培养瓶中，加入CIK细胞培养基进行CIK细胞培养；贴壁的细胞加入DC细胞培养基进行DC培养。

7）第6天，从超低温冰箱或液氮中取患者自身肿瘤组织标本，利用反复冻融法提取肿瘤全抗原。

8）将提取的肿瘤全抗原按比例加入到DC培养基中，同时向培养基中添加注射用盐酸万古霉素25～40μg/ml，注射用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8～66μg/ml。

9）第7～8天，观察细胞生长状态，将DC细胞收集后平均分配到CIK细胞中，进行DC 与CIK混合培养。

10）继续观察细胞生长状态，用CIK培养基传代培养。

11）14～15天后，收集细胞，生理盐水洗涤3次后，悬于含2%～5%人血白蛋白的生理盐水中。

12）将配好的细胞悬液封口，仔细核对患者姓名、性别、年龄、住院号、病区及治疗项目，确保无误后贴标签，送至病区进行回输。

细胞收集前48小时抽样进行细菌、真菌培养检测，回输前1小时进行内毒素检测。

回输前进行细胞活性检测，用台盼蓝染色，显微镜下计数活细胞和死细胞的数目，首次回输的细胞存活率必须大于90%，经冻存后复苏的细胞存活率大于70%，且DC－CIK细胞计数达到1.0×10 ¹⁰以上。

同时用流式细胞仪检测细胞免疫表型：CD3、CD4、CD8、CD56、CD25、FOXP3、HLAABC、HLA－DR、CD1a、CD11c、CD40、CD80、CD83和CD86等的表达。

DC－CIK在国外鲜有报道，临床报道主要以国内为主，治疗疗程也不尽相同。目前国内普遍采用静脉滴注的回输方式。

中山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泌尿外科对137名肾癌患者进行随机分组试验，其中46名患者行DC－CIK输注治疗，具体方法为3×10 ⁸ DC－CIK细胞悬于100ml林格液中进行静脉滴注，隔日1次，共5次。另设IFN－α治疗组和空白对照组。治疗结束后对每位患者回访32个月，结果显示，两年内发生转移和局部复发的比率分别为：对照组26.7%，IFN－α组6.7%，DC－CIK组0%，对照组的复发转移率显著高于IFN－α和DC－CIK治疗组。在总生存率方面，对照组三年总体生存率为93.3%，五年总体生存率为88.9%，而IFN－α和DC－CIK治疗组三年和五年生存率均为100%，IFN－α和DC－CIK治疗组总生存率显著高于对照组。

天津肿瘤医院李慧等对42位术后Ⅰ～ⅢA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配对研究。42位患者随机分为DC－CIK联合化疗组和单纯化疗组，DC－CIK联合化疗组在接受化疗1个月后进行DC－CIK滴注治疗。每两次静脉滴注为一疗程，中间间隔1天，每次输注剂量为（13.07±1.37）×10 ⁹ DC－CIK细胞，间隔1个月后进行下一疗程输注，共进行4个周期的治疗。随访结果显示，单纯化疗组两年内肿瘤复发转移率为35.71%，而DC－CIK联合化疗组肿瘤复发转移率仅为21.43%；DC－CIK联合化疗组两年无病生存率（5.6%±7.2%）明显高于单纯化疗组（65.3%±8.0%）；另外，DC－CIK联合化疗组两年总生存率（94.7%±3.6%）也显著高于单纯化疗组（78.8%±7.0%）。以上结果显示DC－CIK能够增强临床化疗效果。

倪维静等对156例肿瘤患者使用DC－CIK治疗的方案是培养12～14天，经静脉回输，4次为一疗程，每疗程回输细胞总数＞4×10 ¹⁰个，可多疗程治疗。全组156例患者在接受DC－CIK细胞治疗后，身体状况均有不同程度的好转，食欲增加，精神状况好转，免疫力逐步增强，机体对放化疗的耐受性提高；本组156例中，有12例出现体温升高（37.5～38.5℃），其中有8例经多饮水后自行缓解，3例经物理降温及肛塞消炎痛栓后缓解。

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采用如下方案：细胞悬于250ml生理盐水中静脉滴注，每天1次，连输6天为一疗程，每个月行一个疗程。我中心方案：细胞悬于250ml生理盐水中静脉滴注，每天1次，连输3天为一疗程，每3个月行一个疗程。

DC－CIK治疗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发热，中低热患者指导其多饮水，通常数小时后体温可自行恢复正常。体温≥39℃，持续24小时以上停止细胞治疗并寻找原因及时处理。

细胞在体外需要合适的湿度、温度、酸碱度才能保持良好的活性，脱离了最佳生长环境，细胞活性和疗效会随时间延长而降低，副作用增加，故为保证输注细胞的活性及有效性，应在细胞处理完毕后尽快输注。

细胞回输前30分钟可给盐酸异丙嗪（非那根）或苯海拉明处理；输血器建立静脉通道，回输前生理盐水预冲管，细胞回输结束再次用生理盐水冲管。细胞治疗期间尽量避免使用激素类药物，以防抑制细胞免疫；LAK、CIK、TIL、DC－CIK细胞回输结束，继续给予IL－2（50～200）万IU治疗1周左右，心血管疾病患者应酌情使用。

过继性免疫细胞治疗配合化疗时，与化疗药物的使用需要一定的时间间隔，以免药物杀死回输后的细胞而降低疗效。一般来讲，化疗结束48～72小时回输细胞，回输细胞后5～7天才能进行下次化疗，具体的间隔时间根据所使用化疗药物的半衰期而定。

过继性免疫细胞治疗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发热、寒战、疲劳、乏力、恶心、注射局部红肿、疼痛、瘙痒等，大多数患者可自行缓解，一般不需特殊治疗，密切观察生命体征变化，必要时给予对症处理。目前认为细胞回输时适度发热是机体免疫反应的结果，对治疗肿瘤有益。严重的不良反应主要是过敏反应（发生率极低），可给予心电监护直至回输结束半小时，并制订抢救预案。

过继性免疫细胞治疗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无论基础研究还是临床试验，均取得可喜的成绩。随着相关的培养流程、质量标准、评价体系、应用指征、给药途径及方法等的逐渐统一及规范，基于大量临床试验的循证医学证据的进一步确证和完善，必将大幅推动过继性免疫细胞的临床应用。

疫苗（vaccine）是一种能刺激机体免疫系统产生抗特异性靶物质（如病毒、细菌等）的免疫反应的物质。从传统观念来看，疫苗是用于预防疾病的手段，而肿瘤疫苗（cancer vaccine）则不然。广义上讲，肿瘤疫苗主要是用来治疗肿瘤和防止肿瘤的复发和转移的。肿瘤疫苗是含肿瘤抗原基因或肿瘤抗原肽的疫苗，其原理是利用肿瘤细胞或肿瘤抗原物质诱导机体特异性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反应，以调节机体免疫功能，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理想的肿瘤疫苗一方面能诱导肿瘤细胞自身生长停滞或凋亡；另一方面能提高肿瘤的免疫原性，诱导机体产生特异性抗肿瘤的T淋巴细胞。但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诱导机体产生特异性抗肿瘤T细胞这一途径获得疗效的可能性更大。增强肿瘤细胞免疫原性的方法大体分为两类：一是通过修饰的肿瘤细胞，如抗原肽修饰或基因转染等；二是增强抗原提呈细胞提呈肿瘤抗原的能力。

全球肿瘤疫苗的研究至今已有近20年的历史，研究者们通过多种手段提高肿瘤的免疫原性，制备肿瘤疫苗，以激发机体的免疫系统，发挥抗肿瘤作用，但治疗性肿瘤疫苗的临床应用道路却是坎坷重重。2010年，治疗晚期前列腺癌的肿瘤疫苗Provenge获得FDA批准，为世界肿瘤疫苗的研究带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其试验结果显示，Provenge治疗的患者生存期比对照组延长了4.5个月。与此同时，临床试验结果也显示，肿瘤疫苗在肺癌、肾癌、肝癌等多种肿瘤中均显示出了可靠的疗效。肿瘤疫苗已成为肿瘤生物治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之一。

肿瘤疫苗属于主动免疫治疗的范畴。根据肿瘤抗原组分或性质的不同，肿瘤疫苗可分为细胞疫苗（cell－based vaccine）、病毒疫苗（virus－based vaccine）、蛋白/多肽疫苗（proteinand peptide－based vaccine）、DNA疫苗（DNA－base vaccine）、抗独特型疫苗（anti－idiotype vaccine）和异种疫苗（xenogeneic vaccine）等。细胞疫苗又包括肿瘤细胞疫苗（tumor cellbased vaccine）、基因修饰疫苗（gene modified vaccine）、树突状细胞疫苗（dendric cell－based vaccine）和融合细胞疫苗等。

肿瘤疫苗的设计需两个先决条件，一是选择合适的肿瘤抗原，二是选择合适的肿瘤抗原给予方式，两者对于肿瘤疫苗能否激发机体免疫反应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且与其他疫苗相比，肿瘤疫苗还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在设计和应用新的肿瘤疫苗时，应综合考虑以下几个问题：

1.人类肿瘤抗原的免疫原性较弱，常常需要免疫佐剂以增强肿瘤疫苗诱导机体免疫效应的能力。佐剂（adjuvant）是具有免疫增强作用的物质，有助于使较少的抗原获得更有效的免疫应答。常用的佐剂包括卡介苗、短小棒状杆菌、痘病毒、钥孔血蓝蛋白（keyhole limpet hemocyanin，KLH）及细胞因子等。

2.并非所有的肿瘤相关抗原都是疫苗治疗的理想“目标靶”，应针对特定肿瘤选择最适合、最特异的肿瘤抗原。

3.大多数肿瘤疫苗诱导机体产生细胞毒性T细胞免疫，但也可诱导产生体液免疫。

4.肿瘤疫苗的目的主要是治疗肿瘤而非预防肿瘤。肿瘤疫苗与传统疫苗在概念上不完全相同，它主要不是用于肿瘤的预防，而是通过诱导机体肿瘤抗原特异性的细胞免疫反应以杀伤肿瘤细胞，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

