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糖尿病存在发现晚，发现后并发症也难于控制等特点，因此，澳大利亚Zimmet教授曾提出，21世纪的糖尿病预防重点，是早期发现糖尿病。着眼于早期危险性评估和干预，对延缓甚至消除糖尿病的发生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面对人群中糖尿病漏诊的问题，研究者也在多方寻求经济、方便的筛查策略，以期早期发现糖尿病高危人群。近年来，芬兰、美国、英国等根据简单、易得的指标，相继建立了糖尿病风险评分系统，这为糖尿病风险的早期发现提供了帮助。芬兰的糖尿病风险评分系统（FIN DRISC评分方法）所采用的指标多为非损伤性，通过询问生活方式、简单体检就可以实施，因此也受到了广泛关注。但国外的评分系统在国人中的应用结果表明，敏感度、特异度及预测值均低于文献报道，提示国内糖尿病风险评估系统应基于国人的数据和人群特征。中国自创糖尿病风险评估问卷也有报道，大部分以人口学、家族史、腰围、BMI、血脂、血糖等组成，取得了一定的结果。糖化血红蛋白是红细胞中的血红蛋白与葡萄糖结合的产物，能反应一段时间内（120天）血糖的平均水平，有研究者也建议将此作为糖尿病风险评估的指标之一。

在可行的情况下，进行血糖筛查是早期发现糖尿病风险最有效的方法。美国ADA建议把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或服糖后2小时血糖介于正常血糖与糖尿病诊断标准之间的状态，称为糖尿病前期（pre-diabetes，也是糖调节受损），处于糖尿病前期的人群，是糖尿病高危人群。由于仅筛查空腹血糖可能漏诊餐后血糖异常者，ADA建议将空腹血糖水平降至5. 6mmol/L，凡血糖水平高于此值的个体，建议其进行餐后血糖的检查。此外，美国还建议了更加便于操作的血糖筛查标准：年龄大于45岁，BMI＞25kg/m ²的人群，即应当定期进行血糖的检测。此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高危人群，可以指导血糖筛查的实施。

血糖筛查是目前评价糖尿病危险性的最直接的方法，但由于糖耐量试验的可操作性差，再加上血糖值只能反映目前血糖水平等缺点，它对预防控制的意义尚存不足。而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代谢综合征有预测糖尿病发生的作用，属糖尿病早期表现。代谢综合征指标具有易获得、易控制的特点，无论在糖尿病危险性预报还是在并发症预防干预方面，均越来越得到重视。美国研究者综合多个权威研究项目的研究结果，认为高血糖、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等能有效预测糖耐量降低，对预防干预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芬兰研究者通过前瞻性研究，建立了以上述指标为主的糖尿病危险评分系统，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和预测敏感性，已被国家糖尿病预防计划所采用。我国代谢综合征患病率已经高达20%左右，而有代谢综合征的人群50%～56%会在将来发生糖尿病，也有50%以上的代谢综合征人群会存在负荷后血糖异常，因此，代谢综合征是一个较好的早期发现糖尿病风险的指标。

IGT是公认的糖尿病危险因素，国际和国内都有大量研究结果证实对其干预的有效性，可以预防或延缓糖尿病的发生。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潘孝仁教授，于1986年在我国大庆率先开展了针对IGT人群的生活方式干预试验的研究。经过6年的观察，IGT人群通过接受饮食和（或）运动锻炼干预，使2型糖尿病的危险降低了30%～50%。大庆研究首次证明，糖尿病可以通过生活方式的干预而得到有效的预防。

随大庆研究之后，美国和芬兰等国家也开展了相似的糖尿病高危人群研究。芬兰的糖尿病预防研究（Diabetes Prevention Study，DPS），于1993年至1998年纳入522例中年（55岁±7岁）、超重（平均BMI为31kg/m ²）的IGT个体，并按照研究中心、性别和OGTT2小时血糖水平进行分层。所有入选IGT个体均被随机分为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组（265例）和常规生活方式组（257例）两组。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的目标是，中等强度的运动锻炼每日30分钟，饮食中脂肪含量占每日摄入总热量的30%以下，饱和脂肪含量低于每日摄入热量的10%，每日至少摄入15g/1000kcal的纤维素，体重降低5%（建议体重每星期下降0. 5～1. 0kg）。在研究第一年中，生活方式干预组的IGT个体与营养师有7次历时30分钟的面对面培训，此后每年4次。所有个体均定期检查、记录体重和运动锻炼情况。4年后，体重下降情况分别为3. 5kg和0. 9kg，干预组的糖尿病风险下降58%。

在美国的糖尿病预防项目（Diabetes Prevention Program，DDP）研究中，入选人群同样是IGT人群，BMI≥24kg/m ²，年龄25岁以上。强化生活方式干预的目标与DPS研究大致相当，要求低热量低脂饮食、每周至少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如快走等）、体重降低7%、16次的有关饮食和运动锻炼的面对面培训。同样，糖尿病发病减少58%。

我国大庆、芬兰DPS、美国DDP的研究，均获得一致结论，通过强化生活方式干预而显著降低体重，是预防和延缓2型糖尿病发病行之有效的重要手段，体重下降1kg，大约可降低糖尿病发病率13%。

针对IGT人群，如果由于种种原因不能接受强化生活方式干预，或者已经接受强化生活方式干预但是效果不理想（如强化生活方式干预后3个月或半年后随访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2小时血糖水平无明显改善），就需要考虑生活方式以外的干预手段。这种情况下，药物干预就是最重要的选择。

在欧洲和加拿大进行的随机双盲对照（STOP-NIDDM）试验中，经过平均3. 4年的阿卡波糖（拜唐苹）药物干预IGT人群，表明可使IGT人群进展为2型糖尿病发病危险降低36%。DPP研究中采用二甲双胍作为干预药物，结果使糖尿病发病减少31%。大庆研究中的部分IGT人群在试验结束后接受了为期3年的生活方式、二甲双胍和拜唐苹干预。结果表明，拜唐苹可使IGT个体发生2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87. 8%，因此，药物干预也可以降低糖尿病的风险。

此外，有研究（XENDOS）着眼于用药物降低体重，也可以使糖尿病风险降低37%。还有临床随机对照试验，研究抗高血压药物的药物降压效果，结果发现有些药物，比如ACEI/ARB，也有一定预防糖尿病发生的作用，它作用最主要的机制，可能是降低胰岛素抵抗，改变脂肪细胞的代谢，增加脂肪储存，以及增加胰岛血液供应，保存胰岛功能。

总之，糖尿病可以通过生活方式干预，降低体重，服用降糖药等方式进行有效的干预。在所有的干预措施和手段中，生活方式干预是最经济且有效的一种方式。对糖尿病高危人群进行及时、有效的干预，不但可大幅度降低2型糖尿病发病风险，也可以降低并发症的发生，进而提高人群的健康水平。