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瘀血”一词肇始于《伤寒杂病论》，其内容在《五十二病方》与《内经》中早有论述。如《五十二病方》有胸痛、心痛等血瘀证及化瘀治疗的记载。武威汉简《治百病方》第五方即为“瘀方”，并记载了具有活血化瘀作用的中药，如当归、丹皮、大黄、牛膝、川芎、 虫等。《内经》云：“人身所有者，气与血耳”，“五脏之道，皆出于经隧，以行气血，血气不和，百病乃变化而生”。记载与瘀血类似的名称有留血、血衄、恶血、血脉凝泣等，其意指血流不畅。在治疗上提出了“谨守病机……疏其气血”，“结者散之”，“留者攻之”，“实者决之，菀陈则除之”，“气虚者宜掣引之”等治则治法，初步奠定了“瘀血”学说的理论基础。

东汉张仲景是“瘀血”学说的重要奠基人，他不仅在《伤寒杂病论》太阳和阳明病篇对蓄血证作了详细的阐述，更在《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篇中首先明确提出“瘀血”名称，并论述了瘀血的症状、脉象，且在多篇中论及瘀血的病因和治疗。先生通过对《伤寒杂病论》的反复研读后，认为：仲景不仅论述了瘀血的脉证，同时还根据“津血同源”、血中藏津的生理特性揭示了瘀血阻滞后一系列病理改变：血停后会导致津凝，形成瘀水互结之机；血水皆停，气机阻遏加重，又易郁而化热，成为瘀热互结；再进一步发展，热灼血津，导致血津内损，从而形成“干血”。因此仲景把瘀血分为“瘀血停滞”、“瘀水互结”、“瘀热互结”、“干血”四个病机层次进行辨治，各个病机层次所表现出的脉证、治法、方药皆有不同。体现了医圣对血瘀证发展趋势的清晰认识，不能仅用“活血化瘀”四字来概括瘀血的论治，而且这四个层次彼此关联，层层迭进，明确个中奥妙，就可以在辨证论治中兼顾可能出现的病理改变，佐以相应的药物进行防治，做到“治未病”，阻断疾病的进一步发展。

隋唐时期，瘀血学说在理论上无重大突破，但认识有所深入，各有发挥，并创立了不少活血化瘀方剂。《诸病源候论》对瘀血的证候及病机进行了描述，为临床诊断提供了依据，如《妇人杂病诸候》说：“风冷客于经络，搏于血得冷则壅滞，故令月水不来，宣利也。”《备急千金要方》记载有大黄汤、蒲黄汤、破血下瘕汤等治瘀之方，同时还提出了精神、堕坠跌仆等因素亦能致瘀。《外台秘要》对瘀血证候也论述颇多，同时还搜集了不少祛瘀方剂。

宋、金、元、明时期，瘀血学说有了新的发展，《太平圣惠方》、《圣济总录》、《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收集了不少活血化瘀方剂；《仁斋直指方》提出血瘀气必滞的因果关系，治疗必须兼理气分的原则；陈无择提出大怒伤肝而致瘀产生胁痛的病因病机；张从正善用汗、吐、下三法疏通气血；李杲强调“恶血必归于肝”，并创复元活血汤治疗坠损恶血蓄积于胁下之两胁疼痛；朱震亨及其门人创“六郁”说，尤重气血之郁，强调“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滑伯仁氏每用补剂加桃仁等破血疏络之品收效颇捷，对蓄血证初以桃仁、大黄行血破滞之剂折其锐气。明代《本草纲目》立有血瘀药专篇，所载活血化瘀药十分齐全。

清代叶天士提出“久病入络”、“久痛入络”新说，常以辛润通络、辛香通络、辛温通络、虫蚁通络法治疗络病，以达宣通脉络，瘀血自消的目的。叶氏治瘀大法，务求做到祛瘀不伤正，扶正不滞瘀，用活血化瘀，反对沉降急攻；用宣泄通络，强调固本培元。此外，先生还总结出叶天士的用药特色：

（1） 叶氏善用经方，如他用《金匮要略》旋覆花汤加减治疗肝为邪侵，疏泄失职，经脉气血郁滞，瘀阻不行引起的胸胁、胃脘痛、便血等症。认为本方为“调气散结、通阳活血”良方，凡属寒邪凝滞肝气不转而致的血瘀诸疾均可应用。

（2） 喜用虫甲，叶天士认为瘀血症大多为慢性久病，症候复杂，部位比较深，瘀久胶着，一般的发表攻里，扶正补虚均难有所见树。所谓“散之不解，邪非在表；攻之不驱，邪非着里；补正祛邪，正邪并树无益”。草木攻涤之力，不能逐除深痼之邪，须虫类灵度迅速才能深入髓络，松动痼结病根。正如叶氏所说：“虫蚁迅速飞走诸灵，俾飞者升，走者降”，“追拔沉混气血之邪”，“攻积除坚，入脏腑有间”，从而达到“血无凝着，气可宜通”的治疗目的。故叶氏方中多用鳖甲、牡蛎、乌贼骨、地龙、土鳖虫、全蝎、露蜂房、水蛭、蟑螂等虫甲类药物。

王清任从气血立论，将瘀血的成因分为虚实两个方面，一为人之元气虚衰，无力推动血行，致使血停留于血管内而为瘀。他说：“元气既虚，必不能达于血管，血管无气，必停留而瘀。”二是邪气与血所结而为瘀，包括寒邪、热邪和瘟毒之邪，如“血受寒则凝结成块，血受热则煎熬成块”，“受瘟疫至重，瘟毒在内烧烁其血，血受烧炼，其血必凝”，这也为治疗特殊瘀血证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创制的一系列活血化瘀方剂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唐宗海著《血证论》详细论述了各种血证的证治，探讨了瘀血与出血、祛瘀与生新的关系，并评价说：“王清任所言瘀血之症最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