5.肿瘤疫苗存在接种方式、最佳剂量、免疫常规计划以及安全性等问题。与其他疫苗相同，在肿瘤疫苗的研究中，除了选择合适的抗原及免疫佐剂外，还需要考虑抗原的最佳剂量、最有效的免疫方案、强化免疫时间和频率等。同时，很多肿瘤疫苗的安全性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每种肿瘤疫苗的临床推广都需要确切的临床试验结果和安全性评价作为支撑。

目前批准用于临床的肿瘤疫苗为数不多，且关于肿瘤疫苗疗效的评价仍存在不少争议，但从当前的研究状况来看，肿瘤疫苗仍是一种非常有前景的肿瘤免疫治疗方法。

肿瘤细胞疫苗是将自身或异体同种肿瘤细胞，经过物理因素（照射、高温）、化学因素（酶解）以及生物因素（病毒感染、基因转移等）的处理，改变或消除其致瘤性，保留其免疫原性，常与佐剂（卡介苗等）联合应用，对肿瘤治疗有一定疗效。肿瘤细胞疫苗的优势在于它们含有大量的肿瘤相关抗原（包括已知和未知的肿瘤抗原以及患者个体独特的肿瘤相关抗原等），因此，这些抗原有被免疫系统识别的潜能。但是这种方法的缺点主要是难以获得大量的自身肿瘤细胞，而异体的肿瘤细胞可获得充足的来源，但可能受到患者HLA配型和异体肿瘤细胞同自体肿瘤抗原性有差异的限制。

19世纪70年代开始已有肿瘤细胞疫苗的相关临床试验报道，最早在恶性黑色素瘤患者中进行。后来，在1909年，Coca和Gilman报告用自身肿瘤组织疫苗治疗40例包括口腔、膀胱、乳腺、宫颈、峡部、骨盆、颈部、直肠和霍奇金淋巴瘤等肿瘤患者，只有部分患者在首次接种后3周进行了加强免疫注射，其他患者只进行了1次疫苗治疗。随访过程中，有4位患者的肿瘤消退，3位患者达到平稳状态，7位患者无病生存期达6个月。但遗憾的是，此次试验并未建立制备疫苗的标准。

20世纪90年代多采用一种或多种抗原与佐剂联合应用，这一途径目前仍在延续使用。Pattillo用自身和同种异型肿瘤疫苗与BCG联合治疗晚期黑色素瘤、宫颈、卵巢和乳腺癌患者，临床反应为肿瘤消退和生长得到控制。Hoover等用照射过的自身肿瘤细胞疫苗和BCG联合治疗Dukes B2和Dukes C期结肠癌患者，治疗组复发率明显低于对照组，但死亡率并无明显改善。Finney等报道用自身肿瘤组织溶胞产物与弗氏佐剂治疗9例黑色素瘤、肉瘤患者，所有9例患者注射疫苗后血清中抗体滴度均比接种前高。在最初注射后的15～25天，注射部位出现不规则红斑、肿胀和压痛，但这些体征持续2～7天后可消退。这项研究证明肿瘤细胞溶胞产物疫苗能诱发肿瘤特异性细胞毒作用。

21世纪初开始用灭活的肿瘤细胞（如自体或同种异体疫苗）、细胞滤液等进行治疗，但总体效果仍不佳。用处理的肿瘤细胞联合BCG或G－多糖类物质治疗肾癌和黑色素瘤取得了一定的效果。Morton用同种异体黑色素瘤细胞与BCG联合进行初步的临床试验，有35%的患者产生高水平的抗黑色素瘤抗体。随后，使用含有高浓度的6种特异性黑色素瘤抗原的3株细胞构建一种新的同种异体黑色素瘤细胞疫苗，选取Ⅲ期和Ⅳ期黑色素瘤患者进行Ⅱ期临床试验。136名患者接受每2周1次，共4周的疫苗联合BCG治疗，随后每个月1次，共1年的疫苗治疗。疫苗注射后3个月可在患者体内检测到抗黑色素瘤抗原的抗体，生存期明显长于其他治疗的患者。而且，中位生存期在30个月的患者血液中抗黑色素瘤抗原的IgM抗体显著增加，有明显的DTH强反应（＞10mm）。后续的Ⅲ期多中心临床试验将进一步阐明这种黑色素瘤疫苗的疗效。Mordoh、Berd和Dillman等的临床试验研究均取得了类似的疗效。

总的来说，自体和异体的肿瘤细胞疫苗超级免疫反应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其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增加疫苗的免疫原性。目前增加免疫原性主要有以下几种方法：①应用物理、化学或生物学的方法处理肿瘤细胞后进行主动免疫治疗，如加热、冷冻、照射等处理的疫苗等，能使肿瘤细胞失去分裂增殖能力，并改变抗原结构，提高免疫原性；②将肿瘤细胞疫苗加入微生物佐剂BCG或预先给予CTX，或加入异种蛋白或用半抗原修饰肿瘤细胞等方法增强其免疫原性，可增强患者对自身肿瘤细胞的DTH反应，提高缓解率，并使转移灶患者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延长；③通过基因修饰（如转染GM－CSF、IL－2等）可使肿瘤细胞增加免疫刺激因子的分泌，继而募集和激活接种部位的抗原递呈细胞，有利于肿瘤相关抗原的摄取和递呈。目前包括GM－CSF在内的细胞因子修饰的肿瘤疫苗已进行了Ⅰ期和Ⅱ期的临床试验。

与肿瘤细胞疫苗相比，用体外抗原致敏的DC细胞疫苗能直接激活幼稚T细胞、CD4 ⁺Th细胞和CD8 ⁺CTL细胞，诱导机体强大的免疫反应。目前，DC介导的疫苗主要有三大类：①肿瘤抗原修饰的DC；②细胞性肿瘤抗原修饰的DC；③肿瘤抗原及细胞因子基因转染的DC。

抗原的选择对于能否诱导抗肿瘤免疫反应是十分重要的，筛选抗原肽作为抗原负载DC是一种常用的方法。可用作疫苗的抗原肽有肿瘤抗原、分化抗原、肿瘤独特型抗原、癌基因及抑癌基因产物、黏蛋白等。动物模型及人体临床试验已证明，DC与肿瘤抗原肽结合之后可激发抗肿瘤CTL效应，从而产生有效的抗肿瘤免疫。将这种DC疫苗回输给机体，可预防肿瘤播散、复发及治疗肿瘤。1998年，研究者使用肿瘤肽致敏的DC成功地激活体内特异性CTL，并消除和抑制肿瘤生长。德国学者用负载Her/neu75肽或MUC1－M1肽的DC疫苗治疗乳腺癌和卵巢癌，10例患者中有5例患者体内检测到特异性CTL，且持续6个月以上。Murphy等人用2种HLA－A2限制性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致敏DC治疗前列腺患者，结果30%的患者为PR，且有50%的患者血清前列腺特异性抗原降低。这些结果对今后用其他抗原肽DC疫苗治疗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然而，这种疫苗半衰期短，只能提供短暂的刺激，诱导的免疫反应只针对该种T细胞表位肽而不能引起广泛的T细胞免疫反应。并且这种疫苗还受MHC－Ⅰ类分子以及患者肿瘤是否表达该靶抗原的限制。另外，应用肿瘤抗原MHC－Ⅰ类多肽冲击DC，可提高肿瘤抗原浓度及靶向性，启动针对肿瘤抗原的免疫反应。

由于目前明确的肿瘤特异性抗原或相关抗原还知之甚少，因而给予瘤细胞全部抗原信息修饰DC尤为必要。这种方法包括肿瘤细胞裂解液、死亡的肿瘤细胞等，优势在于负载的抗原包含了多种表位肽或肿瘤细胞的整个抗原库，能让机体的MHC分子从抗原的氨基酸序列中自行选择相配的表位肽，可以启动针对肿瘤抗原的免疫反应。近年来，DC/肿瘤融合细胞疫苗成为肿瘤免疫研究的热点。在Ⅰ/Ⅱ期试验中，据报道用融合疫苗治疗的病种有转移性肾癌、转移性黑色素瘤、恶性脑瘤、神经胶质瘤和转移性乳腺癌等。Zhou等报道10位进展的肾癌患者接受疫苗治疗后，6人的病情稳定持续了1.5年；Brtbuto等用疫苗治疗22位转移性肾癌的患者，有3人达到了PR，14例患者达到了SD，稳定期平均为13个月；Williams等运用DC与RCC融合疫苗治疗9例转移性肾癌患者，所有患者病情均有好转，3例6个月后病情完全缓解；Alexander等采用DC和RCC患者自身肿瘤细胞融合成DC疫苗，皮下接种治疗17例转移性RCC患者，随访6个月，其中4例患者肿瘤完全消退，2例肿瘤缩小50%以上；同时，在恶性黑色素瘤4个独立的试验中，转移性皮肤黑色素瘤有3人达到CR。

虽然融合疫苗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目前仍尚存一些问题：①用于临床治疗的DC疫苗的标准化，包括疫苗制备的质量控制，如何提纯DC/肿瘤融合细胞，确定最佳体内应用剂量、途径、时间、与其他佐剂联合应用等；②DC在肿瘤环境中会导致功能缺陷，可以通过用异体（健康自愿者）诱导产生的DC来代替功能缺陷的DC，从而产生更好抗癌效果的融合疫苗。

基于DC的基因疫苗有：转染肿瘤抗原RNA 的DC疫苗、转染肿瘤抗原DNA的DC疫苗及转染细胞因子基因的DC疫苗等。利用转染肿瘤抗原RNA/DNA的DC疫苗的优势在于只需少量的肿瘤组织，转染的RNA/DNA编码的抗原能同时被MHC－Ⅰ和Ⅱ类分子递呈，因此能同时激发CD8 ⁺和CD4 ⁺T细胞反应，是一种有前途的方法。同时经基因转染DC可持续表达肿瘤抗原，避免了前两种疫苗经抗原降解而影响其功能的不足。

目前临床上研究较多的是用肿瘤相关抗原基因和细胞因子（如IL－2、IL－4、IL－7、IL－12、IFN－γ、GM－CSF等）基因修饰的DC。临床试验大部分在黑色素瘤患者进行，其他如神经母细胞瘤、肺癌、胰腺癌、前列腺癌、肉瘤、肾癌、卵巢癌和血液系统肿瘤等治疗也在评估中。

尽管近年来关于DC疫苗研究很多，发展也较快，但临床应用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①如何运用有效的抗原避免其功能缺陷造成的免疫逃脱现象；②不同DC的制备方法，包括运用什么细胞因子诱导DC、使用的剂量和时间、使用何种促成熟因子等；③用何种肿瘤抗原构建DC疫苗，如多肽、细胞裂解液等，以及所需的抗原剂量、致敏DC的最佳时间；④不同的DC使用方法，如以何种途径回输体内，使用剂量、方法、方案等。

从目前报道看，DC疫苗在肝癌、乳腺癌、黑色素瘤、肾癌、淋巴瘤等疾病的基础与临床治疗方面已取得令人鼓舞的结果，且有相关报道采用一些手段能增强DC疫苗的疗效，如用抗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CTLA－4）、程序性死亡受体（PD－1）单克隆抗体阻断抑制性共刺激分子增强DC引起的免疫反应和抗肿瘤疗效等。DC疫苗作为一种特异性的抗肿瘤免疫治疗，其前景还是值得期待的。

DNA疫苗为一种主动免疫或免疫治疗疫苗，由直接导入编码免疫原的重组质粒诱导产生抗原特异性体液和细胞免疫应答。DNA疫苗可通过肌肉、皮肤、口腔（常用细菌作为载体）、呼吸道（雾化剂）或其他途径（如阴道）注射等产生免疫反应。研究显示，质粒经注射后，其编码的抗原可被抗原呈递细胞（主要是DC）递呈。

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密歇根州大学进行了第一个质粒DNA疫苗治疗黑色素瘤的临床试验。试验选取5例HLA－B7阴性的转移性黑色素瘤和皮下有肿瘤结节的患者注射编码外源性HLA－B7的DNA疫苗，目的在于通过外源性MHC抗原激活免疫来增强肿瘤细胞的免疫原性。DNA疫苗注射后所有患者的肿瘤组织活检均表达HLA－B7蛋白，且3例患者出现肿瘤特异性CTLs，1例患者肿瘤结节出现消退。

随着越来越多肿瘤抗原的筛选和鉴定，为肿瘤疫苗的设计提供了可供选择的靶分子。研究的肿瘤不仅局限在实体瘤（如恶性黑色素瘤、前列腺癌、肾癌等），也包括一些血液系统的肿瘤。在这些试验中，多数均检测到治疗后能引发机体的细胞和体液免疫，肿瘤获得客观缓解的相对较少，治疗过程中没有观察到严重的不良反应。

大量实验证据显示，应用肿瘤相关抗原（TAA）制备疫苗，能增强TAA的免疫原性，有可能诱导出相对特异的抗肿瘤免疫应答。TAA是一类存在于肿瘤细胞表面的大分子，可被自身、同系、同种和异种的免疫系统识别，并可刺激机体产生相应的抗体。

目前已有符合GMP生产的商品化短肽直接用于研究，但早期的研究结果显示，单独使用肽作为疫苗取得的疗效是很微弱的，其原因主要是：①免疫原性差，很难诱导免疫反应；②TAA也表达于正常细胞，机体对这类抗原已产生免疫耐受，不能将其视为外来抗原。目前已有多种TAA表位肽被筛选和鉴定，如癌胚抗原（CEA）、前列腺特异性抗原（PSA）、恶性黑色素瘤的MACE基因族（MACF－1）编码的蛋白抗原等。

肽疫苗进行临床试验研究最多的是在黑色素瘤患者中进行的，Marcchand等用一种HLA－A1限制性肽对12例转移黑色素瘤患者进行注射治疗，12例患者中6例因疾病发展迅速在注射1或2次后便终止治疗，剩余6例接受至少3次疫苗治疗，有1例出现临床反应，1例在治疗3次后出现混合反应但在1个月后死亡，1例皮肤有1～3mm转移患者出现部分反应，1例肺转移患者出现部分反应。Jager等报告用MART－1、酪氨酸酶和gp100抗原肽联合治疗黑色素瘤患者，经治疗的6例患者无临床反应，患者对MART－1和酪氨酸酶肽产生特异性前体细胞反应，但对gp100肽未产生反应。在后续的研究中，研究者继续用黑色素瘤相关肽对3位患者进行皮内注射，同时在开始前3天每天进行GM－CSF全身应用，直到接种后2天停药。3例患者均产生DTH阳性反应，且均有临床消退反应。然而，自1996年后未能对这一方法进行随访观察。总结目前临床报道研究结果，肽疫苗治疗转移性黑色素瘤患者有效率在10%～30%，且无严重的不良反应。

随着多种TAA逐渐被研究者发现，多种肽疫苗已开始进行临床试验研究，如用ras癌基因肽接种治疗结肠癌、肺癌或胰腺癌患者；用HER－2/neu癌基因产物肽治疗乳腺癌、卵巢癌、结直肠腺癌患者以及针对CEA和PSA疫苗治疗结肠癌和前列腺癌患者，初步研究已取得令人惊喜的效果，其后期临床研究疗效值得期待。

蛋白质疫苗含肿瘤抗原整个或部分蛋白质，包含了更多的MHCⅠ和MHCⅡ类分子限制的表位肽，克服肽疫苗免疫原性弱，以及只含有单表位肽的缺点。虽然直接纯化肿瘤抗原较困难，但利用重组蛋白质技术可以使之大量生产。蛋白疫苗在设计中，其基本的技术要求如下：①维持目的蛋白质的空间结构，尽量保持抗原位点的关联和可能的构象；②具有能够诱导保护性免疫反应的抗原表位；③抗原分子较小者，应连接载体形成大分子的融合蛋白抗原。载体蛋白不能影响抗原分子的空间结构而干扰其免疫原性。

蛋白疫苗注射到机体后，通常是被APC（主要是DC）摄取，被递呈到MHCⅡ分子或可能被递呈到MHCⅠ分子上。蛋白疫苗激发的免疫反应通常以体液免疫反应为主，而且通常需要辅助使用佐剂。Marchand等报道用重组MAG－3蛋白联合QS21和单磷脂混合的佐剂治疗33例黑色素瘤患者，结果显示2例患者达PR，2例混合反应和1例SD，且在3例膀胱癌转移的患者中，1例PR。

近几年对黏蛋白疫苗的研究较多，MUC1是一种高分子量黏蛋白，存在于正常腺细胞和多种癌细胞表面。目前用黏蛋白疫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MUC1和IL－2结合的病毒载体疫苗治疗乳腺癌、前列腺癌等均已进入Ⅱ期临床试验，其临床疗效值得期待。

热休克蛋白（heat shock proteins，HSPs）是20世纪60年代初发现的一类在生物进化过程中高度保守的应激蛋白，在细胞内作为分子伴侣参与蛋白质的折叠、装配、转运和降解，在原核和真核细胞内均存在。HSP的命名常以分子量的不同来区分，如HSP60、HSP70、HSP90、HSP110等；同时有一部分是以葡萄糖调控蛋白（glucoseregulated proteins，GRP）来命名，如GRP94和GRP95等。

HSP本身并没有肿瘤抗原的作用，然而HSP能同肽结合介导免疫反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发现肿瘤细胞纯化的HSPs能引起针对这些肿瘤抗原的特异性CTL反应，并能在体内抑制肿瘤的生长。近年来研究发现，HSP表达与肿瘤免疫原性强弱密切相关，提示HSP在抗肿瘤免疫治疗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只有肿瘤来源的HSPs才有激发抗肿瘤特异性免疫反应的作用，而正常细胞分离的HSPs并无抗肿瘤的作用。Tamura报道首先对小鼠皮下荷瘤，然后分别提取肿瘤来源的HSP70和gp96用于自体肿瘤治疗，结果显示HSP能有效缩小肿瘤的体积，有些小鼠肿瘤甚至完全消退，转移灶数目明显减少。然而从非同种肿瘤中提取的HSPs则不能抑制肿瘤的生长，此实验也进一步体现了HSPs的特异性。

目前人体的Ⅰ/Ⅱ期临床试验也已经在陆续开展，包括已经报道的黑色素瘤和结肠癌等。Mazzaferro等报道29例大肠癌术后肝转移再次手术的患者，经自体肿瘤来源的HSP疫苗治疗后，15例检测到有增强的HLA－Ⅰ类分子限制的T细胞介导的抗结肠癌免疫反应，且患者的2年生存和DFS均有明显的延长（分别为89%vs 64%，46%vs 18%）。Janetzki等利用患者手术切除的肿瘤组织来源的HSP治疗自身肿瘤，能诱导特异的CTL，且能消灭患者残留和微转移的肿瘤细胞。

HSPs疫苗结合的抗原肽包含了某些肿瘤特异性抗原，因而提供了一种良好的肿瘤疫苗个体化治疗策略，为个体特异的免疫治疗带来了新的希望。然而也正是这种高度个体化的治疗限制了其广泛应用，原因主要是需从患者获取足够的新鲜肿瘤组织，且体外制备过程较复杂和费时，仅限于有良好条件的单位开展应用。

肿瘤免疫的主要问题是TAA免疫原性弱，抗肿瘤免疫无效常是免疫系统对肿瘤抗原耐受造成的。1973年Lindemann提出免疫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抗体和淋巴细胞组成的网络的观点，随后于1974年Jerne根据一些证据总结提出免疫网络学说，即肿瘤抗原可刺激机体产生独特型的抗体（Ab1），Ab1可以产生特异性的抗体（Ab2），而Ab2又可以随之产生Ab3，乃至抗体Ab4、抗体Ab5，从而形成了一个相互制约的、相互连锁的、处于动态平衡的、闭合型的、多层次的级联网络结构，构成网络结构的物质基础是独特型和抗独特型。

独特型抗体（idiotype，Id）不同于一般的抗原，它具有自身免疫原性，而抗独特型抗体（anti－idiotypic antibody，Anti－Id）是指针对抗体的独特型产生的抗体，具有模拟肿瘤抗原和免疫调节的双重作用，可打破机体对肿瘤抗原的免疫抑制状态，而且安全、可靠、易于标准化，因而被认为是一种颇有前景的肿瘤疫苗。采用模拟TAA的Ab2抗体刺激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应答，已在许多动物实验中得到证实，包括B淋巴细胞肿瘤、T细胞性白血病、乳腺癌、黑色素瘤、结肠癌、胰腺癌等。目前，有几种TAA抗Id已开始临床试验，并显出一定的疗效。Buckley等用模拟结肠癌相关抗原的Ab2（205AD7）治疗晚期结肠癌患者，存活期长达12个月，明显高于对照组的4个月。Foon等用鼠源性Ab2CcaVac治疗32例直肠癌患者，体内均产生了针对CEA的高低度Ab3，80%的患者有特异性T细胞增殖。9例不完全切除的Dukes D期患者中，2例14～20周死亡，7例平均16周内无复发迹象；而对照组完全切除的Dukes D的患者中，仅有20%的治愈率，大部分在2年内复发；其余患者的存活时间明显高于对照组。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是GM2神经节苷脂疫苗在黑色素瘤患者中的应用，从目前报道的抗黑色素瘤的临床研究结果来看，多数有效加上稳定的患者在20%～30%左右，部分报道显示对患者生存有明显的改善。

自从1974年N.K Jerne提出免疫网络学说以来，对抗独特型抗体的研究就成为生物技术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无论是理论研究或应用研究，均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和应用前景。抗独特型抗体的提出，给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从首次提出它可被开发为疫苗制剂至今，经过将近30年（Nisonoff等，1981）的发展，给患者带来希望，大多数临床资料显示部分患者的存活期有所延长或肿瘤有消退的趋势。然而用抗独特型抗体疫苗治疗肿瘤仍处于研究阶段，临床研究资料有限，通过人们对抗独特型抗体疫苗的进一步研究和改造，其必将成为一种有效治疗肿瘤的方法。抗独特型抗体疫苗的Ⅲ临床试验正在进行之中，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联合其他治疗方法，如联合其他疫苗、细胞因子、免疫增强剂以及酪氨酸酶抑制剂、抗血管生成等。

异种疫苗是一种全新概念的肿瘤疫苗，随着其抗肿瘤潜能的日益显现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异种疫苗利用异种生物的细胞、蛋白、多肽和基因等作为抗原制备疫苗，与传统的肿瘤疫苗不同，异种疫苗利用不同种属间物种的同源基因在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细微差别诱导机体产生针对异种同源蛋白及自身肿瘤靶抗原的交叉免疫反应，从而打破宿主对自身肿瘤抗原的免疫耐受，激发机体抗肿瘤免疫应答而达到治疗肿瘤的目的。目前异种疫苗主要包括全细胞疫苗、树突状细胞疫苗等。

异种细胞疫苗是应用最早的异种疫苗，异种细胞经理化或者生物学方法处理后，消除其致瘤性，保留其免疫原性。全细胞疫苗的优点是一方面保留细胞上所有的分子，包括一些未知的分子，机体可产生针对多个靶分子的免疫应答；另一方面异种细胞疫苗可大量制备，尤其是异种细胞株体外培养可使细胞代谢同步化，使其处于抗原性最强的G期。

大量临床前动物实验研究提示，异种细胞疫苗具有强大的抗肿瘤效应。魏于全等的研究表明，用人胎儿脐静脉血管内皮细胞株或者牛肾小球内皮细胞株制成疫苗免疫接种纤维肉瘤、肝癌及乳腺癌的BALB/c小鼠，免疫后肿瘤停止生长，生存期明显延长。多项异种黑色素瘤疫苗的小鼠实验也证明其可诱导特异性免疫反应，抑制肿瘤生长。

尽管异种细胞疫苗表现出显著的抗肿瘤疗效，但也存在特异性差、制备复杂等缺点，并且其抗原成分复杂，是否存在潜在的病理效应还有待证实。

在最近的研究中，有学者比较自身DC瘤苗和异源DC瘤苗的疗效，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发现异源DC瘤苗比自身DC瘤苗取得了更好的治疗效果。Yasuda等采用Balb/c（H－2d）小鼠的CT26CL25结肠癌细胞株和同基因的DC（Balb/c）、同种异基因C57BL/6（H－2b）小鼠的DC、半同种异源B6D2F1（H－2b/d）小鼠的DC分别融合，预先免疫再接种肿瘤，结果用半同种异源或同种异基因DC/肿瘤融合细胞能诱导完全反应，小鼠几乎无肿瘤形成，而用同基因的融合疫苗只有部分反应（75%的抗肿瘤反应）。

在临床应用中，异种DC融合瘤苗可能比患者自身DC融合瘤苗能引出更强的抗肿瘤免疫反应。Fong等将患者自身DC负载重组小鼠前列腺酸性磷酸酶（prostatic acid phosphatase，PAP）蛋白制备成疫苗回输给21例转移性前列腺癌患者进行Ⅰ期临床试验，疫苗回输后均产生了针对小鼠PAP的细胞免疫应答。11例患者的T细胞增殖明显，并且部分患者产生了针对小鼠PAP及自身PAP抗原的体液免疫应答。更为重要的是，6例患者病情得到稳定。Suzuki等的研究也表明，用异源的DC/肿瘤融合疫苗治疗效果优于自身的DC/肿瘤融合疫苗。然而，在另一项研究中，Marten等认为两者的细胞毒T细胞激活上无明显的区别。

总之，无论是自身或是异源的DC融合疫苗均能激发机体抗肿瘤效应，但异源DC融合疫苗可能引发更强烈的抗肿瘤反应。然而，异源DC融合疫苗引发抗肿瘤反应是违背免疫反应原则的，原则上要求APC上的MHC分子和反应的T细胞之间应有同源性。而且来自异源的DC带有与肿瘤患者不同的MHC分子，输入患者体内，很有可能引发免疫排斥反应。目前异种DC疫苗的临床研究仍较少，其临床价值及应用前景有待进一步扩大样本量及深入的临床研究验证。

目前批准用于临床的肿瘤疫苗为数甚少，如1999年加拿大批准了治疗黑色素瘤的melacine疫苗用于临床，2000年荷兰批准oncovax用于治疗结肠癌，2010年4月美国FDA批准的用于治疗晚期前列腺癌的DC疫苗Provenge（sipuleucel T）等。但总的来讲，肿瘤疫苗仍是一种十分有前景的抗肿瘤免疫治疗方法。表3－1对目前常用的一些肿瘤疫苗在临床应用中的优缺点进行了一个简单的比较和总结。

今后肿瘤疫苗研究的改进方法可能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解除免疫抑制作用，下调FasL、IDO、B7－H4、TGF、IL－10、PGE2，上调MHC分子等。

2.合理对抗免疫抑制细胞，如调节性T细胞、髓样抑制细胞等。

3.破坏肿瘤生长的微环境，如抗血管生成、肿瘤相关的间质细胞。

4.调节免疫耐受和低功能的免疫效应细胞。

5.促进效应细胞的扩增，如抗CD3和抗4－1BB抗体等。

6.针对治疗性疫苗优化免疫程序和免疫途径。

7.特异性免疫联合非特异性免疫。

8.主动免疫与被动免疫结合。

9.肿瘤免疫与放疗、化疗、手术治疗相结合。

10.治疗适应证重点选择预防肿瘤的复发转移。

11.肿瘤治疗性疫苗有可能在高危人群中用于预防免疫。

肿瘤疫苗的发展目前已逐渐显示出其强劲的生命力，相信随着肿瘤免疫学研究的进展，更为先进、有效的肿瘤疫苗会不断涌现，越来越广泛地用于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肿瘤疫苗巨大的临床应用价值将得到更好的凸显。

免疫调节剂治疗是最早开展的肿瘤生物治疗之一，也是应用历史最悠久的治疗方法之一。免疫调节剂，又指生物反应调节剂（biological response modifiers，BRMs），泛指具有免疫调节、增强、兴奋和恢复机体免疫功能的非特异生物制剂。肿瘤免疫调节剂治疗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免疫因子或者制剂刺激机体免疫系统，激活非特异免疫和（或）特异免疫，激发抗肿瘤免疫反应，从而起到治疗肿瘤的作用。众多研究表明，在正常的免疫监测下，机体免疫系统能够及时追踪和杀灭变异细胞和癌变细胞，起到免疫清除的作用；然而在长期慢性致癌物刺激和免疫力下降的条件下，变异的肿瘤细胞发生肿瘤抗原隐匿、共刺激分子缺失、Fas表达障碍等一系列改变，特别是免疫负性调节因子（IL－10、TGF－β等）的大量产生，促使癌变细胞免疫逃逸和免疫耐受，最终形成恶性肿瘤。机体免疫活性的下调贯穿肿瘤发生发展始终，无论早期还是晚期都适合应用免疫调节剂，协助激发自身免疫对抗肿瘤能力，抑制肿瘤进展。大量临床试验证实：免疫调节剂与手术、化疗、放疗、细胞免疫治疗等治疗手段联合应用均具有协同增效作用。因此，免疫调节剂作为激发抗肿瘤免疫反应的“辅佐成员”，在肿瘤治疗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具有抗肿瘤活性的免疫调节剂主要有以下功能：①增强NK细胞、T细胞等免疫效应细胞的抗肿瘤免疫活性；②非特异激活机体免疫活性，增强机体的免疫力，间接增加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反应；③改变肿瘤细胞恶性生长特性或者分化方向，降低机体的免疫抑制水平；④增强机体对细胞毒性损伤的耐受能力，与其他治疗方法起协同增效作用。

目前用于治疗肿瘤的免疫调节剂主要包括细胞因子（cytokines）、胸腺肽、卡介苗和中成药四大类。

细胞因子（cytokine，CK）是一类由活化的免疫细胞（淋巴细胞、树突状细胞、巨噬细胞等）和非免疫细胞（成纤维细胞、血管内皮细胞、上皮细胞及某些肿瘤细胞等）所分泌的小分子蛋白物质的统称，能够作用于分泌细胞本身或邻近其他细胞，具有调节固有免疫和适应性免疫效应、促进炎症反应、促进造血，以及刺激细胞活化、增殖、分化等多种生物学功能。细胞因子是目前临床应用最广泛、疗效最显著的一大类BRMs。

细胞因子种类繁多，根据细胞因子的主要功能不同分为以下6大类：①白细胞介素；②集落刺激因子；③干扰素；④肿瘤坏死因子；⑤趋化因子；⑥生长因子。细胞因子生物学活性广泛，免疫调节作用机制各异，但作为免疫调节剂的细胞因子一般多具有以下共同特点：①相对分子量较小，一般小于80kD；②正常静息状态下，细胞基础储存量极少，在体内需经激活后大量合成并分泌；③大部分以非特异方式发挥作用，增强局部或者全身免疫活性，部分细胞因子具有靶向增强某一类免疫效应细胞活性功能；④来源和免疫效应具有多样性，即一种刺激可促使同一种细胞分泌多种细胞因子，同时一种细胞因子也可由多种细胞合成分泌，并且作用于多种靶细胞；⑤大多通过自分泌或旁分泌方式短暂的产生并且在局部释放发挥生物活性，增强机体免疫力；⑥细胞因子通常与效应细胞表面具有高度亲和力的特异性受体结合，多种细胞因子与其对应受体构成了细胞因子作用网络，共同调节效应细胞的免疫功能；⑦与神经递质、激素等组成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调控网络信息交流信号，参与调节人体整体生理功能；⑧细胞因子增强机体免疫功能，提高机体防御能力，同时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抑制机体免疫力的下调作用。

细胞因子的抗肿瘤机制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对肿瘤细胞的直接毒性作用；②抑制恶性肿瘤细胞的生长和促进肿瘤细胞分化成熟；③破坏肿瘤细胞血管和营养供应；④调节宿主免疫应答，增强细胞毒性T细胞、NK细胞等免疫效应细胞的杀瘤作用，激发抗肿瘤免疫反应；⑤下调调节性T细胞、髓源性抑制细胞等负性调节细胞的数量和活性，逆转机体的肿瘤免疫耐受；⑥促进骨髓恢复造血功能，减弱放疗、化疗等对骨髓造成的毒性作用。

细胞因子临床应用具有以下特点：①无常规药物的剂量反应关系，大部分推荐长期低剂量给药效果较好；②疗效出现缓慢；③疗效稳定，可延长肿瘤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④副作用小且短暂，大部分患者可耐受；⑤与手术、放疗、化疗、生物治疗等联合应用效果优于单一治疗。

细胞因子在抗肿瘤免疫及其调节中具有重要作用，与肿瘤生物治疗有关的细胞因子主要分为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干扰素（interferon，IFN）、集落刺激因子（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CSF）、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及各种造血相关细胞因子等，主要用于白血病、淋巴瘤、实体瘤、病毒感染、造血抑制、放射损伤等的治疗。

白细胞介素（interleukin，IL）最初主要指由白细胞产生又在白细胞间发挥调节作用的细胞因子，进一步研究发现，其他细胞如基质细胞和内皮细胞等也可以产生白细胞介素。现将由免疫细胞等所分泌的某些发挥非特异性免疫调节作用和在炎症反应中起作用的因子统称为IL。IL是人类免疫系统中的天然成分，是一类细胞激酶，化学成分为蛋白质，是介导免疫细胞间相互作用的细胞因子，参与基础免疫调节、造血、炎症、肿瘤免疫等生物过程。以IL命名的细胞因子已达30多种，目前临床常用的有IL－2、IL－12等。

IL－2于1976年由Morgan等用丝裂原刺激T淋巴细胞实验中首次被发现，曾被称为T细胞生长因子。天然人IL－2主要是由T淋巴细胞（CD4 ⁺或者CD8 ⁺T淋巴细胞）产生的，部分来自NK细胞、B淋巴细胞等。IL－2是分子量为15.5kD的蛋白质分子，由133个氨基酸残基组成，并包括由20个氨基酸所组成的信号肽，可在分泌时被切除。IL－2受体主要分布于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NK细胞、巨噬细胞等细胞表面，IL－2与相应受体结合后，能够激发机体强大的免疫活性。IL－2能够促进T淋巴细胞的增殖和分化，诱导细胞毒性T细胞的产生和增殖，促进NK细胞增殖并保持它的杀伤力，增强单核巨噬细胞的杀伤能力，与其他细胞因子发挥协同作用等。因此，白细胞介素－2作为一种细胞生长因子，不仅能诱导T细胞增殖和分化，而且能增强机体的整体免疫监视功能，在机体免疫调节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IL－2最早是作为一种免疫调节剂应用于肿瘤的治疗，具有较强的抗肿瘤免疫活化作用，可以有效地提高机体的免疫功能，介导体内肿瘤消退。新近研究表明，IL－2可以增强机体对不同免疫原、病原体及肿瘤的免疫反应性，促进抗原特异性T细胞的增殖和分化，诱导生成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cytokine induced killer cells，CIKs），促进NK细胞增殖，增强细胞毒性T细胞、CIKs细胞、肿瘤浸润T细胞、NK细胞等免疫效应细胞的杀伤能力，从而发挥抗肿瘤免疫效应。IL－2因其独特的免疫活化作用，已成为目前临床应用最广泛的细胞因子之一。

IL－2作为免疫调节剂用于肿瘤的治疗，能有效地打破机体的免疫耐受局面，激发强大的抗肿瘤免疫效应，发挥有效的抗肿瘤作用，特别是在肾癌和黑色素瘤的临床治疗中获得可喜的临床疗效。临床研究表明，大剂量IL－2静脉推注、连续静脉点滴或者皮下注射治疗方案均可以起到较好的临床疗效。IL－2分别于1992年和1997年被FDA批准用于治疗肾癌和黑色素瘤。David McDermott在第37届ASCO会议中报告大剂量IL－2可作为晚期肾癌的标准治疗。Ⅲ期临床试验研究表明，大剂量IL－2与低剂量IL－2相比有效率分别为25% 和11%，中位生存时间分别为15个月和12个月，大剂量IL－2治疗方案疗效明显优于低剂量IL－2治疗方案。Yang JC等在高剂量及低剂量IL－2治疗转移性肾癌患者的随机研究中发现，高剂量能产生更强的抗肿瘤活性，同时带来更严重的毒性及死亡率。大剂量IL－2治疗是转移性黑色素瘤的标准治疗方案，可以产生持久的疗效和延长患者的生存期。一项临床试验研究，用低剂量IL－2治疗26例黑色素瘤失败后，改用高剂量IL－2静脉推注又获得了19%的有效率。另一项临床试验报道联合IL－2的生物化疗方案治疗转移性黑色素瘤，32.5%的患者能获得持久的临床反应。由此可见，IL－2是有效的抗肿瘤免疫治疗制剂，尤其适合肾癌和黑色素瘤的免疫治疗。

IL－2不仅可以单独用于肿瘤治疗，而且还可以联合IFN－α、IFN－γ、GM－CSF、化疗等治疗恶性肿瘤。大量临床试验发现，IL－2联合IFN－α治疗肾癌未观察到联合增效作用。部分临床试验发现IL－2联合IFN－α可以协同提高黑色素瘤的临床疗效，但是多中心临床试验中未观察到联合增效作用。低剂量IL－2联合化疗治疗晚期黑色素瘤临床有效率一般在15%～25%，高剂量IL－2联合化疗有效率最高可达42%。然而，大部分的IL－2与其他药物的联合治疗均未见联合增效作用。

目前，重组IL－2广泛用于临床治疗肿瘤，并可作为免疫佐剂与免疫原性弱的亚单位疫苗联合应用，以提高机体保护性免疫应答水平。①抗肿瘤作用：在肾癌、恶性黑色素瘤、乳腺癌、膀胱癌、肝癌、结直肠癌、淋巴瘤、肺癌等恶性肿瘤的生物治疗中，IL－2发挥重要的作用。通常采用低剂量IL－2连续给药、IL－2与IFN－α联合应用、生物化疗、生物靶向治疗等模式，疗效因病种不同而有所差异，目前多项临床试验已经证实其疗效。②IL－2作为佐剂与免疫原性弱的亚单位疫苗联合应用，用于增强疫苗的免疫原性和免疫刺激性，可提高机体保护性免疫应答的水平。

IL－2治疗的疗效反应和毒副反应依赖于给药途径、剂量和治疗方案，并且个体差异性较大。大剂量IL－2治疗的副反应明显强于低剂量IL－2治疗。常见副反应主要有：①血管渗漏综合征：常见临床表现为广泛性水肿、体重增加、肺淤血、低血压、少尿、胸膜渗出和腹水等；②发热和寒战；③血压下降和心率增加；④进行性的肺间质水肿；⑤不同程度的厌食、恶心、呕吐和腹泻等，与使用剂量相关；⑥皮肤红斑、烧灼感、瘙痒等，甚者肌痛、关节痛；⑦肝、肾毒性，呈剂量依赖性；⑧治疗期间少数患者出现可逆性贫血；⑨过敏反应，对本药任何组分以及大肠埃希菌表达的其他生物制剂有过敏史的患者应禁用。随着临床用药经验的积累，大剂量IL－2治疗的副反应已逐渐减少。

IL－12又称为细胞毒性淋巴细胞成熟因子或自然杀伤细胞刺激因子，主要由单核细胞、树突状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和B淋巴细胞等活化的免疫细胞产生。其cDNA于1991年被克隆后命名为IL－12，IL－12分子由2个亚基构成，分别为：IL－12p40和IL－12p35亚基，其活性形式为IL－12p70，即IL－12p40和IL－12p35亚基形成的异二聚体。IL－12受体是胞外516个氨基酸和胞质91个氨基酸构成的Ⅰ型跨膜蛋白，主要分布于激活的T淋巴细胞以及NK细胞上，而在B细胞和静息状态的T细胞则没有IL－12R表达。IL－12与IL－12受体结合后，主要激活针对特定病原体的Th1型免疫反应、抗肿瘤免疫反应等，可以介导固有免疫反应和适应性免疫反应的关联。

IL－12活化的免疫过程主要由两种刺激产生：激发刺激和信号扩大刺激。激发刺激主要通过免疫系统的“危险信号”介导产生，大部分由Toll受体家族诱导产生，例如脂多糖与TLR4结合，刺激巨噬细胞产生IL－12；信号扩大刺激常常由细胞因子网络（例如IL－β等）或者与其他免疫细胞的直接接触（例如CD40L－CD40结合作用等）激发。

IL－12同样也可以被免疫负调节因素抑制其分泌和活性。肿瘤细胞分泌的负性调节因子IL－10、TGF－β等可以抑制IL－12的分泌量和免疫活性；肿瘤衍生的CD4 ⁺CD25 ⁺调节性T淋巴细胞通过CTLA－4介导的信号通路或者CD200－CD200R等作用机制抑制DC细胞等IL－12的产生。

IL－12主要抗癌机制是：①促进NK细胞和T细胞分泌IFN－γ，协同发挥作用；②促进CD4 ⁺Th0淋巴细胞向Thl转化，提高自然杀伤细胞、CD8 ⁺和CD4 ⁺T细胞的增殖活性和免疫杀伤活性；③促进巨噬细胞及中性粒细胞的抗肿瘤作用；④增强针对肿瘤细胞的抗体介导的细胞毒作用；⑤促进抗血管生成因子生成，抑制肿瘤血管形成；⑥直接作用于肿瘤细胞，诱导肿瘤细胞免疫原性的增加及肿瘤细胞的凋亡等。

由于IL－12显著的免疫调节作用和抗肿瘤作用，被广泛的用来治疗各种肿瘤，已应用于黑色素瘤、结直肠癌、肾癌、膀胱癌、卵巢癌等恶性肿瘤的临床试验阶段，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IL－12在临床前动物实验研究中，无论单独应用还是联合化疗等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疗效。初期的Ⅰ期临床试验证实IL－12治疗黑色素瘤、乳腺癌等的安全性，最大耐受剂量为500ng/（kg•d）。但是进一步的Ⅱ期临床试验大多数由于严重的副作用而中止。IL－12的主要毒性反应有：全身性感冒样症状（发热、寒战、疲乏、头痛等）、骨髓毒性和肝功能损伤等。这些毒性反应可能与IL－12刺激产生大量的IFN－γ、TNF－α、MP－10、MIG等密切相关。IL－12全身用药的不良反应，大大限制了其在临床上的广泛推广和应用。

但是，IL－12在皮肤T细胞淋巴瘤、霍奇金和非霍奇金淋巴瘤和AIDS相关的Kaposi肉瘤获得了较好的疗效。一项在前期治疗失败的早期皮肤T细胞淋巴瘤研究中，起始前两周给予皮下注射100ng/kg IL－12，之后每两周给予300ng/kg IL－12，获得了较好的临床反应（43%PR、30%轻度反应、22%稳定），52%最终进展，显示了较好的临床应用前景。IL－12治疗非霍奇金淋巴瘤中，每天静脉滴注250ng/kg IL－12，每3周连续5天或者每2周皮下注射500ng/kg IL－12（毒性反应重者，剂量减为300ng/kg），21%获得PR，34%病情稳定。同样IL－12在AIDS相关的Kaposi肉瘤的临床试验中也取得较好疗效，在IL－12每周2次100到750ng/kg的剂量爬坡试验中，500ng/kg为其最大耐受剂量，高剂量组临床反应率（PR+ CR）达71%，令人关注的是，部分患者的完全缓解发生在治疗后5年左右。由此可见，IL－12在恶性肿瘤的治疗中具有巨大的潜力，大量的实验研究和临床试验正在积极的探索中。

干扰素（interferon，IFN）由英国科学家Isaacs和Lindenmann于1957年利用鸡胚绒毛尿囊膜研究流感病毒干扰现象时首先发现。IFN是由病毒感染、化学药物、其他微生物等刺激产生的一种抗病毒、对抗外界刺激等作用的细胞因子，本质为一种分泌型糖蛋白。IFN作用于效应细胞，使之获得抗病毒的免疫力，可以抑制病毒的复制，并可以抑制突变细胞和癌细胞生长。利用其抗病毒、调节细胞生长的特征，临床上可用IFN治疗病毒感染和肿瘤。

IFN共分三种类型，Ⅰ型干扰素有IFN－α、β、ε、ω、κ；Ⅱ型干扰素有IFN－γ；Ⅲ型干扰素有IFN－λ。天然IFN及重组IFN在临床前期用于细胞模型、动物体内和人体肿瘤异种移植实验研究中均证实有抗增殖作用，体外试验还表明有明显的免疫调节活性。临床用于治疗肿瘤的主要是IFN－α、IFN－β和IFN－γ，多用于治疗恶性黑色素瘤、肾癌、肝癌、非霍奇金淋巴瘤等。

IFN－α主要由病毒感染的白细胞或淋巴母细胞系产生，具有抗增殖、免疫调节、分化诱导、抗血管增生等多种作用。IFN－α抑制肿瘤生长作用较强，作用机制尚未完全阐明，可能与作用于控制程序性死亡蛋白家族分子有关，也与其抗血管生成作用有关。其免疫调节作用主要表现为增强NK细胞的细胞毒作用，刺激其他细胞因子的释放，增加主要组织兼容性抗原在细胞表面的表达等机制。

IFN－α临床应用最广的两个重组DNA产品是IFN－α2a和IFN－α2b。1986年，IFN－α因治疗毛细胞白血病有效率达70%～75%，被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用于治疗毛细胞白血病；IFNα－2a主要被FDA批准用于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AIDS相关的Kaposi肉瘤；IFN－α2b被FDA批准治疗恶性黑色素瘤、AIDS相关的Kaposi肉瘤、慢性乙肝感染、慢性丙肝感染等。

随着研究的深入，IFN－α疗效受到肿瘤临床领域的广泛关注，其在肿瘤临床的应用领域逐渐增加。IFN－α主要应用于治疗以下肿瘤：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黑色素瘤、肾癌、毛细胞白血病、滤泡性淋巴瘤、多发性骨髓瘤等。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伊马替尼的使用之前，IFN－α是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治疗的首选，其作用机制主要有：诱导FAS和FAS配体的表达，下调致癌基因BCR－ABLl，激活多种转录因子调节细胞增殖和凋亡；诱导免疫识别，激活NK细胞的杀伤作用等。欧洲肿瘤协作组（European Cooperative Oncology Group，ECOG）1684试验证实黑色素瘤IFN－α治疗组的无进展生存期（PFS）和总生存期（OS）均较对照观察组显著延长。多项临床试验表明，IFN－α治疗肾癌的临床反应率在10%～20%，并且手术联合IFN－α治疗转移性肾癌的疗效明显优于单纯IFN－α治疗组，中位生存时间也显著延长。

此外，IFN－α在肝癌防治过程中也有明显效果，可以有效预防慢性肝炎相关肝癌的发生；预防肝癌切除和局部消融术后复发；与化疗及靶向治疗药物联合治疗不能切除的中晚期肝癌。另有研究表明IFN－α和化疗药物有协同治疗作用，可提高患者的有效率和生存期。Nagano等报道对局部晚期肝癌进行术后IFN－α和5－氟尿嘧啶联合门静脉输注治疗，显著延长了患者的无病生存期和总生存期。

IFN－β主要是由病毒感染的成纤维细胞或者上皮细胞产生，与IFN－α同属于Ⅰ型干扰素，具有抗病毒、抗增殖、促进MHC－Ⅰ和MHC－Ⅱ表达等作用。Motomura等报道IFN－β联合替莫唑胺治疗原发性脑胶质瘤患者疗效优于单独替莫唑胺治疗。Matsumoto等使用阳离子脂质体转导IFN－β治疗晚期黑色素瘤，部分患者取得临床获益，无严重副反应发生，为IFN－β基因治疗提供了新治疗策略。

IFN－γ主要由免疫活化或炎症刺激后的T细胞、NKT细胞、NK细胞等产生，树突状细胞（DC）、巨噬细胞甚至肿瘤组织亦可分泌少量IFN－γ。IFN－γ又称为免疫干扰素，主要参与免疫调节，是体内重要的免疫调节因子，具有双向免疫调节作用，此外还有抗病毒和抗肿瘤作用。在一项IFN－γ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的临床试验中发现，完全缓解率达23%，临床症状消失，且白细胞和血小板恢复正常，部分缓解率15%。此外，临床上应用IFN－γ治疗转移性肾癌、胃癌术后化疗后、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均取得一定效果。

IFN－γ具有强大的双向免疫调节作用，对多种恶性肿瘤有效。目前临床上主要用于黑色素瘤、毛细胞白血病、慢性粒细胞白血病、Kaposi肉瘤、肾细胞癌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

IFN－γ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发热，其他包括疲劳、不适、头痛、肌痛、关节痛、食欲缺乏、恶心等。常见的化验异常是颗粒白细胞减少和血小板减少等。对干扰素、大肠埃希菌来源制品过敏者；有心绞痛、心肌梗死史以及其他严重心血管病史者；有其他严重疾病而不能耐受本药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者；癫痫和其他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紊乱者均禁用IFN－γ。

肿瘤坏死因子（tumor necrosis factor，TNF）是一种多效性的细胞因子，其显著特征是能选择性地杀伤或抑制肿瘤细胞，包括TNF－α和TNF－β。TNF是目前发现的抗肿瘤作用最强的细胞因子。TNF在体内的抗癌机制比较复杂，如对肿瘤细胞有直接溶解和抗增殖作用；对毛细血管内皮可产生细胞毒作用，导致肿瘤组织出血、坏死；增强NK和巨噬细胞的细胞作用。TNF全身应用治疗肿瘤效果不佳，毒性反应严重，故以局部应用为主。

TNF－α：TNF－α又被称为恶病质素，主要来源于脂多糖、细菌DNA等抗原分子激活的单核巨噬细胞，其他如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NK、DC、血管内皮细胞和纤维细胞等也可产生。TNF－α发现早、抗肿瘤作用强，参与各种生理和病理过程的调节，是迄今为止研究最多的TNF家族成员。TNF－α对肿瘤的作用具有双向性，一方面可抑制某些肿瘤的生长，最主要的是抑制肿瘤血管生成；另一方面TNF－α对卵巢癌等则起到生长因子的作用，促进肿瘤的肺转移等。

目前TNF－α主要应用于胃癌、大肠癌、胆囊癌、B细胞淋巴瘤、肝癌伴腹水及晚期转移癌等的治疗。

TNF－α的毒副作用主要与剂量和给药途径有关，主要的副作用有流感样症状、发热、寒战、头痛、疲劳、低血压，严重时可有血管渗漏综合征、血小板减少症和神经系统毒性反应等。

集落刺激因子（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CSF）是一种低分子量糖蛋白，能够在体外选择性刺激造血干细胞增生、分化成某一谱系的细胞。根据其刺激不同细胞系或不同分化阶段的细胞在半固体培养基中形成的集落不同，分别命名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M－CSF）、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M－CSF）、多克隆集落刺激因子（IL－3）、红细胞生成素（EPO）和干细胞因子（SCF）。

CSF的主要功能是调节造血功能。CSF无论是对骨髓移植患者还是正常人均有调节血红细胞生成的作用。因此临床上应用CSF主要目的是纠正化疗、放疗引起的骨髓抑制、减少感染，恢复造血。有些CSF还具有免疫调节的作用，可刺激宿主细胞产生抗肿瘤免疫。目前FDA已批准应用于临床的CSF有G－CSF、GM－CSF等。

GM－CSF是一种重要的造血生长因子，主要作用是促进粒细胞系和单核细胞系的生长、增殖、分化和功能的增强。GM－CSF具有重要的免疫调节作用，尤其是增强机体抗肿瘤免疫功能，增加巨噬细胞的杀瘤作用及诱导ADCC效应，故有人将其与化学药物联合应用。目前GM－CSF作为肿瘤疫苗免疫佐剂，被广泛研究与应用。在一项黑色素瘤的Ⅱ期临床研究中发现，术后联合应用GM－CSF，患者DFS及OS均有提高。另一项黑色素瘤的临床试验发现，应用GM－CSF后，患者五年生存率达到60%。

GM－CSF的临床应用：GM－CSF与化疗药物联合应用治疗急性髓性白血病，能明显增加化疗药物对白血病细胞的杀伤作用，并可促进中性粒细胞的恢复。GM－CSF临床主要应用于：

1）预防和治疗肿瘤放疗或化疗引起的白细胞减少症；

2）治疗骨髓造血功能障碍及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

3）预防白细胞减少可能潜在的感染并发症；

4）加快感染引起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的恢复。

GM－CSF最常见的不良反应为发热、寒战、恶心、呼吸困难；其次有皮疹、胸痛、骨痛和腹泻等。

对GM－CSF或该制剂中任何其他成分有过敏史的患者及自身免疫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的患者禁用。

G－CSF是一种促进造血细胞增殖的多肽因子，通过与靶细胞表面受体结合发挥其生物学效应。G－CSF可作用于中性细胞的前体细胞，促进其分化、增殖，并促进骨髓中成熟的中性粒细胞释放、增强中性粒细胞的功能，因而可降低化疗所致的骨髓抑制，对化疗所致的白细胞、中性粒细胞减少有明显的治疗和预防作用。同时G－CSF除了能提高中性粒细胞的水平外，还能增强外周血中性粒细胞的吞噬、杀伤及趋化功能。

G－CSF主要用于治疗血液系统疾病，如再生障碍性贫血、急性白血病、非霍奇金淋巴瘤、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等。

G－CSF不良反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肌肉骨骼系统：肌肉酸痛、骨痛、腰痛或胸痛；

2）消化系统：食欲缺乏，或肝脏谷丙转氨酶、谷草转氨酶升高；

3）其他：发热、头痛、乏力及皮疹，ALP、LDH升高；

4）极少数人出现休克、间质性肺炎、成人呼吸窘迫综合征、幼稚细胞增加。

对粒细胞刺激因子过敏者以及对大肠埃希菌表达的其他制剂过敏者，严重肝、肾、心、肺功能障碍者，骨髓中幼稚粒细胞未显著减少的骨髓性白血病患者或外周血中检出幼稚粒细胞的骨髓性白血病患者，禁用G－CSF。

胸腺肽最初发现于牛的胸腺，被认为是一种胸腺激素。后来发现，胸腺肽普遍存在于各种组织细胞中。胸腺肽可分为α、β和γ族，各族又可分为不同的亚型。目前用于临床的主要是α族胸腺肽。α族胸腺肽具有免疫增强作用，可促进T细胞、NK、LAK、外周血单核细胞的增殖及杀伤活性，促进IL－1β、IL－2和TNF－α等细胞因子的分泌。另外，其还与细胞的有丝分裂和细胞分化有关。

目前用于临床治疗的胸腺肽主要是胸腺肽α ₁（Tα ₁），其主要用于恶性肿瘤、免疫缺陷病、自身免疫病以及慢性感染如病毒性肝炎的治疗。常见的使用方法有单独使用、与细胞因子（如IL－2、IFN－α）和化疗药物（如5－FU）联合应用。Tα ₁静脉内大剂量注射治疗转移性黑色素瘤，平均反应间期为7.5个月，肿瘤内出现TIL及组织坏死、硬化、肿瘤内血管微血栓形成等。同时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应用Tα ₁联合IFN亦具有一定的疗效。

近年来发现，胸腺肽在某些肿瘤细胞（如乳腺癌、前列腺癌和胃癌）中高表达，并且与这些肿瘤的恶性程度、分级及预后密切相关。有人提出将胸腺肽作为一种新的标志物，通过对组织中胸腺肽的检测，对肿瘤的早期诊断及预后将会有很大帮助。

Tα ₁的主要副作用是发热，少数患者会出现荨麻疹、皮疹等过敏反应，大剂量静脉滴注时会出现头痛和严重胃肠道反应等。

无论在体外活化培养细胞还是体内治疗，细胞因子都具有重要的免疫调节作用。随着细胞因子免疫活化机制的阐明，已有越来越多的细胞因子处于临床前研究和临床试验研究中。

卡介苗（bacille calmette－guerin，BCG）是最早用于肿瘤治疗的免疫佐剂，它的抗肿瘤机制尚未完全阐明，普遍认为它诱发非特异免疫反应和炎症，从而增强淋巴细胞活性、中性粒细胞和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提高机体的抗肿瘤免疫反应。BCG早在1906年被研制，是强毒的牛型结核杆菌经过13年传种230代所得的减毒牛型结核杆菌悬液制成的活菌苗，是一种分支杆菌的减毒株，最早用于结核病的预防。1935年，Holmgrea首次报道用卡介苗治疗癌症。后发现其对白血病、结肠癌、肝癌、肺癌、黑色素瘤均有治疗作用，1976年Morales等首先报道将卡介苗用于治疗膀胱癌。2002年，Bassi总结了1496例患者的临床资料，证明卡介苗治疗膀胱原位癌的完全缓解率达到60%～79%。目前，卡介苗主要被推荐用于膀胱癌的临床治疗，是肿瘤免疫治疗中成功的典范。

大量临床试验表明，BCG瘤内注射对于膀胱原位癌和浅表性膀胱癌显示较好的临床疗效。一项大型随机临床试验结果显示，BCG瘤内注射较多柔比星瘤内注射完全反应率为70%比34%，5年的无进展生存期为37%比17%，因此BCG在1990年通过FDA批准用于治疗浅表膀胱癌。另有临床试验结果表明，BCG维持治疗未能提高浅表膀胱癌的临床获益率，并出现BCG抵抗和BCG耐受现象。以上研究表明，早期膀胱癌是BCG治疗有效的最佳适应证。

由于卡介苗是活菌疫苗，部分患者副反应较大，主要副反应有：高热（体温＞39.5℃持续超过12小时；体温＞38.5℃持续超过48小时）、血尿、肝炎、肺炎等，有的患者甚至出现全身系统并发症，如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循环系统衰竭、脓毒血症、播散性血管内凝血等。

中医药防治肿瘤的研究，最早是从抗癌中草药的筛选工作开始的。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已对3000余种中药和近300个复方进行抑瘤筛选，试验验证有效的中药有近200种，其中半数已进行了较为系统地临床验证，研发了长春新碱等近40个抗癌新品种。

用于肿瘤治疗的中草药按其治疗作用可分为两大类：①具有细胞毒作用类药物（攻邪型中草药）：对癌细胞有直接杀灭作用，经过大宗临床验证的抗癌中药有青黛（靛红玉）、喜树（喜树碱）、砒霜（三氧化二砷）、红豆杉、斑蝥（斑蝥素）、冬凌草（冬凌草甲素）等，并已研发成不同的制剂。到20世纪90年代，广泛应用于临床的抗肿瘤植物药多达近百种，最常用的有20余种，其中紫杉醇、喜树碱衍生物、长春碱和长春新碱等抗肿瘤作用的证实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抗癌药物的三大发现。②具有免疫增强作用，具有生物反应调节剂样作用药物（扶正型中草药）：通过调节机体的阴阳气血平衡，改善机体的生理病理状态，而达到抑制肿瘤的目的，如黄芪、白术、人参、田七、补骨脂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两位学者陈竺院士和张亭东教授，锲而不舍地坚持中西医理论结合，临床与实验研究结合，运用大量砒霜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取得公认的领先疗效，并在分子生物学水平上阐述“以毒攻毒”法对肿瘤细胞有诱导分化和促使细胞凋亡的作用。

艾迪注射液是根据医学中扶正祛邪的原理，采用抗癌中药斑蝥与具有显著免疫调节，又有协同抗瘤作用的黄芪、刺五加、人参等，经科学提取精制的新型双相广谱抗癌注射液。具有扶正固本、清热解毒、消瘀散结等功效。适用于原发性肝癌、肺癌、大肠癌、鼻咽癌、妇科恶性肿瘤等多种肿瘤的治疗，也可与手术、放疗、化疗配合使用，增强疗效，减少毒副作用。

艾迪注射液对中晚期恶性肿瘤，联合放化疗可以提高疗效。艾迪注射液主要通过抑制肿瘤血管形成，抑制肿瘤细胞DNA复制，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和逆转多药耐药等产生抗肿瘤作用。此外，艾迪注射液还可以增强NK细胞活性，刺激T淋巴细胞产生干扰素、肿瘤坏死因子等细胞因子，提高免疫功能、减轻化疗毒性，起到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鸦胆子油乳注射液是从中药鸦胆子中提取制备的油乳制剂，主要成分为油酸和亚油酸，起初用于治疗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引起的扁平疣等皮肤疾病，后发现其具有良好的抑制肿瘤生长作用，被用于肺癌、胃癌、肝癌等多种恶性肿瘤的辅助治疗。

鸦胆子油乳注射液抗肿瘤作用机制主要有：①通过抑制肿瘤细胞DNA合成，阻止肿瘤细胞由G ₀/G ₁期向S期进展，从而起到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作用；②直接破坏肿瘤细胞的生物膜结构，包括细胞膜、线粒体膜、核膜等，或者促使肿瘤细胞膜变薄，增加抗癌药物的通透性，提高抗癌药物在癌细胞内的浓度，从而增强对癌细胞的毒性作用；③诱导肿瘤细胞凋亡作用；④鸦胆子油乳可以激活人体免疫系统，促进辅助T细胞、杀伤T细胞和NK细胞的活性增加，提高机体抗肿瘤免疫力；⑤鸦胆子油乳对多药耐药有一定的逆转作用，不仅能与P－糖蛋白（P－gp）结合，竞争P－gP与化疗药物的结合位点，抑制化疗药物泵出，还能特异性抑制TOPOⅡ的活性，增强化疗药的细胞毒作用，从而在多种肿瘤中发挥逆转耐药作用。由于鸦胆子油乳较好的抗癌作用和免疫活化作用，临床上常将其与化疗联合应用，以起到协同增效作用。

康莱特注射液（Kanglaite，KLT）是我国自行研发的抗肿瘤中药制剂。它是从薏苡仁中提取天然有效抗癌活性物质——薏苡仁油，以先进制剂工艺研制而成的脂肪乳剂。KLT于1997年获得卫生部正式生产批文［（97）卫药准字Z－108号］。康莱特性味平甘，无毒，入肺脾经，有补中益气、消淤散结的作用。适用于非小细胞肺癌、胃癌、肝癌等；配合放化疗有一定的增效作用；对中晚期肿瘤患者具有一定的抗恶病质和止痛作用。

研究发现，康莱特可以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发挥显著的杀瘤作用，其诱导凋亡效应呈浓度和时间依赖性。康莱特还具有独特的免疫活化作用，特别是可以快速恢复化疗后患者的骨髓功能和细胞免疫功能，进而减轻放化疗的毒副作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康莱特不仅能激活巨噬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NK）的杀伤活性，而且能促进IL－2的分泌，激活T淋巴细胞，从而促进机体整体免疫功能提高。

榄香烯注射液是我国自行研发的，已通过临床前试验研究和临床试验于1994年作为国家二类抗肿瘤新药上市。榄香烯注射液是从姜科植物温郁金（莪术）中提取的以β－榄香烯（化学名：1－甲基－1－乙烯基－2，4－二异丙基环己烷）为主要成分，同时含有少量γ和δ榄香烯及其他萜类化合物。大量研究表明：榄香烯注射液具有高效、低毒、易通过血脑屏障等特点，目前被广泛用于治疗恶性胸腔积液、恶性腹腔积液、脑转移癌、肺癌、胃癌、肝癌、神经胶质瘤等。

榄香烯注射液抗肿瘤作用机制主要有：①抑制肿瘤细胞的DNA和RNA合成；②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和分化；③增强肿瘤细胞的免疫原性，改善和提高肿瘤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临床上，王金万等的研究结果表明：榄香烯乳对恶性胸腔积液的有效率为77.6%，对恶性腹腔积液的有效率为66.1%，主要的不良反应为发热、局部疼痛及胃肠道反应。此外，榄香烯注射液联合化疗在肺癌、胃癌、脑转移癌等的综合治疗中，也起到了联合增效作用。由上可见，榄香烯注射液是一种安全有效的非细胞毒抗肿瘤药物，能有效抑制多种肿瘤细胞的生长，可以作为常见肿瘤的辅助治疗。

此类临床常用中成药还有：华蟾素注射液、金龙胶囊、慈丹胶囊、参莲胶囊、回生口服液、小金丸等，均具有软坚散结、化瘀消肿等功效，在肿瘤临床综合治疗中发挥重要辅助治疗作用。

参麦注射液组方源于《千金要方》之生脉散，是生脉散衍变方，由人参与麦冬经超滤法和水醇法制成的纯中药制剂，其有效成分为人参皂苷、麦冬皂苷、麦冬黄酮及微量人参多糖和麦冬多糖等。具有益气养阴、生津止渴、敛阴固脱之功效。在肿瘤临床中，参麦注射液可以起到保护消化功能和骨髓功能作用，抑制放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白细胞和血小板的下降等，同时对放化疗后人体免疫功能也具有保护作用，尤其对于T细胞作用明显，可减低放化疗后T细胞总数的下降程度。此外，研究发现，参麦注射液还具有显著的预防化疗所致心肌损伤作用。因此，参麦注射液是肿瘤临床放化疗重要的的辅助用药。

槐耳颗粒是国家一类新药，槐耳菌质的提取物，功能扶正固本，活血消症。其主要抗癌活性成分为多糖蛋白（PS－T），PS－T具有显著的抗癌活性，能抑制肿瘤细胞生长，诱导肿瘤细胞凋亡；同时槐耳颗粒还具有良好的免疫增强作用，可促进巨噬细胞的吞噬功能和NK细胞的杀伤活性等。临床研究发现，槐耳颗粒与化疗联合，在治疗原发性肝癌、非小细胞肺癌、胃癌、乳腺癌等中具有协同抗癌作用，能够改善临床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提高免疫功能，有很好的临床应用前景。

十一味参芪片是益气扶正中成药，由人参（去芦）、黄芪、天麻、当归、熟地黄、泽泻、决明子、菟丝子、鹿角、枸杞子、细辛等十一味中药材组成。十一味参芪片具有养血补气，健脾益肾，填精生髓之功效，对化疗引起的白细胞下降，头晕消瘦，倦怠乏力，恶心呕吐等副反应具有缓解作用，能保护骨髓，促进造血功能，提高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和特异性免疫功能，尤其对T细胞和巨噬细胞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可用作多种恶性肿瘤的辅助治疗。

此类临床常用中成药还有：参附注射液、参芪注射液、生脉注射液、贞芪扶正胶囊、至灵胶囊、灵芝片、阿胶养血颗粒、复方阿胶浆、健脾益肾颗粒、固元颗粒等，均具有益气扶正的功效，对于骨髓功能和免疫功能具有保护和促进作用，是肿瘤治疗中的重要辅助用药。

肿瘤生物免疫治疗作为一种新兴的治疗手段，已逐步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其有效性初见端倪。随着越来越多的生物治疗产品被批准应用于临床，肿瘤生物免疫治疗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成为21世纪转化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肿瘤生物免疫治疗不仅可以提高化疗、放疗的敏感性，而且对减少术后复发及转移也有较好的作用，当前有不少学者提出细胞维持治疗的新理念。然而目前尚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如治疗评价体系及应用指标等尚无统一规范，需大量的临床试验研究提供循证医学依据。由此，多中心、随机、双盲的临床试验必将是肿瘤生物治疗过程的必经之路，只有经过大量的临床试验提供可靠的循证医学依据才能更好地推动肿瘤生物治疗的发展，更好地指导临床工作。

2009年3月和5月，我国卫生部先后发布了《医疗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和《首批允许开展的第三类医疗技术目录》，将自体免疫细胞（T细胞、NK细胞）治疗技术、细胞移植治疗技术、脐带血造血干细胞治疗技术、造血干细胞（脐带血干细胞除外）细胞治疗技术列为第三类医疗新技术，同时新的管理措施和规范也将陆续出台，这些都为我国生物治疗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同时随着大量临床试验的开展和循证医学依据的完善，肿瘤生物治疗必将迎来更好的发展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